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代经济变革得失读后感精选10篇

　　《历代经济变革得失》是一本由吴晓波著作，浙江大学出版社出版的平装图书，本书定价：42.00，页数：246，特精心从网络上整理的一些读者的读后感，希望对大家能有帮助。

　　《历代经济变革得失》读后感(一)：好叙述，坏理论

　　在看此书之前，听男朋友讲他看吴晓波演讲的心得，也就是所谓的四大利益集团。

　　我觉得看长期的历史，很忌讳提出一个简单结论，如“中国人就是怎样怎样”，“朝廷就是怎样怎样”。古今之别，可能比现代社会任何两个国家之间的差距都要大。在中国两千年历史中想总结出一套全都适用的东西，那怎么可能！

　　吴晓波的书，前前后后，讲得很清楚。尤其把古代的作法换成现代的语言，可供比较，蛮好。唯独四大集团的理论，是大败笔。

　　看他的说法，首先是古今不分。什么是无产阶级？不扯那些舶来的理论，仅看我国的历史，现在大家都很清楚了，所谓的无产阶级到底是不是无产。与其说这是自然形成的，不如说它就是出于某些政治目的，人为划分的。这样一个不清不楚立身不正的名号，放在我们社会主义社会都说不通，还想放到古代去？什么是古代的无产阶级？佃农算吗？佃农和自耕农之间流动性是很大的。奴隶算吗？奴隶也是有私产的，而且他们在很长的历史中算是社会权力以外的边缘人。

　　再说有产阶级，吴晓波的有产阶级，似乎专指商人。在那一套官与民争利的角斗中，与广大的地主们有何相干？在现代的数次国进民退中，我们这些工薪小民又位处何处？

　　这样看来，此书颇有一种民国时期知识分子与工商业者的精英情怀。也难怪作者在讲到此处时难掩可惜。

　　《历代经济变革得失》读后感(二)：对当下经济的顿悟

　　战国时期的秦国因商鞅变法而成为“虎狼之国”，商鞅采取的是愚民政策，在古代的国家，农业和军事乃是国力强盛的根本，他推行土地私有化和军爵制度，从而让民众“归心于农”，同时建立了一个平民社会，使人人可以通过立战功而获取功名富贵，致使在秦国出现当时的民众只有两种职业可言：农民和军人。

　　对工商业者征收大量的赋税，限制工商业的发展。——国家可以通过制定制度来控制人民的思想和从事的职业。比如国家可以调控粮食的价格，来调控粮食生产。

　　历代中央集权的国家都会把控制民生的产业由国家来控制，到现在体现为由国有企业主导。把控制民生的资源居为国有，从而控制流通，如今天的土地国有。

　　中央集权的国家统一人民的思想的两个案例：秦始皇不让人民读书，焚书坑儒；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只让人民读一种书，他采取的方法是利诱。结果始皇失败了，武帝成功了。

　　“所有推行计划经济的人，无不以“均贫富”和实现社会公正为口号，而实际上都是为了加强中央集权以及扩充财政收入。

　　唐朝的科举制是对世族模式的一次彻底“反动”。所谓“富不过三代”，确实是唐宋之后的景象，乃对平民社会的一种另类描述。——我们的命运从出生开始很大程度上被国家机器所掌控。我们所走的学业的道路，以及即使有朝一日我们富可敌国，而未来的命运依然是掌控在国家的手中。我们从出生开始，就要遵从国家制定的社会法则，只有在法则之内行走，才有相对的自由。忽而感觉个体的渺小与微不足道。就像你出生后就被放在一个无形的塑料模型中，然后你慢慢长大去填充这个塑料模型，长大后就是这个塑料模型的样子，不能超出他的极限。

　　《历代经济变革得失》读后感(三)：转载-微信公众号-‘九号花匠’的读后感

　　转载-微信公众号-‘九号花匠’的读后感

　　《历代经济变革得失》是财经作家吴晓波的野心之作。“野心”，是因为他通过《大败局1、2》、“企业史三部曲”（《激荡三十年》、《跌荡一百年》、《浩荡两千年》的漫长写作后，有了俯瞰中国经济史的强烈欲望。这种纵览全局，自成一说的表达欲望，是历史的诱惑，也是历史研究者逃不掉的梦想。

　　在序言里，吴晓波提到《三国演义》里那句“天下大势，分久必合，合久必分”的政治论断让他极为震撼和疑惑，后来逐渐认识到“统一”是中国社会最重要的文化。无论统一能不能带来好处，分裂都是让人无法容忍的事情。但在“统一”的背后，又是三个让人望而生畏的怪物：集权、独裁、专制。中国统治者们是如何维护统一的？吴晓波提出了两个观察和分析的工具。首先是四大利益集团博弈法，他认为中国历史和当下所有的问题，都是中央政府、地方政府、有产阶层和无产阶层四大利益集团博弈的结果；其次是四大基本制度分析法，分别是郡县制度、尊儒制度、科举制度、国有专营制度，这四大制度分别从人事、意识形态和经济方面控制了整个帝国，形成了严密的专制制度。从这些观察和分析工具入手，吴晓波梳理了中国经济史，并得到两个结论。其一是最近三十年的经济成果并不是偶然或突变而成，而是两千年经济变革史的一次合理演进，并且中国仍有可能再次陷入历史闭环逻辑之中；二是中国经济制度的结构性缺陷，跟维持千年的中央集权制度密不可分。

