朋友记

　　有点病痛可以算是上天的恩赐了。因为无论平时是什么模样，一旦昏沉地躺在床上，一种长远的孤独感总会不由分说地无情地侵入你的心里，与病痛合起伙来，肆意地剥蚀你的躯体和灵魂。但这确实算得上是一份上天的恩赐。我还没有老去，不得不开始忙忙碌碌起来，就算是偶而有点余暇，也泛起愁绪，总要想方设法地让自己不得有一刻的消停。而生了病就不一样了，我没有办法拒绝这个“闲暇”的时光，大可呼呼睡去，睡不着还可以胡思乱想，尽管病痛和孤独消磨着我，但我却能真正地感受到自己强烈的存在。回首我的过去，我年少的那会儿，确实是不被女人喜欢的。我还能感受到那座城市的夜里，霓虹的模糊——眼里噙着泪水。我们在图书馆爱上，在出租屋爱过。我爱得很自我，顾不上她偶尔的伤感。她让我相信我们的爱是不被她的父母所允许的，她是迟早要回去打理家里的产业，承祧姓氏的。而我总归有自己的打工生涯。我还知道她没说出口的是，我的寒酸，并不被她父母所接受。我倔强地让她记住，没有比爱更加重要的了，只要我们还互相爱着，未来就不会有任何的阻碍。我记得我十五六岁的时候，我穿着母亲为我改制的短裤，是从父亲的旧裤子里找出的一条灰色的尼龙裤子，有拉链要拴皮带的那种。我很喜欢穿父亲的衣裤，这样可以让自己看起来像是一个大人。是的，我渴望被认为是大人，而当时又怎么能知道成年人的无奈呢，怎么会去考虑在我真的成了成年人后，却没办法再回到小孩子呢。我开口向母亲讨要一条短裤，方便在学校打篮球。母亲从衣柜底找到这条皱巴巴，带着浓烈的樟脑丸味道的裤子。从膝盖往上一寸齐齐地剪下，再一针一针地收了裤边递给我。我很开心，搭配上父亲拴旧了的牛皮皮带，在家里我也常常穿。那条皮带我坚信是真的牛皮，那个年代人造皮还不流行，而且我还咬过它——这倒不是因为我饿了，硬邦邦的很难咬动，这是我意识里的牛皮该有的样子。因为我骑过隔壁邻居家的大水牛，牛背真宽，也真是滑，两只腿是不容易夹持的，我揪不住牛背上太短的牛毛，只能张开手爪去努力抓住牛背，所以我知道牛皮是硬邦邦的。那条皮带上有一排孔洞是供皮带头插扣的，显然我的腰是太小了，我拿钉子沿着这排孔洞又加了两个，拴起来才合我的腰。我的左手拇指指甲盖就是在那个时候被铁锤砸变了形，当时没有去医院，甚至不敢跟父母讲，我庆幸我不是左撇子，要不然父母一定会发现我左手拇指的异常。所以到现在我的左手拇指指甲盖中间还有一道高高的隆起的埂，是好不了了。牛皮皮带和改制的尼龙短裤，这个记忆是很清晰的，但穿的什么衣服就已经记不清楚了，也许是长袖的灰衬衫，又或者是白色的背心，松垮垮的那种。我希望我当时穿的是松垮垮的背心，要不然我真不敢想象那条短裤搭配一件长袖的衬衫是个多么蠢的样子。鞋子我是真的想不起来了，但无非就是胶鞋，不太可能是白胶鞋，因为在那个时候我只有一双白胶鞋，而且一般只会在周一担任国旗手升国旗时我才会穿的，我不可能随随便便在黑炭渣铺的操场上毁掉它的使命和荣誉。那天下午注定是要下雨的，从早上一直灰蒙蒙的天就可以看得出来。后来真的下雨了，是突然哗啦啦地倾盆而下的那种，这在孟夏一点也不稀奇。我们都躲到了操场边教学楼的屋檐下。学校放学过后教室都已经关门了，校园里除了个别教职工也被突如其来的大雨淋了回去，不见有其他什么人。他跟我是一个年级的，但没有在一个班上，我记得在此之前我们从来没有交谈过。也许是我忘了，也许偶尔在操场上碰到时打过招呼，但我当时确实不知道他叫什么名字。我应该记住他，他是友好热情的。我不是一个喜欢说话的人，至少在不熟悉的人面前。即使是在熟悉的人堆里，我也不是能引起一个话题来供大家议论闲谈的人。我感到很尴尬，兀自在屋檐下拍打皮球。我也关注着我旁边的这个人，一身浅蓝色的球衣套装，和白色的球鞋。关于这点，我想我的记忆是准确的，毕竟那身装备是我当时梦寐以求的那种。但我并没有为我没有而感到羞愧，因为在学校里，大多数人的穿着是跟我一样的。反而他这样的才是少见的。不仅是少见，我想，学校里也就只有他是这样。穿着长裤改制的尼龙短裤的那个男孩并没有因此而感到自卑。他也从来没有自卑过。他不知道自卑是什么感觉，他只是不知道该与穿着标准球衣套装和白色球鞋的人怎么交谈。他明白他与他之间有一种差距，但他确实是没有自卑。二在他二十二岁大学毕业时，她抛弃了他。我不清楚用“抛弃”这个词是否准确。但她确实是决绝的，而他除了悲伤惋惜，那复杂的情绪中裹挟着的那种对自己的看不起，他不敢相信，那种感觉就是自卑。那晚城市的霓虹确实是模糊的。我们从毕业聚会酒店走出来，很伤感。而且我没有察觉，她比我要伤感得多。我们没有像从前一样在城市的街道散步到夜深。我们是喜欢在街上散步聊天的。我们常常从学校宿舍出来过夜。他喜欢轻吻挽着他手臂靠在他身边的她的头发。那种发香，他是忘不了的了。是薰衣草的淡淡的味道。在街上逛累了，就到学校附近的出租屋继续聊天。学校附近总是有很多出租屋，是大学生情侣们的天堂，年轻的荷尔蒙在那里可以到达极乐世界。因为多，所以环境有好有坏，价格也参差不齐，但总的来说，一晚的花销也都不是很贵。登记缴费都是我负责的，但我记得第一次是她登记缴的费。为此我们的第一个一起度过的夜晚过得并不开心。我们吵了很久。他说登记缴费应该是作为男人的自己来负责的，不应该由女人来代替。她说面对他那可怜的自尊心，她觉得很可笑。但是他们都没有选择摔门离开对方。最后是他主动的一个拥抱，她主动地踮起脚的轻吻，平息了那场波澜。他们度过了愉悦的一夜。在后来，她不再去主动登记缴费了，他很开心。很奇怪，自尊心强烈的他并没有因为她不再像第一次一样去租住条件好，价格高的出租屋而生气。反而他觉得她很会过日子，很为他着想，他更爱她了。虽然我记得那晚城市的霓虹是模糊的，但我相信它一开始并不这样，至少在她向我提出分手之前，在我眼里它应该还保持了它真实的缤纷闪耀。后来渐渐地模糊起来了，他也不知道该怎么办了。他去拉扯就要离开的冷漠的她，徒劳地。她上了一辆车，他从来没有见过这辆车。他至今也不知道车里的是谁，也许是她朋友，也许是她司机，怎么能知道呢？他从来没听她说过。回想起来，我很庆幸高文跑过来拉住了我，那个当初跟我在教学楼屋檐下躲雨的男孩儿。我清楚地记得，当时是他先开口说的话。但是说的什么我就记不清楚了，也许是雨下的真大呀，也许是哎呀糟糕。在那个大雨的屋檐下躲雨的我们，从此反正就算是正式认识了，并且常常相约，一起在放学后，打了数不清次数的篮球，彼此熟络起来。我追在她的车后面，一点也看不清车里的她。在后来，以至于到现在，我仍然在为我当时的行为感到羞辱。我可以想象，当时街上的旁人看见一个大高个子的年轻人在车流不息的马路上追在一辆车后面，还抹着眼泪，是多么的诧异。这个乖戾的男孩儿也许就成了他们长期以来的谈资。但又有谁理解得了呢。兴许也都年轻过，但谁又能保证都会有这样的经历呢。我在稍微认为自己长大了一点后，回想那个年轻时候的自己是多么的不正常，多么的荒谬，但又有什么办法呢，这就是他的青春。我常常试图去解释青春，当我不再青春的时候。哪知道，只有那个正青春的自己，才是深刻地理解了青春。当我不再青春了，也许可以去总结总结，终究会发现，直视那个青春的自己，是越来越陌生的。时光总是停不下来，成长也停不下来，我保持不了青春的模样，但我强迫过我自己去保持青春模样的思考。惘然的，我总会遇到我不曾预料到的人，进入不曾预料到的环境。我总是在成长的，总是在被动地接受着改变的，总是在不自知的情况下，沉淀着一些又一些好的坏的，美的丑的，善的恶的。那辆载着他青春的美好期望的车终究是没有停下来，不出意外地迅速消失在了车流里。高文把他拉了回来。我坚信，如果不是高文，他还会不顾一切地跑到车流中去歇斯底里。那将是多么丑陋的一幕啊，我坚信这是会发生的。我解释不了青春，但我相信那就是当时我认为的青春该有的桥段。高文把失去理智的我从车流中拉回路边，安慰我，并不奇怪。穿着长裤改制的尼龙短裤的男孩儿与穿着球衣套装的他，在那次一起躲过雨之后，他们就各自穿成这样，无数次的出现在黑炭渣铺成的操场上，友谊日趋坚固。他们考上了同一所高中，后来又上了同一所大学。以至于在大学毕业的那一刻，他们也不会预料到，这么多年冥冥之中的缘分会因为各自不同的生活轨迹而慢慢淡去。他们不想这样的，但是各奔东西总是必须的。他们走出校园后，路不同。他们不容置疑地在各自所处的环境里成长，以至于彼此再联系时，没有了共同的话题。