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亲养我许多年，我为父亲干了一件事
我怎样通过“欺骗”，“威胁”，“偷奸耍滑”，“作奸犯科”的方式，盖起了父亲的楼。
1
1987年的一个雨天，一声炸雷响过之后，我家土砖房的承重墙裂开了一道口子。无法修补，只有重建。父亲仓促地四处借钱，购买材料，邀请建筑队，拆土砖房，盖红砖房。
那年我10岁。我记得我们全家在一间很破的房子里住了一段，然后搬进在原址上落成的新房子。搬进新房的喜悦有没有我不记得。但我记忆深刻的是，新房落成后的几年里，父亲经常围绕着建房的一些糊涂债务，各种以次充好导致的建筑质量问题而烦恼。雨天漏水，楼顶大修了几回，屋内地面湿气重，被迫在屋内又填充了几十公分土层，但并未真正解决这个问题。
在一些不解决问题的修修补补之后，这栋房就成为我们全家人此后的栖居之所，达25年之久。25年之中，作过多次修缮，甚至又在顶上盖了一层阁楼（实际上就是为了雨天不再漏雨）。它最终从外形上变成一栋丑八怪式的建筑，外墙还长出了青苔和黑斑，屋内地面潮湿，水泥墙面因受潮鼓起巨大的泡泡，用脚一蹭，大片脱落，角落里藏着喜爱潮湿的虫子，人往角落里一走，它们便受惊奔逃，发出悉悉索索的声音。甚至不止一次，在室内发现了蛇。我就很英勇地拿着铁锹斩断过一条。
住在这样的房子里，又无力改善，我最害怕的事情便是有同学和朋友要上家里来玩。整个少年时代，我基本上是不邀请同学或朋友来家里的。如果被迫在家里迎接他们，我的内心充满窘迫。
好在，我在这个房子里实际度过的时间，并不占大头。小学毕业后，我离开家乡去外地读书，便成为这栋房子的“客人”，只在月末和寒暑假才委身于其中。
但想到“家”，心里便会掠过一丝阴影。那个潮湿、丑陋、肮脏的家，一个让人抬不起头来的家。
因此我的一大梦想便是，哪一天我有足够的实力了，推倒这栋房子，重新盖一栋好房子。
父亲和母亲
2
大学毕业之后到了北京，更加远离老家，在北京又有另外一番生活，在工作里寻找成就感，在城市里寻找扎根的地方。城市是我新的生活来源，我也被城市所困。大学毕业四年后，终于成了供房一族，在北京通州拥有一套近130平米房子，那是一处真正的阳光大宅，小区处在运河边上，周围环境优美，小区内绿树成荫，房屋设计高度人性化，在城市拥有的新家，似乎让我走出了老房子的阴影。
但每当回到老家，与父母团聚，重新短暂栖居于阴暗潮湿的老房子里，那种与新家相比的巨大落差，更是回回刺激着我的神经。父母年迈，都患有风湿，每遇变天，关节疼痛会发作。除了与长年在水田里劳作有关系以外，这所过于潮湿的老房子，恐怕也难逃罪责。
我在城市有了新的生活，父母却依然在阴暗潮湿的老房子里一天天捱着他们的晚年时光，无论逃避得多远，这始终会是心头别扭之事。
每次春节团聚之际，我都要给父母许下雄壮的诺言：我要抓紧挣钱，把这房子推倒盖新楼。
这件事就这么一年一年地捱着。父亲的理解与宽宏，似乎让我有了松一口气的机会。
终于有一年，我能明显感觉到，他真的也非常想要一栋新房子了。想想也是，父亲毕竟年岁大了，还能在世上享受几年清福？我的诺言迟迟不兑现，就会变成谎言。
在一次夏天回家之际，我得知，刚刚一场暴雨，雨水都淹进了家门。房屋一侧的墙上，也新添了一两道裂缝。如果听任不管，房子看起来有倒塌的可能。
我想：是时候狠下一条心把楼盖了。这是父亲的期盼。这可能也是我在父亲的晚年能够给他办的最大一件实事了。生活的困难千万重，有些事不能永远地等。
父亲和母亲
3
但对于在农村盖房子，我一无所知。虽然没有城市建筑管理那么严格，但它也有一套规定需要遵守。
以前为盖房子的事我去找过一趟村支书，向他作咨询。当时他说：房子不能盖，也不能修缮，因为我家老房子已属工业发展区管辖，该区域有统一的发展规划。
房子成危房了还不能重盖也不能修缮？听起来很不合理。但政府意志向来霸道。