　　全书共有十二讲，概述如下。

　　第一讲是管仲变法。这是公元前8世纪的事。管仲有一句名言：仓廪实而知礼节，衣食足而知荣辱。可见，管仲是信奉“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的。说白了，管仲看重的是实在的利益，而非当时各种流行的“仁义”学说，这与他的商人出身有关。在任内，管仲通过价格、税收等政策把当时的齐国搞成了“经济自贸区”，他是一个古典的、甚至是最早的重商主义者。管仲最厉害的一招是实行“盐铁专卖”，这一做法把税收隐于价格，几乎成为中国式中央集权制度的经济保障。与此同时，管仲提出“俭则伤事”的观点，在齐国内部鼓励消费，甚至是鼓励奢侈消费。他自己就是享乐主义者，但其初衷则是利用大规模的消费促进大规模的生产。为了刺激消费，管仲在齐国开设了中国最古老的妓院，他也成了这行的祖师爷；与此同时，他还在国内施行弹性税收政策；在灾年时，他主张国家应该进行宫室台榭的修建，以促进人民就业，这观点简直跟后来的罗斯福新政一个样。在处理国与国的关系上，管仲提出“以商止战”的观点：在内政上发展商品经济，让国民富裕而不至于造反；在外交上扩大对外贸易，并以军事的威慑力维持均衡。吴晓波认为，管仲治理下的齐国经济制度，是中国古典市场经济的雏形，管仲本人则是一个奉行国家干预主义的“凯恩斯主义”者。不过，非常不幸的是，齐国一世而衰，管仲和齐桓公死后，法家“暴力拓疆”的做法大行于天下，齐国很快就衰落了。那为什么管仲的做法后世也鲜有效仿者呢？盖因他的观点与儒家学派格格不入。儒家在经济上提倡的是“以农为本”、“轻徭薄赋”和“克己仁义”。儒家学说取得统治地位后，管仲便被“意识形态”给“谋杀”了。

　　第二讲是商鞅变法。管仲变法后三百年，商鞅来到秦国开始变法。与变法之初的齐国类似，秦国也是地处边陲的穷国。可见，越是弱小的国家，对变革的渴望越大。商鞅变法历时二十三年，经历了“农耕”、“军战”和“中央集权”三个阶段，最终把秦国塑造成了一个纪律严明、效率奇高的战争机器。商鞅重农抑商，巧妙利用“土地”这一古代中国最重要的资源，允许开荒和土地买卖。这一政策激发了人们耕种的积极性，只用三年时间，秦国就变成了一个大农场。然后商鞅又宣布了一个重大政策，开始推行军爵制度。这一制度规定，只有取得军功，才能列籍贵族。无论多么贫贱，只要在战场上奋勇杀敌，就可以获得功名富贵。这一制度和后来的科举制度一起，使得底层习武习文之人有了社会上升通道。在秦国，人们要么当兵，要么种地，这成为一种极端务实的功利主义。十年时间，商鞅在全国建成了战争机制，开始实施第三轮中央集权的变法：统一度量衡和实行郡县制。后者的影响贯穿整个古代中国，从制度层面打破了分封和世袭制度，成为中央和地方分享权力的基本制度，直到现在这一制度仍在继续发挥影响。公元前338年，秦孝公死后商鞅也被处死，然而他的变法政策留了下来。其实商鞅变法的政策并非独创，而是古已有之，但商鞅将其发扬光大，并进行了长期试验。从这个意义上说，商鞅是中国式中央集权制度的奠基者；在经济上，他施行的是“命令型计划经济”，使得国民经济完全服务于国家的扩张；然而，经济上商鞅又认为“强国”和“富民”是对立的，人民绝对不能富足，否则就没有前行的动力了。在思想上，他施行愚民政策，认为人民不应该有思考的能力。商鞅这一统治思想被很多统治者暗地继承下来：一是把“国强”放在“民富”之前；二是老百姓不应该太富足，更不能有思想。然而，在儒家思想一统天下之后，商鞅后来的名声很不好，后世发展出“儒表法里”的统治术，明处反对，暗地继承。直到鸦片战争后强国御敌成为时代主题的时候，商鞅才再一次被抬出站台。后代的政治人物里，最推崇商鞅的正是伟大领袖毛。

　　第六讲是王安石变法。宋朝立国300年，评价两极，有说它是历史上最柔弱的国家，也有人说它是文化甚至科技最繁荣的朝代。宋初最大的变革不是经济上的，而是军事上的“杯酒释兵权”，这一制度彻底解决了有唐一代无法根除的军阀割据现象。但与此同时，庞大军费要国家出了，“兵政之患”成为宋明清乃至民国的通病。在经济上，宋朝在资源性、必须性和暴力性行业实行了国家控制，对那些经营分散、不易管制和利润微薄的行业则完全放开，而且税负很低。正因如此，宋朝明间生产和贸易空前发达，但自由商人都活跃在产业的中下游，财富规模有限。宋政权在经济方面还有几个不同前朝的做法，一是允许官员经商；二是不抑制土地兼并，三是对垄断资源进行授权经营。授权方式分为“买扑”和“钞引”两种。“买扑”就是国家拿出资源进行竞标，多是暗标；“钞引”就是特许经营，比如盐业，商人用钱换取凭证后可到指定机构支取食盐，然后到指定区域销售（2014年了，跨区域售盐还会被抓）。这些制度本身可钻的空子太大，最后都发展成为权贵经济。但在政府获得垄断性利润的前提下，总算激活了一些民间市场。总而言之，宋代经济制度有了重大演进，完成了大一统集权制度下的工商制度建设。中国古代经济也从贵族经济、世族经济演进并定型成为官商经济，此后一千年再无进步。然而，这些措施造成了严重的贫富分化和土地兼并，宋开国百年后，中央财政就入不敷出了。在这种情况下，王安石出现了。他本是一个道德高尚、才华横溢的文人，同时也是一个自负的集权主义式官员。在神宗的支持下，他开始进行中国古代历史上最后一次整体配套性体制改革，推出均输、市易、青苗等法。这些法案一言以蔽之，就是让国家力量更加紧密的控制市场，政府成了一个大公司。事与愿违，新政不但损伤了此前的宽松经济环境，而且让官商经济变本加厉，自由工商业者遭遇灭顶之灾。这种极端的国营制度施行57年后，1127年，金攻宋，北宋灭亡。王安石变法的失败给后来的治国者留下极大的心理阴影，后世所有的激进式改革都被警惕，基于法家战略和儒家伦理的治国方略在经济改革领域已经无路可走。这次变法改变了中国历史。变法之前，中国是自信、开放甚是是具有攻击性的国家；变法之后则变成了一个谨小慎微、闭关锁国的国家，甚至国民性都因之而变。王安石之后的中国，真正严肃的经济问题只有一个：稳定。

