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6年》的读后感10篇

　　《1966年》是一本由王小妮著作，东方出版社出版的平装图书，本书定价：35.00元，页数：216，特精心从网络上整理的一些读者的读后感，希望对大家能有帮助。

　　《1966年》读后感(一)：锅炉里的普希金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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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王小帅的《我11》，讲述了一个懵懂少年眼中残酷的青春年代。王小帅生于1966年。

　　王小妮的《1966年》，讲述了一群那个年代人眼中的生活，共计11篇。王小妮生于1955年，那年她11岁。

　　几个奇妙的数字构建了大千世界，反复出现的1966年为中华大地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印记。那年，我们开始“革命”。那年，邢台大地震，我们却不知情。那年，取消高考，大小孩伢不再有书念。那年，风还在刮，雪还在飘，人们还在储存从地里新下来的土豆。但是，生活却被某些人为的因素彻底地改变。从王小妮的《1966年》里，我们在万物的亘古不变中读到了人们心性的变，头脑的变，行为的变和成长的变。可是，归根结底，所有的变都是为了传承不变。我们可以说那个年代的人活得很辛苦，也可以说他们仍然在竭力保持他们内心深处渴望得到的小小幸福。

　　尽管王小妮在大学里教授如何写小说，可是我想她更愿意担当的身份是诗人。诗意是弥漫在她整个生活里的氛围。她在本书的开篇便以《普希金在锅炉里》扣响了1966年的大门。一个热爱诗歌的青年人，不得不以锅炉工的身份走进一个知识分子家庭，为的是把普希金的诗集扔进炉堂里化为灰烬，那是他知道的最安全的墓地。不经意间，普希金的诗句却搅动了一位少女的心弦。生活仍然把持着诗歌的节奏与韵律前行，可青年人，乃至于身处这个时代的所有人都知道：“这个冬天不一样了，这个冬天，跟哪个冬天都不一样了”。

　　狄更斯在《双城记》的开篇写道：“这是最好的时代，这是最坏的时代，这是最智慧的时代，这是最愚蠢的时代……人们正在直奔天堂，人们正在直下地狱。”

　　王小妮笔下的1966年恰好是一个用几句话难以阐述清楚的年代，她从中截取了11个生活画面描述出来。在浩瀚的历史长河中，最容易留下足迹的是那些王侯贵胄和政客伟人。然而，令人欣喜的是，王小妮将笔触刻描在平民百姓身上，完全以平民视角窥看这世界。真正让历史永恒的是这千千万万的普通民众，而绝非昙花一现的历史名流。所以，《1966年》里的故事就变得更外生动、有趣和贴心。在其中，我们可以寻到姥姥姥爷、爸爸妈妈或者是姐姐哥哥的身影。他们身上被深深地刻上了“1966年”的烙印，终生磨灭不去。

　　《1966年》像一本世相的素描集，刻画了丰富的人物形象。书中所有出现的人物都没有名字。只有普罗众生的代名词：女孩、男孩、男教师、老太婆、卖盐的姑娘、卖胭脂的姑娘……世界本是由这些词语构成，所谓的名字就是梦枕貘在《阴阳师》里说的“咒”，命中注定的独特性。然而，王小妮反其道而行，娓娓道来的是一种普遍性，没有代表就是最好的代表。

　　王小妮的文字充满镜头感。她就像一位身经百炼的摄影师，瞬间按下快门，抓拍到的便是最真实的人生百态。她拿的是台黑白相机，唯一例外的色彩是红色。本书的封面设计是全黑的衬底中间有一块红，当中镶着白色的1966年的字样。那是一个流行黑白的年代，黑的夜，白的雪，而红的或许是血，也可能是心，还有《燕蛤蜊》中用女孩的红领巾给哥哥改成的红裤衩。一点点小巧的变化便剪碎了女孩和她哥哥的少年梦，那是青春的荒诞。诗人即偏爱荒诞又善于暗喻，一条红领巾从系在脖子上的高处变成一块遮羞布。一切都是可能被践踏的，神圣也会轻易被亵渎。不允许思考的年代恰恰是脑力激荡的沃土，智慧在民间，从来不是荒谬的妄言。

　　纵观全书的11个短篇，除了流畅的叙述，精致的构思，我仍然认为王小妮的好在于语言，尽显诗人本色。诗意的语言让故事变得宽阔。那个时代的恶与痛，爱与情都藏在语言里。尤其是一口地道的东北方言从主人公的嘴里说出来的时候，令每个人的心里都泛起了一股淡淡的乡愁。如果把年代看作是故乡的话，1966年，便是我们回不去的乡愁。1966年，便是我们永恒的乡愁，可叹时间终究无法倒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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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66年》读后感(二)：从细微处观历史巨变

