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误会，还是必然？
是误会，还是必然？
刘郎闻莺 2013年9月27日
瞿秋白在《多余的话》中屡屡说到“历史的误会”，他是说，自己参加革命是历史的误会，自己做中共总书记更是历史的误会。
他为什么要这么说，是不是在贬低自己？他为什么不说自己参加革命和那个伟人一样是在主动寻找救国救民真理，是为了“改造中国和世界”呢？
瞿秋白没有把自己抬到革命的高地，而是事实求是地放到适合的位置，然后拿着血淋淋的解剖刀划开自己的胸膛。
让我们来看他自己是怎么说的吧！
首先，他是一个破落户的子弟，“世代是所谓‘衣租食税’的绅士阶级，世代读书，也世代做官。”家道的中落应该是从他父亲一代开始的，他小的时候，叔父还是湖北的布政使，靠着叔伯帮助，他也做过几年锦衣玉食的少爷。这样的家庭很讲面子，穷得没米下锅了，母亲还要雇着一个帮佣，尽管还欠帮佣几个月的工资；还要送他去读书，这书是不能不读的；尽管穷，也还要穿长衫，因为这是绅士的标志，即使欠着裁缝的工资要用木器去抵账。最后，家境的贫寒让母亲选择了自杀。按照中共的政策，这个时候的瞿家，应划在贫农阶级行列，这个阶级的人应该是很革命的，但是瞿家不这样认为，他们不耻于与那个阶级为伍，还是把自己看做绅士阶级，骨子里深深地藏着绅士意识，而且始终没有脱掉。
其次，就是他的身体很糟糕。瞿秋白还在20岁的时候就患上了肺结核，这个病时好时坏，总趋势是坏，把他的身体弄得很糟糕，常常工作两三个小时就感觉到精疲力竭。而革命是要艰苦卓绝的，是要“杀人放火”的，他可是连杀一只老鼠都害怕。
第三，瞿秋白的志愿，他离开家乡跑到北京，无非就是想考入北京大学，将来研究文学，做一个教员终老一生，他没有“治国平天下的”伟大志向。后来，他鬼使神差地进了一家俄文专修馆学习俄文，这就和俄国革命扯上了关系，中国革命是从俄国输入的，这就自然和中国革命扯上了关系。
第四，瞿秋白的世界观。青年时代的瞿秋白深受无政府主义影响，无政府主义和马克思主义又有共同之处，这就让他开始接触马克思主义。他和中共另一位大佬一样，也没有读过马克思的《资本论》，只取了“阶级斗争”四个字，就自诩马克思主义者了。《资本论》是马克思的主要著作，且不说它所揭示的是真理还是谬误，但就事实本身而言，如果没有读过《资本论》而自称马克思主义者，岂不是很滑稽的吗？是的，滑稽剧就此开场了，瞿秋白就是这样说的。 (亲情日志大全 www.wenzhangba.com)
第五，瞿秋白的革命道路。首先，他在五四运动时当了学校的俄文专修总代表（这件事谁也不愿意干），做了学校的“政治领袖”，带领学生参加了当时的革命运动。接着，北京晨报要派记者到俄国去，他为了看看“新国家”，更为了研究俄国文学，就动身去了俄国。在俄国，他一边研究俄文和俄国文学，一边也为了应付晨报要研究俄国革命。当时，东方大学开办中国班，因为在莫斯科找不到一个翻译，瞿秋白就去这个班当翻译了，这是他革命道路上的飞跃，因为在这里他遇着了中共党父陈独秀，陈独秀随后就把他带回了中国参加革命。国共第一次合作期间，瞿秋白在中共四大当上了中央委员。陈独秀退出领导岗位的时候，就“轮”到瞿秋白来主持中共的工作了。“取独秀而代之”，他自己觉得不合适，却又无他法，就这样，“捉住了老鸦在树上做窝”。
第六，瞿秋白的政治主张和态度。在中共的历史上，瞿秋白被称为机会主义，为什么被称为机会主义，他不明白，因为他的主张有的人赞成，有的人反对。而他总是想取调和态度，骨子里的中庸之道一直主宰着他的灵魂。从1925年到1931年，他在中共“彷佛是最主要的领袖”，居于这样一个地位，提出来的政治主张又不合时宜，所以，才被称为机会主义。
对于政治，他还在1927年的时候就已经没有多大的兴趣了，在瑞金的最后一年，竟然是完全没兴趣了。
原因之一，他总觉得自己是“半吊子文人”，自己的兴趣和爱好完全在文学方面。
原因之二，中共的暴力革命已经进行几年了，而且有了自己的“国土”，他们的口号是为穷人而战，结果呢：睁开眼睛看一看红都瑞金的周围，他实在是提不起精气神。
瞿秋白觉得自己就是一个脆弱的二元人物。
他说：一只赢弱的马拖着几千斤的辎重车，走上了险峻的山坡，一步步地往上爬，要往后退是不可能，要再往前去是实在不能胜任了。我在负责政治领导的时期，就是这样一种感觉。欲罢不能的疲劳使我永久感觉一种无可形容的重压。精神上政治上的倦怠，使我渴望“甜蜜的”休息，以致于脑筋麻木，停止一切种种思想。一九三一年一月的共产党四中全会开除了我的政治局委员之后，我的精神状态的确是“心中空无所有”的情形，直到现在还是如此。
他累了，实在是太累了，肩负着自己不能肩负的重担在崎岖的山道上走了几年，他实在是想永久地休息了。国民政府要枪毙他，他阿弥陀佛！也因此才从容赴死！
是误会，还是历史的必然？
既是误会，又是历史的必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