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代大儒王阳明的修行心得

　　［导读：王阳明的学说，如“心即理、知行合一、致良知”，自成一个系统，具有原创性与生命力，造成广泛的影响。但是从阳明弟子开始，他的哲学分支分派、众说纷纭，引生许多流弊。因此，若要学习儒家，上上之策还是回归孔子与孟子的原典。］

　　王阳明（1472-1528）是明朝中叶的学者，自幼好学深思，十二岁念私塾时就请教老师什么是第一等事。老师说“读书登第”，就是考取功名，成就一番事业。但王阳明却别有所见，他认为“读书学圣贤”才是第一等事。阳明的父亲与老师都甚为惊讶，知道他将来必有作为。

　　他十八岁时，遍读朱熹的书，看到朱氏说“格物”是要做到“众物之表里精粗无不到”，于是每日清晨在庭院中格竹子，研究竹节里面的结构，结果一星期就劳思致疾，病倒了。格竹子已让他生病，又如何格万物呢？他觉悟此种向外穷理之路不通，于是改循陆象山的途径，向内探求本心，发展心学系统。

　　阳明一生有“五溺三变”的经历。他顺着生命的自然趋势，以真诚而专注的心思，学习他认为重要的能力，希望活得充实并且达成人生的最高目标。

　　一，五溺三变

　　五溺是指他依序沉迷于五个领域，亦即：任侠、骑射、辞章、神仙与佛氏。前三项较为容易修成。他一生富于侠义精神，带兵作战极有效率，提笔为文挥洒自如，是哲学家中罕见的文武全才。至于接触道教的神仙术，则始于他十七岁成婚之日，偶然经过道教铁柱宫，见道士趺坐一榻，便叩问养生之事，终夜忘归。他后来常与道士谈仙，有遗世入山之意；他学习静坐默观，偶有先知之明，能预知友人来访。然后，关于佛教，他的语录与文集中，引用多种佛典，其中以《六祖坛经》与《传灯录》最为常见。他说：“吾亦自幼笃志二氏，……始自叹悔错用了三十年气力。”（《传习录》上）意即他有三十年之久沉迷于佛道二教。

　　他觉悟之后，劝人不要迷信道教的神仙术，他说：“饥来吃饭倦来眠，只此修行玄更玄；说与世人浑不信，却从身外觅神仙。”他也对佛教表示质疑，他说：“佛氏不着相，其实着了相；吾儒着相，其实不着相。”

　　其次，“三变”是说他在教育学生时，所用的方法与内容经过三次变化。他三十七岁时，在贵州龙场悟得“知行合一”；四十二岁时教人“静坐澄思”，以收回放纵散乱的心思；到四十九岁时由百死千难之中悟得“致良知”之旨。这三变的目标是一致的，即是如何使人成圣。

　　二，成圣的理论与实践

　　儒家主张人人皆可成圣。这种观点如果成立，必须说明成圣的前提、修练的过程，与最后的验证。

　　简单说来，成圣的前提是“心即理”。阳明被贬谪到龙场时，沉思圣人处此困境应当如何；他面对当地夷人，又想到如何教化夷人。如果采取“道问学”之途，须穷究万物之理，则将无法回答这一类问题。若是采取“尊德性”之途，则须肯定人人内在即有此理，只是如何使之呈现而已。阳明设立龙冈书院，揭示四点教条：立志、勤学、改过、责善。这些都是要人收摄精神，建立道德行为的主体性。他说：“心即理也。天下又有心外之事，心外之理乎？”意即：一切都要看自己的心能否自觉，若是离开了这个心，什么都是幻象。并且，只有心可以领悟万事万物之理，这种领悟使理不可能离心而独存。专就人所特有的道德行为来说，则道德的基础在内不在外，是吾心把已有的善应用于相关的人与物上。

　　大体说来，自宋朝至明朝，“去人欲，存天理”一语已成为儒者修养的标准口号。问题只在于这个天理落在何处。落在“性”上，则说“性即理”；落在心上，则说“心即理”。阳明主张心即理，肯定人只要觉悟本心，使本心无私欲之蔽，则本心即是天理，直接显示至善，所以说“至善是心之本体”。理是不待外求的，亦即人人心中有天理，有个至善的准则。如此说来，成圣的可能性就不容置疑了。(经典语句大全 www.wenzhangba.com)