　　第七讲是明清停滞。明清两朝，从1300年到1800年，中央集权更加严密（在军权上继承了宋制，政治权力上取消了相权），思想控制越发密实（《永乐大典》与《四库全书》类似于精神上的焚书坑儒，清一代的文字狱），科举制进一步神圣化。这时保持社会稳定的措施有两种：对外搞“铁桶阵”，北边修长城，南边禁海运，闭关锁国；对内搞“散沙术”，也就是形成了“男耕女织”的小农经济。宋代水稻的引进让统治者失去了对外进行土地和人口掠夺的“刚性需求”，明朝棉花的引进让家庭纺织业兴盛起来，阻遏了机械工业化。这两种农作物深刻影响了中国历史，使得“男耕女织”、自给自足的社会得以形成。而家庭纺织业的繁荣，又让人口和经济中心转向农村，在促进小城镇发展的同时，使得中国城市化进程陷入停滞，中国社会开始呈现出平铺化和碎片化态势。这一变化，不能不说是中央集权制度的必然引导，满足了专制统治者的渴望。男耕女织的经济结构、扁平散点化的市镇发展，遏制人口流动的户籍制度，构成了一个符合中央集权要求、保持低效率的“超稳定结构”。土地和粮食足以养活全体国民，人口众多足以满足市场供应，这让中国成了一个只需“自转”，无需跟随其它国家“公转”的国家。而技术的进步并不能减弱，恰恰会强化这一趋势。这样的一种社会运行状态，如果没有外来力量的打破，竟然就可能成为整个社会的终点（想想朝鲜吧）。鸦片战争发生后，很多清醒的学者都意识到这场战争是不可避免的。在工商领域，特许授权经营制度越发严密，晋商、徽商、广东十三行都是因此而兴盛起来。但究其本质，仍为官商经济，与市场竞争无关。这种情况下，钱挣得越多，就越没有安全感，官商勾结成为唯一的发展方向。但若从数字上看，500年的明清两代，GDP增长率竟然为零。即便是后来的“康乾盛世”，如果从全球的角度来看，则颇为尴尬，17世纪的西方是个智力大爆炸的时代，而中国，则受困于落后的政治体制和社会制度，科学技术毫无发展。就是这样一个苦心经营的“超稳定结构”，在19世纪被打破时，还是因为内忧和外患。“稳定压垮了一切”，内外交困之下，治国者又走到了必须变革的悬崖之畔。

　　第八讲是洋务运动。这场运动是中华民族从农耕文明向工业文明转型的第一步。当此之时，国力贫弱，大变在即。几乎与洋务运动同时，美国刚刚结束南北战争，德国刚刚完成统一，日本开始了民治维新。可以说，中国这一现代化进程开始的并不晚。然而，清朝后期，拱卫中央集权的四大制度已经固若金汤，任何新的变化都意味着危险。仅以修铁路一项为例，就能上升到意识形态之争，议论15年而不决。统治者在意识形态上作茧自缚，洋务派则受困于官民之争。以轮船招商局为例，起初为“官督商办”，民间资本进入，一批著名买办致力于相关经营。然而，十年后企业进入正规，实际经营者认为政府应该退出，然而官方害怕失去控制权，逼退这些买办（经理人）。此为第一次“国进民退”。这次事件之后，洋务派官僚与新兴企业家阶层决裂，此后洋务官僚的筹资更加困难，民间资本大失所望。与其相反，日本的明治维新却走了一条相反的道路，他们确立君主立宪之后，大力发展现代工业，此后相继把许多国营工厂转卖给私营企业家，私营化运动催生了三菱、三井、关西铁路等财阀型私人企业。在得到甲午战争的3.4亿两白银的赔款和战利品后，日本又将其用到了国内的基础设施建设上，同时进行币值和金融改革，实行金本位，由此走上了与中国完全不同的道路。1894年甲午战争后，中国全体国民大受刺激，促使洋务运动又起了一个小高潮，一批高级知识分子下海经商，比如著名的张謇。1905年，执行1300年的科举制度被废除。商人和知识分子被甩出体制，他们的结盟必然会对既有权力结构形成挑战。于是，洋务运动进入第三个阶段，变革主题由经济领域向政治领域推动。1906年，清廷宣布“预备立宪”，但在执行上却拖拖拉拉。几乎所有的社会阶层都对清廷失去信任，1911年，清廷宣布铁路国有化，这一“国进民退”（历史第二次）的决定更加激化了社会矛盾，直接导致了辛亥革命的发生。吴晓波认为，洋务运动具有先天缺陷，其一是缺乏制度上的顶层设计，变革的随机性太大；其二是从未涉及财政、货币和土地政策；其三，洋务运动并非一个普惠性的经济振兴运动；其四，现代化有余，现代性不足。说白了，就是政治体制改革严重滞后于经济体制改革。