甚至往昔的友谊的岁月也都再懒得去回忆了，毕竟成年人总是要标榜一些成熟，是不愿意提起一些年少时做过的幼稚的蠢事的。三我是从来不喜欢我的一些亲戚的。现在，我不喜欢的那些亲戚也老了。我每年会抽出一两次时间去看望他们。我们的和谐相处，是我不曾意料到的。我小的时候，二舅总是喜欢把他那只又粗又大的手按在我的脑袋上磨蹭。我一开始以为这是他对我的爱抚。直到后来我发现他在训他家的那只大黄狗时，也是把手按在大黄的头上磨蹭。我们确实是难得见一面，只有过年才会被迫聚在一起。我拒绝过母亲很多次，躲在被窝里不起来，不想去见那些亲戚。母亲悄悄拿衣袖揩过眼泪，我看见过。那时的我虽然年幼，但不忍，总还是会扭扭捏捏地去拜年。去把头伸过去，让二舅磨蹭磨蹭，听他讲几句我没有出息的话。我跟高文曾经谈论过亲戚的话题。他说，能成为亲戚，这是前世的缘分。我认为他说得对。慢慢地，我就看得淡了。以前的痛苦都来源于我太苛求于与亲戚能有跟朋友一样的良好关系，既然是前世有缘，今生未尝不可无话不谈。但事实证明这样去要求是完全没有必要的。特别是我大学毕业后，还没有找到工作的那段时间。二舅总会问我，为何找不到工作。我只能怯怯懦懦地回答他，我的专业不容易找到合适的工作。其实不然，在发展迅速的社会里，机械自动化专业是容易找到工作的。只是我的心思完全还陷在那个不久前的霓虹模糊的夜里，自暴自弃着注定是不容易找到工作的。这时二舅会先开心一下，表示早就告诉过我，学金融是如何的来钱快，学这个机械行业的技术，只会打一辈子不体面的工。而后就是对我的不屑。当然那个时候我已经二十几了，他不会再拿他那只又粗又大的手来摩挲我的脑袋，压得我透不过气。但是只要在他的旁边，那种透不过气的感觉就从来没有消失过。一开始我并不知道，高文为什么在我谈论亲戚的话题时，总是会劝慰我去发现亲戚的好。我们对世界的理解应该是一样的，我们最爱在一起相互抱怨种种的不满，兴奋于彼此的共鸣。所以我以为他会对我说，那些亲戚，别理最好之类的话。然而却没有。后来，在那个霓虹模糊的夜晚，他把我从车流中拉回路边后。骂我不争气的哭，然后我才知道他的家庭。我是一个不合格的朋友。我们成为朋友很久了，但是我一点也不了解他的家庭。他骂我为了一个女人而哭泣，不是男子汉。他骂我并没有经历过真正的痛苦。我没有理他，我挣扎在我的痛苦里无法自拔。那时候，我只感觉她才是我的世界里的一切。他还在骂我，我没有在听了。我认为他根本不懂我的感受，他的劝慰是徒劳的。他的骂，是没有根据的。我听不见周围的一切，我听不见他，也听不见这个城市，听不见这个世界。我只听见我的抽泣，仿佛，我还听见了她的哭泣。她是不得已的，她还爱我，我无知地这样去想。我再一次冲了出去，我要追上那辆剥夺我一切的，让我一无所有的冰冷的汽车。高文再一次拉住了我。阻止了我在霓虹的夜里做出那“感人”而戏剧的举动。我试图从他的拉扯中挣扎出来，但是他却狠狠地将我拦腰抱住。我在吼叫，不要他管。我依稀记得在我模糊的余光里，周围的行人越来越多，越来越杂沓，有好几个旁观者在对我指手画脚，我不敢确定。我当时顾不上那么多了。我以为我听错了。原本除了我自己和那辆车，我就顾不上别的。我继续去掰他箍住我的双手，在他的环抱里挣扎嘶吼。他又说了一遍。我不敢相信，也不再哭了。是哭不出来了。他的话震惊到了我。他箍住我的手，渐渐松了。我也没有跑出去。我不知道这个时候是他会继续安慰我，还是应该我去安慰他。只是我不敢哭了。他却哭了，我相信那晚是他第一次见我哭泣。我也是第一次见他流泪。他坐在了街边路缘石上。我感到手足无措。是继续伤我的心？然而跟他比起来，我也开始怀疑我的痛苦是否“不值一提”。我去安慰他？然而分明刚刚是他在安慰我，这样的角色变换，我还无法适应。我犹豫了一会儿，陪他坐下。我想去拍他的肩膀。但是我没有。他的痛苦是久远的。但我也坚定地认为我那晚的痛苦也将会是久远的。我们没有说话。我们默不住声。我们都在各自流泪。他对我说，有什么好哭的，我连爸爸都没有了。还说他从来都没有哭过。他说谎，他说完这句话后，分明是大哭了一场，我记得很清楚，就像我记得我在车流里追逐着大哭了一场一样的清楚。四后来，我也没有追问过他关于他家的事，他也一直像那晚之前一样，对自己的家庭总是避而不谈。如果不是多年的朋友，没有难得的彼此的信任，我是不会相信他说的话的。在那个哗啦啦流着雨的屋檐下，一个拴着老旧的牛皮皮带和长裤改制的尼龙短裤的人，怎么可能相信站在旁边的这个穿着球衣套装和白色球鞋的人是没有爸爸的呢？他甚至应该是羡慕他的。尽管他知道刻意去回避这个穿球衣套装的人的示好，是一种懦弱的自卑的心理。所以，他尽量去跟他交往得自然。他想告诉他，他并没有因为他的优越而感到自卑，也没有因为他的富有而感到嫉妒。他在这两者之间，适应了很久。他心里很脆弱，一旦让自己感觉到踩到了边界，穿长裤改制的尼龙短裤的他就不想再与穿球衣套装的他继续要好下去了。然而穿球衣套装的他却一点也不认为自己有在穿长裤改制的尼龙短裤的他眼里那样的优越，那样的富有。他是平易近人的。他完全有条件有优越感。但他没有。高中的操场跟初中的操场并没有太大的区别，除了更宽更大了，仍然是煤炭渣铺成的，篮筐是完整的，但也是破旧的。操场上每天打球的人更多了一些。我们喜欢一起去打球，那个时候，我仍然没有成套的球衣。在这之前，我是不觉得很丢脸的。因为初中的校园里打球的学生，大多数都跟我一样打扮——我说过了。而且这条短裤是母亲为我改制的。请允许我敝帚自珍，因为我爱我的母亲。我记得，我是冬月出生的，所以在小学一年级九月份开学时，我只有六岁半，比一年级的年龄要求，小了半岁。所以校长要我再去读一年的幼儿园。那个校长后来因为贪污学校买电脑的经费坐牢了——这是题外话，但我听到这个消息时，我很开心。后来是幼儿园的园长牵着我，直接去到了一年级的教室，于是校长卖了园长面子，所以我才开始正式进入了小学。园长姓刘，很奇怪，那是我太小的时候，我却依然记得她牵着我的手的场景，她的手很软，也很暖。当时她应该是有五十多了。我长大后，一次也没有遇到过她，有时候我会到学校去走走，但也没有再见到过她。她应该退休在家了，我殷切地希望她过得好。当我坐在一年级的班上时，一学期的光阴已经过去了将近一半。我听不懂老师讲的内容。我懵懵懂懂的还以为我在幼儿园，等着周五放学前，老师发给我小红花。可是自从我进了一年级的班级，我就没有得到过小红花了。我很伤心，母亲买了红纸在家，用它剪小红花。我的泛黄的日记本里，还贴着许多小红花，一点也没有褪色。我跟不上同学们的学习进度，但是我不记得我有着急过。当时的我还没有要努力学习的意识。但正是我的只有小学文化的母亲教会了我汉语拼音。我至今还能想起母亲一个字母一个字母地教我读的温暖场景。然而我却不愿意再穿这条改制的短裤了。我穿着这样的短裤，在高中的操场上是另类的。一开始我这样穿着去打过篮球，当然高文也在。当发现操场上除了我都是穿着球衣套装的人时，我有些难为情了。高文丝毫没有察觉到我的异样。因为在他眼里，我是坦荡的。我不知道我为什么无法像以前一样的坦然，也许是围着球场的三两个看男孩子打球的女同学，她们并没有对我说过什么，甚至也许都没有在意过有这样一个打扮的人在打球。但是这一点也不妨碍我认为我很丢脸。那种感觉，丝毫不比课堂上被老师点名回答问题，而却无能为力地说不出话，涨红了脸站在那里还要难为情。后来，我也不爱去操场打球了。我没有向母亲提过想买球衣的要求。我知道我每个月的生活费已经让她伤透了脑筋。我不愿意再穿那条母亲为我改制的短裤，我不承认这是对母亲的爱的轻视。我不会责备我的母亲，母亲是辛苦的。我的父亲是不可靠的。也是可怕的。我从来不敢看他的眼睛。在我的记忆里，自从我记事开始，父亲总是醉醺醺的，是爆戾的。他经常动手打我，因为什么我是记不得了。他也动手打母亲，当然我也不知道是为什么，我记得我总是在一旁哭泣，央求他不要打我母亲。我不爱我的父亲。母亲抱着我，要我不要哭，尽管她也止不住地在流泪哭泣。母亲很坚强，没有怨过我父亲，总是在极短的时间内止泪揩脸，继续做家务。每天早上帮我穿衣，为我系红领巾，教我我不懂的课本上的内容。所以我不再穿这条母亲改制的短裤，不是因为我不爱我母亲了。是虚荣心。这虚荣心并不可笑，只是可怜。我承认我是有虚荣心的，并且以为它是正常的。