　　提到1966年，恐怕在年轻一代的人中绝大多数不知道这个年份的特殊意义何在。然而一旦说到“文化大革命”，哪怕是最后一批90后，即便不是熟知其始末却也深知“文革十年”是恐怖的。

　　1966年，正是文革的开始。从那一年开始政治空气空前左倾，个人崇拜的制造达到了高潮，空气中时时弥漫着恐慌的气息，人们不知道危险什么时候会降临自家，不知道平静的生活什么时候会被一阵敲门声打破。

　　在读《1966年》之前，我刚读完一本惊悚小说《生存游戏》。两者相比较，我倒更愿意用“惊悚”二字来形容《1966年》，在整个阅读过程中，我一直处于紧张状态，心里充满了那种危险随时随地就会降临，而且一旦降临就避无可避做什么都是徒劳的无力感。

　　王小妮的文字云淡风轻，笔调舒缓。她不夸张不渲染，不写文革那些轰轰烈烈的大事，而是从细处着笔，写底层小人物的境况。这些人物甚至连名字也不为人知晓，只以“烧锅炉的青年”、“老太婆”、“工人”、“男教师”、“卖盐的姑娘”等代表其职业或是年龄的代号出现在文中。这些人有的只是虚惊一场，有的却终究难逃厄运。作者犹如一个称职的史官行走在历史的罅隙中一字一句记录下自己的所见所闻，不带任何感情色彩，却也不错过任何细微的画面。

　　而恰恰是这些不带感情色彩的淡漠文字，却写尽了那个冬日的人情冷暖、小人物的命运沉浮。这些散碎的片段一次又一次的敲击着读者的心，使读者不得不时时为那片段中小人物命运捏一把汗。想起那句对王小妮的评价——使用平凡而平静的词语，却把话说得极刁痕，极尖利，极多岔路！真是恰如其分的评价！

　　这本书装帧也很恰到好处，封面如浓墨浸染般的底色上一块暗红跃然其上，如同一片墨色的海洋上孤零零的漂浮着一叶扁舟，海面看似平静，而浓稠暗沉的墨绿却暗示着暴风雨即将来临。在那个即将到来的风雨飘摇的年代，已经倾斜的白色括号是否能护得住舟中之人的周全？十一个小故事配有十一幅插图，全是王小妮自己创作，稚嫩的铅笔线条勾勒出每个故事中一个普通场景，而每一幅画上均有一块似锅底灰喷涂过的墨迹，让人莫名的感到一阵压抑紧张。

　　王小妮在前言中说“1966年的模样，已经有很多人不了解，或者不准备了解，或者当它是一桩沉年旧事，感觉这一页早翻过去了”，诚然可能90后、00后并不大愿意花时间去了解几十年前的一段往事，可是在老一辈的心目中文革却是烙下了深深印痕的，那战战兢兢的十年哪里是说淡忘就能淡忘的呢，在耄耋之年垂垂老矣的时候，偶尔坐在躺椅上打盹儿的时候也还会叹息一声：那些年，难啊。

　　《1966年》读后感(三)：绝望年代里的众生百态

　　很多很多年后，当沧桑的老者谈及往事时，往往或激情飞扬地指点江山，仿佛当年历史的车轮正是循着他的判断一步步走到自己眼前；或以受害者自居，从欲语泪先流、欲说还休到痛陈家史；极少数者将往事赋于红尘烟雨，只将自己视为历史的旁观者，娓娓道来辽远悠长。旧时风物旧时人在他们的讲述中被切换为旧年旧岁旧时事，成为亲历，成为口述历史。而与之截然相反，作为写作者，作为一名传统意义上的叙事者，诗人王小妮却借助几乎寡淡的故事情节，用简笔画式的手法将1966年的图景及其中人物的内心世界以文字勾画了出来。说它简笔，是因书中人物面容皆模糊，不仅无名，只以哥哥、老二、水暖工、年轻人为代号，更几乎没有任何外貌描写。事实上，这种故意隐去了指代的称谓让这些晃动在1966年大背景下的小人物更具有了一般性的意义。

　　暂时未受波及的前资本家惶惶如惊弓之鸟，有军功的医生也因少年时曾读过日本学校而整日不安；普通工人仅因革命“荣升”为干部，曾经的厂长、书记却在一夕间被关入临时牢房，而他们孩子的境遇也随着父母身份的不同判若云泥。从5月16日文革开始，到8月5日炮打司令部，再到8月18日的接见红卫兵、大串联开始，一只覆雨翻云的大手轻易改写了小人物们的命运，而这些历史书上划时代的日期在诗人的日历中仅仅是新土豆进城了、天凉了、叶子黄了，昭示着其之于老百姓本应有的普通。