　　第九讲是两个民国。民国一共38年，1911年到1927年为北洋民国，1927年到1949年为国民党民国。民国初建时，四大制度已处于全面崩坏的状态之中，军阀林立，“四书五经”已成腐朽之物，社会精英全在体制之外，这一时期，成为继春秋战国、魏晋南北朝之后的第三次思想大解放时期。在北洋政府时期，民间企业家控制了几乎所有的重要行业，特别是银行的民营化和生产资料的民营化，形成了中国第二次工业化浪潮，奠定了中国民族经济的基础。在这一背景下，还出现了地方自治的花絮。比如军阀自治，有张作霖、阎锡山、李宗仁等；甚至还有商人自治以及模范城市和实验公社的建设，比如张謇在老家南通的建设。然而，这些缺乏民意基础和政治理论支持的自治，很快就夭折了。内乱频繁，暴力蜂起，让这些自治努力显得极为幼稚。1927年，得益于国民对大一统的渴望，蒋介石北伐的军事冒险成功。蒋的金主，正是在第一个民国发展起来的民族资本家，此时他们正面临工人运动的风起云涌。蒋介石成为一个被欢呼回来的独裁者，回来摆平闹事的工人阶级及其代言人。发生在上海的“四一二事件”，正是这些民族资产阶级对无产阶级的“背叛”，同时，他们也背叛了自身，他们放弃了一切政治权利，从而在不远的将来又成为国家权力打击的对象。国民党一直以来的主张就是优先发展国营企业。南京国民政府成立之后，国民党逐步但彻底瓦解了企业家的组织体系，同时用国债政策将其绑架，进而控制生产资料市场，同时利用经济危机扩大国营事业，最终以银行国有化为标志完成了经济上的中央集权。至此，民间资本全军覆没。1937年到1945年，国民经济因为抗日战争而全面崩溃。1945年之后，在接收日伪产业约为四万亿元的产业时，国民党不顾反对立主“国营”，这是第四次国进民退，让民间资本大失所望。货币改革则更为糟糕，通货膨胀让城市居民对国民党政权失去了信任。土地改革方面，国民党没有丝毫动作，这又让他们失去了农民的支持。国民党的溃败，难道不是经济之败？

　　第十一讲是改革开放（上）。改革开放之初又是一个万废待兴的局面：坚硬的意识形态，效率极低的旧体制，以及资金和人才的匮乏。更重要的，要改革，却无先例可循。当其之时，命令型计划经济模式和市场社会主义模式在苏联和东欧各国都陷入了困境。怎么办？“摸着石头过河”，这等于公开宣布本次改革没有路线图和时间表，只有一个模糊的方向。但是改革有一个前提，那就是必须维持现有威权和大一统的政治治理模式。三十年的改革开放，形成了几个基本特征：功利务实、被动渐进、非均衡、不彻底。1978年后的15年，农村成为诸多经济改革的发源地，包产到户和乡镇企业崛起带来的力量让所有人都大吃一惊，这些改革可以称作增量改革。与前朝多次改革的路线相似，此时的中央政府开始进行放权让利，比如1981年实行的财政包干体制，中央和地方开始“分灶吃饭”；此外，特区和沿海城市的开放也让“一部分地区先富起来”。经济权力次第下放，非均衡发展成为一种基本的改革思路，自由贸易精神再一次回归，但“稳定始终压倒一切”。在中央充分授权的基础上，很多地方政府也开始大胆主导，“苏南模式”里基层党政领导亲自上阵办企业，“温州模式”里地方政府冒险支持企业创新，地方政府成为增量改革的主导者。1984年前后，随着权力下放和经济复苏，新的治理难题层出不穷，两种经济治理主张开始争锋。厉以宁力主走股份制道路，吴敬琏则认为应该整体思考、配套进行，是为“整体协调改革派”。然而，两套方案都没有得到彻底和全面的执行，今日回看，在失掉现实场景的基础上，二者都有存疑之处。最关键的部分是，经济改革必须以政治与社会改革为先导，但这一前提从未真正实现。1988年，经济出现严重膨胀，国家宣布实行“物价闯关”，废除价格双轨制，进入市场定价。由于对未来估计不足，此次改革迅速失败。宏观经济陷入低迷，政治空气也紧张起来。1989年风波顿起，直至1992年才又回转过来。80年代的改革阴郁落幕，但成就斐然。得益于传统制造业从发达国家向新兴国家的转移，中国积极对外开放，抓住了这一后发性增长的契机。然而，在中央放权让利的背景下，历史上的类似情景又一次再现。通俗地说，就是中央没有地方有钱，政府没有民间有钱，这一可能威胁到大一统统治的现象让执政者警惕，看来一场经济集权运动又不可避免了。

　　第十二讲是改革开放（下）。20世纪90年代，中国经济政策悄然变化，从此前的“放纵”民间、鼓励生产、复苏经济，变为加强执政集团的领导力和控制力，同时获得实利。中央向地方收权，政府和民间争利，集权主义再度归来。这一轮改革的操盘手朱镕基推出的第一大招就是“分税制”。简单地说，税源稳、税基广、易征收的税种为国税，地方获得部分企业所得税和增值税。作为交换，土地出让金也归地方所有，这为日后的“土地财政”埋下伏笔。分税制后，中央在经济权力和利益的分配中重获主动权，收多支少，积累了大量财富。然而，分税制的不完善也造成了一定后果：地方上交了大部分的钱，但要花的钱越来越多；中央收走大部分的钱，怎么花却从不跟地方商量（这或为以后所谓“地方财政危机”埋下伏笔）。1998年，在东南亚金融危机的背景下，中国开始积极进行城市化建设，对民营企业开放外贸进出口自主权，同时开放房地产市场。这些政策影响深远，放开进出口让中国制造风行天下，放开房地产更是催生了几多富豪、几多房奴。1995年的国企“抓大放小”的改革影响则更为深远，这本是一场“国退民进”的战略调整，但却始终没有形成全国性、法制化的改革方案。1500万下岗工人、国有资产流失成了这一时期的热门话题。经过朱镕基的大调整，中国经济在产业结构上完成了从轻型化向重型化的转型，国有企业策略性的向上游领域“退缩”，成为当时投资热的最大获益者，到2003年，国有经济已然面貌一新。产业的中下游，民营集团控制的服装、食品、机械、电子制造业产品则行销海外。从各项政策的执行效果看，朱镕基确乎是一位倾力重塑中央权威的经济集权主义者。事情开了头，势头形成就很难控制。20世纪90年代以后，缺乏地方政府和民间势力制衡的中央集权日渐造成负面影响，对民间资本的压抑也愈加严重。尽管中央多次发布对非公经济的扶持文件，但几无执行。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爆发后，政府推出4万亿计划，则多为国有企业所得，这是第六次的“国进民退”。国有经济被认定为中央集权和政权稳定的保证，民营经济则承担提高生产效率和创造就业的职责，两者竞争关系始终无法得到合理调配，最终造成资源配置和财富分配的不合理，从而导致经济成长的畸形化。时间来到今天，经济形势并不乐观：城市化、外贸和房地产出现疲软，货币超发严重让通货膨胀压力巨大，实体经济持续低迷，地方政府债台高筑。然而，与此同时，社会层面的“公平危机”或许更为严重。尽管国家GDP总量已为强国，可富人间却爆发移民潮，穷人则会问一句“国家富强，与我何干？”当今中国的四大利益集团矛盾重重，社会目标多元、共识缺乏、公平难寻，正成为当下亟待化解的社会改革命题。