我们总要去面对不同的环境，在所处的环境里表现得自然，这样才能融入到这个环境里，而不被人排斥在外。而在高中的环境里，我再去穿这条改制的短裤，是不自然的。高文并不排斥我，但我不确定别人会不会排斥我。我不去打球了，我做了这样的决定。那个没有球衣套装的男孩不再出现在他喜欢的球场上。他们之间仿佛无话不说，但是永远也没有谈及过他的贫与高文的富。高文没有看出他的心思，这正是高文的坦然之处，他不会了解他的这种虚荣心。因为高文从来不懂什么是虚荣心。高文每次去打球，还是照例会去约他。他照例是拒绝。每次听到高文不明就里，无所谓地叫他去打球，他都会生气。他在生气什么，他一时自己也想不明白。生气自己没有球衣？不，他没有承认，他不想认为是母亲没有给自己买球衣而感到生气。所以他强迫自己去生高文的气，生高文不懂自己的气，生高文老是一副无所谓的样子的气，甚至，生高文有球衣的气。渐渐地，他开始疏远高文了。他觉得自己跟高文不是一个世界的人。他努力去忘了以前与高文在一起相谈甚欢的日子。高文是无辜的，他不知道为什么这个朋友会突然对他冷漠起来。高文的家里确实是可以让他穿上球衣的，但高文却没有太多朋友，可以说就只有他这个朋友，这一点也不夸张。高文处在一个相对优越的家庭环境，但天性确是一个低调的人。没有人愿意去跟一个比自己条件好的人交朋友。因为大多数人是有着仇富的天性劣根的，觉得高文这样的人是另一个世界的，如果去跟他做朋友，就会沾染谄媚之嫌。只有这个穿着改制的尼龙短裤的男孩愿意与高文交往。在那个下着雨的屋檐下，这个男孩在面对高文试探性的招呼时，表现的并不故作冷漠。因为他是坦然的，认为自己不会因为贫富的差距而影响到交朋友。五我单方面失去了高文这个朋友。我很伤心。在面对高文仿佛不知情的笑容里，我开始反省起我以前没有考虑过的问题。谁也打破不了人以群分的魔咒。我的心情很不好。然而在无数个伤心的夜晚，我却不能接受这样的自己。为什么以前我没有这样的虚荣的差别心。不再与高文交往，让我很失落。我不能忍受自己的没有高文这样的可以聊天的朋友的孤独。我在白天与黑夜之间纠缠不休。我很痛苦。我想像以往一样坦然，但在以前的初中的环境里，大多数人是我这样的，现在的高中的大多数人看起来却是高文这样的。我做不到。我恨自己，扪心自问是否有了虚荣心，答案是显而易见的。但这虚荣心是正常的，不是变态的——我至少不会把它歇斯底里地表达出来，让高文伤心。我很纠结，我很痛苦。在我的这个不再与高文交往的决定之后，我得到了什么，我失去了什么，我分理不清。那个周末我回到家。我发现母亲的左眼眼眶是红肿的，还有些发紫。母亲似乎在避开我的眼睛，害怕被我发现。她把向来垂在身后的辫子解散开，挡住了自己的左脸。但这不妨碍我发现母亲脸上的伤痕和悲伤的神情。那次是我第一次敢正面去面对父亲，并不自量力地与他撕掳在一起。从此我们的关系便更加的冷漠了。父亲照例坐在饭桌上喝酒，那时还不到饭点，母亲还在灶台忙碌。我心情差极了。我知道，一定是好赌的父亲在外面失了意，回来拿母亲出气。一定是这样的，因为一向是这样的，他在外失意后，回家总是会找母亲和我的麻烦。现在我到县里去读书了，不常常在家了，只有母亲一个人无助地去面对这个恶魔。我不敢去想母亲每天面临的境遇，我好痛苦。我不忍心母亲每天辛苦劳作过后，还要遭受这样的不幸。我开口质问他，他抓起桌上的盘子，和着花生米就朝我扔了过来。我躲开了，我是有这样的能力的，学校的操场把我练得很矫健，尽管我最近不愿意再去操场了。我不得不承认，我是忤逆的。我开口骂了我的父亲，说他是无能的，赌钱输了就拿我们母子俩出气。结果是可以想象的，父亲喝了酒，更加地显得怒不可遏。但我记得，那一次我没有任他虐打。我们扭打在一起。而且我还把他推到了墙角。似乎是他累了，也醉了。窝在墙角没有了动作。母亲拉过我，骂我不懂事。看着母亲抹着眼泪。我嚎啕大哭起来。我分不清我是心疼母亲而哭泣，还是因为做了如此忤逆的事而哭泣。后来发生了什么，我已经记不清了。只知道从此之后，父亲与我没有了话题。我参加工作后，他们离婚了。我在外地工作了很多年。父亲从来没有到城里来看过我。我回到老家，去看望父亲，他也只是淡淡地问我一些工作顺利不顺利之类的话。这些话都让我感到了来之不易的父亲的爱，我有点后悔，我以前不该那样对待我的父亲。但是当我知道他仍然长年混迹于各大牌馆赌场，甚至还花去了我寄给母亲的钱——他问母亲拿的。我不再后悔了。我好想有一个美满的家庭，父母恩爱，没有打架。如果可以选择自己的家庭，我只要我的母亲。尽管参加工作后，我就如愿了，他们分开后，我过年回家是跟母亲住的。罢了，这是没办法选择的。可以给我安慰的是，这世上跟自己有联系的，除了亲人，还有朋友。高文说过，家人、亲人都可以是自己的朋友，我是不赞成的。朋友说分就分。亲人却无法说断就断。忤逆的事我是不会告诉高文的，这并不是什么光彩的事情。还好那段日子我也决定了。决定了我的世界里不需要这个比我优越的人做朋友。如果说之前我还在纠结。那发生了周末的那件忤逆的事情过后。我彻底顿悟了。我的家庭是多么的上不了台面。我不愿意去想这个家庭，当我在学校的时候。高文有我值得羡慕的家庭，虽然我不清楚他家具体是什么样的，他没对我讲过，我也没到过他家做过客。但看得出来，他是富有的，家庭美满的。他在天上，我在地上，我选择悄悄去仰视，但是不靠近。那天下午，高文又来叫我去打球了。也许是最近我没有主动跟他一起玩过，也没有和他像以前一样滔滔不绝的聊过闲篇。他是察觉了我对他的疏远了的，我能确定，因为他说的话那么的轻，轻得仿佛怕扰了我的情绪。他在试探，在注意我的反应。我没有理他。尽管他是可以觉得我是莫名其妙的，无理的。但他没有，他仍然轻言细语。我恼怒了。狠狠地说，别来烦我。高文走开了，没有说话。我没有我想象的那样坚强。我感到很失落。尽管我做这个决定时是那么的坚决。但是面对高文的示好被我骂走。我对自己很失望，高文是不该承受我的无情的。我想跑过去拉住他，跟他说抱歉。我想告诉他，我不去打球是因为我没有球衣。是我那可怜的自尊心在作祟。但是我却没有胆量再去面对他。他一定是生气了。换做是我，我会很生气的，我很确定，我受不了这样的气。那天晚上，我怀着对高文的愧疚回到寝室。我看见我的床铺上叠着一套球衣。我一眼就能认出来。浅蓝色的有些旧了。这是在那个下雨的屋檐下第一次与高文聊天时，他穿的球衣。我的脸有些发烫，我的眼睛有些湿润。我想抓起这套球衣，去质问高文。问他是否看不起我。是否在用这套旧球衣奚落于我。我确实是有这个想法，但它只在我脑海里存在了不到几秒。高文不是这样的人，我是了解的。我能想象，他是经过了多大的心理斗争，才做出这样的决定。又想给我球衣，让我像从前一样在操场上开朗乐观；又怕我拒绝，责备他看不起我。但终究他还是这样做了，也许他早就察觉到了我的异样，直到我骂走了他，才坚定了他要这样做。那晚我没有去找他，他就在隔壁寝室。我后悔我当晚没有去找他。因为我知道那天晚上他是惴惴不安的。他揣摩不到我见到那身球衣后的态度。六在我穷苦的时候，我接受过许多恩惠，每一次的感觉都是不同的。我记得初中的时候，我希望有一辆自行车。父亲肯定是不会花钱给我买的，因为他的钱除了放在赌桌和烟酒上，别无它用。母亲则面有难色。我知道自行车不是家里能承受的额外开销。我再也没有提过。不知怎么，也许是母亲讲给小姨听的。小姨告诉我，二舅家有一辆闲置的自行车。我没有想过要去把它要来，不乞不求是穷苦的我可以保留的唯一骨气。小姨很上心，要带我去二舅家。我很感激她，有她出面，我不需要在二舅面前表现得可怜巴巴。我已经想好了接过自行车后要对小姨说的感激的话。直到，我无意中偷听到屋子里小姨对二舅说的话，我面红耳赤，我恨他们。她说：他们家买不起自行车，你知道的，他想要你的自行车，但是又不好意思说，我来帮他要。尽管这是事实，但仿佛这些大人不懂得什么是委婉。在我脆弱的孤傲的年轻的心里，深深地被这件事扎上了一根刺。我能怎么办，跑开？不，那样的我将会显得更加的荏弱不堪。我还是接过了小姨扶过来给我的自行车。我没有感谢。就当我是一个不懂事的小孩儿吧。那辆自行车，我放在家里，从来没有骑过它。母亲不明白我为何不骑它。它在墙角一动不动，我视它为耻辱。我看着它上灰，我的心也蒙上了一层灰；我看着它生锈，我理解的亲情也锈迹斑斑。小姨永远也没懂，为什么帮了我大忙，换来的却是我很长一段时间的侮慢，我想她只能认为我是不懂事的。