　　1966年如其后的9年一样，是压抑、恐怖、残忍同时又荒诞的。大难临头的夫妻成为各自飞的两只同林鸟；为工作奉献一生的干部却含冤而终；当教师夫妻都被带走后，家里仅存的活物只有一笼小鸡。而所幸的是，作者又以其诗人的敏锐为窒息黑暗的世界轻轻拨开一角，透入光明与永恒，使读者得以在绝望中捡拾希望的吉光片羽。在王小妮笔下，年轻的工人冒险给几乎陌生的姑娘带一个可能并无太多帮助的口信；自己亦已岌岌可危的医生却在逼问下保护他已经过世的老师；车老板领回在学校中风光的儿子们，为邻居做着自己唯一能为他们做的事---喂养小鸡；年幼的孩子如往昔般为父母晾晒着鞋垫，而即便是在1966年这个大混乱的伊始，这些鞋垫也依然保持着它们固定的位置。作者正是通过这些不变的情谊的刻画，甚至是细小的、点滴的刻画，为书写注入极具力量的永恒。

　　在《在烟囱上》一文中，尽管作者对母亲着墨不多，却将忍辱负重的单亲妈妈形象描绘得栩栩如生。为了保护儿子，她只得将他整日锁在家中；而当她得知儿子要去看“陪斗”时，更将他的晚间放风也取消了。我们无从得知这位始终戴着男士帽子，以掩盖自己被剃了光头的母亲是否是在担心儿子看到的是自己被批斗的场面，却能读懂母亲的苦心，她在最大程度上保护儿子安全、照顾他身体的同时，依然在努力教导他做一个善良的人。这位母亲冒着风险保护亡夫留下的杏树，亡夫留下的邮票和亡夫留下的儿子，乱世中，她对亲人的爱始终未曾改变，而直到文章的结尾，读者方才得知她那比小业主更为敏感的身份。而在那个当年的名字便昭示着不太平的年月里，在那个怀疑大多数人便是危险的的年月里，她的身份已是她的家庭不可承受之重。

　　《1966年》由11篇内容独立，却内核相连的中短篇小说组成，通过强大的表象描绘与深入的心理剖析，使读者在画境中直抵文心，身临其境地感知1966年的真实。而重描绘，轻情节的叙事，又决定了《1966年》这部小说的本质其实还是作者最擅长的诗。作者王小妮生在长春长在长春，熟悉长春的读者不难发现，其实它就是《1966年》的背景城市，那座北方小城。而在诗歌中嵌入的长春方言不仅丝毫不落俗，且读来又尤为亲切，因为这是一首写给普通人的诗，就如它所写的，是普通人的事。

　　《1966年》读后感(四)：1966年，不寻常的记忆

　　读王小妮的《1966年》，正值多变的春季。本应春暖花开，却因气候的时冷时热，空气的时清时浊，连着衣都有些无所适从了。

　　《1966年》的封面是一大片的黑底，一小块的红写着白色的字体，是书名与作者。非常简洁的装帧，是我喜欢的风格。王小妮的文字风格也是我喜欢的，朴素的文风，不缓不急，叙述着特殊年代里的众生生活。

　　王小妮的《1966年》截取了11个画面，再现了1966年的某些人的生活状态，有着一定的共性，也有着一些差异。瞧瞧这些不可想象的生活都是些什么：说话做事都以语录本上的话为准则，别的书是毒草是看不得摸不得的（《普希金在锅炉里》；组织的调查无时不在，即使是人没了还要查得细细的，要对每一个人的历史负责任，却不相信曾对组织做过贡献的任何革命人（《钻出白菜窖的人》；“革命”运动在城市也在乡村，电影院变成批斗场，小姑娘进趟城绞了辫子变成了小媳妇，早晨还要去开会的书记天还没黑就成了批斗对象（《两个姑娘进城看电影》；收废品的也知道天要变了，跑了。他的老太婆无论怎么邋遢，20年前用过的名字还是被人翻出来了，还要追查交代手上纹的梅花是什么特务组织的暗号。男教师从没见过做伪官吏的叔叔，但校长认为这事永远没有完结（《新土豆进城了》）；铝制品厂不再造铝锅铝壶，整夜赶工“敬制像章”了。厂长仅仅因为用红糖给工人补血提神倒了霉，被推到台子上斗了好几天（《喇叭和像章》）等等。多么荒唐的一切，每个人都不知道有什么事情在前面等着自己，这一刻是造反派，下一刻也许就是反动派了。没有人知道，那时的天为什么变成那样，书不能读，课不能上，话不能说，梦也不敢做。低头低头，再低头，低到没有了尊严，不成为人。活着，竟然变得那么艰难，那么无奈，那么可怕。

