《科学与宗教的领地》读后感10篇
《科学与宗教的领地》是一本由[澳] 彼得·哈里森著作，商务印书馆出版的平装图书，本书定价：69.00，页数：388，文章吧小编精心整理的一些读者的读后感，希望对大家能有帮助。
《科学与宗教的领地》读后感(一)：中文版序（作者很帅）
“科学”和“宗教”概念对我们来说是如此熟悉，通常被冠以“宗教”和“科学”之名的活动和成就对于西方文化来说是如此核心，以致我们自然会认为它们是西方文化的持久特征。但这种看法是错误的。
中世纪的“宗教”与“科学”——内在性情
13世纪的多明我会教士托马斯·阿奎那看来，“宗教”（religio）首先显然是一种德行（virtue）——顺便说一句，虽然它不是最重要的神学德行（theological virtues【即信、望、爱】）之一，但仍然是一种与正义有关的重要的道德德行（moral virtue）。
阿奎那确认了三种理智德行——直觉（intellectus）、科学（scientia）和智慧（sapientia）。简要说来，直觉涉及把握第一原理，科学涉及由第一原理导出真理，智慧则涉及把握包括第一因即神在内的最高原因。于是，在科学上取得进步并不是增加一些关于世界的系统知识，而是变得越来越擅于从一般前提中引出“科学”结论。如此理解的“科学”是一种通过逻辑证明的演练而逐渐获得的心灵习性（mental habit）。
古典哲学——自我教化和自我掌控
我们往往分不清什么应当使用、什么应当享受，我们爱的无序，以及难以辨别造物的真正含义，所有这一切都来自原罪。在最初的完满状态中，亚当能够直接直观到造物的用处机器灵性意义。然而堕落之后，明晰的造物已经变得不再透明，人的心灵变得黑暗了。……要想重新获得这种失去的掌控，只有用“由学问所培养、由智慧所完善的正直来净化”心灵最初的那些能力。……通过在认知上把秩序强加于造物，渐渐认识到它们的道德意义和寓意意义，其实可以重新建立人因堕落而失去的对它们的统治。这样一来，技艺和科学便提供了一种手段，使人可以部分恢复世界在人类堕落前的那种完美性。
托马斯·阿奎那主张“神圣教理”是一门科学，意指它是一种导向特殊心灵状态的实践，由此一个人可以习惯性地从原因导出结果。……“科学”之所以是婢女，与其说是因为它为一种命题神学提供了前提，不如说是因为它需要运用心灵练习来促进人格的转变，而后者是神学的目标。
宗教改革家——人生目的观被导向外在世界
个人不能凭借一种内在品质而称义，无论这种品质是获得的还是灌输的，而要凭借他与神的关系而称义。而这种关系完全由神的意志来决定。……他们怀疑人性能否得到完善。……人生的目标将被置于一种救赎的历史中，要想回到神那里，需要重新建立因为堕落而失去的对自然界的掌控。
16世纪的宗教改革家坚称宗教信仰应当是“外显的”。新教改革家言辞的一个显著特征是，他们贬低传统上所讲的内隐的信仰，即认为不必把关于更加深奥的基督教教理的外显知识强加于平信徒。……对加尔文而言，公开表面外显的信念旨在促进一种内在的品质——“真宗教”（true religion）。然而，加入定冠词的“真宗教”首先关注的是信念本身，于是宗教首先成了世间一个现存的东西，而不是一种内在的性情。
《奥格斯堡合约》（The Peace of Augsburg, 1555）规定了神圣罗马帝国的永久分裂，其前提是这样一种观念，即宗教分歧可以作客观表述，特定领地的居民可以根据他们的宗教来确认。“宗教”第一次被理解为一种政治和法律的构造。作为衡量，各种宗教“检验”被发展出来，以确定一个人是否真正赞成某种宗教。
17世纪的自然志和自然哲学负有一种使命，要为新的命题式宗教提供一些一般理由。在当时许多从事科学的人看来，研究自然必须诉诸设计原则，神创造了“自然之书”，这一主题甚至比中世纪的时候更为流行。“解读”自然固然不再是为了挖掘它更深层的神学和道德含义，但人们普遍详细，对其背后的原理加以系统研究将会指向一个智慧而强大的神的有目的的设计。换句话说，宇宙也许提供不了与三位一体的类比或者对基督教救赎叙事的重述，但人们认为宇宙提供了一些前提，从中可以推出关于神的一些基本真理。
