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治是每个人的副业读后感10篇

　　《政治是每个人的副业》是一本由徐贲著作，东方出版社出版的平装图书，本书定价：45.00元，页数：275，特精心从网络上整理的一些读者的读后感，希望对大家能有帮助。

　　《政治是每个人的副业》读后感(一)：关心政治就是关心我们的权利——评《政治是每个人的副业》

　　关心政治就是关心我们的权利——评《政治是每个人的副业》

　　文/龙敏飞

　　一直以来，我们都有这样的观点——只谈风月不谈政治。这样的观点，在古时的言论敏感期，的确是避免“惹祸上身”、明哲保身的“最佳对策”。但今时不同往日，就如今而言，已经是法治社会，也正在积极向公民社会推进，正如学者徐贲的这本书名所言——政治是每个人的副业。

　　《政治是每个人的副业》这本书，不是说要每个人都去从政、都去考公务员，而是让我们去关心我们的权利，因为我们权利的获得，与“政治”息息相关。如果我们不关注政治，对各项政策的颁布、决策不关注、不参与，便是不关注我们自己的权利，如果我们连自己都不关注自己的权利，我们的权利还会有谁关注呢？这本书的启示意义，便在于此。

　　现实中，我们的确见过很多不关心政治的人，而我们自己，很大程度上也没有把自己当成公民，去积极地参与政治事务。如各种听证会，大家都认为“去了也白去”，所以懒得参加，最终才导致各种“听证会专业户”横行；再如一些政策出台前征求意见，不少人觉得“说了也白说”，便也懒得说，导致意见征集遭遇冷场，政策出台“胎死腹中”，或一再延时……这些真实上演的事情，的确是不好的苗头，正是因为很多情况下，我们并没有充分发挥我们自己作为公民的权利，才显得《政治是每个人的副业》这本书的必要性与紧迫性。

　　在《政治是每个人的副业》这本书中，因作者徐贲是美国加州圣玛丽学院英文系教授。作者在普及公民权利时，往往会以美国为主要的参考范本，以此告知公众，我们该如何做才算行驶了自己作为公民的权利；我们又该怎样参与公共政治事务，才能更好地维护我们的权利；我们还能怎样发挥监督职能，才能让真正的民主普照……类似这般意识，贯穿在本书中的每一个篇章。虽然主要是以美国为主要的范本，但公民、民主等意识，在全世界都是相通的。

　　的确，只有每一个人都厘清了自己的权利边界，并积极去行驶自己的各项权利、去争取自己的各项权利、去积极把政治当成一门副业……如此才是正确对待政治的态度。一直以来，我们对政治要么讳莫如深，要么仅以围观者和旁观者的姿态去看热闹、看稀奇，这样的姿态，无疑不是营造公民社会的举措。

　　当然，政治要进行改良，必需少一些热闹、多一些冷静；少一些稀奇、多一些追究；少一些旁观、多一些参与。唯有如此，我们才能做一个“精明的公民”，也唯有如此，我们的各项权利，才能得到最大限度地保证！

　　刊于6月21日《宜兴日报》：http://www.cnepaper.com/yxrb/html/2013-06/21/content_5_5.htm

　　巨木

　　老舍先生在他的《茶馆》中生动地描述了国人的两种政治态度。其一，在茶馆——那个时代的公共场所，国人讨论着闾巷街坊不知从何处传来的消息。这是一种弱者在伪装、隐晦中，表现出对于强权政治强烈的消费渴望；其二，出于对政治的恐惧，茶馆的主人王利发贴出了“莫谈国事”的纸条，这是直接表现出了在不自由的政治状态下，民众对政治权力的一种恐惧。

　　汉娜•阿伦特感慨道：现代社会最缺乏的就是政治生活。也许我们不能把政治公共空间建设的努力仅仅寄托在知识分子的奋不顾身的努力上，当然这样依靠优秀个体的努力，或者说是“好人政治”并不可取。事实上，历史上胡适“好人政治”的失败，鲁迅改造国民性的失败，已经证明了靠改变人性，或者个体的努力来取得社会的进步更多的是一种不切实际的妄想。徐贲写作的变化，把希望放在群众的积极政治生活中又能如何呢？当然在此之前，希望这样的思想者以思想发声的书能带给众人一种理念：生命行动——阿伦特所说的“Vita Activa”。相对的，如果不通过政治，人又如何实现生命价值呢？那么让我们再重申一下徐贲所说的“既然政治是通过政府指挥人间事物的艺术，它就应该是这个共和国内最好的职业和所有人的副业。”

