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为什么感激这个社会
我是一个生在新社会，长在红旗下的人。可当我懵懂知事时，饥饿像一座大山压在了我的身上。我用呆滞迷茫的目光瞩望着眼前苍凉的大地自问：一个人难道就是在饥寒煎熬中一步步走向死亡的吗？我能活过30岁40岁吗？至于我能否活到50岁60岁，就像大西北一个叫花子幻想着要看一眼华盛顿一样遥远。
上学了不久，小伙伴们就被通知到领面。伙管室设在一座古庙里，管理员是一位上了年纪的老头儿，他手里拿着一根长长的柳条，一边向队列中不安分的娃娃头上乱抽，一边粗声吆喝：“排好队，按顺序来，准备好盛面的手帕，没有手帕的就把帽子摘下来，将面盛在帽壳里。”8岁的我早已将帽子油腻的一面翻转在外小心翼翼地捧在手里。队伍缓缓挪动着，向那张搁着面袋子和杆秤的桌子靠去，大家就像佛教徒谒见释迦牟尼金身坐像一样虔敬与激动。
那是吃大食堂的日子，由于种种原因学校的大食堂停办了，于是就把每天的面粉分给学生带回家去，我每天的面粉是三两。这时又传来那老头的警告声：“别把面粉生吃了，带回家去交给爹妈喝拌汤。”待我打上面粉走出伙管室看见有人正在香甜地大口咀嚼生面，有人已经将面吃尽，擦着白乎乎的嘴巴并抖动帽子把它戴在头上。
走在路上，几位同伴陆续将面吃完了。我不敢吃，怕爹向我要面，前天晚上就因为吃完了面，挨了父亲两拳。这也不能全怪父亲，一家人就指望这三两面喝拌汤呢。又走了几步，肚子实在叫得厉害，双腿发软，我便瘫坐在一块石头上。看见帽壳里白花花的面粉，就像葛郎台发现金子一样，我已经顾不得什么了，几口就将那三两面吞进了肚子里。我战战兢兢地回到家里，准备接受父亲严厉的惩罚。父亲大概看见我嘴上还未来得及擦拭一净的面粉，只沮丧地说了一句：“又吃了。”接着深深叹出一口气。
记得又过了一些日子，父亲安排我一个任务：扫面。他说：“你个头小不容易被磨主发现，你去扫面最合适。”那时磨面用水磨，时间一长，磨扇下面转木的顶端就会积累一层又是土又是面的土面。虽然是土面，但饥饿的人们早已把条帚和目光投向了那里。
父亲千叮万嘱，要我注意安全。当我小心翼翼地爬上巨大的水轮踮起脚尖准备行动时，只听哗地一声巨响，水轮飞转起来，我被甩出好几丈远，落在湍急澎湃的水涡中。当我醒过来时已经躺在一片沙滩上，父亲正跟磨主大声争吵：“你瞎了眼了，没看见下面站人吗？”实际上父亲的话说错了，需要开闸放水时根本看不见水轮上有人，稍有一点常识的人都知道，只有枯水时节水磨停止运行时检修人员才能站在上面去，否则，就等于伸手去触摸高压线一样危险。父亲背起我回家，边走边说：“你也不留给心眼，看见人家放水就赶快往下跳。”
好像一个早晨，全村人一起端起了拌汤大碗。所谓拌汤就是在开水锅里搁上菜叶撒上少许面，再加上盐就可以食用的稀粥。大食堂最红火的时期，生产队发动社员到河滩去扫地达菜，这种天生地长的东西实际是不能扫的，要一粒一粒去拣，可在那个年代，似乎谁也没有这份耐心闲情。社员们用背斗背回掺合着杂物的很脏的地达菜，炊事员用竹筛将其在水中一淘，粗略地拣掉草片、大羊粪蛋之类，然后下锅撒面做汤。汤粥喝到最后，碗底澄着一层黑糊糊，那就是被泡化了的小羊粪蛋和其他污垢。好在饿疯了的人们眼粗口糙，不在乎这些的，只要汤多，能填饱肚皮就行。
不久大食堂散伙了，母亲劳动回来，就要为全家人做饭。只见她将自己从田里带来的苦苦菜、猪耳朵之类洗净切碎，然后倒进开水锅里，再撒上一点麸皮。沸腾的锅水就像一块高低起伏的绿地，麸片就像绿地上点缀的灰白色小花，着实可爱。这饭就算做好了，食盐已经成了奢侈品，早就从我们的碗里消失了。每天中午放学回家见母亲烟熏火燎地做饭，就会背倚南墙席地而坐，双腿来回蹭着地皮，抬起脏兮兮的袖口左一把右一把擦着滚滚如注的泪水。母亲知道我饿极了，早晨去校时，水米不曾沾牙。她赶紧把盛满汤粥的黑色粗瓷大碗放在我手上。我大口大口的吞喝着，泪滴吧嗒吧嗒落入汤碗里，溅起小小的水花儿。喝完第一碗，又赶紧端起母亲为我晾好的第二碗，接着母亲又为我晾好第三碗。三大碗汤粥落肚，肚皮胀鼓鼓的，可心里实在“挖”得厉害，“挖”是难受，它比饥饿似乎更难挨。我抹干眼泪，?拉着后跟快要断裂的鞋子意犹未尽地到学校去了。