现代科学概念的产生
在19世纪，就像现代早期构造“宗教”观念那样，我们现在所理解的“科学”渐渐被构造出来。它由一系列活动集合而成，不涉及从业者的个人品质。“科学”渐渐与一套被认为统一的做法（“科学方法”）和一个独特的群体（“科学家”）联系起来，并且清除了对其地位和操作而言曾经不可或缺的要素（神学和形而上学的东西）。……19世纪的实验家不再像以前那样为观察编制目录，以期能够自发显示出一种自然模式；相反，他们专门研究与某一假说相关的现象，并且设计出实验，以在相互竞争的理论中作出裁决。这些转变反映了一种新的科学观。为了揭示自然的秘密，自然科学并不一定要谦卑对积累数据。事实上，秩序是人类观察者强加的。科学从根本上成为一种人类活动，主要演员是科学家。在此之前，自然本身是活动的中心，主要演员是神，尽管他超越了自然现象。而现在，自然的奇迹成立科学的奇迹，被视为科学家严格使用科学方法所得到的产物。
《科学与宗教的领地》读后感(三)：《科学与宗教的领地》译后记 （作者：张卜天）
译后记
彼得•哈里森（Peter Harrison，1955－）曾任牛津大学神学与宗教学院安德烈亚斯•伊德里奥斯（Andreas Idreos）科学与宗教教授（2006－2011），牛津大学伊恩•拉姆齐中心（Ian Ramsey Centre）主任和高级研究员，目前是昆士兰大学高等人文研究院（Institute for Advanced Studies in the Humanities）院长。他是国际科学与宗教协会的创始人之一，也是奥地利人文科学院院士。他的研究集中于现代早期的哲学、科学与宗教思想史，著有《科学与宗教的领地》（The Territories of Science and Religion，2015）、《人的堕落与科学的基础》（The Fall of Man and the Foundations of Science，2007）、《圣经、新教和自然科学的兴起》（The Bible, Protestantism, and the Rise of Natural Science，1998）、《英格兰启蒙运动时期的宗教与诸宗教》（“Religion” and the religions in the English Enlightenment，1990），编有《与自然角力：从预兆到科学》（Wrestling with Nature: From Omens to Science，2011） 、《剑桥科学与宗教指南》（The Cambridge Companion to Science and Religion，2010）等。2011年2月，哈里森教授在爱丁堡大学发表了著名的吉福德讲演（the Gifford Lectures，这是科学与宗教领域最负盛名的讲演之一），《科学与宗教的领地》即为这次讲演的修订版。
我与哈里森教授偶然相识于2008年在北京大学举办的一次科学与宗教国际会议上，他的温文尔雅和纯粹的学者风范给我留下了深刻印象，但对其学术造诣当时并无深入了解。后来，随着我视野的拓宽和知识的增长，我才真正了解到他作为一位学者的卓越，其卓越在我心目中甚至可以用伟大来形容。说他伟大，不仅因为他如今已是科学与宗教领域国际最著名的学者之一（《剑桥科学与宗教指南》由他主编便是证明），更是因为他在该领域提出了许多深刻的新鲜观点，始终拒绝用简单化的思路去看待科学与宗教的关系。特别是关于圣经诠释对现代科学发展的影响，以及人的堕落叙事在实验科学发展过程中所起的作用，他提出的看法都极具原创性。目前这些看法不仅在我国学界还不为人所知，在国际学界也独树一帜，处于学术研究的最前沿。
《科学与宗教的领地》可以说是哈里森教授对自己数十年学术研究的一个总结，其底稿虽是面向公众的吉福德讲演，但内容却并不通俗，翻译起来难度很大。可以说，这是迄今为止我最为欣赏和珍视的学术著作。在翻译过程中我受益良多，每每因其中的精彩片段而激动不已。据我所知，哈里森教授第一次把宗教史家关于“宗教”概念演变的研究成果与科学史的研究成果有机地结合起来，“激活”了大量尘封的原本显得枯燥的科学史料和宗教史料，绘制出了西方科学发展与基督教关系的一幅令人信服的复杂图景，颠覆了我们对于科学与宗教的许多常见的简单化理解。在我看来，这已臻于思想史研究的最高境界。