其实在很长时间里，我自己也不知道为什么。后来我明白，那时的我，太敏感，太脆弱了。然而，在面对高文给我的恩惠，我却侮慢不起来。他是我的朋友，面对我的消极，他该用什么言语对我说，他不自知，但行之无误，十分准确。因为我确实没有误会他，而且还很感动。这是我少有的感动。后来我穿着他给的球衣也骂过他。我说，这么旧的球衣还给我干嘛。他嘿嘿地笑，摸着后脑瓜子，开心地溢于言表。他说：我有两件，一人一件，新的我才舍不得给你。我又像往常一样，和高文在操场上打球。从高一打到了高三，从黑炭渣的操场打到了水泥地的操场。七我讨厌成年人。但是我却成年了。高文和我上了同一所大学，尽管不在一个系，我们都在各自交着新的朋友，但也不妨碍我们老朋友之间维持着深厚的友谊。刚进大学我是喜悦的，但高文却消极了很长一段时间。他没有对我说为什么。我没有去猜。直到毕业后，有一次在电话里，高文才说起。我才知道。高文的父亲生病走了。他是看着高文考上了大学的，我相信他很不舍，但也很欣慰。高文的母亲随后就改嫁了。留高文一个人在家，幸好那时，高文也已经成年了。相信他能解决生活上面临的种种问题，但我不知道他是怎样在不幸的遭遇中坚持下来的。当时，他没有告诉我，但这不是因为我不是一个值得倾述的好的朋友。他没有告诉过任何人。我们见面的机会也很少，偶尔我会去他宿舍找他去打球，去吃饭。我看得出来他的神情很颓唐。我只当是他爱上了谁，又被谁伤了心而已。我们这个年龄，除了爱情，还有什么能让人如此颓废的呢？起初他是跟我提过，他喜欢上了他们班上的一个女生。我还好奇地要他指给我看过。那个女孩并没有他告诉我的，我想象中的那么惊艳。一个普普通通的女孩子，甚至有点油腻，再胖一点估计就走不动路的那种。但是高文却喜欢上了她，说她是他见到过的最美的女孩。我频频忍住不笑，他那么认真，让我无法像平时一样毫不顾忌地嘲笑他，我知道这是迷恋，是坠入了爱河。这是对的，因为不久之后我自己也会发现，情人眼里出西施是多么的有道理。他们并没有在一起，我不知道是因为高文没有去表白，还是表白了被拒绝。我希望他是被拒绝了，跟没有胆量开口表白相比，被拒绝也不一定就是一件多么难以启齿的丑事。后来我们聚在一起的时间就少了，因为我也没心情去看他的沉沦。我很伤心，我的外婆走了。她是自己选择离开的。但我十分确定这肯定是二舅造的孽。我的大舅，我还没有提过，他是一个老实巴交的农民，每天早出晚归，初中毕业以后，就把自己的青春完完全全地倾注在了田间地垄，日复一日，年复一年。他是全家的主要劳动力。外公从县里化肥厂退休后，落下了一身的职业病，我不明白为什么每次见他，他总是在咳嗽。后来我到县里上了高中，路过外公工作过的化肥厂，看见了从厂里面排出的乌黑的污水。那污秽的东西，人一靠近就会闻到刺鼻的恶臭，大脑发昏，多待一分钟都像是要晕厥过去。那污水流进护城河里，每逢水位下降，就看得出来河床上的一层淤泥，长年被那污水侵蚀得乌黑发臭，特别是在阳光暴晒的日子里，总会看见桥上的行人被熏得捂着鼻子眯着眼睛，疾步躲避离开。我知道外公在厂里肯定是被这样的污水给侵害了的。从他发黑的指甲，就看得出来。可以值得欣慰的是，外公每个月还能领到退休工资，可惜微薄，难以支持整个家庭的开销，当然外公也不愿意把自己的钱拿出来作为家里的生活开销，两个儿子已经成年，各自有了自己的家庭，虽然住在同一个院子里。两个女儿都嫁到了外乡，我的母亲就是其中之一。外公是没有能力再为儿子建新房了的，他的钱，都花在了药房。从我记事开始，我总觉得大舅是不喜欢我的，因为每逢春节，母亲带我去拜年，他总是不肯与我说话，而我，也只是至多在母亲的命令下叫一声“大舅”。而大舅只会从鼻子里嗯一声答应我，就再也没有话。不像二舅总是拿那只大手压在我的头顶，摩挲我的脑门。后来我稍微大了一些，我才发现大舅不是不喜欢我，他是不喜欢跟任何人说话。二舅越来越令我感到讨厌。每年去拜年，母亲总要愁苦一番，在街上买三份自己能够承受，看起来是体面的礼物去给外公外婆，以及大舅和二舅。母亲领着我进了院子后，二舅的眼睛总是放在母亲手上的过年礼品上。然后一并把三份礼品接过放进自己的房间，一边不忘鼻子里哼哼的，对这些礼品的廉价表示不满。我们抬了小板凳坐在屋檐下，二舅瘫坐在椅子上发问。我看得出母亲感到很局促。二舅会问母亲这一年下来家里是否存了钱，这种无聊的经济问题。母亲总是期期艾艾半天，不知怎么回答。偶尔会责骂在一旁调皮捣蛋的我，来回避与二舅的对话。我知道为什么小姨家来拜年为什么一家三口都会来，而我父亲在我的记忆里从来没有到外公家拜过年。我一定是遗传了我父亲的脾气，尽管我是那么的讨厌我的父亲。在得知我学习成绩不好时，二舅总会批评我。我那个时候确实以为他是在批评我。但我慢慢就知道他是在奚落我。那些什么“长大了就跟你父亲一样无用”的话，但凡我稍微有些智力，都听得出来，这不像是一个长辈对我该有的恨铁不成钢的批评。当我考上了大学，二舅说考大学不算什么，以后能挣钱才是王道。并且对我选择的专业的前景和“含金量”评头论足，指手画脚一番。我当然不会和他计较，这倒不是因为我尊敬长辈，我如果是一个尊敬长辈的人，我就不会做出与父亲动手的忤逆行为了。那是因为我得知二舅只有小学文化，而且四年级就因为调皮贪玩辍学回家了。小学都没毕业的人有什么资格评判我的未来呢？不要跟我说什么长辈的伦理，尊老的美德。我常常这样腹诽，来化解我对他的不满。心思都在腹诽了，坐在他面前就成了呆呆的，当然在他眼里我是没有出息的，因为连他问的问题我都无法做出回答。他常常怀疑我考上大学是抄了别人的卷子，也怀疑我读了一个不正规的大学。他越想越觉得是，他自己说服了自己，相信了。他更擅长于嘲讽我了。对我这个晚辈况且如此，我相信外公外婆和他相处也是无奈的，因为我亲眼见过二舅骂外公和外婆，骂得没有礼义廉耻。虽然分了家，但二舅却常常带着老婆孩子在外公外婆的厨房吃饭。有一次，外公断了药，咳嗽得更加的厉害了，我见到他时，他躺在医院的病床上，憋红了脸，说不出话来。医生催缴费，二舅就跑回家去了。是大舅拿钱去把外公从医院“赎”回来的。断药是因为钱都给二舅了。外公可以不给他的，那些退休工资并不丰厚，对于一个年老的病人是必不可少的，但对于一个年轻力壮的成年人来说，不说是微不足道，但也是无济于事的。二舅已经成年并且有了自己的家庭；那些钱是外公保命用的，不会挪作他用。这都是正当理由。但是谁又犟得过二舅呢？一个动不动就砸烂不是自己花钱买的家具家电的人。外婆喝的是农药，外公发现她时，已经神志不清了，嘴角吐着泡沫，眼睛翻着白。大舅把她送到医院洗了胃。好像有些好转，因为我听到她嘴里发出了声音，尽管是呻吟的痛苦的声音。我是想不到一个人怎么会有勇气结束自己的生命，而且还选择如此痛苦的方式。外婆在病床上开始发抖，紧闭双目，五官有些扭曲。我不能身同感受她的痛苦。但我明白，她不是有结束自己的勇气，而是没有了活下去的勇气。二舅终日在外公外婆的厨房饭来张口，无所事事的，在村子里瞎逛。稍微有些不顺心，就破口大骂，他是不敢对外公外婆动手的，因为他知道，纵然大舅是如何的闷不吭声，他如果敢，大舅不会饶了他。外公外婆忍受着二舅，尽量满足二舅的要求。二舅又伸手要钱了，外公不能给他，那是留给自己买药的。外婆只有把准备喂到过年再卖的公鸡拿到农贸市场去卖。离过年仅仅只有一个多月，尽管现在卖掉那些公鸡是多么的不划算，但又有什么办法呢？不想二舅再闹了。可恨鸡贩子给了外婆一沓假钞。后来外婆拿着钱到小卖部买东西才发现，都是假的。外婆回到家，一句话都没有说。二舅问她拿卖公鸡的钱。外婆回到房间，就喝了农药。我听见医生说没有办法了。我在病床前握着外婆粗糙的手。我竟然想的是，外婆快停止心跳吧。我承认，我是这样想的，我不忍再看见她这样难受，时不时的痉挛让她痛苦不已，我只希望外婆能安详地离开。外婆对生活没有了希望，我恨死了二舅，恨死了那个花假钞的鸡贩子。看着此刻全身扭曲，痛苦呻吟的外婆，我尊重她的选择。真该死，我竟是那么的无情，我竟然这样去想。不久，外婆就只有呼出的气，没有吸进的气了。我不敢去想，那时，外婆是在痉挛中停止心跳的。我希望那个时刻外婆没有后悔，因为已经回天乏术；我祈祷那个时刻的外婆没有意识，因为我无法想象那是有多么的痛苦。外婆的手已经凉了，我握着。母亲哭着，拉不开我。