　　我是紧挨着1966年出生的人，对王小妮描写的1966年的生活，还能看到一些熟悉的生活场景，收回一些温暖的记忆。比如P112的男孩收集冰棍的小木棍搭房子和桥，玩渴了抱着水瓢喝水，我也做过。还有P152结巴的两个妹妹在墙角练倒立，四只光溜溜的小脚搭在灰墙上，脸涨得跟红萝卜一样。这个动作我也经常和同学们玩，我们是下课了在教室的墙角。这是我读王小妮的《1966年》的另一个收获。幸亏有这些，才让我觉得1966年生活的人，还有一点点乐趣。

　　《1966年》读后感(五)：一声叹息

　　拿到这本书时，我不满8岁的小表弟兴致勃勃要帮我拆书，然后让我给他念书里的文字，他一边听一边啃手指，我念了几段问他能听懂吗？他摇摇头，就是蛮好听的。然后他指着封面奶声奶气地问我，哥哥，1966年是多久之前？你多大了？

　　我哑然失笑，我告诉他那是48年前，你的老姑（我母亲）也才8岁，哪里能有我呀。他歪着头看我，那1966年发生过什么事情吗？

　　我一时间不知道从哪儿说起，1966年的模样，在许多人眼里已经模糊了，可是在许多人眼里却依然历历在目。我不了解，或者说不准备了解，它于我而言只是未曾经历的年代，于我的父辈而言，也是一桩陈年旧事，这一页已经早早地就已翻过去。但既然表弟问起，我带着他上网，搜了搜1966年。

　　在百科里真的有条目，第一句是这样写的：1966年是一个平年。在中国是丙午年，也就是马年。它的第一天从星期六开始。

　　我曾经问过父亲1966年是什么样？他说，1966年我才9岁，学校也不上课，你爷爷被派往外地参加革命，杳无音讯，后来他无辜牵连犯错被批斗，受了不少苦。我77年参加高考，可是政治审查没有过，第二年才有了资格。你爷爷80年才平反，本想着本反就可以过几天好日子，可是他第二年就病死了。

　　如果问起现在很多老一辈的人，他们说起那样的年代或许滔滔不绝，或许闭口不谈，对于我们年轻人，它已经成为了一个故事，甚至是传说。它的逐渐被掩盖，是社会给予它的特殊引导，而在那其中发生过的种种人事，几乎要一并被忘记了。

　　我在读王小妮老师的这本书时，不止一次停下阅读的步伐去思考，如果将1966年作为时代的分水岭，那么这样的时代造化了如何的后人，如果单单只是把这样的年份作为一个故事的开篇，那么发生在这其中的人事或许也就不足为奇。阅读这本书的心态我认为十分重要，好奇心不能满足阅读的本能，而是带有“举重若轻”的探寻，才能够对故事里的种种感同身受。

　　我在想，王小妮老师写这些故事的时候，并没有想过要用一个特殊的年代生搬硬套，而是将它们中间能够被讲述的事情娓娓道来，给予这些人物和故事无限的可能和空间。这样明显带有纪实性的作品，我不敢轻易下结论，那几乎不是我能够用语言所描述的厚重和压抑，也不是我能够真正体会的感受，只是我一次次从那些文字里，看到了在那样时代下，人们的无助、坚强、勇敢和无所畏惧。

　　我看过这样的一句话：以小见大，剖肉现骨，似乎是现在大部分写文革的作品选用的方式。我觉得说的没错，这样的一本书同样是以“小”见长，说它小，是因为书中讲述的11个故事，都是小人物的事情，他们甚至没有自己的名字，没有大的背景，他们的人生或许在现在这样的和平年代，都随处可见。但正是这样的小人物，以他们所经历的磨难和人物的命运历程，才能够如此让人揪心，不寒而栗。读完整本书，整个胸膛内充斥着一种说不清道不明的感觉，那不是愤怒，不是偏激，而是彻头彻尾的悲悯。

　　但以小见大，作者也写得格外真实，我想着或许是这本书与其他书不同的地方之一，小说从一个普通的故事开始入手，讲述了在1966年中国发生的那些翻天覆地的变化。从烧锅炉的孩子，到挖菜窖的医生，从乡下来的姑娘，到收废品的老师，从工厂的女工，到呆在家里的男生等等，他们都是在那个时代里最最渺小的存在，他们没有反抗的能力，他们没有推动历史的力量，他们只能随波逐流，任凭社会和命运一次次改变他们，摧毁他们。