该书出版后获得的极高赞誉也印证了我的感想，比如威斯康星大学麦迪逊分校的著名科学史家南博斯（Ronald L. Numbers）评论说：“彼得•哈里森的《科学与宗教的领地》是自近四分之一世纪以前约翰•布鲁克里程碑式的研究《科学与宗教》问世之后对科学与宗教的历史领域做出的最重要贡献。哈里森利用他丰富的历史、哲学和语言知识，为这个经常被误解的话题作了新颖的权威介绍。”普林斯顿大学著名哲学史教授加伯（Daniel Garber）评论说：“这是我所看过的关于科学与宗教之间所谓战斗的最复杂的论述。它所采取的策略是历史的：哈里森认为，我们现在理解的科学与宗教都是晚近的概念，而在过去，它们更多是互补的而不是敌对的。通过这种方式，作者希望瓦解那种认为这两者之间存在着永恒而根本的紧张关系的观点。它文献详实，论证精辟，为一个困难争论提供了值得欢迎的新视角。”
该书认为，“宗教”和“科学”这两个文化范畴对于理解现代性的本质及其遗产最为重要，但我们现在理解的“科学”与“宗教”都是相对晚近的观念，是在过去三百年里在西方出现的，是在漫长的历史过程中逐渐形成的。该书试图描述我们是如何通过“科学”和“宗教”这两个截然不同的范畴来逐渐理解世界的，物质事实的领域与道德和宗教价值的领域是如何逐渐分开的。“科学”（scientia）和“宗教”（religio）这两个概念起初都是指个体的内在品质（inner qualities）或者说“德性”（virtues），到了16世纪则渐渐成为首先通过教理（doctrines）和实践（practices）来理解的东西，成了命题式信念（propositional beliefs）系统，这种客观化过程是科学与宗教之间关系的前提。从19世纪以前“科学”活动与道德和宗教紧密联系在一起，到后来科学社会学家罗伯特•默顿（Robert K. Merton）认为赋予科学以特殊精神气质的并非从业者的道德品质，而是科学方法，我们可以更深刻地领会所谓科学与人文的分裂是如何发生的。该书的讨论超越了关于科学与宗教的传统叙事，无论是冲突（conflict）、独立（independence）、对话（dialogue）和融合（integration），都无法刻画“科学”与“宗教”的关系。这是因为，“科学”和“宗教”并非划分文化领土的自明方式或自然方式，它们既不是人类的普遍倾向，也不是人类社会的必然特征，而是因为独特的历史情况而形成的。无论是持冲突观点，还是持融合观点，都同样巩固了“科学”与“宗教”的现代边界。倘若把我们的现代范畴僵化地运用于过去，就必定会得出一幅扭曲的画面。由此，该书对那种极为常见的简单化的科学史叙事发起了猛烈批判，即认为科学起源于古希腊，古希腊哲学家第一次摆脱了祖先的神话，寻求自然现象的理性解释；随后，基督教的出现使科学遭遇了挫折，在中世纪显著衰落；但是随着17世纪的科学革命，科学胜利地出现了，此时它终于摆脱了宗教，沿着进步的道路走到现在。事实上，把“宗教”当成科学的对立面，把宗教当成科学所不是的东西，以此为自己划定新的领地，这种科学观乃是在19世纪下半叶才逐渐形成的。当实验自然哲学和现代早期的自然史刚刚兴起时，是一种具体化的宗教（表现为新的自然神学）为它们提供了支持和某种程度的统一性。然而，科学事业所共有的宗教和道德背景在19世纪下半叶解体了，“科学”围绕着一种共同的方法论原则及其从业者的共同身份得到了重建。科学与宗教之间永恒冲突的叙事被炮制出来，以巩固当时划定的界限，此时无神论承担了曾经由自然神学所扮演的统一角色。读罢此书，我们不仅会懂得，为什么没有基督教就不可能产生西方近现代科学，甚至会发觉，再论西方科学的发展时根本不可能脱离基督教来谈。