　　《政治是每个人的副业》读后感(三)：从今天起 关心粮食和蔬菜 ——《政治是每个人的副业》小感

　　从今天起 关心粮食和蔬菜

　　——《政治是每个人的副业》小感

　　生于60年代的父母总是在三口之家观看电视新闻的时候看似语重心长地说：“政治这种东西不能碰。”没有来由，没有后续，于青少年时期的我们，有一种茫然而未知的触感。到底什么是政治，又为什么它如狼似虎般让父母防备？我们始终没有答案。如同80年代末期对诗歌的狂热与倏忽间的销声匿迹，今天的我们已经没有了祖辈对于政治的又惧又怕的关心态度，我们更倾向于对物质的崇拜，从《绯闻少女》、《皮囊》到本土化的《小时代》，“娱乐至死、金钱至上”的价值观似乎正在正大光明地侵蚀我们的生命，政治越走越远，而我们的心也越来越不安定。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说的是东林学子的志气，是对国家负责对小家尽心的态度，而转而看今天我们的年轻人，不是说不关心这个国家，我们天天在微博上争吵这个国家缺少了什么，别的国家什么很好，却从来没有机会参与到改变这个国家的缺乏的东西中去，在我们的生活常识中，缺乏了对政治的关心的方法的基因，于是食之不安。

　　《政治是每个人的副业》其实是没有站队的，左右无需辨别，说的是公共政治参与的基础。如何关心政治，如何理解权利和义务，很多我们困惑的方面都进行一一解答。事件都是热点发生的，最近批捕的李某某的轮奸案或者是法学专家争论社会公众却一直认为非死无以赎罪的药某某的临时起意的杀人案，用更为理性更为平和更为贴切的角度入手，平复戾气的最好的方式不是压制，而是知识。

　　在医院实习时，常常遇到一些硬要求要插队的病人，他们并不是不知道插队会损害其他人的利益，只是不知道怎么保证别人没有损害到他的利益，于是本着“宁教我负天下人不教天下人负我”的利己主义，损害者他人的利益，而一旦破窗效应开启，瞬间队伍就变得乱糟糟了。而这样的队伍在国外却不会见到，因为他们已经有一种一定不会有人插队或者即便到时候自己看病的时间有所调整，也一定会得到告知的一种普遍的良性的认知，在这种认知下，遵守这样的纪律并且维持这样的纪律更能够让自己在需要的时候得到必要的帮助。

　　而在公共政治当中，我们原先处于的就是这样一种混沌的状态，并不知道如何才能够保证参与的有效性，也不知道参与会造成什么样的后果，于是用一种野蛮的原始的社会处理方法在规范自己的生活，而这种方法，从千百年来就是一个混沌的状态，弹性太大而伤害了更多的遵守这种规范的人。于是劣币驱逐良币，使坏好过老实。

　　y 林怿

　　2013-7-13 15:14:42

　　写于御庭园

　　《政治是每个人的副业》读后感(四)：政治和我们同在

　　政治和我们同在《政治是每个人的副业》

　　在中国政治还是一个比较敏感的话题，普通的公众很少能够参与其中，其实政治和我们每个人都息息相关，无论你对政治感不感兴趣，政治都和我们同在。

　　好像只有中国才在义务教育阶段开设品德课和政治课，而且无论你读到什么程度，只要在上学，哪怕是研究生都要学习一门课程，那就是政治。可是学了这么多年，中国人好像却一直在学习，却很难亲身去参与到政治之中。

　　这些年社会的进步真的很快，现在出版了很多很多关于政治问题的书，其中很多都出自那些海外的华人，或者留学生，他们看到了国外的政治，和我们并不一样，虽然说每个国家的政治都不相同，都有各自的优缺点，但是对比一下就可以发现我们自己的政治也是需要我们一点一点去完善的。