八在我后来听说了高文失去父亲，我想，我是能理解他的。失去挚爱的亲人是多么的悲痛，我已经有了体会。我悲痛了几天，给外婆守完灵，就回学校了。我跟高文各自藏着各自的悲伤，没有再在一起谈笑过。后来，我们已经习惯了不去找对方玩耍。我们交着新朋友，把老朋友放在了心底。在我恋爱后，我第一时间是把这个消息告诉给了高文的。也带上女朋友和高文吃过几次饭。高文对她评价并不高。常常对我说她配不上我。我觉得可笑极了。在我眼里，她是完美的，高贵的，我才是低贱的，我才配不上她。我一点也不用逃避我有这样的想法。这从我们一起逛街就看得出来，她喜欢逛一些我从来不认识的品牌店。她与店员之间滔滔不绝的交流，我根本插不上嘴，只能拿着她的包，呆呆地站在那里，等她去试衣间一件一件地试穿。店员友好地对我说，我女朋友是多么的有眼光，选择的款式是多么的流行，我局促地嗯嗯着，没有见识，我一点都不懂。曾经那个穿着改制的尼龙短裤的男孩，在操场上是多么的从容。站在试衣间外面的我，尽管当时自认为我的衣着打扮算得上是体面的，但是还是掩饰不了我内心那无所适从的慌张。在她潇洒地付了超出我认知的账单过后，我一手提着她刚买的衣服，一手牵着她，走在街上，五味杂陈。我不愿意再同她一起去不适合我的地方，但也刻意向她回避着我内心的不安。我们经常为这件事吵架，不，算不上吵架，顶多是她骂我不陪她，然后我就唯唯诺诺地去讨好，求她的原谅。再一次又一次地去面对各种让我局促的场面。尽管这样，我仍然爱她。我对我们的未来充满了信心。那段时间我有点精神不正常，我常常发呆，常常无端微笑。在吃饭时，把头扭向一边，脑子里全是幻想的场景，想到美满处，傻傻地莞尔一笑。直到她拿筷子敲我的饭碗，才把我拉回到现实。到了晚上，我常常幻想我是如何的钻石王老五，如何潇洒地为她付掉一笔又一笔购物的账单，她是如何如何地爱我。有时，我能带着美好的幻想安然入睡。有时，当我从幻想中抽离开后，无疑，会陷入无限的悲哀。往往那个夜晚的梦就会是惊愕的。第一次梦魇，我是恐惧的。我睁不开眼睛，但我明显感受到一股力量压在我的身上，我翻不动身体。我想叫睡在我下铺的室友，可是我甚至动不了一根手指。我能感觉得到，是一双清晰的手捏住了我的手脖子。那种随时会被这股力量所伤害，而无法躲避的恐惧，让我险些就要哭出来，但是却哭不出来，真是可怜，哭也是不受我控制的。当我清晰地意识到呼吸还能自己控制，我粗粗地深深喘了几口气，猛地醒来。我擦掉了额头上的汗水，顾不得那股神秘的力量是否还在旁边，我翻身下床，打开了寝室的灯。室友被灯光晃醒，问我怎么了。我说不出话来。他们说我脸色很差，问我是否生病了。我借了一支烟点起来，呛了几口，说没事，只是做了噩梦。第一次梦魇就是这样的。梦魇，在我去看医生之前，我从没听说过这两个字。医生没有给我开药吃，只说我有些压抑，要我放轻松，按时睡觉。然而这个毛病却伴随了我很久，我开始怀疑我的心理有问题。这个怀疑是有根据的。学校组织过心理调查，就是像做卷子一样，填写一些心理测试。过后心理老师会“抽查”其中少部分同学去谈话。我被抽中了。心理老师笑眯眯的，问我在学校的生活和学习的基本情况，我回答的什么我已经忘了。但是我记得我是侃侃而谈的。在一个密闭的办公室，只面对一个不熟的老师，我愿意谈论一些平时说不出口的事情。他是一个好的听众，他不会违拗我。最后他告诉我，我的心理测试表明我有些心理问题。所以才假借抽查之名找我谈话。然后在听我一番对生活对学习的长篇大论之后，觉得我三观很正，不是有心理问题的样子。但是我始终相信，我可能是有一些心理问题的。否则怎么会被“抽查”到呢？况且在面对心理老师时，那个落落大方的我，好像又不是平时的我。我不知道哪个才是真实的我。如果说在心理老师面前的样子是我值得向往的，那我向往我遇到的每一个人都跟心理老师一样不违拗我，只静静地听我说话。然而这是不可能的。我没有“资本”让人听我说话。心理老师之所以能是一个安静的倾听者，是因为我有那份不合格的心理测试作为“资本”。况且走出那间办公室，是不会有人认为对方的心理问题是能作为听他讲话的“资本”的，因为在生活中就根本不会有担负着心理辅导职责的人。对于心理有问题的人，人们只会唯恐避之不及。我不敢告诉别人，我被“抽查”到心理办公室去谈话了。我明白为什么在办公室里与办公室外，我为何那么的不同。办公室里的“资本”只需要自己填一份心理测试，而办公室外的“资本”远没有那么简单。关于我和她在一起后，我的心思，我找高文聊过，尽管我们很久没有在一起聚过了。他越来越听不懂我说的话了，我不知道他是真的听不懂还是不想听。我说我与她在一起，感到自己很可怜，同时又爱她爱得深沉，离不开她。高文一如既往地告诉我，她配不上我。我不允许他说她的不好。在谈论到这个话题时，我们往往最终会陷入相对无言的争锋相对，不欢而散。抱着这种情绪，在其他的事情上，我们也谈不到一起了。我总觉得，有一个共同的爱好，总会让我们的友谊更加的牢固。可惜，当时我们都不爱打球了，这并不是因为学业繁重。相反大学的学习是轻松的，因为我只想早点毕业出去工作，急于去赚取别人听我倾诉的“资本”，况且毕业要求的学分并不难。但跟她在一起，消耗了我大量的精力。我不愿再去操场上浪费仅剩的一点精力。我没有想过跟她在一起花的精力是徒劳的，不，准确地说是不敢去想。我对毕业后能迅速的与她站在同一个level还保持着倔强的信心。而高文也不爱打球了的具体原因，我就不是很清楚了，他也有他的在意他的精力消耗之处。高文在早些时候跟我坦白过他喜欢上了他们班上的那个胖女孩儿之后，对我就没有再说起过关于自己的爱情的话题。当他劝我不要那么累，应该与她分开，过得洒脱一些时，我总会拿他喜欢的那个胖女孩儿来岔开话题。我追问他暗恋得是否痛苦，他笑笑故作高深。我问他是否向她表白，他不置可否。直到我问了多次，问得他不耐烦了，他才说已经不喜欢她了。我问他为什么，他说感情的事很奇妙。他对我隐瞒了很多，而我却从来不向他隐瞒，包括我的内心世界，也统统向他吐露。渐渐地，我感到我们之间谈话的不对等，我也就不愿意再对他说太多关于我自己的事情。直到那个模糊的霓虹的夜。对于高文在上大学后精神上的改变，我感到彻底地恍然大悟。我同情他，心疼他，我为他失去父亲而感到不幸。我后悔在他最消沉的时候，我没有去开解他——尽管不知道怎么去开解——而是无休止地向他吐露我恋爱的痛苦。与他的不幸比起来，仿佛我的那些儿女情长都是不值一提的。我理解他为什么不愿意再跟我聊女人，即使是他告诉过我的他喜欢的那个胖女孩儿，他也想不聊了。亲人是前世的安排，纵然不喜欢，但血缘的连接把我们不可规避地联系到一起，就像我当初不可拒绝地逢年过节的串门拜年一样。前世的缘分，足以让我收起对亲人所有的不满甚至憎恶，让我在不安与厌烦中完成注定的该有的礼节。而朋友之间，一旦离开，仿佛是可以从此不相往来的了。九我失去了爱情，才又反过来珍惜友情。我竟然有一点瞧不起自己。我送高文到了车站，车站上有一群穿着军装，背着背包，拖着行李的入伍新兵，朝气勃发。高文是其中的一个。之前我是不知道他要参军的，学校里悬挂的大学生征兵告示，我从来也没有关心过。高文选择了入伍，他很开心，混在新兵的队伍里，走到月台对我挥手。我很羡慕他，特别是他对生活充满了乐观的样子。而我却不知道要做什么。已经毕业了，我还没有找到工作，我甚至不敢回家。我知道，回家后，母亲会对我多么的失望。谁又想得到呢，在那个考上大学就是光宗耀祖的农村里，我考上了大学，却找不到工作。说是找不到工作，其实是我没有认真去找。我拒绝过很多家公司，都是因为我自认为，不能和她在一个城市，无论多么丰厚的工作都是没有意义的。而当那个模糊的霓虹的夜过去以后，我才发觉我是多么的傻。我怀揣着一种被欺骗的感觉，懦弱地不敢言语。又是谁在欺骗我呢，是我自己在欺骗自己罢了。陆续，我把简历投到了好几个远在他乡的城市的公司。我清醒地明白我想逃避这个地方。是的，逃避，一点也不难为情。我是有理由离开这个伤心地的，与朋友各奔东西了，其实也就是分道扬镳——分手后，她也算是我的朋友吧。我们终将会有各自正确的生活轨道，并且都会努力的向前，坚定不移的乐观起来。不出意外地，我来到了一座外地繁华的城市。一切都是新的，我的心也焕然一新。但是我并没有迅速地适应。早上簇拥的地铁车厢，我常常丢了早餐，被踩在脚底，有时候还有人会因为我掉在地上的早餐而摔跤，他们真倒霉，我也倒霉，一整个上午，我只能无所谓地饿着。