这次在决定行动之后，我再次去找村支书。我耍了点花招，聊天中有意撒谎说我跟市长交情怎么怎么好。然后谈到我父亲的危房，说我想改建。
书记是个聪明人。看着我这位在北京新闻界打拼多年的同村人，他眼露精光，说：“你们家房早应该拆了重盖。”
他给我仙人指路：只要你去市房管局的房屋鉴定中心，让他们出一个危房鉴定书，你就立马可以动工。
我也同时向本地几位朋友咨询盖房方案。一位在政府部门做过高级职位的朋友吕哥说：政府的把戏我太熟悉了，你不如就按农村土办法办——不用打招呼，拆了再说，直接盖，等城建部门找上门来，你再想办法，疏通打点，所谓兵来将挡，水来土掩。要不然，你十年也盖不成这个房。
他还说，你要明白政府官员的心理，他们怕承担责任，你去打报告，他需要特批。谁也不敢承担特批你这个建房报告所带来的后果。但如果你直接开干了，他们找你，性质就不同了。他们制止你是属于职务行为，但他们不敢闹得太凶，闹得太凶出事，他们自己也吃不了兜着走。
另一位刚刚圈了块地开发了一个小型商品房项目的徐哥，也是建议直接干，不打报告。他还拍着胸脯说：“你就先盖，到时有什么事我负责去帮你搞定。”
作为多年习惯了循规蹈矩、遵纪守法的一介书生，我总觉得，吕哥和徐哥建议的土办法不大靠谱，担的风险太大，这不是直接与政府和法规对着干么。等于拿肉身对抗机器。这其中的风险，想想我不敢消受。再说，我家老房子属危房无疑，鉴定中心的人来看肯定是这个结论。还是依法办事，不当刁民吧！
父亲和母亲
4
由于我有工作在身，无法长期在老家逗留，所以我想将建房的事委托给一位既能让我放得下心、也在本地有强大能量、HOLD得住场面的人。这样的人选在我认识的人当中只有一位——我的表兄秦义。他懂点土建项目开发管理，虽然对建筑专业本身未必十分在行，但他是唯一我能将建房之事全权委托的人。在农村兴土木，盖房子，各种横生枝节的情况随时会发生，秦义在他的少年时代，也是远近闻名的一霸，谁都畏他三分。我在北京与他沟通，遥控指挥，由他帮我现场总负责，他再找一支成熟的、技术过硬的施工队，这是我能想到的最佳方案。
有多年的情分在，他也极愿意通过他的手，帮我完成盖房大计，我与我的表兄秦义一拍即合。
然后我回了北京。临走之前，我在老房子的里里外外拍了照片。我想，有套照片，作为资料留存，有备无患。
按照我的思路，秦义去找了房管局房屋鉴定中心，申请对我家老房子进行危房鉴定。
几天后，房屋鉴定中心的几名工作人员坐着车来到我家房子前面，他们四处看了看，迅速得出结论：“这不是危房。”
这不是危房？
他们没有更多的解释，迅速地坐车走了。
我想起了吕哥和徐哥这两位高人的预见。
怎么办呢？
于是，三天之内，拆屋工人“咣咣咣”，把那座矗立了25年之久的丑陋的房子拆掉了。
5
拆旧房，清现场，打地基，盖新房。在新房第一层即将封顶之际，秦义打电话告诉我：村里主管城建的领导来到施工现场，勒令停止。
于是施工被迫停止。
这时，我只好给村支书打电话。我对村支书说，我家房子是不是危房，你最知情。房屋鉴定中心来人随便看了看，就说它不是危房。
村支书表示理解地苦笑了一下。
我灵机一动，开始说瞎话，我告诉他，我已将我家房子的情况直接告诉主管城市建设的市长了。他本人同意我的危房改造计划。
由于我是北京的“大记者”，前面又对他说过我与市长有交情，他不知我所言的虚实，就算不敢信其有，也不敢随便信其无。只好说：“那你赶快让市长写一份同意进行危房改造的信函吧。有了信函，一切好办。”
我说：好。
过了两天，秦义重新施工。
又过了几天，施工再次停止。原因是，乡政府一把手，无意间路过我家附近，看到施工行为，便问随行人员：“这是谁家怎么敢搞违建？”于是，城管部门来人勒令停止。
村支书再打电话来的时候，我告诉他：“我跟市长说了信函的事了，他同意写。”他说：快，加快让信函下来。
过了两天，我的表兄又偷偷开工了。就这样一轮轮地玩起猫鼠游戏。
有一天，秦义打来电话，第一次，我从他的声音中听出了一丝惊恐，他告诉我：城管来人了，三四十人聚集在施工现场，强制停止施工，还扬言要抓人，并没收施工材料。他在电话中紧张地说：“看来真的搞不成呀。”