　　这是第一次看徐贲的书，写得非常不错，虽然没有林达的有趣，没有刘瑜的生动，但是逻辑清晰，让你看了感觉越看越明白。

　　书中论述中国的内容并不是很多，更多的是在向我们介绍，美国的政治到底是怎么回事，美国人到底如何看待处理和参与我们这些身边的问题。原来这些身边的问题就是政治啊！

　　其实最打动人的是细节，在我们的生活中政治往往离我们很遥远，和空洞，看不见摸不着，而美国的政治就很实在了，比如关于政府档案的保密，美国也有一套保密制度，也不能够让你什么都看到。可是美国人的政治中却有一条原则，那就是政府有权对某些事情保密，但它无权对它保密行为的理由实行保密。也就是你必须给大家一个理由，说说你这件事为什么要保密。而我们很多政府是不给你这个理由的，保密还有什么理由，就是保密，是为了国家安全就完事了。可是在美国如果你这个理由不靠谱，美国人就可以去法院告你，最后所有的政治问题都会变成了法律问题。这样就会让人感觉到有章可循，无论发生什么事情，背后都有很明确的道理支持。在法院中你可以看到不同的观点，不同的人在从不同的角度讲自己的道理，都讲出来你就会发现，道理有很多种，政治和法律最后就变成了在不同的道理之间进行一种平衡。既不能够太超前，也不能够太落后，这样的政治和法律才能够被大家所接受。

　　《政治是每个人的副业》读后感(五)：徐贲：知识分子与专业主义

　　我的《政治是每个人的副业》（东方出版社,2013年5月）出版后，有人批评说是“公知”写的东西。书中《民主不需要完美主义》一文提到了政治学者王绍光的《民主四讲》（三联书店，2008年8月），批评者认为，“王绍光这部书至少还是大学里严肃的政治学讲义，而徐贲不过是一个英文专业的博士在谈论美国政治。在当下的中国语境中，所谓的公知就是那些越界、不守专业操守的知识分子。”

　　按照这种说法，如果你拿的不是政治学的博士学位，那么你就对政治学博士的政治见解无权发表意见，不然就是“越界”和“不守专业操守”。那没有高学位的普通人怎么办呢？难道只能让那些有博士头衔的人在被垄断的“专业话题”和被专有的公共问题上发表评论吗？

　　“有牙齿的嘴巴”

　　用专业主义、恪守专业界限或维护专业操守为名，来否定公共知识分子的社会作用，在今天是相当普遍的。这种否定不是常见的“反智主义”(anti-intel-lectualism)，而是“专业主义”（professionalism）。在中国的特殊语境里，这二者有所区别，但也相互联系。

　　反智主义又叫反智识主义，有两种：一种是对智性（intellect）、知识的反对或怀疑，认为智性或知识对于人有害而无益，如“文革”时期的“知识越多越反动”，另一种则是对知识分子的怀疑和鄙视，如“文革”时期的骂语“臭老九”。“专业主义”则不同，它看起来不仅不反对，而且还很尊崇智性或知识。但是，它反对的是那些不能用学科来设定界限，不能用专业来体制化的知识。

　　我这里要讨论的是“公知”所受到的来自专业主义的排斥。有人总结道，这种排斥的根源在于公共知识分子的在识结构和思维方法上的缺陷：知识结构上缺社会学/经济学/政治哲学/法学等分析框架，同时社会实践不足；思维方法上逻辑缺失、煽情泛滥；专家与“求真”力量持续崛起。这三点可以归结为基本的一条——那就是公共知识分子的知识够不上专业水准的知识标准。

　　那么，什么是“专业水准”的知识呢？一般认为是能掌握某一学科的基本理论和方法，有相关“学科训练”。它有较为严格的专门化研究领域和专业界限，往往用同一套语汇、方法、文献、权威和规范，并可以用这些话语记号来进行学科的自我辨认。专业主义的问题不在于专业，而在于用专业垄断话语权，你不是政治学博士，所以你就没有资格谈论政治问题。

　　在今天的中国，“公知”并不完美，但社会非常需要公知，不为别的，就因为他们是越界的人。他们虽然未必个个都算得上是苏格拉底说的那种社会的“牛虻”，但都能算是哲学家理查德·罗蒂所说的那种爱多嘴、管闲事的kibitzers，在罗蒂看来，这本来就是知识分子应该扮演的社会角色。

　　罗蒂认为,最好把哲学家看成是些kibitzers，知识分子也是一样。什么是kibitzers呢？简单地说，就是多嘴的人，打乱别人自以为是、自鸣得意的好心情的人。Kibitzers的多嘴不是甜言蜜语、歌功颂德，说好听的话，而是说些未必中听，却不能不说的真话，用尼采的话来说，是从有牙齿的嘴里说出来的话。尼采在《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里说，“一张没有牙齿的嘴，不再具有说出真理的权利”。我们有很多教授，他们都有专业知识，都是有嘴的人，但不少都是没有牙齿的嘴。

　　公知（public　intellectuals）与之相区别的其实不是知识分子(intellectuals)，而是专业人士(professionals)，如医生、律师、会计师、编辑、工程师等。专业知识只能在与职业相关的或学院的小圈子里内部流通。公共知识分子运用的是与专业主义不同的知识，知识取向也不同。他们的知识取向不是与专业主义对着干的“反专业主义”，而是把专业主义搁到一边的“业余作为”，这种业余性成为公共知识分子的一个重要特征。