有一次在车厢里，我踩到了一个老头的脚，我对他说了抱歉。我觉得这算不上是件大事，因为在上班的每个挤地铁的早晨，我也被踩过很多次，所以我上班从没有穿过白色的鞋子。多数情况下也没有人对我抱歉，我都表示理解，一笑而过。但这次我踩到的这个老头，却对我不依不饶。嘴里一直说着我听不懂的方言。我看得出来他很恼怒。我接着道歉，他根本不听。但是我还能怎么办呢，我甚至都不知道他嘴里说的是什么。那种独在异乡为异客的心酸的感觉，从那个早晨开始，弥漫在我心里久久不能散去。我体会到了无助，感受到了茕独。也许正是因为带着这份孤寂感，我给她发了一条短信。大致意思是说，我工作很好，生活不错，我们能不能重头再来。言外之意是，我上班挣钱了，有了一定的经济能力——当然是很微弱的。想到那个模糊的霓虹的夜里，她的决绝，我几乎能够料想得到，她在看到我的这番话过后的苦笑轻视模样。但我还是发出去了，我沉浸在美妙的幻想之中。常常在公司午饭时候，独自坐在食堂一隅，偏着头呆呆地咀嚼，傻笑。同事看我肯定是认为我有病的。幸亏他们不知道我曾经被心理老师约谈过，要是知道了，就更能坚定他们的判断。而领导见到我坐在办公室里，眼神涣散，无端地傻笑，除了认为我有病而外，不会像同事们一样只在背后议论了。因为我坐在办公室的每一分每一秒都是拿着公司给的报酬的——在领导眼里，公司给我的是恩惠。每当我深深地陷入幻觉，在自己构建的场景中无比的自由自在时，旁人怎么能理解呢，他们只是看到我麻木地盯着一个方向发呆，间或莞尔一笑。这时领导就会悄莫生息地走到我旁边——也许不是悄莫生息地，只是我没注意。然后啪地拍我的办公桌，把我从幻想中拉回来。纵然我的梦被毫不同情地拍散，我也不敢怎么样，只能唯唯诺诺地用鼠标盲目地打开几个手头上的工作，以表我愿意听从调遣的姿态。她没有回我的短信。跟我想象的一样，幻想的不一样。我不死心。我猜测她是否换了电话号码，或者是出于某种原因没有看到我的短信。我决定就此放弃，无论她看没看到我的短信，这都是天意，我打起精神工作，领导见我焕然一新，对本来工作能力就不错的我很满意。当然，放弃去联系她的决定是我在白天下的。怎么想得到，一旦到了晚上，又不一样了。人真是个奇怪的生物。白昼交替，我的心情也跟着变换。夜幕不仅笼罩了大地，我的理智也被死死地罩住，没有一点主动想要挣脱的意思。回到租住的房子里，关起门来，唯一与外界联系的手机从来没有响过。若是无端响了一声，反而使我慌张，不知道被黑夜囚困住理智的我还能不能与人正常交流。在晚上，我不承认白天的决定是理智的。什么勇敢追求，敢爱敢恨的名言，一个字一个字地重新镌刻回到我的心里，尽管白天的时候，我会用尽所有的轻薄和揶揄把它们一个字一个字地抹平。我拨通了她的电话，电话嘟嘟地通了，我知道她没有换号码，这通电话还能把我们联系在一起。嘟嘟声响到了最后，她没有接电话。我把手机扔在了一边，我就知道她不会接我的电话，我为什么还要觍着脸去打这通电话。那条短信已经让她对我蔑视，这个电话只会加深我在她眼里渺小如尘埃的看法。不，也许她并没有注意到响铃声，也许她正在忙别的。是这样的，她不会那么绝情的，我敢肯定，毕竟我们在一起过，我了解她。我怎么能说了解她呢？我连分手的原因也不知道——至少她没有明确告诉我——我竟然妄语我了解她。也许真的是我看错了人。是的，我真的看错了人，我不了解她，如果我了解她，那我又何必痛苦呢？那个模糊的霓虹的夜里，我又何必苦苦哀求，嚎啕大哭呢？我翻江倒海地想着这些，直到耳根发烫。不争气的我，再一次拨通了她的电话。电话通了，没有关机。我很欣慰。至少说明，刚才的第一通电话，她确实是没有注意到，当时我是这样想的。在那个模糊的霓虹的夜过后，我给他拨过无数次电话，我已经习惯了听筒里传来的“无法接通”的声音。以至于听到电话接通，我能感觉到我脑袋嗡嗡的，能听到太阳穴脉搏有力的跳动声。她接起了电话。我紧张地从椅子上站起来，我不知道我为什么要站起来，这屋子里并没有第二个人，她也看不见我的动作。但我还是站起来了，就像是要开始宣誓一样。我问她为什么不回我的信息。她叹了一口气，反问我想要她怎么回复。我想？如果真的我想要怎么，就能实现，那多好。我想要我的外婆没有离开；想要二舅把摩挲我脑门的大手拿开；想要外公没有伤病。我还想父亲不要赌钱，母亲少些劳累。还想能与高文回到下雨的屋檐下，穿着长裤改制的尼龙短裤的我没有顾虑地跟穿着球衣套装的他那样自然的对话。我更想，那晚的霓虹不是模糊的。但是，一切都完美地避开了“我想”毫不同情地发生着。我能想到，她这样问我，就是想告诉我，事情不可能都是按照我想怎样就怎样去发展。我呆呆地哦了一声，等她挂了电话。我在屋子里来回走动，擗踊顿足，嘴里念念有词。我以为我会很伤心，但是我没有。经历过那个模糊的霓虹的夜之后，仿佛伤心对我来讲已经很平淡。我只感到丢脸。我又一次把自己的伤疤向她展示，任由她揭开那层还不怎么厚的痂，然后告诉她，我痛。枉然，这痛是得不到关心的。我想给母亲打电话，告诉她我的痛，我渴望母亲的关怀能让我平静下来，忘了痛。但我却没有，我不能像小时候那样依偎着向她倾诉，靠她来撑腰。我把头埋进枕头里，关了灯。我想赶快睡去，我想依靠那没有自我意识的睡眠，来消灭我那无尽的杂乱的思绪。但是，正如一切都不会像“我想”的那样发生着。我从床上平躺着飘了起来，软绵绵的，就像是躺在棉花上。我记得我是关了窗的，但窗户却大敞着，窗帘被肆意的风吹得呼呼摆动。我飘在屋子里，脚蹬到了墙壁，我能感觉到是实实在在地蹬在了墙壁上。两腿一曲，用力弹开，就像是游泳运动员掉头后猛蹬池壁一样。窗帘在我的脸上抚过，我飘到了窗外。在我仔细想看清身下地面的场景时，我对自己说：有什么好看的，每天都看得见。诚然，每天下班回到屋里，站在窗前，我都能看见这是一个老旧的小区，花台里杂草丛生，每年都在重新栽培的小树站得歪七竖八的。但当我朝下看去，我发现，我的身下是一个操场，从操场的颜色——黑色，我能判断出这就是熟悉的煤炭渣铺成的操场，这是我小时候的那个年代才有的操场的模样。操场上空无一人，半空中的冷风吹得我瑟瑟发抖，我掬着双手，哈着气。篮板挡住了我的路，我抓住了篮筐，冰冰的。篮筐下有一个穿着长裤改制的尼龙短裤，衬衫扎在裤腰里的少年。那条扎眼的老旧的牛皮皮带看起来真是让人感到好笑。我冲他挥挥手，但他仿佛看不见我，径直把球扔向了我，我慌乱地蹬着脚躲避，却蹬不到任何凭借，球直直地砸在了我的头上。我抽搐了一下，扶着床头打开了屋里的灯。被子掉在了床脚。我拎起来抖抖上面的灰尘，裹在身上，打开窗子，坐在床边抽起烟来。风正如刚才一样，肆意地把窗帘吹得呼呼作响。十高文入伍当兵过后，我给他打过电话。但都没有打通。很久以后，我接到了一个陌生的电话号码，是高文。他告诉我，现在他还不能使用手机，只能用部队里的公用电话给我打电话。我没有告诉他我曾经给他打过电话，因为我已经忘了曾经给他打电话是因为有什么事情。也许并没有什么事，只是问候。但只是问候，在两个男人之间好像并不成立。生活正向前冲去的头昏目眩，我们都有着自己该有的正常的生活轨道，并且都在努力向前，我们都应该坚定不移的乐观——虽然我是不乐观的，但我仍然这样相信。所以如果没有实在的事情，仿佛是没有理由联络的。按照我这种想法，我觉得高文给我打电话是一定有什么事的。然而并没有，问了我一些工作情况，我告诉他一切都好。我反问他，他说很累。我安慰他要坚持走完自己选择的路。他说好。我们的那次通话，固然又是跟我想像的不一样，没有特别的事，只是相互问候。为什么我就认为没有实在的事情，就没有联系的必要呢？我有一肚子的真心话想向人倾诉，这些话都是自我的，在我最后一次试图挽回她而头破血流之后，我知道，这个世界上没有人愿意听我唠叨自己的“琐事”。高文刚入伍时，由于我打不通他的电话，为了排解纷杂的心绪，我给曾经的同学们打过电话，当他们在听完我简短的问候过后，而没有实在的事情要表达时，都对我的冒然联络表现得莫名其妙，以至于反复问我，真的是不是没有什么事。我苦笑着说没有。诚然，我们都有了各自不同的生活轨迹，我们不应该互相打扰。也许他们不理解，在这个你不争就没有的高速发展的社会里，还有我这种闲到打电话说“最近过得怎么样”的人。我尝到了分道扬镳的滋味，我体会到了生活的乏味，我应该去学会成年人的沉稳的高冷。