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年前，我被全民创业忽悠了一把

　　引导语：创业，不是一件简单的事。

　　在我的朋友圈里，“创业”老在刷屏。凭我的经验，但凡这个词儿流行，情形也罢，情绪也罢，都会处在悬而未决的状态。就像舞池里一曲终了，下一曲却久不响起。无人宣布散场，又不见继续的迹象。人人都在观望，看身边的舞伴尴尬，心仪的对象逸出视野，躁动，心有不甘，继而愤懑，继而失望，似乎有事可待，又觉万事皆休。徘徊中一个黑影站到台前，对着麦克风说了一声“晚安”，大家才一齐在心里骂出那个F开头的单词，明白真的完了。创业之滋味，大抵如此——形势比人强，天下哪有那么多的事业？看起来像创业，不过转身而已。

　　说起来我也曾经创过业，不过那至少是20年前的事了。回忆总是不靠谱，故而权当虚构吧。

　　大学毕业后我在一家药厂做化验员。厂小，产量不高，工作量不饱和，相应地工资也低。每天上午按部就班，抽检、取样、化验、出报告。中午比较好玩，在食堂里三下五除二，碗筷一放直奔会议室。在那里，每天都举行午间舞会。科长、厂长都来，十八九岁的女工居多。一群人趿着拖鞋，白衣白裤白大褂，伴着林忆莲的《倾斜》跳三十二步，真是飞一般的诡异。

　　下午是私人时间。在无菌室的准备间，我用包装箱铺了一个床。夏天没空调，拉上厚窗帘，无菌操作台提供最适宜的空气。天气转凉，墙角我准备了一个电炉，烧杯煮茶。工作服叠成的枕头边，一台walkman，一堆杂书。至于读了些什么书，今天全忘了。

　　好景不长，我被调到生产科做副科长，原来的岗位腾给了一个关系曲折的姑娘。不仅无菌室的私密空间没了，每天还得去车间里转悠，摆出一付“拿摩温”的样子。回到办公室，日子也难受。科长是一个大烟鬼，每隔五分钟就向对桌的我递烟，害得我隔三岔五就得还礼。三四盒烟，一天放空，工资根本经不住烧。更要命的是没法读书，一会儿机修工来找你开条子买零件，一会儿库管员来闹补屋顶的事儿，好不容易偷到时光，只能塞本书在白大褂里，躲到片剂车间的男更衣室里去读。作为交换，我给这个车间的评级一向是最高的。

　　比起独在一隅的质检科，生产科的好处是消息灵通。很快我就发现，整个办公区的人都在忙别的。销售科的不必说了，都在外边开了药店，批发零售兼做；财务科的出纳很神秘，中午用鼻孔哼一声我去银行转账，整个下午就不见人影，据说好几家公司有业务；人事科的科长宣布她患上了美尼尔氏综合症，一周里有四天都在医院里跑订单。其实也不是真的瞒着谁，大家聊天都说自己在“创业”。就连顶替我的那个姑娘都跟男朋友在创业——下班后在菜市卖卤菜，据说生意很好。她还在实验室用培养箱试制牛肉干，搞得全厂肉香扑鼻。偶尔我想，要不也创个什么业？念头一闪，懒意就起了。

　　有一天刚发薪水，我兴冲冲挤上中巴，想赶在关门前到新华书店买几本书，免得工资全烧成了灰。当我挤出中巴进到书店，才发现兜里的钱被偷了，气得我一宿没合眼。第二天，我决定创业，开个书店。(好文章阅读 www.wenzhangba.com)

　　开店要有钱，还得有店面。之前姑妈给了我一小笔钱，搁在我父母那儿，可惜这钱估计也就够店面租金，要想进货就难了。我跟一个高中哥们儿商量，他愿意出店面，算是合伙。

　　所谓店面，其实就是哥们儿的卧室。高中毕业的暑假，我们几个哥们儿常躲在那里看黄带。卧室临街，拆了墙，装个卷帘门就成。

　　改造的钱也省了。我舅舅是烟草公司的基建科长，他叫了几个工人，拉来水泥河沙灰砖，两天时间搞掂。门口一溜石梯，通向小街。他又找了两个木匠，给我们做了三排书架。

　　门脸焕然一新，里面却幽暗不明。街面高过店铺一大截，挡住了光线。站在店里，只能看见行人光鲜的上半身。想了想，我们把书店定名为“地平线”。

　　工程完毕，舅舅来视察。他看了看环境，看了看书架，提议说：“你们去申请一个香烟零售点吧。”

　　过了没多久，我们就明白他的建议是正确的。不过在此之前，我们还忙活了许多事。比如到文化局办理经营许可证。没这个证，工商局那边根本不会搭理你。个体工商户执照、经营场所证明、营业执照，每一项审批都得按不是规则的规矩办，每一项都不比许可证来的更复杂或更简单。总之，要把过程写出来，起码需要一个中篇小说的字数。

　　街道办居委会以及爱卫会都来光顾过，惟独顾客没有。每天药厂下班去店里，就看见我那哥们儿正在安安静静地读书。换我当班，也是一样。只是读了什么，今天也记不得了。偶尔有一两个弯着腰的中年男子，朝店里探头探脑，困惑的我们一致断定，他们在找洗头房。

　　为了改变现状，我们决定去省城进书。当然，主要目的是为了看甲级联赛的现场，那正是四川全兴火的时候。

　　在图书批发市场里逛了一周，我们迅速地由土鳖进化成奸商。哪些批发店卖什么书，为什么卖得火，折扣多少，是否盗版，心里有数。原来，“地平线”的书太高端了，不够亲民。我们检讨，什么沈从文，什么余华史铁生，什么马尔克斯昆德拉，通通挪到角落去。金庸古龙梁羽生都嫌老土，一并摆到高处。最中间醒目的位置，留给席绢于晴余秋雨温瑞安。这些货好卖，本城就能进到，再不用跑省城，效益好起来的同时，成本也降了下来。

　　可惜好景不长，很快我们发现，书籍碰到了意想不到的挑战——VCD。自从这个玩意儿取代了录像带，人们就更加不愿意在读书上花时间。那段日子，随便走到哪儿，都能看见热热闹闹的租碟店，都能听见鬼哭狼嚎一般的家庭卡拉OK。现在回想起来，或许我从那时候就明白了一件事，没有什么信息载体令人忠诚，不可替代。书籍、报纸、光碟、网络，对我而言，再无神圣感。

　　剩下的顾客只有附近几所中学的学生。可是他们在店里东翻西翻，就是不买。怎么办？我们改卖为租，进了一大批卿卿我我的言情小说，门口还摆上了香烟柜台和收费电话机。学生租去的书经常被老师发现收缴。有时候，我们像收保护费的流氓一样游荡在学校门口，因为押金几乎成了书店的主要收入。

　　又撑了一段时间，终究惨淡。这时候，另一个“创业”的哥们儿出了事。他在夜市开了一家火锅店，单位同事来庆贺。没想到一个喝醉了的家伙跑进厨房拿酒，灌了一杯发毛肚用的烧碱水。医药费赔垮了火锅店，“地平线”也在帮忙中歇了业。而这，就是我第一次创业的结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