　　今天我想就四个问题（公共知识分子不是专业主义的知识分子；对业余性的误解；怎么看待一些中国公共知识分子的不够专业主义；公共知识分子谈何种“常识”，做何种“启蒙”）来谈谈以业余性为特征的公共知识分子，希望有助于厘请一些关于公共知识分子的误解。

　　公共知识分子不是专业主义的知识分子

　　业余是公共知识分子与学院体制中的专业主义保持距离的一种批判姿态。在公共知识分子看来，专业主义指的是知识分子在知识活动中画地为牢、自我孤立、逃避社会责任、丧失了对现实的批判意愿与能力。专业主义使知识和学术脱离现实，变得狭隘、琐屑、僵死，成为一种小圈子内的自娱自乐。专业主义已经成为一些知识分子用来与体制合作，维护自身利益的意识形态。

　　其实，知识分子最初把“专业”确立为学术自身的价值，是为了用专业诉求来争取自主独立，不受政治的威胁、控制或金钱的收买、利诱。专业主义最初强调的是学术归学术，知识与政治分家，知识要客观真实。专业主义要求尊重真实，真实面前人人平等，反对学术之外的政治、金钱势力对知识的产生和传播横加干预。这本来具有争取知识民主的意义。

　　一旦他们的自我利益受到所谓专业化体制的保护，就不会想改变现有体制，相反，他们会积极维护这个体制。

　　今天已经成为公共知识分子典范人物的爱德华·萨义德(Edward　Said)一开始也是一个专业知识分子，也不敢公然宣告他的业余性，至少是没有这么做。他的第一本书是论英国作家康拉德的，第二本书《开始：意图与方法》仍然是一本标准的关于文学研究的专著。一直等到他出版了《东方主义》（1978）、《巴勒斯坦问题》（1980）和《报道伊斯兰》（1981）后，他才从文学专业中把自己解放出来。在《世界、文本和批评者》（1983）中，他正式把批评者定义为持异见的知识分子。他批判专业主义，亮出“业余者”这个异议身份，是因为他有两个本钱：第一，他是文学研究和文学批评的专家，有内行的认可；第二，他有社会、政治批评的著作，有社会的认可。少了其中的任何一种本钱，他都不能理直气壮地以“业余者”自居。

　　对业余性的误解

　　如今“专业”与“业余”的问题，已经被越来越多的公众所感知到，微博上也开始有相关讨论。这是知识向下流动、扩散的必然过程，还是和中国社会某些结构性的变化相关？我觉得人们对“业余”有误解，以为业余就是“玩玩”和不专业，所以才会向下流动、扩散，成为一般民众的普通知识。其实不是这样。

　　这里说的业余，是很有实力的那种业余。小提琴大师梅纽因说，他希望自己能像一个业余提琴手那样演奏。麻省理工学院的莱特曼（Alan　Lightman）是一位物理学教授，作为一个公共知识分子，他业余写了一本叫《爱因斯坦的梦》（Einstein"s　Dreams）的小说，在全世界畅销。

　　莱特曼要探索的是何种灵感让爱因斯坦提出相对论，改变了当时世人的时空观念。这种对人与时间关系的思考，是很有思想和艺术成就的“业余”。

　　业余性不是不要专业主义，反对专业主义，而是要在专业主义之外另有作为。许多信奉专业主义的人，自以为是“专家”、“学者”的，其实许多不过是有专业无智慧、有知识无见解的庸人，或者根本就是小心眼的知识小贩，他们的全部本钱就是那一点点专业知识。

　　怎么看待一些中国公共知识分子的不够专业

　　人们对公共知识分子的一个重要批评就是他们不够“专业”，有的在谈论社会问题时有“模式化”的问题，有的是跨界太远导致发言质量下降。

　　在我看来，中国一些公共知识分子不够“专业”是个事实，但不一定是一个缺陷，当然能够专业一些会更好。其实，中国的公共知识分子不一定非要是像西方著名公共知识分子那样的人物，如爱因斯坦、加缪、萨特、亚瑟·凯斯特勒、乔姆斯基、桑塔格、卡尔·萨根（Carl　Sagan）、约翰·厄普代克（John　Updike）、萨义德……