　　我一直在思考为什么作者会用这样的11个故事来讲述这样的年代，他们的身上如何可以代表这样特殊的历史环境。但越往下读这样的问题就已经不用去解答。这11个故事必定能够代表了各种的意识形态，这样的小，但却可以衬托出无限的大，这样的微茫，恰恰可以反射出在那样的大浪中，人们的无力和挣扎。

　　而让我感同身受的另外一个重要的原因，是作者叙述角度的和风格的小，在这些故事里，并没有轻易可见的作者的观点和态度，作者把它们隐藏在了那些故事当中，这使得整本书跳脱了以往作品中那种随处可见的文学痕迹，使得整部作品的可信度大大提升，就仿佛是一部采访实录，或者是一部摄影机，只是跟随着那些主人公的脚步，如实地记录了那些人的日常生活，只是用他们的故事，提醒你，你看了他们的故事，你是怎样的态度。作者不说，你也肯定会懂。

　　这就是这本书的精妙之处了，微观世界中最难能可贵的，是不用自己的笔墨强加给故事一个大的方向，而是在平白直叙里引导读者走向他们以为设定好的结局。作者只是呈现了11位普通人在历史大浪中的种种生活状态，讲述了他们在那样动荡年代下的卑微的反应和人性的微弱光芒，但正是因为这种不刻意描写不归纳总结的写法，使得整部作品那样的生动和活灵活现，作者用11个故事，就将那样的时代跃然纸上，供后人评说。

　　这11个故事有关个体、群族、家庭、国家，他们构成了社会里的种种阶层，小人物也是这个社会和国家的组成部分，放眼望去，谁不是历史进程中的小人物。正是无数的小人物组成了我们的时代，正是无数的小人物才可以烘托出所谓的大人物，而真正大人物的一举一动，又关系着小人物的命运，这样息息相关的藕断丝连，作者写得入木三分，让人不禁唏嘘感叹。

　　这本书中的每一个故事，都足以让我们反复去读去看去感叹，尽管它只是一部文学作品，但是又太过真实，真实到想让人不禁钻进去更加深入地了解和探知，经历过那个时代的人们，能够想到自己曾经的日子，而未曾经历过的我们，能够从这样的文学作品里，想到曾经在那样的时代里，无数的家庭和像书中主人公一样的小人物，他们的挣扎、无助、不幸，还有无辜。

　　读完此书的第二天，我去探望已经卧病在床的外婆，我问了和父亲同样的问题。她闭着眼睛不说话，之后才楠楠地说，有人来抄家，家里什么都没有了，你太姥把最后一盒银元埋在地底下都能被翻出来，他们打人，放火，家都烧没了，和强盗没什么两样，你太姥爷就那么被活活气死了。

　　我追问道：后来呢？外婆重重叹了口气，摆摆手：都过去了，提那些事做什么。

　　不提了，不提了。

　　《1966年》读后感(六)：设计和内容都很喜欢

　　“1966年的模样，已经有很多人不了解，或者不准备了解，或者当它是一桩沉年旧事，感觉这一页早翻过去了。”王小妮在她的新作《1966年》前言里如是说。曾写作《上课记》（1、2）、《方圆四十里》的作家王小妮，因《上课记》的敏锐观察和深刻，《方圆四十里》的冷静与优美，使她的诗人气质与思想家精神为人们所知。这一次，作者作为一个时代的亲历者，以其极敏锐的感受力、细腻的语言、独特的结构，创作了一篇篇别具时代风格的故事。

　　本部短篇小说集由王小妮自己创作插画，风格与行文不谋而合，令人震撼。土家野夫、史航、刘瑜、雷颐联合推荐，与读者一同回顾大历史中的“罗生门”，据此握有穿越时光的力量。

　　——一个少女眼中的1966

　　裳裳五月 2014/01/01

　　【FOR:晶报】

　　任何关注1966这一年份的中国人，总会不可避免地绕到十年浩劫发起之时的历史和政治中去。当然，1966这一年里，全世界发生过许多大事。比如南美圭亚那共和国正式独立、非洲的博茨瓦纳共和国独立、美国无人驾驶飞船“观察者”号在月球成功登陆等。但在中国， 1966年本身所具备的沉重与混乱在六十年代前出生的中国人的记忆，已经留下了太深的烙印；已经渗进每一个经历过这个时代的人的毛细血管中，成为他们身体的一部分，使得1966年在大历史中，显得格外的特殊起来。

　　直到今天，关于这个特殊时期的争议还始终存在。有些人沉湎于对往事的回忆之中，有些人耿耿于怀在自己、家族的伤害未曾被弥补的痛楚里；还有些人则执着于追寻文革中的大事记、名人记，对伟人的看法也各执一词。当然，也有许多未曾触摸过这一切的年轻人，却可能只会在揣摩中否定、质疑，或者遗忘这一段过去。