本书的翻译初稿是我2015年上半年在英国剑桥李约瑟研究所访问期间完成的，回国前我在所里作了一个报告介绍此书，获得良好反响。在翻译过程中，我与哈里森教授通了二百多封电子邮件讨论大大小小的问题，非常感谢他耐心地一一作答，并且在百忙之中为本书中译本撰写了序言。我把通信过程中他给出的一些重要解释作为脚注插入书中，以供读者参考。由于本书涉及范围甚广，对于不少细节我也拿捏不准，定有诸多错误和不当之处，匆促之间将译稿奉上，敬请读者不吝指正！
张卜天
中国科学院大学哲学系
2015年8月31日
《科学与宗教的领地》读后感(四)：短评
在学科学史方法的时候，我就有一个疑惑，我们都知道科学家这个词出现得很晚，但依旧用他来称呼泰勒斯之类的人，这种出于教学和宣传便捷的称呼以一种移时的视角误导了大多数人，让他们相信科学的发展是连续的，科学家自古就有之，而忽视了这个概念内部的多维度。 这也导致我一直很困惑，科学社会学研究表明科学的诞生与宗教密切相关，明明是一个母亲为什么会走向截然对立的局面。 这本书从概念史的视角解释了科学和宗教，自然哲学和自然哲学概念的演变，这些内涵极为丰富的领域今天都被归为科学与宗教对立的神话。然而回归历史本身，我们就会惊奇地发现，不仅波普尔所谓宗教阻挡科学发展的神话是不存在的，连古希腊到现代科学这条被大众认可的连续谱线也变得可疑起来。更为惊奇的是，和现代科学一样，现代宗教的历史也只有几百年，而科学与宗教对立的神话在不断巩固各自现代的领地，而使得历史上他们的演变被遮蔽起来。 这个思路之棒在于，他不仅给出了李约瑟难题全新的解释，正如今天科学史界对李约瑟的反思一样，他对西方科学的发展也做出了反思，同时正是由于科学的神性或者道德性的失去使得今天科学工具论盛行，给出了反思现代科学的历史视角，对现代社会的诞生提供了宗教和科学的新视角。
《科学与宗教的领地》读后感(五)：科学与宗教的关系？关键在于澄清概念
此文发表于澎湃新闻：http://www.thepaper.cn/newsDetail_forward_1589906
从2016年8月开始，由中国科学院大学张卜天教授主编的《科学史译丛》系列译著开始由商务印书馆陆续出版。张卜天教授从2004年开始就惊人地高产，每年译著数量保持在3-5本左右，笔者非常佩服。张教授的作品对于我们重新理解科学——特别是文明史上的科学——提供了弥足珍贵的历史材料。其实，正如《科学史译丛》所显示的那样，在国外科学史界类似反思早已开始。在这一反思过程中，最引人关注的话题莫过于科学与宗教的关系（参见推荐书目）。现在，鉴于 “科学和宗教在历史上密不可分” 、 “19世纪前科学和宗教没有分家” 等说法开始流行，本文将就此问题发表看法，以求教于方家。
1. 问题：科学与宗教纠缠不清？
经彼得·哈里森教授（及其前辈）等西方学者提出，现在在国内刚刚兴起的一套科学与宗教关系叙事中，二者之间的关系开始由传统叙事中的泾渭分明变成新叙事中的纠缠不清。传统叙事的一个激进版本是，科学兴起于古希腊，基督教在中世纪阻碍了科学发展，而17-18世纪的科学革命则冲破了宗教的束缚，为人类再次带来了光明；而一个更加亲近宗教的温和版本是，科学研究的对象是外部世界，宗教探索的是人的灵魂和道德，二者互不相干，井水不犯河水。
按照哈里森《科学与宗教的领地》一书中的说法，传统叙事和史实不符。他认为今人多遵从传统叙事，普遍认为科学是准确描述了外在世界的一个“命题系统（a system of propositions）”（比如“地球自转”、“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于1949年”等等），宗教则给出该信什么、该怎么做才能荣耀神的一系列准则（或者教条？）。而在哈里森所做的历史考察中，他认为西方历史上的“科学（拉丁文scientia）”和“宗教（religio）”并未如此泾渭分明。他在导论中给了一个例子。按照中世纪大哲托马斯·阿奎那（Thomas Aquinas）的说法，历史上的“科学”和“宗教”多指“个体的内在品质（inner qualities of the individual）”：“科学”更多地和“智识美德（intellectual virtue）”——广义上讲指个人从某个第一原则开始进行推理的能力——联系在一起，而“宗教”是和基督教有关的一种个人的“道德美德（moral virtue）”。