　　不同的国家有不同的国情，公共知识分子的专业造诣、职业特征和公共活动方式也会有很大的不同。不同的国家里，“公共”的含义也并不相同，这与公众关心怎样的“公共问题”有关。不同的公共问题有不同的具体内容。一般中国民众对“公共问题”的理解比美国人狭窄和专一，主要是像民主、公民权利和法治这样的话题。许多社会权利的问题，如农民工的工作条件、他们子女的教育机会、弱势群体的生存条件、贫富差距、分配不公等，也都是因为缺乏公民权利的争取才造成的。

　　讨论和批评这些问题的中国公共知识分子，扮演的角色与其说是波兹纳或其他研究者所说的那种有专业造诣的“公共知识分子”，还不如说是正直、勇敢、富有正义感的“公民”，独立公民，自由公民。

　　美国革命之前，伟大的平民思想者托马斯·潘恩担当的就是这样一个公民角色。他是一个鞋匠，虽然写过许多脍炙人口的小册子，美国人仍然称他是“公民潘恩”，而不是“公共知识分子潘恩”。这是一个不平凡的公民，他先于美国共和而出现，是一个呼唤和帮助这个共和诞生的思想者，一个美国革命的助产婆，一个在精神、人格和心灵上自由的人。潘恩撰写的《人的权利》、《理性时代》、《常识》都是一个自由人的作品，这些作品的意义和价值不能也无需用知识分子或知识产品的标准来衡量。

　　专业知识有助于参与公共事务的质量。专业知识分子能够就社会事务发表意见，对不良现象提出批评，那当然是最好不过了。问题在于很多有专门社会学、经济学、政治哲学、法学学识的学者并不愿意出来说话。那怎么办呢？总得要有人站出来说话吧，否则岂不是连一点异议的声音都没有了。

　　波兹纳的《公共知识分子：衰落研究》给公共知识分子的定义是：“以公众为对象、就政治和意识形态性质的公共问题发表意见的知识分子。公共知识分子应该是社会的“牛虻”，要像苏格拉底一样对现状发问，虽然不一定都要振聋发聩，但也能挑战常规，启发思路，冲击思想的麻木。根据赛义德的说法，他们应该能“公开提出令人窘迫的问题，对抗正统和教条（而不是制造它们），不能轻易被纳入政府和企业”；波兹纳补充道，“也不能轻易被纳入其他宗教、社会、学术的教条。”

　　公民常识与公民启蒙

　　有的公共知识分子认为，公共事务大致分成两类，一类是不需要专业知识背景，就可通过常识来判断对错；一类是需要专业知识背景的，比如转基因、PM2.5问题等。

　　我认为，就公共启蒙而言，应该对“常识”做一个界定，公共知识分子谈的应该是公民常识。

　　公民常识指的是与民主和法治有关的普通知识，这种常识在中国还不能称为常识，因为许多民众还不知道。不断地介绍这样的常识，是为了使它在中国民众那里深入人心。在中国，把这种常识称为“公民知识”似乎更合适一些。传播这类知识的知识分子，与其叫他们“公共知识分子”，不如称之为“公民知识分子”更为恰当。他们的写作是从一个普通公民的角度，就生活中与人们普遍而基本的生存权利相关的公共话题展开讨论。

　　所谓常识，按照人们一般的理解，应该是指那些能够不证自明，可以不言而喻，直至众所周知，最终心领神会的日常观念。观念是一个学习与接受的过程，观念无法自动进入人的头脑和想法中去，需要通过经验或教育来逐渐形成。如果某些观念不能从日常生活的直接经验中习得，那就不妨从他人那里介绍过来，其中的知识越普及，观念就越可能以“看法”的形式变成常识。

　　在常识里，这样的观念未必就是言之成文的“知识”（知识分子可能有这样的知识），而只是一些“看法”。这样的看法是正确的，因为事实证明，有这些自由和权利比没有要好，更有利于个人和社会。柏拉图的《美诺》(Meno)篇中，苏格拉底称赞“正确看法”（correct　opinion）的作用。他说，“正确的看法并不比知识逊色，看法能帮助指导人的行动，并不次于知识。有看法的人一点也不比有知识的人差。”用今天的话来说，这就是普通民众和知识分子的智识平等。

　　常识不是人天生头脑里就有的。常识是一种知识，许多常识教育都是在学校里进行的，与学校教育的内容与目标有关。常识是一种隐含权力的知识，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学校教什么，不教什么，怎么教，为什么而教等等。

