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偷走了强壮的父亲

　　引导语：每个孩子，在心中都很敬畏自己的父亲，来看看这个故事吧！

　　大约两岁吧，那时的我。中午回家吃完饭，又要匆匆赶回办公室去。我不依，抓住他宽宽的军腰带不让他系上，说：“你系上这个就是要走了，我不要！”我抱住他的腿不让他走。
　　
　　那个年代的军人军纪如山，觉得迟到之罪近乎通敌。他一把抢回了腰带，还打了我——这事我当然不记得了，是自己事后多次提起，我才印象深刻。每提及此事，总露出一副深悔的样子。我有时想，挨那一顿打也真划得来啊，因而将此事记了一辈子，悔了一辈子。
　　
　　“后来，我就舍不得打你了。就那一次。”他说。
　　
　　那时，两岁的我不想和分别。半个世纪之后，我依然耍赖，依然想抓住什么留住，依然对上帝说：
　　
　　“把留给我吧！留给我吧！”
　　
　　然而上帝没有允许我的强留。
　　
　　当年小小的我不知道自己为什么留不住，半个世纪后，我仍然不明白为什么非走不可。当年的我知道他系上腰带就会走，现在的我知道他不思饮食、记忆涣散便也是要走。然而，我却一无长策，眼睁睁看着老迈的他杳然而逝。
　　
　　记忆中，总是带我去田间散步，教我阅读名叫“自然”的这部书。他指给我看螳螂的卵，他带回被寄生蜂下过蛋的蛹。后来有一次，我和五阿姨去散步，3岁的我偏头问阿姨道：
　　
　　“你看，菜叶子上都是洞，是怎么来的？”
　　
　　“虫吃的。”阿姨当时是大学生。
　　
　　“那虫在哪里？”
　　
　　阿姨答不上来，我拍手大乐。
　　
　　“哼，虫变成蛾子飞跑了，你都不知道！”
　　
　　我对生物的最初惊艳，来自，我为此感激终生。
　　
　　然而自己蜕化而去的时候，我却痛哭不依。他化蝶远扬，我却总不能相信这种事竟然发生了，那么英武而强壮的，谁把他偷走了？
　　
　　91岁那年，我带他回故乡。距离他上一次回乡，隔了59年。
　　
　　“你不是‘带’回去，是‘陪’回去。”我的朋友纠正我。
　　
　　“可是，我的情况是真的需要‘带’他回去。”
　　
　　我们用轮椅把他推上飞机，推入旅馆，推进火车。火车离开南京城后不久，就到了滁县。我起先吓了一跳，“滁州”这个地方好像应该好好待在欧阳修的《醉翁亭记》里，怎么真的有个滁州在这里。我一路问，现在是哪一站了，他一一说给我听，我问他下一站的站名，他也能回答上来。奇怪，平日颠三倒四的，连刚吃过午饭都会旋即忘了又要求母亲开饭，怎么一到了滁州城附近就如此凡事历历分明起来？
　　
　　“姑母在哪里？”
　　
　　“褚兰。”
　　
　　“外婆呢？”
　　
　　“宝光寺。”
　　
　　其他亲戚的居处他也都了如指掌，这是他魂牵梦绕的所在吧？
　　
　　年轻时的在徐州城里念师范，每次放假回家，便帮忙做农活。想到这里，我心下有了一份踏实，觉得在茫茫大地上，有某一块田是亲手料理过的，我因而觉得一份甜蜜安详。(人生哲理 www.wenzhangba.com)
　　
　　回乡，许多杂务都是一位叫安营的表哥打点的，包括租车和食宿的安排。安营表哥的名字很特别，据说那年有军队过境，在村边安营，表哥就叫了这个名字。
　　
　　“这位是谁你认识吗？”我问。
　　
　　“不认识。”
　　
　　“他就是安营呀！”
　　
　　“安营？”茫然，“安营怎么这么大了？”
　　
　　这组简单的对话，一天要说上好几次，然而总是不能承认面前此人就是安营。上一次，回家见他，他才一岁，而今他已是儿孙满堂的60岁老人了。去家离乡59年，的迷糊我不忍心用“老年痴呆”来解释。两天前我在飞机上见读英文报，便指些单词问他：
　　
　　“这是什么？”
　　
　　“西藏。”
　　
　　“这个呢？”
　　
　　“以色列。”
　　
　　我惊讶于他一一回答正确，奇怪啊，到底记得什么又到底不记得什么呢？
　　
　　我们到田塍边拜谒祖父母的坟，忽然说：
　　
　　“我们回家去吧！”
　　
　　“家？家在哪里？”我故意问他。
　　
　　“家，家在屏东呀！”
　　
　　我一惊，这一生不忘老家的人其实是以屏东为家的。屏东，那永恒的阳光的城垣。
　　
　　家族中走出一位老妇人，是的二堂婶，是所有家人中最老的，93岁了，腰杆笔直，小脚走得踏实快速。她看了一眼，用乡下人简单而大声的语言宣布：
　　
　　“他迂了！”
　　
　　乡人说的“迂”，就是“老年痴呆”的意思，我的眼泪立刻涌出来，我一直刻意闪避的字眼，这老妇人竟直截了当地道了出来，如此清晰而残忍。
　　
　　我开始明白“父母在”和“父母健在”是不同的，但我仍依恋不舍。
　　
　　过南京时，有老友陈颐鼎将军来访。陈伯伯和是同乡，交情素厚，但我告诉他陈伯伯在楼下，正要上来，他却勃然色变，说：
　　
　　“干吗要见他？”
　　
　　陈伯伯曾到过台湾，训练过一批新兵，那是1946年。这批新兵训练得还不太好就上战场了，结果吃了败仗，便成了台籍滞留大陆的老兵。
　　
　　“我一辈子都不见。”一脸执拗。
　　
　　他不明白这话不合时宜了。
　　
　　陈伯伯进来，我很紧张。陈伯伯一时激动万分，紧握的手热泪直流。却淡淡的，总算没赶人家出去。
　　
　　“陈伯伯和我当年的事，可以说一件给我听听吗？”事后我问陈伯母。
　　
　　“有一次打仗，晚上也打，不能睡，又下雨，他们两个人困极了，就穿着雨衣，背靠背地站着打盹儿。”
　　
　　我又去问陈伯伯：
　　
　　“我，你对他印象最深的是什么？”
　　
　　“他上进。他起先当‘学兵\’，看人家黄埔出身，他就也去考黄埔。等从黄埔出来，他想想，觉得学历还不够好，又去读陆军大学，然后，又去美国……”
　　
　　陈伯伯军阶一直比稍高，但我看到的他只是个慈祥的老人，喃喃地说些60年前的事情。
　　
　　1949年，是最后一批离开重庆的人。
　　
　　“我会守到最后5分钟。”他对母亲说。那时我们在广州，正要上船。他们两人把一对日本鲨鱼皮鞘的军刀各拿了一把，那算是家中比较值钱的东西，是受降时分得的战利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