　　也许，我们可以从一个女孩的1966年谈起。

　　1966那年冬天下了第一场雪，一位住在北方城市里的12岁女孩，和14岁的哥哥开始吃力地学习烧锅炉。在这之前，她生活在幸福安稳的家中，父亲的身份地位使他们一家过着比较优越的生活。但从这一年开始，她突然意识到生活急剧发生变化了。

　　可这份温暖的小心情，在某一日女孩碰触到年轻人那个厚厚的书包时，便轰然倒塌。她翻阅到其中一个硬皮本，里面端端正正地抄写了普希金的诗集，可落在这个小女孩的眼中，却无异于看到一本反动、色情的恐怖小说。

　　邻居家深夜传来的脚步声和哭喊声最终让她做出了正确的决定。父母迅速地将这个硬皮本连同其他的诗集一同塞进锅炉中烧毁。他们和年轻人，都倍感庆幸于一场危机被紧急处理，终于化险为夷。

　　只有小姑娘在后来，还不无遗憾地想着，那个年轻人，是个会写诗的王子，那些诗是为她而写的。而普丝巾什么的，也不知到底是谁了。

　　这是王小妮写于1998-1999年间的短篇小说结集《1966年》中的第一个故事——《锅炉里的普希金》的内容。

　　1966，这究竟是个怎样的年份？

　　以年份命名的书，思来想去看过的也不多。印象甚深的，除了这本《1966年》，便只有乔治·奥威尔的《1984》，以及黄仁宇的《万历十五年》。其中，一本是20世纪40年代末的外国政治寓言；另一本则是通过叙述特定年份里特定群体的宏大叙事的历史著作。

　　《1966年》的写作手法，却与它们大相庭径。书中对那个荒诞而沉重的年代所阐述的，并非深刻的政治寓言，也不涉及任何主掌时代命运与脉搏的大人物的遭遇，而是简简单单的11个片段式的短篇故事。

　　从烧锅炉的年轻人，到挖白菜窖的医生、两个从乡下来城里看电影的姑娘、收废品的老人、麻袋厂的女工、一直被反锁在家里的男孩……这11个普通人的小故事，自然不能落入历史学家的笔墨，即便是在当时看来，也似乎仅是不值一提的细枝末节，但实质上，它们却与整个中国的历史大背景息息相关。它们叙述的是普通人在面对时代的骤然变化时，从不知所措到机智应变；或苟且偷生、忍辱负重；还有人性所不曾泯灭的善良之光；以及即将面临惨痛悲剧却尚不自知时戛然而止的休止符。

　　以诗意的文字对生活进行记录，是诗人王小妮一贯的写作方式。她的文字，无论是诗歌，还是小说、散文、随笔，皆具有纤细入微的魔力，带着质朴的生活气息，源于生活，而又不流于生活的平庸。11个短篇故事，从颜色到触感，从声音道气味，从对白到内心独白，作者无一不用各种极细腻的方式进行描述。而这些，都只有经历过那一切，却又拥有一颗如少女般富有诗意之心的人，才能以如此敏锐的笔触勾勒出的故事。脉络分明而仅如片段般的故事内容，像一幅幅生动的剪影，让人在阅读时忍不住要屏住呼吸，担心会吹开那一页的纸张，也心会惊扰到书中的人物。

　　作者说：“我想把1966 年当作一个普通的年份来写，这涉及一种历史观。常常大事件临头，任何的个人和群体都被夹带裹挟，没人可能获得时空上的真正的洞穿力，即使一时的大获全胜者或某一瞬间里的自弃性命者，在本质上，这个人和那个人的区别大吗，时光渐渐推移，实在看着不大。”

　　1966年仅仅是个普通的年份吗？从某个角度来看，的确如此。即便那时发生过再多历史与政治的风云变幻，可归根到底，终究也仅仅是时光机器中某一个点。随着时光的推移，谁是谁非，谁胜谁败，渐渐不再重要。一如王小波在《似水流年》中说过：“似水流年是一个人所有的一切，只有这个东西，才真正归你所有。其余的一切，都是片刻的欢娱和不幸，转眼间就已跑到那似水流年里去了。”