　　在本书的“结语”中，吴晓波撰写了“回到历史基本面”一文。他认为，尽管古往今来在政治层面上有过很多种意识形态，但在经济策略上却始终围绕财政、货币、土地、产业政策这几个关键词打转，这是一个漫长的以大一统为主题的大国游戏，背后涌动的是四大利益集团的利益分配和贫富均衡。

　　吴晓波认为，“统一文化”是一切自由化改革的边界，这是一个不容置疑的前提。在中国历史上，除了中央集权，从来没有另外一种政治制度能够保证国家统一。这种国家治理逻辑与西方的自由贸易和市场经济原理存在内在冲突，因为自由化的市场经济改革势必削弱中央的集权能力。这是一个痛苦的结论，但却很难找到其它选择。历史学家傅斯年认为中国经济存在一个规律：“中国只要有70年的稳定期，必定重获大繁荣。”在这样的史观下，我们身处当下的繁荣，乃是一个大概率的经济周期重演事件。但，除了兴盛规律之外，中国经济治理还有“先开放、后闭关”的规律：一开放就搞活，一搞活就失衡，一失衡就内乱，一内乱就闭关，一闭关就落后，一落后在开放，朝代更迭，轴心不变，循环往复，无休无止。这一周期性治理危机的根本原因，在于权益和财富分配的失衡。

　　在中央集权体制之下，所谓分权是指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的权益分配，政府与民间的权益分配；但若没有中央对地方的分权，政府对民间的分权便不可能发生。在今后的改革中，需要通过税制改革等在中央和地方之间重新切分“蛋糕”，才可能在未来做大蛋糕。至于均富，也分为两类，即政府与民间的均富，以及有产者与无产者的均富。但若没有政府对民间的均富，有产者与无产者之间的均富也不可能发生。在未来的改革中，政府实施大规模的减税政策、减轻企业高税负痛苦，同时加大对医疗、教育和社保的投入，才是实现均富的根本之道。

　　现阶段的经济改革有三个特殊的战场。其一就是国有经济体系未来如何发展。未来的国企改革主题不可能是如何消灭，而是如何管理及分享其利益所得，可能的方案是进行“政-党-企”分开，将企业决策、经营权还给董事会和管理层；第二是“全民企业全民共享”，将大部分国企资本注入社保基金池转化为全民福利；第三是改变央企税收在中央和地方的分配模式，同时将分与地方的资金定向投入到社会保障和公共设施的建设上去。土地改革的主题也不可能是“立即私有化”，而是可以分成几个层面的任务：一是在对企业减税的情况下实施房产税，让地方政府能够从土地中持续受益而不再依赖一次性拍卖金；二是将土地拍卖所得注入社会保障体系；三是以农用山林为突破口，逐步进行土地所有制改革试验。金融改革的未来则是逐渐对民资的开放，民营银行的归来将有标志性意义。

　　在长期的大一统制度之下，中国社会各阶层都有自己的毛病：地方缺乏自治意识、政府与民间缺乏契约意识、知识分子缺乏独立意识、企业家阶层缺乏阶层意识。然而，随着互联网新贵、NGO组织、企业家阶层和自由知识分子等新势力的出现，这四大意识有可能被改进。因为这些新势力的出现，对维持中央集权的四大基本制度构成了挑战。至于未来的中国经济将会走向何种道路，那探索无疑将是极其艰难的，很多问题并没有确定的答案。

　　读完本书，特别是将书中主要观点以“缩写”的方式整理之后，我感到疲倦，但也觉得很有收获。最起码，若是把报刊流行的经济观点放到整个经济史的背景下分析，或能看出那些是精彩的、那些是平实的、那些是荒诞的。尽管如此，以普通个体的影响力，大部分人只能获得宏观观察的快感，不但没有改变时局的能力，甚至也没有发出声音的可能，宏观规律对于生活在微观的个体而言意义并不大。然而，无意义并不代表“看个明白”就是在做无用功。活个明白，本身就是有意义的。

　　《历代经济变革得失》读后感(四)：改革是把双刃剑，房地产击碎年轻人的梦想

　　说实话一直对本书的期待很高，我是吴晓波的粉丝，他的所有书我都读过（包括那个很有争议的《吴敬琏传》），从大败局到“三荡”。但对于本书，还是有一点小失望的，本以为他会分析的非常深入，鞭辟入抽丝剥茧，但可能是由于历史上对于中国经济发展状况记载较少，再加之吴晓波是记者出生，更适合做一个记录者，而不是分析师、评论家。

　　读罢本书，最大的感触有两点：一是经济发展绝对离不开政治制度，两者是相互影响，经济为政治服务，政治是经济的指挥棒；二是集权与分权、公平与效率一直是不断更迭不断循环的过程，分久必合合久必分。

　　作者研究发现，往往在每个朝代初期都会休养生息，实际上就是分权，把国家垄断的盐铁酒之类的分给民间，放任自流，略见监管，这样就形成了强大的世族，他们有权有钱，社会的贫富差距加大；但若干年后必然会带来地方世族对中央政府的威胁，然后又削藩剥夺地方的权利，通过价格、财政、税收等手段将权利集中在中央，使得富人不富，穷人照穷，貌似实现了所谓的“公平”。

　　非常喜欢作者对于改革开放之后集权主义回归那段的描述，尤其是对98年房改的描述，短短数语，道出了80后90后国人的心酸。房地产帮助国家度过了危机，提振了经济，缓解了就业压力，但也为后来房价飙升、百姓为有个稳定住所而透支一生积蓄埋下了伏笔。十年来，M2超发10倍，而通货膨胀率却低瞎我们的眼睛，当然有统计局的功劳，但是大量的资金还是被吸收到房地产行业了，房价10年来也翻了十倍，与M2大体相同。高房价吞噬了父母辛苦积蓄的养老钱，也把年轻人的梦想击的粉碎，甚至会影响中国的结婚率和人口出生率。