时间的车轮驶进了64年，周围的日子似乎好了一些，但我们那个生产队由于占尽穷山恶水，苦情依旧。那时我已经到县城读初中了。在班上享受着每月6元的最高助学金，这些钱除了每月的伙食费外，还要挤出一些来做学杂费。从家里带来的主食是玉米面干粮，早晨就着开水嚼几口僵硬的干饼，中午从大灶打来每份5分的汤菜，那菜或萝卜条，或白菜丝，或洋芋块，制作得极其简单。但终于能吃到菜肴了，这是我自记事以来最奢侈的一段生活。玉米饼每顿限数一个，约莫三四两重，餐后仍然觉得肚饿，只好再灌进一大碗开水。
1969年我回到家乡，做了一位民办教师。金秋时节，生产队的麦场上都有好几个耸入云天的麦摞。手扶子、双??子马拖着碌碡就吱扭吱扭响了起来，这美妙的“打场曲”伴着秋叶的飘零，伴着瑞雪的降落，一直到寒冬腊月才曲终乐阕。打场时节，还时不时背回一袋半袋粮食，碗里也发生了小小的变化，薄薄的、细细的七花面条藏在苦苦菜、芥子菜丛中就像碧波绿浪中驶来了几叶白色的小舟。每当母亲取面做饭时，父亲总要唠叨两句：擀薄细切，多待几客。当然不是招待客人，是在提醒母亲节俭度日，细水长流。我们这地方似乎永远是灾区，麦场一打完，少得可怜的玉米供应粮就来到了。玉米饼不见了，七花面条没有了，全队所有的家庭又不约而同地端起了能照见天日的拌汤大碗。玉米是粗粮，用它做成的拌汤喝得时间一长，胃里就像刀子刮一样难受。一日三餐一年四季喝拌汤，喝得人面黄肌瘦，疲惫无力，喝得人头昏脑胀，心力交瘁，喝得人欲死不能，欲活不成。本来每日进餐是人生一大乐事，可在那个年代我必须用坚强意志去对待，因为此时的吃饭成了痛苦的折磨。吃饭前我时常这样提醒自己：为了活着，为了那个缥缈遥远的希望，咬着牙把拌汤喝下去吧！ wwW.wenzhangba.Com
苦难的魔鬼步步紧逼我们，就像站在我们身旁，随时要把我们的小命拿回去。有一个时期，连玉米面拌汤也断了顿，放学以后，我和哥哥去田野里摘马莲骨朵，它是马莲花的果实，拿它煮着吃，入口涩酸腥臭，入胃疼痛发胀，灼烧如火，浑身打颤，三天也便不下来。我们又去剥榆树皮，煮烂了就像鼻涕糊糊一般，等到连榆树皮都被剥尽了，我们又去扫扎瓦籽……这些都是有毒的野草啊，为了活命我们只好就往肚里咽了。
每天回家，老远就往自家烟囱眺望，看到袅袅依依的青烟，不觉一阵兴奋，今天有饭吃了，于是加快脚步奔进厨房；如果看不见青烟，心里就升腾起一股凄凉绝望的情绪，厨房门紧闭着，推门而进黑壁灰墙，冰锅冷灶，案板上光光堂堂，没有了半升，不知母亲又到哪里借面去了，看来今天又没有饭吃了，连玉米面拌汤也断顿了。我坐在门槛上歇缓一会疲软的双腿，不见母亲回来就到菜园里拔了两颗水萝卜，掐了一撮青葱，到泉边洗净，生萝卜就生葱边吃边回到学校。中午的天气异常闷热，我倒上一杯白开水使劲喝起来，像通过多喝水来抑制肠胃对事物的渴望。眼前金花乱飞，忽然又漆黑一片，我就像被别人暴打了一顿又无处诉说委屈的小孩，禁不住大滴泪水洒落在打开的一杂志上，浸透了多层纸页。我每天天不亮就起床，深夜十二时才就寝，拼命的劳动工作，连玉米面拌汤都不能换回来，我活着还有什么情趣，那时我就像只身进入一个虎豹出没的荒岛，勾魂的死神好像手持铁链时刻站在我身旁。人穷命贱，真的，那时我未曾奢想能活到今天这把岁数。
一天老校长巨崇昭把我叫到他的房间里，问我最近为何脸色很不好，我如实向他汇报了近期家庭生活状况，他当即决定将学校农场的小麦给我装上100斤。我有些受宠若惊，木楞楞地站了半天说不出一句话来。，这是我19岁那年发生的事情，我今年60多岁了，生命旅程中曾接受过无数次他人的帮助与照顾，需要做出真诚的感谢和回报，可这一切都日渐淡忘了，唯独这“滴水之恩”却铭刻在记忆的石壁上，历久弥新。
