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不是药神，是被医药费拖垮的中国中产
领导，我求求你，别再查「假药」了行么。这药假不假，我们这些吃的人还不知道么？
我吃了三年正版药，房子吃没了，家也吃垮了。现在好不容易有了便宜药，可你们非说这是「假药」。不吃药，我们就只能等死。
我不想死，我想活着。
一位患有慢性粒细胞白血病（慢粒白血病）的老妇人，对警察痛苦又无奈地哀求着。
这段场景对白，正出自近期还未正式上映，就已口碑爆棚的电影——《我不是药神》。
徐峥饰演的印度神油店老板程勇，同许多正在和中年危机抵抗的中年男人一样，一直过着平凡又不算顺心的生活。
直到一位慢粒白血病患者的意外到访，程勇的人生随之开启了重大转折。
慢粒白血病，是一种血液癌症，需要依靠长期服用抗癌药物以维持生命。但正版药费用太过昂贵，长期服用的费用普通人根本难以承受。
但印度有一款仿制药物，不仅价格是正版的1/20，疗效也基本无异。但由于国内并未审批，患者只能自己偷偷寻求代购途径。
这让程勇发掘了商机，他靠着代购这款“仿制药”，从一个交不起房租的男性保健品商贩，一跃成为印度仿制药“格列宁”的独家代理商。收获巨额利润的他，被病患们冠以“药神”的称号。
而原本只想赚取暴利的程勇，却在和病患、制药厂、警察的周旋过程中，陷入一场关于救赎的拉锯战…
影片中的慢粒白血病患者，无一不是“拼了命去求生”。徐峥在影片里，有一句对警察的怒斥，令人动容：他只有20岁，想活命，有什么罪？
相较于它的中文片名《我不是药神》，Dying to survive的英文译名才真正戳中了我，也戳穿了我们真实的生存痛点。
这部电影有一段字幕声明，强调故事纯属艺术创作，与真实事件无关。
但其实很多人都清楚，这部电影同《达拉斯买家俱乐部》一样，都有现实中的原型。
“陆勇的故事建立在格列卫的仿制药之上。”《智族GQ》在一年多前，就曾对陆勇及陆勇代售的药物进行过深入报道。
格列卫是人类第一个分子靶向抗癌药，将慢粒白血病患者的五年生存率提升至 90% 以上。药也是一门利润惊人的生意，瑞士诺华公司的格列卫年销售额将近 50 亿美金，延续高溢价的策略，美国市场价格曾 7 年内翻了两倍，中国的市场价格至今（注：2017年）为 23500 元一盒。对于癌症患者而言，他们别无选择。
34岁那年的陆勇，确诊慢性粒细胞白血病，他曾服用了两年抗癌药物格列卫，花费近60万。这让原本家底并不算差的他，也感受到了巨大的经济压力。
他开始搜索能够替代的仿制药，在自己不断尝试服用后，陆勇自认「印度格列宁」与正版药药效相同，尔后开始向其他病友推荐，托他代购的人也随之越来越多。
2015年1月10日，陆勇因“涉嫌妨碍信用卡管理罪和销售假药罪”，在首都机场被捕。但7天后，司法机关向法院撤回起诉。1月29日，陆勇获释。
2015年3月18日的《锵锵三人行》里，许子东评价陆勇更像是《达拉斯买家俱乐部》的主角，而陆勇却认为自己的故事比那部电影里更为复杂，因为他还经历了曲折的司法过程。
窦文涛在那期锵锵的现场，念了《对陆勇决定不起诉的释法说理书》，引起许多人的感慨和共鸣——
大家对这个《对陆勇决定不起诉的释法说理书》的评价很高，认为它体现了司法理性和人文关怀。
说理书中提到，因为江苏无锡慢粒白血病患者陆勇的行为，自己本身是白血病患者而寻求维持生命的药品。他所帮助的买药者全部是白血病患者，而没有任何为营利而从事销售或者中介等经营药品的人员。
他对白血病病友群体提供的帮助是无偿的。在国内市场合法的抗癌药品昂贵的情况下，陆勇的行为客观上惠及了白血病患者。尽管违反了国家对信用卡的管理秩序，但是他的行为的实际危害程度，相对于白血病群体的生命权和健康权而言，是难以相题并论的。