归纳这本书的内容，我认为“科学和宗教在历史上纠缠不清”这一命题可以从两方面加以理解。首先，二者的内容纠缠不清。比如，古希腊许多自然哲学家想要通过研究自然来发现神的法则；同时，即使是科学革命时期的许多大科学家（比如牛顿）也希望借由自己在科学上的贡献对神学指点一二。第二，科学家和神学家身份纠缠不清。许多大科学家（比如伽利略）本身就是虔诚的基督徒。
该书的核心论点是，今人对科学和宗教的理解由古人对“科学”和“宗教”的理解演化而来，成形于19世纪，其中起主导作用的是一系列偶然的社会文化事件。哈里森和一般的历史学家一样非常狡猾，当问及他们的历史考察有何目的时，他们会强调自己只是在做历史研究，不想对现实造成什么影响。不过，他的现实关怀——或许这才是他研究的最主要目的——在宣传演讲中很明确地表现了出来，那就是他对今人看待科学和宗教的方式不满，特别不满于科学缺乏宗教或者广义上的人文关怀。为克服这一缺陷，哈里森想要重新介绍一种（更好的）定位科学与宗教关系的方法，试图促成科学与宗教（以及人文）的重新融合。
哈里森的研究方法在历史学界非常流行。不过，在对其进行概念和方法论方面的批评之前（第2节），我认为就《科学与宗教的领地》一书的具体结论来讲，首先，哈里森夸大了今人和古人之间的断裂。这种夸大和他对科学和宗教的定义失当或者模糊有关。哈里森认为现在人们普遍把科学理解成一个和外在世界相符的“命题系统”，而这仅仅是科学的内容；现代科学还可以理解成一种方法，即“提出假说——经验验证”。这种方法必然要求科学家具有从最初假说（类似于阿奎那的第一原则）出发演绎推理出经验命题的能力（类似于阿奎那所讲的、所谓古人的“科学”，即“智识美德”）。另外根据哈里森自己的说法，在阿奎那那里古人的“宗教”也和起誓和献祭等仪式有关，这和他对现代宗教的定义（信仰和实践）难说没有重叠之处。其次，他把今人形成现代科学和宗教观念说成是一系列社会文化因素作用的结果，这是不全面的。值得肯定的是，社会文化因素在观念形成过程中起过作用，有时甚至是决定性作用。但是，现代科学有一个主要特征，那就是其推理所得结论可以交由观察和实验进行公开验证；而宗教学说尽管在推理部分其智识含量可以和科学不相上下，但归根到底它不能进行验证。于是，即便历史上“科学”和“宗教”的内容和从业人员都纠缠不清，即便大量社会文化因素在起作用，但这些都不影响我们给出一个科学和宗教逐渐分离的叙事，那就是区分现代科学和宗教的主要标准——结论是否能够公开验证——把二者在历史上逐渐区分开，直至科学和宗教呈现出它们的现代面貌。
2. 分析：概念问题和方法论问题
尽管哈里森在书中注意到了，不能简单地将我们现在的科学和宗教（science and religion）和过去的“科学和宗教（scientia and religio）”混为一谈，但在对大众宣讲自己的学术成果时，他并没有特别强调这一点（我们现在理解的科学就是过去的那个“科学”吗？），相反他讲的是古人对科学和宗教有不同的理解。正是由于这种几乎是有意的疏忽，造成了一些似是而非的说法广泛流行，比如，“历史上科学和宗教没有分家”。
最近100年来历史学界经常呼吁，称不能用今人使用的概念对历史进行任意裁剪，要根据当时历史人物自己采用的概念理解他们。于是在科学史界，“历史上科学和宗教没有分家”这种说法开始流行开来。不过，哈里森自己没有用现在使用的概念对历史进行裁剪吗？答案是显然的，他认为历史上的“科学”和“宗教”更多地指向“个体的内在品质”，这不是在用“内在品质”这一现代概念在理解过去吗？