所以就算是高文打来电话，我也自以为是地认为，他一定是找我有什么实在的事情。然而，并没有，只是问候。生活总是快我一步，我来不及领悟。那年，我的父母离婚了。母亲打电话告诉我，是她提出来的，父亲同意了。我能理解母亲的这个决定，甚至在我小的时候，我很希望他们能分开。我不想母亲过得那么凄怆，那么的没有盼头。尽管母亲没有说，但我也能猜到。离婚的决定母亲是早就藏在了心里，只等我从校园里走出来，工作了能养活自己。我工作了，母亲也就放心了，提出了离婚。二舅很兴奋，因为逢年过节他都会调侃我父亲是个混混，劝我母亲离开他。母亲真的离开父亲后，二舅以为是自己的话起到了关键性的作用，并且就像是实现了自己的预言一样，当然很开心。我知道这跟二舅的看法没有关系。只有自己切身地去体验过的当事人才能清楚自己过的是什么样的生活。旁观者无论怎样的猜测，或者就算是言中了结局，也不可能有当事人那么的明白，那么的深刻。高文以前常常劝我离开她，他没有言中，最终是她离开了我。但结果都是一样。在这方面，高文不会懂我。我的生活，我也无法用精准的言语来表述，我的心里活动一旦蹦到嘴边，言语总是会消弱它，只有我自己能懂。当然我也不能准确地懂得高文，在他家里发生变故后，尽管我对此有同感，但他的心理究竟是怎样的，也只有他自己明白。高文在部队能用手机后，我们经常通电话。他告诉了那年，他父亲去世，母亲改嫁的事。讲得很淡然，仿佛是在讲别人的故事。我却在电话这头流下了眼泪，这眼泪不仅是同情，高文的这个悲凉的经历让我想到了我自己的生活，我在为两个人的悲哀而感到伤心。然后高文却没有伤心，对听筒里我那哽咽的声音感到即荒诞又吃惊。他说，他都没有伤心了，我为何还如此这般。我没法回答他。是的，真是滑稽。我为什么要同情？为什么要把他的不幸联系到我的悲哀之中，我太多情了。当我倾诉着我的悲哀时，他不会同情我的遭遇，满口的我能理解，但我知道他理解不到。他会劝我不要太狭隘，不要太纠缠于琐碎的事，特别是那段糟心的初恋。对于亲人，他说，自从他父亲离世过后，亲戚很可怜他，但他不需要可怜。他希望与亲戚能绕过辈分的伦理鸿沟，每一次见面，每一次交谈，就像是同老朋友一样，去问候，去关心，去开玩笑。我做不到跟我的亲戚那样融洽，我成年了，二舅不会用他的手在我脑袋上磨蹭了，但我看着他的那双大手，还是会紧张。高文做到了和亲戚之间，像朋友一样融洽。我问他是怎么做到的。他说，只要心宽。我终于知道高文为什么总是劝我不要太狭隘。我是一个狭隘的人。我对不是“我想”的生活，充满了敌意，我的心随时都在反抗，但我的身体却无时无刻不在唯命是从。这唯命是从是我愿意的吗？我不愿意，但是没有办法。如果一定要用丰厚的物质来为我撑腰，我做不到。即使是我的工资卡里有了一点存款后，我也不敢拿它去放手一搏，在这个城市里，我还需要它交房租，以及柴米油盐，样样需要花钱。我一直很讨厌看电视里创业成功的故事，我知道他们在说自己如何的艰难的时候，总有后路的，而我却没有后路，一旦不能在这个城市生存，那我就只有离开。然而工作的重要性却是，只能生活去迁就它，它却不能迁就生活。我只能是为了工作，才留在这座城市。我却不太可能因为喜欢某个地方，就能在那里找到合适的工作。幸亏，那时我租住的房间里没有电视，否则我可能会迷上我不喜欢的创业栏目的故事，因为它会给我更多幻想的可能性。面对这不是“我想”的生活，我只能以这种身心的不一致来“妥协”。这样，会让我好受一点，不至于让我成为社会的机器人。可是，为什么心宽一定就是需要用财富来撑腰呢？我仿佛明白，我不需要任何东西来撑腰，我的心境毕竟不是物质的。但，一想到我为什么不能释怀不能心宽，我就会想到我所有的过往经历。我努力去心宽，为了心宽去思考我为什么不能心宽，原因是我那些可怜经历。一想到那些经历，于是我又在悲哀中再一次希望自己能心宽一些。我陷入了这个死循环。十一春节我回家，回的是母亲租住的房子。母亲和父亲离婚后，在小镇上租了一个店面，开了一个杂货铺。一开始，母亲是准备出去打工的，被我阻止了。母亲的两鬓已经有了白发，我不愿意母亲出去受累吃苦。母亲拿出了多年的积蓄——偷偷攒下的。租了这个店面。我把我的部分工资积蓄交到了母亲手里，母亲尽管不要，我还是留给了她。过年回家，母亲告诉我，我给她的钱，她没有用，帮我存着。我责怪她舍不得花钱，过惯了苦日。母亲笑笑不语。每年都要履行的拜年，我没有再像小时候那样抗拒了。我找到了工作，并且能养活自己，还能留一部分给母亲存下。这显然已经打破了二舅当初对我的“没出息”的预言，我有足够的底气去拜年。外公已经去世一年了，在化肥厂长年累积的伤病是不好治的。在外公和外婆的坟前，我拜祭得虔诚。我希望他们能看到我现在的样子，姑且算得上是有出息的样子。我不希望他们看到我的内心，千疮百孔的内心。大舅越来越老了，做不完的农活，把他压得弯腰驼背。潇洒自在的二舅也都长了白发。见到他们的那一瞬间，我想起了高文的话——像朋友一样去对待。大舅一如既往地不怎么说话，我主动问了一些收成问题，他回答得很简单。二舅问了我一些工作的事情，相比从前的拘谨，我放开了许多，因为他不会再拿他的大手来磨蹭我的脑门了。那次拜年，气氛很冷清，但我感觉是可供回味的。因为没有人争锋相对，没有人气急败坏，也没有人表现得不合时宜。不知不觉中，我心宽了许多。我没有忘掉外婆是怎么走的，也没有忘掉二舅是如何奚落母亲和我的，但我不再介意了。我以为我会很介意，但是当看着逐渐年老的，对母亲和我也改变了从前的轻视态度的二舅，我不可能在那和谐的气氛中再去提往事，再去直面悲哀了。我做到了，我学会了原谅。直到现在，每年我都会去亲戚家拜年。不至于把一年的心路历程统统告诉他们，但一句句简单的“喝茶、吃饭”足够我去领悟上天安排的亲戚的重要性。我很轻松，比起一个人漂泊他乡，在面对他们时，即使无声，我也感觉到了前所未有的融洽。我痊愈了翅膀，从谷底攀升，在自由自在中轻松。而我与高文的那种无拘无束的融洽感却慢慢不在了。一到工作的城市，那种熟悉的茕独感就弥漫在我的周围，无论是租住的房间里形单影只的我，还是在公司人来人往中的我。纵然是在热闹的商业街——为了排遣寂寥，我会去逛逛——在人头攒动，喧嚷的人群里，那种茕独感始终不能散去。高文越来越听不懂我的生活，这很公平，因为我也听不懂他的生活。我们渐渐少了联系。彼此都明白，在不同的环境中，我们在各自成长。但我们相信，友谊依旧存在，至少我是这样认为的。我们不得不为生活所妥协，因为我们都执意于自己的生活能越来越好。在工作的这几年里，我一直没有忘掉初恋，甚至有时候我会想起她——特别是在苍凉的夜里。但是，我却喜欢上了另一个人。是我们公司的，她很娇小，在公司里我们谈工作时，她总是仰着头看我，鼻梁上架着一副大圆框的近视眼镜，煞是可爱。我毕业到公司时，她就已经在公司工作了。但看得出来，她大不了我两岁。也许是前些年我的自我封闭，我没有发现这“大圆框眼镜”的美。我知道初恋在我的心里虽然还有位置，但我已经不得不淡去了想再去挣扎着挽回的冲动。然而我毕竟是在没有忘记初恋的情况下，又喜欢上了别人。这在我的认知里是不该发生的，我该不该承认它。如果我承认了，那我在精神上真是一个失败者，我真是一个花心、多情的人；如果我不承认，可这分明是已经发生了的，我必须去把握这个了解自己的机会。如果我和初恋还在一起，但我又喜欢上了“大圆框眼镜”，那对我来说，真感到羞耻。可是毕竟初恋已经成了往事，无论我愿不愿意，这已经是事实了。况且，我对“大圆框眼镜”还没有表露过对她的喜欢，这份喜欢只有我自己知道。初恋离开后，我还可以向高文倾诉，似乎在精神上有所依托，不至于自己成为一个城市里的行尸走肉。但是当与高文少了甚至是后来断了联系，我果然成了一个没有情感依托的行尸走肉。“大圆框眼镜”抬着头看着我，在我心里冷藏的情感，被她的温柔可爱瞬间融化了。我爱上了她，她并不知道。在六七十人的大办公室里，隔断办公桌把我限制在这小小的两平方区域内。隔断屏风的缘故，我看不见离我座位不远的“大圆框眼镜”。我茶杯里的茶水，从我喜欢上她过后，就重来没有倒满过。因为，这样我就可以有更多的机会去茶水间盛开水。在经过她座位旁边时，我可以不用偏头就能拿余光去捕获到她的美丽。如果运气好，还可以在茶水间与她相遇，虽然不敢多聊一句，只是笑笑招呼，但这样我已经很满足了，这会使我回到办公桌后，发半天的呆，再次无端地傻笑。