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上大学时

　　我立刻明白船要在哪里靠岸了，紧忙赶回找到我们这名教师和家长商议：尽管我们在武装部做通了一番工作，但军方人员是万万不能得罪的。在我的建议下，决定让家长请接兵人员吃顿饭，在饭桌上再好好沟通。

　　中午，家长在一家很讲究的酒店里准备了一桌饭，并找了相当关系的人员壮大场面。我们极热情地在酒桌上把能说出口的好话说了一大堆，接兵人员只是淡淡地应着，依旧没有任何表情。轮到他提杯时，端起酒杯眼睛低头瞅着桌面根本没有抬头：“我说啊，咱们不差吃、不差喝，就差事儿！

　　这孩子条件不太好，我们军部对兵源质量要求很严。定兵时你们家长也没来找我啊，我们出来领兵时，领导让我带回点这里的土特产，我没办法空手回去啊！”众人愕然了，对我们这些一向讲究说话方式的知识份子来说，他的这番话简直就是赤裸裸了，连傻子也听明白了。饭局很郁闷地忽忽结束了，我和那位教师深有感触了：办事也该“与时俱进了”。

　　晚上我和家长再一次到接兵人员住的宿舍，家长送上了一个不大不小的红包，这位上尉终于笑了：不好意思了。没有一丝半推半就。第二天，我们就接到了入伍通知，家长和孩子高高兴兴地领回来了服装，我却没有一丝愉悦。

　　那一刻起我决定：从此绝不再做这项工作.

　　我们上大学时，我们学校所在的城市社会治安很不好，经常有上街的学生被社会闲散人员抢劫殴打，更有甚者，这些地痞流氓还到学校院内寻衅滋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