　　那么，写这样一本书，又有什么意义呢？

　　也许王小妮只是希望为曾经发生过的、逐渐被淡忘的那一切写一点真实的文字；

　　没有掩饰的，没有虚伪的，以如一个少女般单纯的、真正旁观者的态度去叙述几个故事；

　　同时，也为那些默默消失在时光隧道中、没有留下一丝文字记载的普通人们，立一小块集体纪念碑。

　　为不曾真正体会过这一切的你我，讲几个平淡却深远的小故事。

　　喜欢这样的书，喜欢以这样的方式纪念1966，这个既特殊又平常的年份。

　　《1966年》读后感(八)：特殊年代的风雅记忆

　　特殊年代的风雅记忆

　　“1966年的模样，已经有很多人不了解，或者不准备了解，或者当它是一桩陈年旧事，感觉这一页早翻过去了。”1966年，距今并不遥远，但1966年代中发生的一切，正渐行渐远，对于我们或后来人，它或许会成为一个“故事”，乃至一个“笑话”。这是亲历过1966年代的人最不愿意看到的事情，正所谓，“前事不忘，后事之师。”

　　正如王小妮在“前言”中所言，“虽然，热衷大历史的，始终还把它当做一个特殊的年份，或褒或贬，我倒觉得它更像罗生门，未来会持续出现新的无限的讲述空间。”《1966年》（东方出版社）是一部自传体纪实文学作品，讲述了11个故事，真实地记录了“作者”及其主人公所经历的磨难，人物的命运历程让人不寒而栗。品读王小妮的《1966年》，使人能身临其境地感受到“满目都是赤祼的血腥，满耳都是恶毒的斥骂，满心都是屈辱和悲愤”。

　　《1966年》与其他同题材作品的最大的不同之处，就在于它的“真实”，真实到冷酷，乃至残酷。小说从一个普通知识分子的家庭开始讲述，真实地记述了中国1966年代的那一场疯狂的运动。有这么一家人，四个孩子的幸福生活被突然的打乱了，就连住在日本鬼子建的房子里也是错误的，爸爸妈妈随时可能“不在”。“从1966年秋天开始，他一直在暗中等待一阵山崩地裂的敲门，然后是一群人猛扑进来，喊他的名字。他的腿会立刻软一下，然后……”这个提前等待着的预演，像一段折子戏，紧张而短促，从大杨树开始满街落黄叶到白霜下地，已经在父亲的脑海里彩排了无数次，他都感到不耐烦了。

　　王小妮用她从容的文字、含蓄的方式，娓娓的讲述着发生在1966年代的故事。那个特殊的年代，既是热血和激情燃烧的岁月，也是狂欢和懵懂的炼狱。一切秩序都被颠倒，一切不可能都变成了可能。懦弱、谦逊不再是生存的法宝，善良、仁爱成了悲剧的理由，谁也不知道第二天自己的生活会变成什么样，煎熬和无奈的等待让人心力交瘁。各种感受掺杂搅扭在一起，有人快乐，有人惊恐。今天还在快乐，很可能第二天就变成了最惊恐的一个。“……一些人冲进来，他们翻走了一些日用品，甚至搬走了旧式梳妆台。”

　　“我想把1966年当作一个普通的年份来写，这涉及一种历史观。”普通人的感受，最不可以被忽略和轻视。王小妮用文学的语言将那年那人那事客观地叙述出来，真实的记录了历史。每个人都没有权力隐瞒历史，伪造历史，扭曲历史，这既是对明天负责，也是对历史和后代负责，更是对人类文明负责。“那一年我11岁，看见很多，听见很多。不知道父母去了什么地方，怕院外木栅栏上的大字报，准备把茉莉花瓣晒成茶叶，一听到喇叭声、口号声，就跑到街上去看敲鼓，看演讲，看游街，看批斗，好像生活本来就应该是这样的。”发生在1966年代的故事，虔诚的愚昧，庄严的荒诞，含泪的惨笑——人造的神像愚弄着芸芸众生，芸芸众生也嘲讽着人造的神像……

　　尽管“风流总被雨打风吹去”，往事如“朱颜”已改或渺无踪影，但当年的“雕栏玉砌应犹在”！风雅，是一个人不可篡改的精神肖像，更是一个人不可篡夺的精神资产。即使在那个特殊的年代，也从来不缺风雅的镜头，也不曾泯灭浸染在骨子里的风雅气氛，恐惧之中依然蕴藏着温情、兴奋和幸福。王小妮将这些碎了的“青瓷”重新拼接，正是还原历史底稿上这些“雅士”的本色。正如诺贝尔奖诗人德里克·沃尔科特在诗作《仲夏》中所写的那样：“我能够理解博尔赫斯对布宜诺斯艾利斯盲目的爱：一个人怎样去感受在它手中膨胀的城市的街道。”