　　前面啰嗦了很多，对本书还有一个看法，246页的书，售价是42元，觉得吴老师有点“腹黑”，不过当拿到书的时候，看到扉页上写着“本书所有版税捐赠与民营慈善基金”，顿时云淡风轻，心情舒畅。

　　《历代经济变革得失》读后感(五)：中国经济的大历史

　　非常感谢作者可以如此清晰的为我们讲述了中国历代经济变革得失，这就是一部中国经济大历史。

　　邓小平在改革开放初期讲的“稳定压倒一切”和“发展是硬道理”，没想到就是中国从汉朝以来的政府经济改革的一个内在逻辑，就是这一逻辑，注定中国的发展史必然走一条夹在这两句话间的窄道。故作者对中国改革之路得出的结论是：在看得见的未来，中国的经济和政治改革很可能是一次以自由市场化为去向，以为此“统一文化”为界，在民主法治与中央集权之间找平衡点的非西方式改革。内在的问题与生俱来，需要寻找出一种“基因突变”式的解决之道。这次变革的时间长度很可能超过我们这一代人的生命长度。

　　对于我这种不是学文的人来说，这本书能带给我一种新的思考这个国家的视角，对当下的社会现状，有了更多清晰的理解。

　　《历代经济变革得失》读后感(六)：太阳底下没有新鲜事

　　从激荡三十年,到跌荡一百年,再到浩荡两千年,吴敬琏传,大败局.我几乎看过吴晓波先生所有的知名著述.

　　很喜欢这个作家,笔触锋利,冷静,务实.

　　当然不能忽视这个学于上海,居于杭州的作家骨子身处有着自由的,同情私营经济的,从骨子里反感集权体制的观点.

　　但是他带给我最大的感触,不是系统梳理了从管仲到朱镕基的中国经济变革.也不是他令人耳目一新的四大支柱理论.而是让我深刻了解到,当代社会的任何变化,发展,演变,都脱不了历史的樊笼.

　　太阳底下没有新鲜事.

　　曾几何时,我认为从新文化运动到文化大革命的几十年时间里,中国的古典道德,文化,观念,礼仪让毁灭殆尽.中国已经不再是中国,而是一个披着中国外衣的西方人.尤其是在经济上,没有系统经济理论的中国人真切地全盘西化.

　　然而从这本书,我了解到中国依然是中国.

　　中华文明的血脉依然流传.

　　我们这个时代的一切变革,总能从"历代"的身上找到他的影子.

　　原来管仲,桑弘羊,王安石,朱镕基是一脉相承的.

　　原来平准,均输的名词应用至今仍准.

　　从今年以来,我一直在观察,在思考,当代社会的演变与发展,从而希冀自己能够从这其中找到马上就要面临择业的我的未来的道路.

　　而往往无所得.

　　也许一个睿智的人,能够从十一届三中全会看出私营经济的盛世来临,能够从八九看到中国社会的短暂压抑,能够从九二南巡看到市场经济大潮的真确来临,能够从朱镕基的政策中看到国有经济的未来.

　　然而正如这本书的跋所言,历史并不存在"单一的真相","因为没有任何事实和真相可以在意义,解释,判断的语境之外被说出".

　　我们终究被时代的局限所困扰.

　　然而,我们也能从历史中寻求我们需要的真相.

　　历史,鉴于往事,有资于治道.

　　《历代经济变革得失》读后感(七)：摘要与疑问

　　先说疑问。

　　疑问一：

　　这本书跟《激荡三十年》一样，强调统一的重要性，屡次提及中国有一个特质：”一统就死，一放就乱“。于是中国陷入，管制、衰弱、放权、混乱、再管制的死循环中。

　　有个疑问是这中循环真的是无法避免的吗？

　　书中记载：

　　在1997年开始，到2003年基本结束，朱相对国企进行改革，一些国企被改制为私营企业。在这个过程中确实出现了乱象。那就是地方政府、国企管理层、银行上下其手，将国有资产据为己有，而基层职工只获得了微薄赔偿，却失去了工作。

　　出现如此混乱的原因之一，就是这个改制没有一个全国性、法制化的改革方案，也没有统一的产权量化方法。守着国企肥肉的各路诸侯各显神通，一夜之间，吃得大腹便便。

　　而那些权力之外的基层员工，则被“工龄买断”的方式，”请“出了工作岗位。全国下岗职工达到1500万之多，这些失去工作的人成为绑在社会上的”定时炸弹“。有经济学家和官员建议，划拨2万亿国有资产作为老职工的社会保证个人账户。2000年年初，当时的国家体改办已经拟定了相关计划，但却遭到国务院否决。其理由是”吧国有资产都变成职工的私人资产，明摆着是国有资产的流失“。

　　在这个事件中，至少有两个乱象。一个是国有资产被当权者瓜分，另一个是基层职工失去生活依靠，成为社会动乱的因子。

　　究其原因，前一个乱象出现的原因是，当初国企改制没有一个妥善的计划。后一个乱象出现的原因是，当权者根本不关心底层职工的利益。

　　这两个原因，是没法控制解决的吗？或者换一个说法，一统就死，一放就乱真的无法避免吗？

　　这个问题我无法判断，不过，任何强调中央集权的政府，一定会很喜欢这样的结论。出于保守主义考虑和稳妥起见，我倾向于同意这种观点。

　　疑问二：

　　在描述出口减速的时候，吴晓波老师称是因为国际经济危机，外部环境恶化导致中国出口受阻。只字不提人民币升值。我认为，人民币升值是一个中美经济博弈失利。该死的美国佬对中国下套。