连在本地当过“霸主”的秦义都吃不住了，可见大势多么不妙。
我心中默想，根据吕哥的分析，这帮人也就吓唬吓唬而已，不会真动手。
村支书也在现场，他接过秦义的电话，以近乎哀求的语气，请我停止盖楼，让我赶紧催市长将同意危房改造的信函发出来。他这个基层干部，为了我家的“违规”建设行为，估计没少被上级领导骂，确实也不容易。
由于城管工作小组领导在现场发了狠话，再动工就抓人，没收材料，推倒已建成的部分，施工只好中止下来。
秦义说，必须找到一个彻底解决的办法才行。这样三天两头地停止施工，也不是个事，再拖，就到深冬了，不利于施工。
说的也是。
6
我打电话给徐哥，那个曾排除重重阻力开发了一个小型建筑项目的人。但他支支吾吾起来，说要找人，要打点。显得很难办的样子。
于是转而找吕哥试试运气。吕哥倒是很热情，他跟市里的一位局长关系好，那位局长又跟我们这个乡的一把手有交情。吕哥说，我请局长帮忙，给你们乡一把手说明一下你家的危房改造情况，请他开绿灯支持一下吧。
结果，乡一把手依然面有难色地说，不是不愿意帮忙，实在是现在正处于风头上——市里领导班子不久前开大会，要严厉树新风、整市容，严查并限停一切违规建筑。“如果你们家动工，其他那些违规建筑者，也都会跟风开工。”那位局长转述了这样的意思。
让人愤怒的是，上面开个会，树个新“精神”，无非都是做给更上一级领导看的。上面的大会有多少是针对真正的民生的呢？这种不问青红皂白的一刀切运动式思维，真是害死人。
这也是让你求告无门的根本所在。
7
这拆掉的房，恢复不了。已经启动的建房工程，怎么能停呢？快到深冬了，年迈的父母住在临时搭建的棚子里，多住一天，他们的身体就要多面临一分风险。如果停工太长，又不向建房工人支付误工费的话，他们觉得不划算，会去别的地方找活干的。工人走了，房子还怎么盖？
吕哥甚至建议我打苦情牌：让父母写上一支抗议横幅，背着铺盖卷，到政府门前去静坐示威。年迈的农村老人，在寒冬季节里，无房可住，无路可走，只好住在政府门口请愿来了，兴许能引起领导重视。
我觉得这断断不是我年迈老实的父母应该去做的冒险之举。
没有别的路可以走了，足智多谋的吕哥也不能提供有效的解决方案了。我决定碰碰运气：看当初编给村支书的瞎话能否真的变成现实。我在国家图书馆呆了一天，给主管城市建设的市长写了一封信。
我在信中说，我要为年迈的父母拆除危房改建新宅，让他们能够安度晚年。但是面对我父母住的明显为危房的那套房子，不知为何，房屋鉴定中心的人前来草草看过，便得出结论：“不是危房”。
为了证明那确为危房，我将老房子拆除前拍的照片冲洗了一套，附在信内。
我还介绍了自己的身份：作为从本地走出去的读书人，在北京的媒体工作多年，我的报道既让一些正能量事迹得到弘扬，也曾让一些不法分子丧失了好前程。
老实说，我觉得这段信息有点铤而走险，但可能也是这封信中最容易引起关注的话。
作为没有任何其他有效资源可以利用的一介书生，这是我最后所能使用的武器了，形同诸葛亮的“空城记”。
最后我写道：我相信家乡的领导是关心民生疾苦的实干领导。我热爱家乡，希望有一天能够为家乡做贡献。
信件写好后我发给吕哥看。他也支持我试一下运气。我从北京快递了这封信的复印件到市政府，收件人是主管市长。吕哥说，他也帮我送一份给在市政府里的朋友，委托其转交。这样双管齐下可以提高市长读到信件的机率。
8
一个星期后，传回来的消息是：市长看到此信件，并作了批复。我后来看到批复件的复印本，上面写道：请调查此事，并尽快给我一个答复。
市长的批复很快在市、区、乡、村一级机构中流传开来。村支书打来电话：你真的好大的本事。赶紧动工，抓紧时间完成吧。
乡一把手这回主动约我吃饭，席间，他带点娇嗔语气地表达不满：“这么点事，怎么还反映到市长那里去呢？他工作多忙呀。直接跟我说一声不就行了吗？”
我心想，当初你可是连你的老朋友局长的面子也没给的呀。