　　王小妮，是一个爱讲故事的著名诗人，民族悲欢的见证者。她的诗歌优雅而锐利，她的语言简单而精确。她的小说沉着、从容而充满耐力，每一个词语都在她笔下散发出智慧的光泽和悠远的诗意，“又热烈又恬静，又深刻又朴素，又温柔又高傲，又微妙又率直”（文学评论家张柠语）。任读《1966年》中的每一个短篇，每一个故事，都足以让人泪眼婆娑。尽管它只是一部文学作品，但它太真实了，真实得使经历过那个年代的人，能回想起自己；真实得使没有经历过那个年代的人，能想象出无数个少年和家庭、乃至国家的无辜与不幸。

　　文/刘英团

　　《羊城晚报》3月B05版

　　http://www.ycwb.com/ePaper/ycwb/html/2014-03/16/content_392562.htm？div=-1

　　《1966年》读后感(九)：舍不得穿，尔后再也穿不进的时光——读王小妮《1966年》有感

　　作者：潘健

　　与或惨烈或悲情的“文革”叙事相较，是书平淡，却又有些窒息。作者用诗化的方言、含蓄的方式，还原绝望年代里的人生百态。一个讳莫如深、集体意识遭受捆绑的年代，人性的疯狂吞噬着真正意义上的个体，模糊不清的小人物活在十一个故事里：两个乡下姑娘为进城看场电影做了精心准备，到了城里却发现影院早已改做他用；一个孤独的男孩，父母被带走，哥哥去北京串联，只好整天在火车铁轨上闲逛，受冻挨饿，一个雪夜他突发奇想在家里的墙上画下了一个巨大的火车头，但却不知道正是在这个雪夜，他的爸爸去世了……

　　王小妮从容的笔力之下，几乎没有任何暴力的描写，却通篇笼罩着一种山雨欲来的恐惧。说实话，我总担心人物会在下一秒死去或被残酷折磨，但没有，但总会有。大多数时候，对于未曾经历的那段灰色历史，我总试着避免去触碰，只为闪躲着那份不曾了解的无谓苦难，害怕太大的愚昧及伤悲将我传染。

　　今天，我们得以用反思的眼光去看待那些已经平静的过往，总会觉得父辈的想法和行为多少是不解、盲目、狂热，甚至可笑。但如果客观地看待那个时代，我们应当理解他们。迫于时代环境，他们并没有太多选择。而对年轻一代来说，重要的是宽容而不是批评，因为，在我看来，他们经历过的是一段舍不得穿，尔后再也穿不进的时光。

　　《1966年》读后感(十)：人民缺席的历史

　　我们常说，历史是人民创造的，然而，在历史文献资料中，我们看到的却是明君奸雄、达官显赫、科学巨擎、作家文豪、战斗英雄等具有广泛社会影响力的少数人的生活，而占国家绝大多数的底层普遍人民的爱与恨、悲与喜、哀与愁、苦与痛、离与合、生与死的生活却缺席了。

　　——题记

　　这几天看王小妮的《1966年》，纵然是在五十年后的今天，也依然老是有一种恐惧的感觉，因为历史从未远去，历史总是在不同场合以不同的形式重演。尽管王小妮写的那样淡、那样轻、那样简，但还是将那个劳苦大众人人自危、惶惶恐恐、小心翼翼、担惊受怕、谁都有可能被揭发、被诬陷、被批斗、被整死的时代呈现在了你的面前，仿佛一切都历历在目，清晰如昨。

　　以往我们接触到的大部分作品或资料总是在描述那些作家、官员、演艺人员、高级知识分子等较有社会知名度或影响力的人在那个时代的悲情惨状，所以，常常会认为，占中国绝大多数人口的底层的工人阶级、世代种地为生的农民没有受到太大的影响、没有遭受到什么不义或惨无人道地对待。其实，在漫天的乌云下，谁又能逃得过灰暗压抑的人生呢？并且，恰恰是这些最底层最穷苦的无产者最不幸，因为那些作家、官员、演艺人员、高级知识分子等较有社会知名度或影响力的人绝大多数都在后来被平反了，历史给予了他们公道地评判与“补偿”（尽管迟到的正义到底算不算正义还有一些争议），他们自己或别人记录了他们的遭遇与不幸。

　　而这些占中国绝大多数人口的最底层的工人和农民却被遗忘了，因为地位与身份的卑微，因为文化层次的低下，他们既不会说自己的苦，也不会写自己的痛——他们默默承受了一切。不被关注,无人在意，好像在那个暗无天日、野兽横行、是非颠倒、黑白不分、正义沦亡的年代他们不存在一样，好像他们不曾经历过同样的生与死、苦与痛、是与非一样。

　　我们往往太关注太阳的阴和阳、月亮的圆和缺，而忽视了星星的明与灭。其实，记录底层最普遍的个体的哭和笑、病和痛、哀和愁、生和死，才能更真实更完善地反映历史。

　　2015年5月25日于湖北武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