大量似是而非的说法出现，根本原因在于历史学家把科学和宗教两个概念“实体化”了（也就是当成某个桌子凳子那样的东西了），他们认为有两个叫做科学和宗教的实体存在于客观世界，然后今人和古人可以对他们有不同的看法。但是，概念不是独立于人类经验存在于外部世界的实体，而是人类认识经验世界（其中包括外部世界）必须事先预设的工具。今人研究科学和宗教，必须预设一系列什么是科学，什么是宗教的标准；同理，古人研究“科学”和“宗教”，他事先也知道“科学”和“宗教”意味着什么。从古至今，从“科学”和“宗教”到科学和宗教，只有两个词语意义的演变，这一过程中没有两个叫科学和宗教的实体存在。把科学和宗教理解成实体，其哲学自觉还处于康德的前批判阶段和胡塞尔现象学的生活世界阶段。没有可以用来组织历史材料的精确概念，某些历史研究表现出相当的随意性，和日常生活中无休无止的闲聊有些类似。似是而非的说法多带有闲聊属性，“历史上科学和宗教并没有分家”；可实际上，今人谈论的科学与宗教和古人谈论的“科学”与“宗教”仅仅指向含义不同的概念而已。
在历史学界，考察概念在历史上的意义演变的研究被称为谱系学研究（genealogy）。可是这里有一个问题，如果古人理解的“科学”与“宗教”与我们现在的理解含义不同，那么谱系学考察会不会陷入相对主义，即著名科学史家托马斯·库恩（Thomas Kuhn）所言，“今人和古人生活在不同的世界”？。我认为对哈里森的研究结论进行修正就不会陷入相对主义，问题的关键仍然在于他夸大了古今之间的断裂，没有充分强调古今之间的延续。今人理解科学，普遍科学是某种方法或者一个命题系统，这和古代的理解既有断裂，又有延续；断裂部分指“科学”是某种“内在品质”的含义消失了（但这是无害的断裂，造成的只是无害的相对主义，因为今人仍然知道“内在品质”是什么），延续部分主要在科学方法。就在延续部分，今人对科学的理解展现出理性的优越性（如此就克服了相对主义）。前面哈里森教授讲历史上“科学”和“宗教”内容上没有分家，其中一个重要证据就是许多科学家（或者当时的自然哲学家）希望借科学研究发现神的旨意。可惜，这一切都徒劳无功。首先，对于现有科学内容无法解释的自然现象，某些人（某些神学家）希望把它们说成是神意所为；可是如果不说清楚神是如何制造这些现象的，神意所为的说法在科学上没有任何意义。另外，还有人（包括牛顿）认为自然界有着声光化电各种神奇的自然定律，如此井然有序，背后一定有神意控制。同样，这种说法也是毫无意义的，除非说清楚神如何控制自然定律。
3. 结论：应该谨慎地区分科学和人文
将科学与宗教的关系史完全解读成对立和斗争是不符合历史事实的，并且这一误读已经带来了恶果（比如美国出现了进化论和神创论之间的意识形态争论）；但是，哈里森等一干学者在丰富历史材料基础上进行的矫正却有些用力过猛，其研究中使用的概念并没有完全澄清。而除了研究历史之外，哈里森等人显然还有自己的人文关怀，他们想要借历史提供一种不同的可能性，希望弥合科学和宗教（以及人文）的裂痕，呼吁人们关注社会的人文培育问题。
在人文培育这一问题上，我完全站在哈里森一边。在认为科学能够解决一切问题的科学主义重压之下，我们不仅对宗教现象有着诸多误解，人文培育也并没有得到真正重视。不过在如何反击科学主义的问题上，我却持保留意见。将科学和宗教（或者人文）再次混淆起来和稀泥不会是解决问题之道，那是19世纪浪漫主义解决问题的办法。现在把科学和人文再次融合无非两种做法，第一种是把人文重新带入科学，让科学家认识到科学研究对人类社会的价值。可这种做法往往是想给科学研究中注入某种意识形态；而正如韦伯所言，意识形态先行的“科学”研究已经严重损害了科学（特别是和人文学科关系更加紧密的社会科学）的客观性。第二种是想用科学的方法研究人文问题，使后者获得一定的客观性。可是这种做法仍然无法解决最切己的关于人的问题：我应该如何过有意义的生活，我应该选择哪种生活方式？即便统计学、心理学、社会学等科学告诉了你大多数人的生活方式，可是很有可能你仍然觉得那不是自己期望的生活。从这个角度看，人文研究需要在科学方法之外寻找另外的方法。综合上述两方面的原因，加强人文培育、唤起社会对于人文教养的重视，首先在科学与宗教乃至科学与人文之间做出谨慎区分似乎是很有必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