　　不过作为一个受众广泛的财经作家，在书中为当权者诲也是可以理解的。只是这样增加了读者获取真相的成本。

　　摘要：

　　相对与温相，这本书相对详细地描述了朱相的政策与举措。理解这些政策与举措，有利于理解朱相上台之后，中国的经济发展脉络。

　　朱相的三驾马车：

　　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爆发，国内工业库存产品总值超过3万亿，95%的工业品供大于求，下岗职工达到1275万，中国经济到了非常危险的边缘。朱镕基推出三大经济政策，以求将中国经济拉出泥潭。

　　三驾马车包括：

　　1.启动城市化建设，启动积极的财政政策，发行长期建设国债5100亿元，各大国有银行发放等额”配套资金“，主要用于投资基础设施建设，如高速公路，铁路，大型水利工程。同时七次降低存款利率，增加货币供应。

　　2.开放外贸进出口自主权。允许民营企业出口，事实证明，这个举措极其有效，中国制造开始横扫全球。

　　3.刺激内需，开放房地产市场。1998年7月，国务院宣布党政机关一律停止实行40多年的实物分配福利房的做法，推行住房分配货币化。人民银行颁布《个人住房贷款管理办法》，允许商业银行开展住房按揭业务。

　　这三大举措中，第一个继续强化了当权者的经济利益，任何想发财工程承包商都只能跪舔地方政府以及发改委。无数发财机会在基础建设四个字中用或明或暗的方式生长。

　　第二个举措在很长一段时间内强力支持这中国经济的增长，为无数底层人提供了就业机会。代价是环境污染，工人待遇很差，最严重的，是有些工人的身体都蒙受伤害，机械工人可能被机床切断手指，制鞋女工可能吸入有毒化学药物患上白血病...

　　有些右派以此批评政府。批评是必须的，毕竟没有批评就没有进步，但如果只有一腔悲天悯人的情怀，却没有解决的办法，这样的悲悯就有点廉价的。还有一些蠢货因此抵制工业化，”怀念“想象中的工业化之前，无污染，天人合一的田园诗歌生活。额...如果没有工业化，中国人还住在没有干净厕所，没有下水道的肮脏社区，买不起电视机电脑等现代传播工具，简而言之，就是还过着愚昧穷苦肮脏的生活啊。

　　第三个举措可能对中国影响最为深远。

　　自从2005年汇率改革以来，人民币对美元汇率基本一路走高。从8：1，到6：1。在中国版广场协议影响下，中国的经济引擎--出口--逐渐熄火。危急之下，房地产迅速成为经济增长中心，同时也成为吸血机器。

　　房价在这15年来，迅速飞涨，年轻人透支了20年、30年的生命去购买房子，甚至连爸妈的养老钱也被房子这吸血机器吃了个精光。

　　在房价飞涨过程中，胡温政府屡次强调”抑制房价过快增长“。嗅到风气的地方小官员大肆买入住房，坐等升值，一时间，拥有数十套，甚至上百套住房的房姐，房叔，房祖宗横空出世，赚了个盆满钵满。

　　早早买下房产的工薪阶层的身价也水涨船高。

　　无数机会在这一波尚未结束的房价疯涨潮流中诞生。那些大胆坚决的买房者早已赚得盆满钵满。而那些优柔寡断，妄想房价下跌的迟疑者的路越走越窄，最后还是签下买房契约，只是，他们的血流得更多。

　　房价疯狂增长，势必会让一些人得益，另一些人受害。房价的疯狂增长，是中央政府、地方政府、银行、开放商的共谋，而一盘散沙的买房者，只有挨宰的份。

　　中央政府需要一个漂亮的经济增长数据，因此默许房价增长，同时辅以滥发货币的措施，帮助这一目标完成。

　　而地方政府，他们有中饱私囊的欲望，同时，地方政府承担了大部分社会公益事业支出，但由于分税制却无法获得足够额税收，他们也需要高房价带来的利益分成去支付这一部分账单。

　　对于银行，他们必须听命于政府，同时贷款有钱赚，何乐而不为？

　　至于开发商，自不必多言，他们当然巴结当权者，赚取丰厚利润。

　　于是，有影响力的各方都获得自己的利益，他们自然卖力地推动房价疯涨。而被宰杀的羊...很多到死都不知道发生了什么。

　　两种傻逼

　　看完这本书，我发现了两种傻逼。

　　第一种崇拜朱相。在朋友圈、QQ空间曾经流传过很多尊崇朱相的网文，说他不怕贪官，为百姓做主，因此得罪权力阶层，结果只当了一届总理。还配上朱相著名的改革棺材论，以此佐证朱相是反贪官，爱黎民的。

　　这种人的愚蠢在于，他们没有独立人格。总想着一个青天大老爷帮他们给他们做主，如果能打击贪官，没准这种人还会很开心地看到贪官倒台。

　　问题在于，朱相本身是个集权主义者。他的举措强化了中央权力，在这个过程中，或许确实打击了贪官，但打击了贪官并不意味着他就是站在升斗小民这边的。他只站在国家这边。

　　第二种蠢货是妄想房价下跌的人。

　　他们的愚蠢某种角度上来说，也是没有独立人格，缺乏勇气。他们有一股妄想，就是希望房价下跌，被这妄想绑架，迟疑不决，丧失了买房时机。

　　分税制的影响力。

　　我想，这个可能是影响当代中国最深刻的制度。

　　税收意味着财权，而财权的影响力不言而喻。

　　朱相执行分税制以来，那些丰厚的、收取成本低的税收划归中央，中央的权威为之一振，但以此同时，地方政府变得羸弱穷困，被推给地方政府负责的公益事业自然荒废，万千中国人的公共福利聊胜于无，教育、医疗都在变相得让中国人自己掏腰包。作为税权上缴的补偿，地方政府得到卖地获得土地出让金的权力。这成为房价飞涨的契机。

　　《历代经济变革得失》读后感(八)：从过去到现在

　　《历代经济变革得失》读后

　　读大学的时候我的专业是【国民经济管理】，四年间我们的系主任不停向我们灌输本专业是“战略家的摇篮”。彼时的我根本没办法理解“战略”概念的具象指代，只求囫囵吞枣蒙混过关，挨至毕业时论文的题目我竟然还选了个《论中国经济适用房的过与失》——更是无比偏离了专业性。