　　一般的常识之所以是常识，是因为那是民众早就知道。常识有时能让人头脑清醒，不容易被花哨的说辞欺骗，但常识并不会因此引发反抗的行为。生存环境能决定人选择怎样的常识，给哪种常识以优先考量。例如，常识能让人看到社会里的许多腐败和虚假，不相信那些虚伪的歌功颂德之辞。但是，常识也让人知道跟有钱有势者的腐败、虚假过不去，是要付出一定代价的。这两种常识是相互抵消的。后一种常识甚至可能会更占上风，因为有常识者特别清楚自己的生存需要，做人要圆滑识相，这样才能安身立命、左右逢源。为了明哲保身，更不能强出头或者以卵击石。

　　公共知识分子的根本作用是对民众启蒙，启蒙有两个不同的层次，一个是民主公民启蒙，另一个是人文启蒙。至于哪一个比较需要公共知识分子去做，这在很大程度上由大环境决定。知识分子做什么事，离不开一个关键的问题，他身处在一个什么样的社会里，可以提供哪种启蒙。

　　例如，中国和美国的社会境遇就有明显的不同。美国的公共知识分子关注得较多的“公共问题”，如文化歧视、女权、动物和环境保护、知识与权力的关系。这些问题在中国人看来可能不过是一般的“文化问题”或者根本就是“人文学术问题”。例如，著名的美国公共知识分子，理论物理学家，诺贝尔奖获得者斯蒂文·温伯格（Steven　Weinberg）写文章，向民众介绍科学的意义，讨论科学与文化、与宗教的关系；诺贝尔医学奖获得者詹姆斯·沃森（James　Watson）向民众介绍人类基因的“双螺旋线”（Double　Helix）；著名天文学家卡尔·萨根（Carl　Sagan）讨论人类智能进化的《伊甸之龙》；理论物理和数学家弗里曼·戴森（Freeman　Dyson）向有志于科学的青年读者介绍自己科学研究经历的《打扰宇宙》。这类公共知识分子著作在美国还有很多，更不要说是像乔姆斯基、萨义德、桑塔格那样的人文学者公共知识分子的著作了。放在中国，这些都是“学术”，根本不会当作是公共知识分子事业。

　　相反，中国公共知识分子在报刊上发表的抨击腐败、要求社会公正、反对干部裙带提拔，甚至批评地沟油、牛奶品质、拖欠农民工工钱、随意拆迁、大吃大喝这样的事情，在美国人看来，就是普通报纸记者和民众来信的事情，不需要知识分子用专门的学问来说明的深刻道理。

　　只有在公民启蒙有了成效后，才会需要和有暇进行程度更高的人文启蒙。我们今天在美国看到的就是这样的人文启蒙，这是一种需要有专门学识的知识分子来帮助实现的启蒙。在一个在政治、社会制度形成高度民主法治共识的国家，人的精神、人性、心灵、文化、修养等等都会变成公共问题，这些也就是我们所说的“人文问题”。讨论这些问题需要有相当的学识、见解、文化素养，是知识分子所擅长的问题。而对今天的很多中国人来说，这还是一种奢侈。

　　说启蒙是知识分子的“使命”有点夸张，说启蒙是知识分子的一种可能的社会“作用”也许更恰当一些。知识分子有知识，知识能帮助人摆脱蒙昧，要说启蒙，先要归功于知识。但是知识是要由人来传递和传播的，而且，并不是所有的知识能都使人摆脱蒙昧，有的知识会使人蒙昧，或变得更蒙昧。文化大革命时，学校里传授的就是这样的知识。这样的知识至今仍未能从学校里完全清除出去，许多人在学校受了教育，却带着这种蒙昧走进社会。也正是因为现在还有许多这样的蒙昧之人，所以社会特别需要能为他们做些启蒙工作的公共知识分子。

　　http://www.baidu.com/link？url=Kz5Egwtk_TSl8tSAec_ZgI4eT5Plpawno-44a90rD3ONe_oIcZn1zjvA7WVXrAuV99_GSpHxDL301e9v9-jLsq

　　《政治是每个人的副业》读后感(六)：人人来做精明的公民

　　如何来理解“政治是每个人的副业”？我的理解是政治需要公民的参与，公民参与政治不一定是把政治作为自己的职业，但作为副业是公民的权利和义务。你渴望清明的政治，公平合理的政治制度，但这你离不开每个公民的参与。