如果不顾及后者而片面地将陆勇在主观、客观上都惠及白血病患者的行为认定为犯罪，显然有悖于司法为民的价值观，决定不予以起诉。
尽管对于陆勇案至今仍然存在着许多争议，譬如法律该不该夹杂人情？陆勇所代售的印度仿制药还存在着假药或劣质药的疑点，但从《我不是药神》和陆勇案中，我们能够感受到，真正扎中人心的其实是众多家庭被昂贵的医药费和看病难所拖垮的生存之痛。
不知道有多少人还记得年初那篇刷爆朋友圈的《流感下的北京中年》，即使是平时被视作殷实的中产家庭，也在面对突如其来的病痛面前无力无措，而因病倾家荡产的真实案例绝不在少数。
2015年曾有一期《锵锵三人行》，窦文涛和梁文道、冯唐就曾讨论过中国人中产是如何被医药费拖垮，闲情逸致对中国人而言是多么奢侈的一件事。甚至有些人的现实处境，还到不了“人”的哲学。
窦文涛说，这个人生艰难哪，你是很难想象的，我从我自己我就能够想到中国无数劳苦大众。所以说为什么说闲情逸致，太奢侈了。我跟你说，即便是个中产阶级在中国，这个医疗费就像一个血盆大口一样，熬到最后，那就拖垮一个家庭太常见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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窦文涛：我现在就觉得，是不是说因为咱们生活忒挤了，就是这个闲情逸致，闲情逸致太少了。
我就是个例子，真的，就老觉得这个钱挣不够，老觉得对未来充满危机感。其实我跟你说，是老想逃避，老想挣够了钱逃，逃。
有这么一种意识，就是存在着某种想法：什么时候我可以离开这一切？
所以我得加紧挣钱，对吧？什么时候我可以离开这一切，那么这一切对你来说意味着什么呢？
梁文道：所以大部分人因此就变成什么呢，今天在职场里面的人想的都是提早退休，他们把「工作」跟「闲」分成人生的两个阶段——现在是属于工作忙碌的阶段，所有的闲情逸致都留给后半生用，那为了要让后半生闲的时间够长，闲得好，现在就得特别忙。那么终于忙到有一天能去闲了，可是我见过很多最后……
冯唐：抑郁了。
梁文道：没错，他就是抑郁了。要不然就怎么样呢，很多人就是他忙到有一天，就算真的提早退休，他却发现他不懂得怎么「闲」了。
窦文涛：所以就陶渊明所讲，误入尘网中，一去三十年，一去三十年，但是他那时心情，终于想归隐家里的时候，什么“舟遥遥以轻飏，风飘飘而吹衣”，哎呀我觉得写得他那个欢欣鼓舞的心情，我要回家了，我终于离开你们这个官场，你们这些乌烟瘴气。我跟你讲，其实咱们现在特爱说什么接地气，当然你要挣钱，你就得接地气，对吧？可是老实讲，这个地气就是乌烟瘴气，很多时候。
冯唐：我隐约觉得这里边有太强的二分法造成的问题，你太把工作和生活分开，就会出现刚才说的这种问题。
结果你实际上可能到最后两个都没得到，其实没那么大区分的。你说何必说分得那么仔细，到时候有可能我就一直做到70岁，一边工作一边玩儿，玩里带工作，工作带玩儿，保持一个合适的度，就可以一直过去了。
窦文涛：这个人生艰难哪，你是很难想象的，就不要说我自己了，对吧，我从我自己我就能够想到中国无数劳苦大众。
你知道所以说为什么讲什么闲情逸致啊，忒奢侈了。我跟你说，即便是个中产阶级在中国，你就突然看这个人铁了心就挣钱，甚至就说这人怎么现在唯利是图，可是你不知道，也许他们家的老人卧病在床，一年可能是非常高昂的医疗费。
你知道挣的这点钱，这个医疗费就像一张血盆大口一样。
所以我就说，咱们过去有一个贫困线以下的概念，就是说你这个人我理解你到了某种中产阶级的生活层次，我们可以讲一些把生活当成娱乐，怎么样把爱好跟工作结合在一起等等，这都是在一个水平线以上，咱们讲人的哲学的时候。
可是你知道有些时候有些人那个处境，都还到不了“人”这个哲学。
冯唐：应该分两类，一类就是温饱问题。