　　参加工作之后，一开始手里的活多是琐碎的细枝末节，每天只以完成分内工作为己任，到后来逐渐有机会接触更高阔的平台，发现很多严重问题的起源是在制定原则方向的时候就已经埋下错误的种子，而之后所有的执行都是可怕的错上加错，方知战略的重要性。因此要感谢工作所带给我的经验，能够令我建立起对“战略”的感性认识。

　　新一届国家领导团体上台之后，“顶层设计”这个词语开始频繁的出现在我们的生活中。它是如此直白的在向每一个受众大声呼喊：我就是方向！我就是愿景！！我就是战略！！！

　　吴晓波的这本《历代经济变革得失》标题独漏了“中国”两个字。总的来说这本书的专业性还处于“信息分享”的水平，但已经可以逻辑清楚地令阅读者只通过两百多页的内容就纵向了解到中国从古至今的历次经济变革基本情况。这本书是一本极好的学普教材。作者从其中总结出的各项关键点，对于平时疏于关注宏观经济的我而言受益匪浅。这本书将我少年时期散落在历史书中各章节的经济变革串成一个庞大的专题，从管仲、商鞅、汉武帝、王莽、李世民、王安石一直讲到洋务运动、民国革兴、新中国的计划经济及改革开放，从中总结出历史规律供读者参考，是非常有趣的资料。

　　尽管吴晓波讲述的只是经济的故事，但是我们当然不能忽视书中角落中看似不经意提及的那一句：“所有经济制度改革的基础是政治制度的变革”。事实上，所有的章节都已经用数据明确的指出，经济变革对政治制度变革的依赖度远远超出所有改革家的想象。制定战略的过程，其实也是当事人发挥想象力的过程——变革家倾其全力发挥无穷的想象，和土地博弈、与金融斗争以及向国有（民营）经济不断发起的挑战——终究挣不脱的是政治这块天花板。

　　政治的基础是文化，而“统一”是中国的一种深入骨髓的文化，在它的背后默然垂手而立的是冷峻的集权中央，而集权化的政治体制与自由化的经济变革存在着天然的矛盾——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国有经济和民营经济、有产者和无产者之间经过仪式化的推手在达到幸运而短暂的平衡之后，注定将持续陷入争夺利益的循环。

　　如前所述，我对当前中国的宏观经济疏于了解，而对其兴趣寥寥本质上是源于我对中国现行政治制度的漠不关心。和许多人一样，一提到“政治”两个字我立时就似被施了昏睡令，觉得那是距离自己远若天涯的游戏。我也许在课本上接触过1994年分税制改革对中央和地方经济重塑的重要性，但我也忽略了正是这次改革为21世纪中国大城市居民住房价格的飙升埋下了隐患；我知道国资委和发改委是好单位，但我从不会考虑它们如何影响了我的衣食住行——政治观是一种向内的生存体验，只有耐得住寂寞才可能在观念上破除迷思。而现今社会民众对于金融资产的无限崇拜，已经失去了坚守孤独的底线，无法冷静客观的通过自省冲出迷局。

　　因此我愿意再读一遍这本书。

　　《历代经济变革得失》读后感(九)：文人好见一叶而言秋

　　吴晓波《历代经济变革得失》

　　文人好见一叶而言秋（参考万维钢的说法，见前评；此处无意折贬）。

　　历史总是在串联、重复。一代代的人被置身在风起云涌的历史中，或随波逐流，或主动弄潮；有如商鞅被车裂灭族，有如李世民成就万世英名，也有如王莽虽彼时身败名裂但千年后被奉为先驱。然而，无论本人生前生后的境遇如何，其中不少人都在自己的年代写下浓墨的一笔，甚至所搭建的思想与方法给后世留下了烙印般或者“幽灵般”的影响，“后世两千年既无法逃出他所设定的框架”。经作者这般梳理，早至春秋战国时期的管仲，晚至新中国的第四代核心，先至公元前的“资产国有，承包经营”，后至21世纪的财税土地政策，其间的人或事，组成了一串串珍珠玛瑙——远看在各闪其彩、各不相似，中看各有彼此的影子，再近看，它们都被毫不起眼的线串联着，遡不尽其源，随不知其终——这条线，实在令人不由倒吸一口气地惊叹，甚至惶恐。

　　历史的恢宏跌宕莫过于此。

　　当然，正如书中最后所言“英国历史学家约翰 阿诺德在《历史之源》中说，历史并不存在单一的‘真相’，‘因为没有任何事实和真相可以在意义、解释、判断的语境之外被说出’。我们所见的事实及所作出的诊断，总是受到时代视角、意义语境的局限。本书亦不例外”；作者所抽丝出来的历代人事联系，所搭建的分析框架，简单、完美得令人不安，令人有所疑虑——或许这也是某种数理实验与历史归纳的思维差异吧。然而，这本充满了历史、经济、人文的文献与思辨性的书，还是极值得一读。

　　——正如吴晓波的其他书一样。我指的是，每一本。

　　《历代经济变革得失》读后感(十)：读史知天下

　　在评论中看到很多网友对这本书的质疑，各有各的道理。开卷有益，这本简明的“中国经济史”让我感觉还是蛮好的，这是让我们抛去意识形态去认识中国的一本书。

　　1、历代经济变革得失，虽然随时代演变新鲜事物总在出现，但经济变革思想总让人感觉似曾相识。

　　管仲变法中“放活微观，管制宏观”，在民间推动自由贸易，官方同样积极参与市场活动，盐业专卖、冶铁业国有民营，其收入可与税收相提并论。而齐国与鲁国、梁国的经济博弈，管仲应用贸易中的供求关系制约他国的手段不得不让人惊叹。

　　商鞅变法中的经济改革是政治军事改革的附和品，体现了集中力量办大事的思想。

　　汉武帝继承管仲变法中的专营制度，并扩展到酿酒业。而在流通领域实行统购统销与物价管制，确实开辟了先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