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过期间的圣人(2)

　　高梦旦和儿子如同“两个最知心的小朋友”，父子俩亲密相处的一幕，让幼年丧父的胡适既羡且妒。胡适甚至特意为此做了一首诗：

　　在我的老辈朋友之中，高梦旦先生要算是最无可指摘的了。

　　他的福建官话，我只觉得妩媚好听。

　　他每晚大叫大喊地说梦话，我只觉得是他的特别风致。

　　甚至于他爱打麻将，我也只觉得他格外的近人情。

　　但是我有一件事，不能不怨他：

　　他和仲洽在这里山上的时候，他们父子两人时时对坐着，

　　用福州话背诗，背文章，作笑谈，作长时间的深谈，

　　像两个最知心的小朋友一样，

　　全不管他们旁边还有两个从小没有父亲的人，

　　望着他们，妒在心头，泪在眼里！

　　——这一点不能不算是，高梦旦先生的罪状了！

　　胡适小时缺少父爱，高梦旦父子之间的亲昵神态自然令他羡慕也伤怀。胡适后来能那么慈爱、那么宽容地对待自己的两个儿子，多少也受到高梦旦的影响。

　　我们知道，林纾因极力反对白话文而成为众矢之的，可此人与高梦旦的两位兄长关系极好，也是高梦旦非常尊敬的一位前辈。尽管如此，高梦旦还是冒着被痛斥的危险给林纾写了一封信，为白话文张目，为胡适辩护。

　　信末，高梦旦坦言，这封信可能会让对方怒不可遏，对此，他做了充分的准备：

　　“此书草就多日，未以付邮，且逆料足下未尽一纸，即当撕为万段，故特打成三份：一以奉寄；一存小蔚处，备足下息怒时，就近更行取阅；一存此间，因弟作此书时，不免有负气之言，欲俟气平后，自取复阅也。”

　　但这封信尚未发出，林纾便来到了上海，和高梦旦“同游雁荡，相聚十余日，谈论甚久，无所芥蒂”。高梦旦因此觉得“先生胸无宿物，天性然也”，最终“不忍出此书，以伤其心”。

　　十三年后，高梦旦翻检旧书时发现了这封信，当时林纾已去世十二载。他把这封信转寄给了胡适。

　　显然，这封信让胡适大为感动，不是因为高梦旦在信中为自己开脱、辩护，而是因为高氏出于不忍之心，最终并没有寄出这封可能会触怒对方的略带火药味的信。

　　高梦旦曾告诉胡适，他之所以敬重胡适，是因为胡适能听从母命，没有背弃婚约。胡适问：“这一件事有什么难能可贵之处吗？”高梦旦说：“对你来说，这是一件大牺牲。”胡适不以为然：“我生平做的事，没有一件比这件事更讨便宜的了，有什么大牺牲？”高梦旦更加不解：“何以最讨便宜？”胡适娓娓道来：“当初我并不曾准备什么牺牲，我不过心里不忍伤几个人的心罢了。假如我那时忍心毁约，使这几个人终身痛苦，我的良心上的责备，必然比什么痛苦都难受。”顿了一下，胡适仿佛自我安慰地说：“其实我家庭里并没有什么大过不去的地方。这已是占便宜了。最占便宜的，是社会上对于此事的过分赞许，这种精神上的反应，真是意外的便宜。我是不怕人骂的，我也不曾求人赞许，我不过行吾心之所安罢了，而竟得这种意外的过分报酬，岂不是最便宜的事吗？”

　　胡适坦言，对于旧婚约，他“始终没有存毁约的念头”，但也曾面临“危机一发”的时刻。

　　原来，胡适回国后，在结婚前想见一下江冬秀。胡适想，既然两人即将结婚，亲眼看一下新娘子应该是最低限度的要求了。没想到，他来到江冬秀家后，江冬秀竟躲到床上，放下了床帐。胡适对高梦旦说：“若当时自己拔腿就走，或到外面客店去住，那关系就僵了。”胡适忍住内心的不快，一边翻书一边与其他人闲谈。渐渐地，内心的不快一点一点消失了，因为胡适意识到，新娘婚前不愿见新郎，并不是新娘的错，而是旧家庭旧习惯之错，既然如此，何必要争这一时的面子？倘若坚持要见江冬秀，就算对方勉强同意了，自己的面子有了，人家的面子何在呢？这样一想，他心平气和多了。(励志名言大全 www.wenzhangba.com)

　　后来胡适得知，果然是因为旧家庭作梗，长辈们反对，江冬秀才被迫躲入帐中的。

　　胡适对高梦旦感慨：“那天晚上，我若一任性，必至闹翻。我至今回想，那时确是危机一发之时。我这十几年的婚姻旧约，只有这几点钟是我自己有意矜持的。我自信那一晚与第二天早上的行为也不过是一个绅士应该做的。我受了半世的教育，若不能应付这样一点小境地，我就该惭愧终身了。”

　　听到这里，高梦旦连连点头，夸胡适对此事处理得当。

　　胡适之所以在高梦旦而非别人面前，吐露他对自己婚姻的真实看法以及婚前那段鲜为人知的小插曲，也许因为在他看来，高梦旦和自己均具备一颗慈悲之心。只有如此，对方才愿意相信，自己接受旧式婚姻是出于“不忍”之心，才会认同这一看法：慈悲之怀、容忍之心有助于我们度过人生中那些不期而至的“危机一发”之时。

　　一九三○年十一月二十五日，胡适结束在上海的工作即将远赴北京时说：“住上海三年半，今将远行了，颇念念不忍去。最可念者是几个好朋友，最不能忘者是高梦旦先生。”

　　正因为相知最深，分手时才会念念不忘。

　　胡适晚年曾说及自己的婚姻：“我们那个时代，现在的年轻人是不会了解的。我和我的太太订婚之后，我们从未见过面，一直到了结婚那天才见面的。我有两句诗：‘情愿不自由，也就自由了。’”

　　有了“情愿不自由”的宽厚容忍，就有了“也就自由了”的达观释然。

　　胡适晚年还和秘书谈起高梦旦的一次遭遇：“高梦旦先生有一位最小的女儿，也是他最爱的女儿，她出国回来不久，因盲肠炎进医院割治。那时割治盲肠炎已很稳定了，只有万分之一的危险。高小姐恰恰是万分之一的危险，结果不救了。”

　　说到这里，胡适加重了语气，道：“高梦旦先生没有说一句话。”

　　如果不是特别能容忍，高先生不会“没有说一句话”。

　　或许，高梦旦和胡适能成为民国“圣人”，就是因为两人都具备罕见的容忍精神。

　　编后语：每个人都有属于自己的人生，但他们的人生却不止属于他们自己，也属于全人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