我已经从父亲的肩头上接过了一家人生活的重担。70年代，我做得最苦心的一件事就是换面。
永登大同距离窑街有80公里，但没有正式路道可行。所谓路就是一条淌水的沙沟，枯水季节马车、自行车和行人就可以在这儿艰难地行走了。窑街有几座煤矿，工人们发工资供口粮，条件比我们好得多。于是我约上几个同伴骑上破旧的自行车捎上白面或鸡蛋出发了。
几乎在那沙沟的里跋涉了整整一天，到下午六点便到了煤矿家属院，然后啃几口玉米干饼就开始行动了。我们是用一斤白面换人家二斤玉米面或者用两枚鸡蛋换一斤玉米面。我已经不知道什么叫害羞和胆怯了，完全像一位彻底失去脸面的乞丐，不论人家开门不开门，给脸不给脸，我都必须挤出一些笑容堆在脸上去挨家户去敲门。运气好一些一家就可以将你的50斤白面换完了，如果运气不佳，你就必须跑五六家甚至八九家才能完成任务。当把口袋装满已是晚上10时左右。我们几个同伴聚在一起将粮袋做枕头和衣在水泥墙角旁躺下来。
次日天刚亮，我们在人家里讨半碗开水再啃几口干饼就踏上了回程。自行车的负荷成倍加重了，我们又开始在那堆满泥沙蜿蜒坎坷的山道上爬行蠕动了，但心里很甜蜜，这些玉米面又可以让一家人十天半月不发愁了。
一次， 我和李虎、王长林到窑街换面返回，气喘吁吁将自行
推到新站坡上。然后骑车下坡，那坡陡狭曲长，约有1公里，坡道两边是深渊绝壁。我们三人捏着车闸，小心翼翼行进。突然，只听“叭”地一声响，李虎的自行车闸断了。我急忙喊：“用脚刹车！用脚刹车！”他将右脚赛进前轮车叉中，忽一下，烟腾雾起，车轮瞬间将他的橡胶鞋底磨穿，脚掌上的皮被活活地剥去一块，鲜血染红了脚下的沙土和车轮。李虎已经像被剁取了右脚一样，彻底失去了控制自行车的能力。那自行车像个醉汉，摇摇晃晃，向断崖下冲去……
当我和王长林及过往的乡亲们，费了好大的劲，下到断崖下，将他抱起时，他已经是腿断身裂，脑浆迸流。我和王长林将他的遗体用新站队的手扶子送回家时，发现他家两顿都没有开灶，就指望着他换面回来。然而撕心裂肺的哭声又将一家人送进了另一个灾难的深渊！
没有了鸡蛋，没有了白面，我们不再到窑街换面了。于是我们又做起了“大买卖”。我们扒火车到西宁，用两元钱买上一口铁锅，然后又扒车到武威、张掖一带的农村里换麦子。一口锅换一锅粮食。第一次由于时间是在初秋，比较顺利，第二次却是在腊月20。
我和王长林在张掖的一个小山村里换上粮食，扒上火车，坐在机车的煤堆上，经过一天多折腾，到达乌鞘岭。这时天气突然大变，又下起了大雪，海拔3600米的乌鞘岭差点成为我的断魂葬身之地。
当火车喘着粗气，吃力地攀爬乌鞘岭时，我渐感浑身像背了冰块，不住地颤抖，接着浑身僵硬，嘴巴已经无法张开。我觉得我要冻死了，因为我前些日子，我们生产队换粮的人在经过乌鞘岭时就冻死过一个人。一会，我又浑身发热，脑子里一片空白，我闭起眼睛，等待着是福是祸的降临，我已经对“死”没有了任何的恐惧和慌乱。我从昏迷中醒来时，是在华藏寺候车室的火炉旁，这当然是火车停在华藏寺站，王长林见我快要死了，就将我慌慌张张抱下车，那两袋用命换来的粮食又让火车拉走了，不知去向何方。
1981年，我们这儿实行了联产土地承包到户，第二年我家就解决了温饱。那些令人心碎的日子从此一去不复返了。
我深情的感谢把我们从水深火热中拯救出来的邓小平，感谢这个改革开放的社会，使我们的日子越过越幸福，越过越舒心！
现在我已经退休，我已经来到了梦想中“华盛顿”。虽然我的退休金不高，但足以养活对生活没有奢望的自己和一家人。粗茶淡饭，布衣荆钗，一酒一饭足以。恨后而知爱深，苦后而知甜香。新旧相比，天壤之别，我还有什么聒噪之语！
对我这样一个几多灾难差点夺取生命的人，我深深感激这个社会！感激我们的党和政府！展望远方，又是一个辉煌灿烂的春天！
2014/12/30
甘肃省永登县第一中学（邮编：730300）教师：康瑛
2006年2月27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