附近乡村其他那些违规建筑依旧处于停止状态。唯独我家，重启开工，大干快上。
真得感谢这位市长。虽然我耍了点文人的小聪明，但如果不是一位真心面对民生疾苦的市长，恐怕也不会吃这一套。后来我挺想拜访他一下，当面表达一下我的感激之情。他的秘书很客气地接待了我，但是，最终还是没见成他本人。
9
本来以为这就会顺利竣工。哪知当房屋盖到第四层快要封顶时，秦义的电话又来了。又有了新的麻烦。
这次麻烦竟然出自邻居。邻居谢都，50岁左右，跟我家还沾着一点亲戚关系。每次我回家他都非常客气，满脸堆笑，嘘寒问暖，体贴备至。他在我家旁边盖起一幢楼房已经快20年了，在自家门前设立市场做生意，以此为生。生意做得很红火。当初我要盖房时，他也是最先表示支持的人，他说“你确实该让你爸住栋好房子，他苦了一辈子，该让他享享福了”。谁知，随着我家房子接近封顶，他开始一遍遍找村干部提意见，罗列了我家盖房子的一大堆“罪证”：比如，我家房子的高度超过了他们家房子，我们家的正面比他们家多伸出了50公分，我们家地基比他们家更高……在他的观念里，这样在风水上会压着他们家。
奇怪的是，在房子开工之初，谢都不提这些事，直到快封顶时才提。而且还根本不是直接找我们来提，反而在我父亲面前依旧一脸堆笑，表现得若无其事，但村支书不断给我打电话，说谢都一次次去村里告状。不久后乡一把手也来电话，说谢都上乡里告状，甚至以死相逼，赖着不走。
乡一把手说：“你能不能劝告一下你们这个邻居，让他写一份同意书。如果是邻居反映你们盖房问题，属于群众举报，按规定是必须受理的。”
不得已，我只得给谢都家打电话。他女儿接电话，他妻子接电话，唯独他本人不接电话。我沟通，解释。他的妻子和女儿都表示，不反对我家盖房的事，她们也在劝告他，但他就是听不进去。“他不是坏人，就是有一个牛脾气，我会好好再劝他的。”他女儿说。“他这几年患了病，一直在吃药，药物影响了他的思维，你不要介意啊。”他妻子说。
但是在他妻女答应劝告他之后，村里、乡里还是打来电话，说谢都又上门讨说法，阻止我们家楼房封顶。
虽然愤怒，却无计可施。我再次拨通他们家的电话。他妻子接的电话。我说：“请你转告你的老公：我的房子盖到这个地步，是一定要封顶的。有多大的力量曾经阻止过我盖这个房子，结果又是怎样的，你们也都看到了。我们友好相处一二十年，我祝你们家生意兴隆，我不希望再为房子的事和你们家着急，如果我急了，什么都干得出来。你们家的生意，还想不想做了呢？”
第二天，谢都的精神症状好像一下子消失了。他亲自找到我父亲，告诉他：“你就放心地封顶吧，我不会再去告状了。”并给我们写了表示同意的书面材料。
于是，我们家的房子，得以顺利封顶。
10
作为一个书生，这也是我第一次主持这样一项复杂的事务（虽然全都是采用电话和信件遥控的方式进行）。盖房工程一旦启动，便是不能停的。工人不能被耽误，父母亲不能露宿在外面。哪怕眼看要走到绝路上，只要心一横，全力寻找突破之法，最终还是能感召冥冥之中的强大力量，帮助逢凶化吉。
这是愿力的效果吗？
2014年春节我回到家，终于看到父母告别了那间潮湿、破败的旧屋子，住进了巨大而宽敞的新宅。
给父亲许下盖一栋楼的诺言，少说也有10年了。幸运的是，我最终兑现了它。
我感恩所有赐给我力量、帮我成全梦想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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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明：文中图片均为报大人拍摄，文中所涉当事人皆为化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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