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聊的游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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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 | 丁小村
一
我读初中的时候语文课本上选了马克吐温的作品《竞选州长》，这篇讽刺味儿十足的小说，对我们来说如同读天书：我们并不了解万恶的资本主义政体的竞选体制，因此老师的批判、作者的深意，我们都无法理解。
在老师的讲述下，我们了解了，万恶资本主义的竞选游戏，不过是一个无聊的游戏。
过了多年，老帅哥施瓦辛格竞选州长的时候，我就突然想起马克·吐温这个小说，无端地想起了小说的结尾：
最后，党派斗争的积怨对我的无耻迫害达到了自然而然的高潮：有人教唆9个刚刚在学走路的包括各种不同肤色、穿着各种各样的破烂衣服的小孩，冲到一次民众大会的讲台上来，紧紧抱住我的双腿，叫我做爸爸！
这个小说里的情景，让我突然笑出声来，很有画面感地想着，要是有9个刚学会走路的、有着不同肤色、穿着各种破烂衣服的小孩，一起冲到讲坛上叫施瓦辛格“爸爸”的时候，大家会不会觉得意外？
万恶的资本主义国家没搞过计划生育，一个男人生9个小孩并不是犯法的事儿，至于在道德伦理方面是不是撞了伦理雷区，那就得看孩子妈妈们的态度了。
二
在马克·吐温的时代，一个足以让人身败名裂的道德红线，在施瓦辛格时代可能成了笑话——玩一个过时的游戏，也就是无聊的游戏。
但这个无聊的游戏在克林顿那儿就有些意思：女实习生莱温斯基在法庭上举起一只满载着总统千千万万子孙后代的短裙，就像一面旗帜，立刻让克林顿变成了一个垂头丧气的公鸡——败下阵来。
施瓦辛格即便有9个不同肤色的儿子，观众也不会觉得羞耻；但克林顿还没有把额外的儿子生出来，就变成了丑闻。这两个看似无聊的游戏里边，有着何种不同？
我笑过之后反复想，这里边包含了更多的意味：泼脏水与实证，自由与限制，道德与法律。
能摆到台面上说的事儿，是实证；不能摆到台面上的事儿，那是私底下的事儿，不一定能变成实证，而某些喜欢泼脏水的人，是永远无法实证的。
在法庭上允许你们公开辩驳，这是公民的自由；当总统不能和女秘书乱来，这是对某些职业的限制。
做人道德与否，全凭社会伦理规则；做事是否违法，则需要拿出来辨析。法律对于某些道德伦理画出了红线，你撞了这类道德伦理红线，也等于违反了法律，你可能受到律法的惩罚。
但同样的是竞选的事儿，到了政治强人普京这儿，就成了更大的笑话——直接把竞选对手抓进监狱，结果这场竞选成了一选一，这样的幽默故事恐怕连马克吐温也写不出来。像俄罗斯这种万恶的资本主义，真的超乎了作家的想象力，比小说干得还精彩。
三
万恶资本主义的竞选游戏，对我们来说可能一个无聊的游戏：双方在竞选台上互相攻击，揭隐私，在台面上公开泼脏水。双方都得笑着来，笑里却要藏刀，刀刀见血，总有一个要倒下。
我们经常看人笑话：因为大打出手，只不过为了讨观众喜欢——每一个竞选者，都变成了可爱的演员施瓦辛格：对观众如同父兄，对竞争者如同敌人。每当万恶的资本主义竞选季，我们都如同看世界杯足球赛，以往马拉多拉在球场上的一个恶作剧，让我们笑翻了——连裁判也没看出来他作了弊。
笑过之后，我觉得这件事有了不同寻常的意义：
第一个就戳到了我们中国人的痛处，我们的传统认为有些事是不能摆到台面上说的，比如总统先生搞了女秘书，比如总统先生竟然是个双性恋者。我们大概觉得这些事儿虽然不一定是脏水，也只能在茅厕背后泼。
第二个，指斥别人犯法或者不伦，是要有依据的，必须能放到大庭广众之下来辨析。属于法律的按法律程序，属于道德的让大众来辨正。这让那些习惯了躲在人群中扔石头的人，再也混不下去了——我们可以当你放了个屁，有本事你站出来说。“文革”中一张匿名的大字报也能逼死人，这种阴毒在一个现代社会里是行不通的。
第三个，什么都可以成为武器，唯独“政治”不能。在万恶的资本主义社会，你站在左派还是右派，你支持共和党还是民主党，都不影响你白天吃饭晚上睡觉，不需要政治排队，只需要在台面上说话。
四
马克吐温的幽默在于，泼脏水也得明明白白地泼，很有可能，脏水全都被挡回来，最后全洒在你自己的脸上。克林顿的幽默在于，你自己搞的事儿，你自己得承担——必须在大庭广众面前，让那些私隐之事曝光，因为你是总统先生：这个国度里最玻璃的人。
这种躲在人群中扔石头的做法，由于“文革”的恶性遗传，已经变成了国人灵魂深处永远的“伤痕”。
相比于万恶资本主义的无聊游戏，国人经常喜欢玩的是这种：这可能是一种极度恶心的文化遗传。
-The E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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