　　其次，成圣的功夫是什么？这期间的修练过程即是“知行合一”。既然在谈成圣，那么所谓的“知”，当然是指有关道德的知，如孝悌忠信；而所谓的“行”，则是指道德实践而言。阳明说：“知是行的主意，行是知的功夫。知是行之始，行是知之成。若会得时，只说一个知，已自有行在；只说一个行，已自有知在。”譬如，某人说他知道孝顺，但未能实践。这种知不是真知。若是真知其为善，则必有随着此知而来的、发自内心的行善要求，并且非要实践不可。知与行像是循环互动的两股力量，在相互印证的过程中趋于至善之境。他指出：“知行原是两个字说一个功夫。”总之，“知之真切笃实处，即是行；行之明觉精察处，即是知。”事实上，明白道德行为必须出于真诚，并由内而发，亦即明白行善必有自觉与自主，就自然会同意阳明的“知行合一”之说。

　　阳明早期受佛道二氏影响颇深，后来在立学宗旨上回归儒家，但并不排斥以“静坐”为方法。静坐使人集中心思，收敛心神，目的在于“去私”，所以不可光是静坐，还须勤用克己功夫，“在事上磨练”。动者未必能静，久之忘了本心；静者还须能动，修养才可落实。

　　阳明晚期对于成圣提出一个扼要但全面涵盖的观点，就是“致良知”。

　　三，“致良知”是心法

　　阳明以“致良知”一语统摄自己的修行法门。“良知”一词出于《孟子?尽心上》原文是良能与良知并举，前者是不学而能，后者是不虑而知。“良”代表天生本有，而没有道德意义，但是以此为基础，才可能推出亲亲之“仁”与敬长之“义”。阳明善于读书，依此提出新解，他说：“是非之心，不待虑而知，不待学而能，是故谓之良知。”（《大学问》）这个新解并非他的创见，而是突显孟子心之四端的一种。在孟子，是以“是非之心”为“智之端也”。良知与智有关，若是少了是非之心，则恻隐之心、羞恶之心、辞让之心皆无由展现，而仁、义、礼也谈不上实践了。

　　其次，“致知”一词出自《大学》，原为“格物、致知、诚意、正心……”八目之一。阳明反对朱熹以致知为向外格物穷理，于是转而以致知为向内要求正心。致知加上正心，心即是良知，如此一来，就成了“致良知”。阳明是一元论者，他研究《大学》，喜欢强调“身心意知物者，……其实只是一物。格致诚正修者，……其实只是一事。”一个人只要“致吾之良知于事事物物”，天下尚须何思何虑？

　　因此，人人皆有良知，也皆有成圣的可能性。但是为何世间圣人极少？这就涉及修练了。良知有如明月，私欲则如云雾，私欲遮蔽良知，人生一片漆黑。他说：“千思万虑，只是要致良知。良知愈思愈精明。若不精思，漫然随事应去，良知便粗了。”良知有精明与粗昏之别，若是精明到阳明本人的程度，其效果令人惊讶。他说：“我的灵明便是天地鬼神的主宰。天没有我的灵明，谁去仰他高？地没有我的灵明，谁去俯他深？鬼神没有我的灵明，谁去辨他吉凶灾祥？天地鬼神万物离却我的灵明，便没有天地鬼神万物了。”（《传习录》）这是唯心一元论的观点。这种观点放在“知识论”上，亦即主张离开主体便无认知活动，是可以说得通的；但是放在“本体论”上，要说明万物之真实存在，则难以让人信服。阳明早已过世，而万物依然存在；若使人人皆成阳明，则谁所见之物为真？这种观点放在“伦理学”上，则困难更大。

　　譬如，二人对同一件事的态度或同一个行为的判断针锋相对，但二人皆宣称自己“致良知”。那么，我们要如何裁定是非？由此可以了解，何以阳明的弟子与后学会提出许多奇怪的说法，如“满街都是圣人”等。

　　总之，程朱理学受到的批评是“支离”，由向外格物变成逐物不反；陆王心学受到的批评是“近禅”，由于致良知而接近明心见性。相同的一点是，他们都肯定自己是儒家，其目的都是要使人成圣，并且为了成圣都需要努力修养德行。但是，无可奈何的是，在帝王专制的政治环境中，是不可能真正发扬孔子与孟子的人文理念的。取法乎上，仅得其中，他们“知其不可而为之”的精神仍值得我们效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