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国藩：越清淡的人，活得越有趣
如你要喝浓茶，就可以多取一点茶叶，你要想竭淡茶，就可以少放一点茶叶。你要想费心，就多牵挂一些事。你要想淡心，就少为一些事烦恼，这样快乐就会从天而降。南怀瑾曾言：“智慧真到了极点，就是最清淡的人。
看透人生种种难堪的局面，才能知“清淡之心”多么有用。曾国藩淡泊名利，即在于能淡化物欲，以心养身。
清淡是曾国藩崇尚的人生涵养，在他看来：
涵养深，有容量的人品德就高尚，遇事忍耐的人事情才能成功。这是因为，容量大就能原谅他人，有忍耐就会好事多磨;
那些有一点不满意就勃然大怒，有一件小事违背自己的意愿就愤然发作，有一点优于他人的长处就向众人炫耀，听到一句赞颂的话就为之动容之人，都是没有涵养的表现。
古人说器量随见识而增长，遇事不喜不惊，才可以担当大事业。的确，“有容德乃大，大忍事乃济”。
由于曾国藩是一个典型的封建知识分子，所以他对儒家“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视为平生待人接物、处世治事的基本原则。但曾国藩主张，修身必须首先结合实际去进行。不管是读书做学问，还是待人接物;不管是带兵打仗，还是为官从政，都有修身的大学问体现其中。要做到这些，他认为最重要的就是立足精神修养，即治心。
在曾国藩看来，精神的修奍，全是内心所要做的功夫。所谓治心之道，如惩仇窒欲，静坐养心、平淡自守、改过迁善等等，都属于精神方面的修养。因而，他主张，精神修养必须按照静坐、平淡、改过这三个步骤去进行。
心不静，幸福来不了
所谓静坐，这是儒道佛三家所共有的初步门径。自东汉以来，儒家的积极人世人生哲学，与老庄自然淡泊的消极出世人生哲学，始终是互补的。至于佛家所说的“明心见”，更要求人们先有静的境界。因而，它们都强凋一个“静”字。
曾国藩综合儒道佛三家之说，把静字功夫看得非常重要：
最是“静”字功夫要紧，大程子是三代后圣人，亦是“静”字功夫足。王文成是“静”字有功夫，所以他能不动心。若不静，省身也不密，见理也不明，都是浮的。总是要静。曰：凡人皆有切身之病，刚恶柔恶，各有所偏，溺既深，动辄发见，须自己体察所溺之病，终身在此处克治。
在他看来，静可以看清楚自身的毛病、修身的问题，哪怕是极其细密的问题，也可以看清;面对棘手的事务需要处理，也能够看清道理;每一个人总是有偏好、有爱憎、有刚柔，沉溺其中某一方面，就可能导致错误。静是治理他们的良方。
曾国藩对静字的认识也有独到之处，他认为：“心静则体察精，克治亦省力。”心静那么就能够体察事物的本质，发觉事物的精微;处理事情也能够省力，即达到事半功倍的效果。因此他极其推崇“静”字功夫好的人。
当我们忙的疲惫烦乱的时候，有意思的事会越来越少。这时候，不妨静坐，让自己沉静下来，做一个有趣的人。
甘于平淡，才算真正到了境界
所谓平淡，主要是对老庄淡泊寡欲之说的继承和阐发。一个健康的人，如果世间之事不能看得平淡，一切都视为至关重要，都想去得到它，那么他的心境就会自觉或不自觉地被外物所扰乱，精神就会时时要受到牵累，常常会因一些不愉快的事情而耿耿于怀，就会影响到待人接物，处世治事的好坏成败。
因此，曾国藩在强调静字的同时，还主张要有平淡的心境。
他说：“思胸襟广大，宜从‘平、淡’二字用功。凡入我之际，须看得平，功名之际，须看得淡，庶几胸怀阔。”并表示要“以庄子之道自怡，以荀子之道自克”，要把“世俗之功名须看得平淡些”。因为他认识到，一般人之所以胸襟狭窄，全是物欲之念太重，功名之念太深。更具体些说，则是私欲扰于心，精神无安静之日，自然也就产生不偷快的心境。
他这里所谓的宜在“平、淡”二字上用功，即是要使心中平淡，不致为私欲所扰乱，务使精神恬静，不受外物之累，使自己置身于物来顺受，然后可以处于光明无欲的心境。
改过，从心开始
改过，用曾国藩自己的话说，是指当一个人内心久久不能平静，然后用心去寻求内心无法平静的原因，而后针对这个原因对自己进行严厉、苛细的质问，再带着这个问题去反思，去改过。他为了提高自己的德行，一生中写日记从不间断，并以此自律。
综观他写下的一百多万字的日记，内容有相当—部分是自艾自责的语句。譬如，他在朋友家中见到别人奉承卖唱之女子，“心为之动”;梦中见人得利,“甚觉艳羡”，等等。
于是，他痛责自己：“好利之心至形诸梦寐，何以卑鄙若此!方欲痛自湔洗，时本日闻言尚怦然欲动，真可谓下流矣!
仅在道光二十二年(1842)冬天，他就连续一个多星期，写下了诸如说话太多，且议人短：“细思日日过恶，总是多言，其所以致多言者，都从毁誉心起”;“语太激厉，又议人短，每口总是口过多，何以不改?”等语，对于友人的忠告，曾国藩则强制自己虚心接受，力求改过。
此外，从他所做的铭联箴言以及格言警句单字等，大部分体现了他要借以提醒自己不忘改过、立志自新的精神。
经过多年仕宦生涯的曲曲折折，晚年的曾国藩总结出十二条治心经，认为终生守之而不改：
战战兢兢，死而后已，行有不得，反求诸己。
手眼俱到，心力交瘁，困知勉行，夜以继日。
此十二语者，吾当守之终身，遇大忧患，大拂逆之时，庶几免于尤悔耳。
梁启超总结曾国藩能成功的原因，就是“自制之力甚强”。自我控制能力弱，轻则伤体，重则罹祸。因此，曾国藩强调保身与“窒欲”并重，尤其对明哲保身有独特运用。
曾国藩的治心经，以儒家为本，同时也融人了佛道的内容。
曾国藩早年在京城时，身体羸弱，又怕平生志向不得伸展，所以常常忧思过度，一天竟吐血数口，日记中遂痛加自责，说这是“大不孝”，表示以后“唯有节嗜欲、慎饮食、寡思虑而已”，但说到容易做却难。数日后，“‘忿’、‘欲’”二念皆大动，竟不能止”，他担心自己“成内伤之病”。连续多日，他翻阅理学家的传记以及佛教典籍，希图从中找到解脱精神痛苦的美药良方。
他在读《孟子·养心篇》后说：“损忿之心蓄于方寸，自咎局量太小，不足任天下之大事。”随后几天，他又阅读了佛教经典《杂阿含经》等书，对佛家的“心为法本”，“降龙伏虎”有进一步的体会。
老子曰：“淡兮其若海。”志得意满时，万不可骄傲狂妄，得意忘形。对于取得的成绩，别人吹捧时，不能忘乎所以，要淡然置处，万不可有“子系中山狼，得意便猖狂”的蠢行。
于世人而言，在志得意满之时更应崇尚清淡，既不能妄自尊大，目空一切，也不可骄奢浮躁，玩物丧志，要心谦身平，脚踏实地，依然故我，追求不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