　　政治是什么？一般是对社会治理的行为或者是维护统治的行为，具体说是指对某一个国家的统治。很多人可以认为政治是肮脏的，其中充满了阴谋、诡计和欺骗。关于政治的不干净和不诚实，很多政治家也是承认这一点的。当不同的人对“政治”的理解也是不同的。民国时代也出现过“好人政府”的说话，希望政府由好人，精英人物来领导，把政治作为一项事业来经营。著名学者丁文江、胡适等就是其中的代表人物。我并不认同好人政治，我更欣赏作者的如下观点：民主政治的核心不是好人政治，而是公民政治。在这本书的序中，作者引用了美国的一名已故的参议员埃弗雷特•德克森说法：“政治不是某种你可以拿来交给‘别人’的东西。既然政治是通过政府指挥人间事务的艺术，它就应该是这个共和国内最好的职业和所有人的副业。”我认为是还是很有道理的。一个好的政治生态的维持，是离不开广大的具有民主政治素质和经验的公民的参与的。

　　这些所谓的具有民主政治素质和经验的公民，就是作者推崇的“精明的公民”（smart citizens）。什么样的公民才够上是一名合格“精明的公民”？他（她）是一个坚持自我治理和能力自我优化的公民，是能够在日常生活中积极、有效地进行民主参与的公民。民主不光光是一种政治制度，更重要的是它是一种公共的生活方式，它离不开生活其中的公民的积极参与。没有公民的积极参与，民主也只能是徒有虚名。精明的公民是自我教育的公民，通过自我教育获得有关政治民主的必要知识，摆脱了愚昧，这些公民能够自由而理性地思考问题，有自己的独立见解。精明的公民是知情的公民，只有在知情的情况下参与才是有意义和有效的，不然的话，只能被专制的力量操纵和利用。

　　这本书收录的作者过去两年中陆续写成的一些与公民自我教育与公共政治有关的一项短文，虽然每一篇文章不是很长，但都是来源于现实的政治生活，很有针对性和现实性，一些公民政治的常识娓娓道来，很有教育意义。这是一本很不错的公民自我教育的书籍，可以帮助我们更好的成为一名精明的公民，每一个想成为精明的公民的读者很值得阅读一下。

　　——徐贲《政治是每个人的副业》读后

　　苦茶

　　一

　　粗看上去，这篇文章似乎是对于丁庭礼《民主制度的优越性是相对的》这篇文章的回应，但是仔细阅读这篇文章的内容，才发现徐贲先生不过是借这个话题，对于另一位政治学教授进行不指名的批判。而这篇文章所批判的小册子《民主四讲》，我恰好阅读过。

　　虽然徐贲先生选择用不点名的方式，表达自己对于王绍光先生这部《民主四讲》的鄙夷之情。但是，作为一个有良知的知识分子，恰恰需要的不是血气，而是冷静的理智。比如，徐贲转述《民主四讲》的基本观点，第一现有的民主制度都不够好，就不该再提倡和要求民主；第二，既然没有必要提倡民主，那么实行其它任何的政治制度，包括与民主背道而驰的制度，都是合理的。

　　对此，我其实是感觉到非常奇怪的。为何这么说呢？徐贲先生所谓反复申说的观点，其实并非是王绍光先生的主要观点。在这部香港中文大学政治课的讲义中，王绍光先生详细介绍了民主从古希腊到现代民主制度的历史演进过程。通过历史性的分析和判断，断言现代民主已经背离了古典民主的形式和实质。代议制民主剥夺了人民直接参政议政的权利，因此必须对当代虚伪的民主制度进行批判。

　　二

　　这里我们看到徐贲实际上是歪曲了王绍光先生这部关于民主专著的基本原意。事实上，我是怀疑徐贲是否真的阅读过王绍光这部小册子。否则一个在美国留学的英文博士怎么会在对于一部书还不了解的情况下就开始批判呢？

　　徐贲对于王绍光的批判，是建立在对于奥威尔作品的解读上。他引用奥威尔对奥登的批评，认为王绍光身在香港，而不在大陆，所以根本不了解中国大陆的国情，从而写出了这样一部谄媚大陆政权的作品出来。从而推论出知识分子胡乱信仰，并把这种信仰敷衍成某种政治理论。

　　对此，我觉得这个句式非常有意思，一个生活在美国的教授批评生活在香港的学者不了解中国大陆的国情。至于说胡乱信仰的问题，我倒是觉得徐贲这种对于自由主义胡乱信仰，而缺乏真正的学术研究和探讨的态度，才是值得反思和批判的。难道这部《政治是每一个人的副业》，不就是一部专门文抄美国报纸新闻加以议论的政治小册子吗？王绍光这部书至少还是大学里严肃的政治学讲义，而徐贲不过是一个英文专业的博士谈论美国政治，从而借此讽刺中国政治的公知而已。在当下的中国语境中，所谓的公知就是那些越界，不守专业操守的知识分子。