当然，我也会注意到领导会不会突然出现在我旁边。长此下来，我练就了单凭脚步声就能判断领导有没有朝我走过来的本领。心里一旦有了感情，那真是充实的日子。我比以往起得更早，去公司更早，为了能早一点见到“大圆框眼镜”。慢慢的，我开始不甘于悄悄地喜欢她了。晚上，我在熙攘的商业街上踽踽独行。排排长椅坐着对对情侣依偎，或者一家三口甜言笑语，没有我的位置。无头苍蝇似的逛了几圈，心中有一股冲动，像是被堤岸阻隔住的洪水，连续撞击着堤坝。我不能抑制它，我掏出了手机。“大圆框眼镜”的微信，我是加了的。那是一个上班的早晨，我端着空杯子到茶水间。“大圆框眼镜”正和另外两名新来的同事聊天，互留微信。我真羡慕这些刚毕业的阳光青年——其实我也不老——他们聊得那么和谐，留微信留得那么自然。我不能错过这个机会，我跟他们说了早安。迫切地等待他们中能有一个人提出加我的微信，然后并没有。我不安地，心砰砰跳着掏出手机对“大圆框眼镜”说：我还没你的微信，我也加一个。这句话不长，但我很紧张，由于感觉到胸闷，中途还停下来吸了一口长长的气。“大圆框眼镜”抬头看了我一眼，微笑着，我们互留了微信。兀自站在广场上，伴随着同样的胸闷和长长的呼吸，我给“大圆框眼镜”发了个笑脸。然后就是焦急地等待她的回复。手机握在手里，生怕错过了她的消息。即使如此，我还是没走几步就看一眼手机屏幕，手机一如既往的安静。不过没有关系，我不觉得孤单，因为我的心里正在构建接下来的对话，我沉溺于去想象她的温柔的回复。不一会儿，手机响了，她同样回了我一个笑脸。我把我反复考虑过后的句子发给了她：说起来唐突，我喜欢上你了。就只一句，但确实是经过反复斟酌的。我有些站不住了，正巧一对情侣刚从一支长椅上离开，我坐了下来。她问我在开什么玩笑。我就着胸中的那股洪水般汹涌的冲动，告诉她，我没有开玩笑，我很认真。她说，她已经结婚了。那股拍打堤坝的洪水挣脱出了堤岸，顺畅了，但也决堤了，在极短的时间内，一泻而下，只留下伤痕累累的倒塌的堤岸。我瘫坐在长椅上。有一个老头坐在我旁边抽着烟。我问他要了支烟抽。给“大圆框眼镜”回复：打扰了。看着自在的老头，我知道在他眼里，我的惨败模样是算不上真正的悲伤的。因为在灯光的照射下，我看见他盯着我，是表现得蔑视的。也许等我到了像他一样老时，现在的这些痛苦都算不上痛苦了吧，反而为我的人生增添了些许色彩，我这样安慰着自己。那晚的商业街霓虹闪烁，让我想起了曾经的那个模糊的霓虹的夜。境遇都是悲切的。但这晚的霓虹五彩斑斓，不曾模糊。总是在受到挫折后，才会想起要去跟高文联系。尽管我们很久没有联系过了，上一次联系是他退伍，他告诉我他回老家了。最终在双方无话的情形下挂了电话。那天晚上，我想跟母亲通电话，但是我不能。我不能以这般消极的心情去向母亲索要一份温暖。这样，母亲会不安的。我想说话，想表达，于是我接通了高文的电话。然后一如既往的三两句寒暄后，彼此无话。我最终愤愤地关掉了手机，在苍凉的夜里睡下了。我以为我能就当没有发生过任何事一样去面对“大圆框眼镜”。但是，当我在公司与她碰面时，一种切身的屈辱感油然而生。本来交流不多的我们，双方都尽量避开着业务上的交流。我很不安。每个走进公司的早晨，我感觉我是一个小丑站在人群中央。小丑有面具，而我没有。爱，并没有错。但我的心始终还无法强大到无所谓。我辞职了。只有选择离开这里，我才会淡然，才会逃离“大圆框眼镜”眼中的那个自己——我不知道在她眼里我是怎样的——逃离感情的审判。十二我回到了家里，不敢告诉母亲我辞职了，只说是公司放了我长假。母亲没有察觉，我却不敢在家久呆。背着行李出发时，母亲站在屋檐下目送我，我不敢回头，我知道母亲是一定要直到看不到我远去的身影，才会回屋的。我怕我回头，看着苍老的母亲，会忍不住伤心流泪。我怕我忍不住告诉她，我已经辞掉了工作，远去的我，是打算没有目的地去流浪，母亲一定会阻止我，心疼我。我到车行骑上事先买好，办好手续的二手摩托车，执意于一路向西。扎好行李，戴上头盔，我追求的是什么，我想我是在逃避，逃避这个令我失望的世界，就像那个模糊的霓虹的夜过后，我逃避到遥远的城市时，一样的充满期待。风柔和地打在我的脸上，我感到自己和大自然紧密地结合在一起。路上有我不曾在意过的风景，我可以随时停下来屏息欣赏，它随时都在那里，我感到很踏实。第一天，我兴奋于大自然的不躲避不拒绝的美，遗憾于没有更早一些在路上，何苦去经受那生活的摧残。我没有吃午饭，一路的风景足以让我温饱。晚上我落脚在一个小镇的旅馆里给母亲打了电话，说自己已经到了。母亲不舍得挂电话，嘱咐着我生活上的一些琐事。我只是离母亲不到三百公里的地方，却要骗她我在千里之外工作的城市，我惭愧地流下了眼泪。对母亲说明天要上班，早点休息了，就匆匆挂了电话。我把头埋在枕头里，不让自己的哭声传出去。我有意避开各个城市，行驶在两边是农田和树林的水泥路上。一路上遇到的陌生人为我指路，休憩的间隙，陌生人与我友善地聊天。我难得地发现了人与人之间存在的那种美，那种纯粹的美。多少次的倾盆大雨，都没有让我停下来。我穿着单薄的雨衣，我知道并没有太大的用处，实际上每一次我都是满身湿透。雨水从正面打来，我在一片模糊里缓缓前行。我可以停下来的，但是我不想。我知道前面有更美的境遇等着我。在单纯的大自然里，我没有理由要去隐藏欲望。我确实没有失望过，总是有前所未有的满足在前面等着我，十分准确地出现在我的眼前。我也常常驻足自问，我要去哪里。我回答自己，我要去远方，可是远方在哪里，也许远方就是我到不了的地方。能在路上是一件幸福的事，这一路上虽然没有名山大川，也没有寻幽览胜的所在。但让我迷恋的正是在那颠簸的路上，我那一团乱麻的神经都松弛了下来。没有目的地是多么幸运的事，我可以一天只行驶五十公里，也可以一天行驶四百多公里。没有目的地的诱惑，让我在路上不至于匆忙。之所以说没有目的地是幸运的，因为我们大多数人都是不幸的，我们为了欲求不满的目标而疲役，但在这次旅途中，我才明白，我曾经失望的懊恼的“生活”，原来是天籁，只有凝神静听，才能听到它的美好。我一口气骑到了西藏，和煦的风使让我享受着一路的柔情似水，蜿蜒的路让我着迷于一路的荡气回肠。在这广袤无垠的草原，我把摩托车停靠在路边，爬上一处山丘，张开臂膀，迎风静听。蓦的我接到了高文的电话。寒暄中，我没有告诉他我在西藏。我感觉他期期艾艾地想要说些什么。我问他什么事。他说他要结婚了，邀请我参加婚礼。我客套地恭喜他。他问我为什么不问他新娘是谁。我反应过来，才发现我们果然没有了像以往一样的亲密无间。我问是谁，我是否认识。他说我认识，然后没有说话。我说我会尽量参加他的婚礼。他说对不起我。我一头雾水。他说，新娘是她。骗子，曾经在他嘴里配不上我的她，现在却要嫁给了他。我骑上摩托，拼命往高原上驶去，我要把那一切的糟糕都甩在身后。可是除了泪水被甩到了耳后，什么都没有被我甩走。所有的生活的“我不想”都残忍地再一次侵蚀着我的内心。我感到头痛，呼吸困难，我停下摩托，在路边蹲下，倒在了路边。我能感觉到有几个人围着我，喂我喝水，喂我吃药，告诉我，我高原反应很严重。我被带到了牧民家住下。躺在床上，我缓解了许多。我看到手机上高文发来的信息：我知道对你来说很残忍，但感情的事真的是说不清的，希望你能来参加我们的婚礼。我咧着嘴笑了。确实，我在愤怒什么呢？我与她的缘分在那个模糊的霓虹的夜里就已经结束了。而且我并没有对她难以释怀，否则我就不会向“大圆框眼镜”表白。我的朋友跟我曾经的女朋友最终走进了婚姻的殿堂，真是滑稽。可是他们是什么时候好上的呢？我不知道。我感到很幸运，这病痛让我能深刻地感知到了生活的美，强烈地感觉到了自己的存在。我不再去纠结，去猜想。我只希望，在今后的相遇中，我们可以还能像朋友一样坐在一起喝茶聊天，不谈过往。足够了。善良的牧民不放心我独行，留我住了几天。我消停下来，一路的体验让我对生活充满了期待，但一旦闲下来，我感到无所适从。我躺在床上，理清所有过往累积的思绪后，我迫不及待地想要去探索接下来的一路上的未知的美。是继续往高处走还是折返？往高处走我会病倒，这是现实给我的提醒，有些远方去不到，把它留在梦里，兴许更好。我调转了车头，不断地倒退，反而进入了未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