　　比如徐贲这次引用奥威尔对于奥登，其实不过是文学批评，他却引用来批判王绍光的政治学研究。一个英文教授批评政治学教授，政治学专业不够严正。这不正说明，这篇文章就是一个文学老年的政治批判吗？中国自古就有清议传统，就是一群所谓的公知知识分子在太学、书院等公共场所议论国家政治，当然东汉有党锢之祸，晚明有东林之祸，未几东汉晚明同归覆灭，故史家曾有清议误国之说。

　　三

　　当然，徐贲教授这本书是当下右翼知识分子的又一部作品，内容以美国整治时评为主，兼及对于大陆政治的批评。我选取的这一篇对于王绍光的批判，恰恰就是徐贲涉及到对大陆政治讨论的内容。对此，我提出了一些自己的看法。不过，我想还可以借着这个话题继续探讨一下时下的左右之争。

　　几日前，与友人聊天言及时下的左右之争与文革造反保皇有异曲同工之处，都是不分是非，只论立场的意气之争。文章背后的意气多于理性思考。而另一个相似之处，则正如徐贲教授这部书名《政治是每一个人的副业》。文化大革命中，政治恰恰将所有人都卷入了进来，上至国家主席，下至无官小民都卷入了一场你死我活的政治斗争中。父母与子女斗争，上级与下级斗争，朋友之间意见不合也开始斗争。政治确实有斗争这一层含义，而徐贲先生这样一部政治是每一个人的副业，难道是要所有人都卷入人与人的斗争中去吗？

　　结语

　　二十年前，杜维明先生曾经到过贵阳，与贵州师大的一些教授座谈，席间言及公共知识分子应该推动政治社会改革的问题。张先生及其友人曾私下交流，认为杜维明在海外时间太长了，对于大陆的国情丝毫不了解，缺乏基本的认知和思考。

　　今天徐贲教授这本书依旧存在类似的问题，只不过杜先生所提到的公知已经蔚为大观，太平洋两岸鼓吹民主政治的公知们已经多如牛毛。从四月份开始，我亲眼目睹了张鸣、袁伟时等人的报告，也曾了解过他们的知识结构，发现他们既缺乏西方现代政治学和社会学的基本常识，也缺乏中国传统的政治智慧，所谈论的问题由于符合当下无知的民粹群体的欢心，所以才产生了所谓政治影响力。

　　《政治是每个人的副业》读后感(八)：每个人都应该关心政治生活

　　电视剧《蜗居》中曾经有这么句台词：我们年轻时需要垫脚石，中年时需要强心针，老年时需要拐杖。在当今新书遍地纷纷抢占着眼球的背景下，什么书能够是一本好书？在网络时代众声喧嚣，微博无时无刻不将人们对事物的关注度和对思考能力切分成越来越小的碎片下，我们恰恰需要这么一本书，他们能够是我们思想上能够站高看远的垫脚石，是我们面对社会纷繁现实能够傲然独立的强心针，是当我们感觉到自己陷入虚无的思想泥潭时能够爬出沼泽的拐杖。《政治是每个人的副业》就是我所认为的这么一本书。

　　伯里克利曾经提出过一句话：一个男人如果不关心政治，他就不是一个真正的男人，无怪乎在中国的饭桌和酒桌上，讨论政治话题的人络绎不绝。但不同于一般人中国人的理解，刘瑜在《民主的细节》中就谈到，政治其实没有那么神秘，关乎人的日常生活，粮食和蔬菜就有可能和政治相关。因此我们应该用一种更加平常的眼光来看待政治并且积极参与，在这本书中作者就列举了很多中国很美国的时事，对于民意，伦理等话题进行了分析。

　　用公民社会和理性价值这把尺子一量，无疑美国是一个发育成熟的公民社会标杆。作者并没有一味的褒扬美国社会的所有方面，而是以学者的深刻思想和一个美国居民的平民视角来揭示出美国公民社会的方方面面。作者从一件件美国的平常时事中揭示出在美国仍然充满着各种问题，人们对于美国的发展也有着各种各样的困惑。但是美国有着容许异议存在的公共空间，有着对于信仰的尊重。在美国，一个没有宗教信仰的无神主义者成为总统是被认为可怀疑的，因为他没有对于终极力量的敬畏，因此也就没有可以遵循的底线。而反观中国，目前对于经济发展的狂热追求成为了全民最大的信仰，要从构建公民素质做起构建公民社会和理性的公共社会，中国还有着很长的路要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