我觉得这温饱问题你说解决不了，谈这个把时间花到别处是很奢侈的，是有问题的。但是呢，你从另一个角度，你也看到，很多已经过了温饱线了，就涉及怎么看待自己的欲望，怎么花自己的时间问题。
窦文涛：对，这是一个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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冯唐：另外，您刚才说疾患的这块，因为我自己本身做医生，那又存在另一个问题，这另一个问题是出于某种疾病状态、某种生理状态的时候，你怎么看待自己的生命，以及社会也好、周围人也好，应该给你提供什么水平的保证。
这么说吧，有很多悖论的，具体我就不提谁说的，像美国号称民主，80%的钱花在百分之十几，不到百分之二十的老人身上，不该治的。这个是不正确的，就是花钱，如果你从效率上来讲是很成很成问题的，但是这个东西一打开，又是一大堆争论可以产生。
梁文道：这个和医疗论有问题的。
冯唐：医疗面前人是不是应该平等？
窦文涛：可是我觉得，我听你这么说，我觉得它是个有道德的社会，就是道德的社会。有些老人，好像都爱讲像李光耀似的，咱实在不行拔管子，实际上大多数中国人的家庭都不会选择，只要有能力，老人哪怕是个植物人，能拖多久拖多久，是最后都是没能力，实在没能力才会这样。
你知道我那天看《南方周末》看见一个，湖南老人院杀人事件你知道是什么，一个民办的这个养老院，最后连护工都是60多岁的，这个民办的他办不下去，根本没有钱，欠了半年没有发工资。
最后这个老头护工我觉着就疯了，拿着一块板砖，挨屋就拍，因为他跟这些老人，在养老院的老人聊天的时候，这些个老人都跟他表示过，不想活了，他说既然不想活了就别活了。
梁文道：我帮你们吧。
窦文涛：十几个老人，拍死至少得有八九个，就这一路拍死，那你说这种事情。
梁文道：但你刚才说那个是一个，冯唐讲的是个医疗伦理问题，就比如说念哲学也常讨论这种事儿，就是在有限的医疗资源底下，你今天假设病房来了一个儿童，六七岁，有个病，他不治就得死。然后另外一个老人七八十，你不治，他也得死，你先治谁，这是一个很现实的问题。
冯唐：很麻烦的问题。
梁文道：这个问题，当然我这完全是个假想的个案，但是你把它上升到整个社会，其实它是现实的，就是医疗资源应该往哪儿集中。
冯唐：又一个更现实的问题。比如说你可以救这个小孩的命，有可能要花300万，但这个300万如果用在3万儿童身上，有可能让他们总体寿命延长10年，怎么选？其实有很多，一到医疗这块，很多问题变得不是那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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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个阶层所看到的“中国”都不一样
梁文道：而且正面还牵扯一个阶层问题，就是文涛你刚才讲的，你想想看，为什么今天很多人会骂，你刚才说的江苏那个事儿，说怎么能把老人扔在街上，是禽兽。对，这么骂完全我觉得是合理的，但是问题是我们可能需要想象一下那种人的处境，就像你刚才讲的，农村里面，家里面的人真没办法，是吧？
我们今天中国最麻烦的是什么，我们任何人对这个国家产生一种想象，说我们中国怎么样，我们中国怎么样。我们都忘了中国其实是很大的，每个阶层看到的中国都不一样。
你比如说住在北京，城市居民，其实你生活有一定保障，有一定，你会说这人怎么能这样，父母能这么，老人能这么丢在街上吗？但是中国我们这个城市的居民就会感觉到我们是什么样的人，我们是能够去日本买马桶盖的人，我们国家就是世界第二大经济体，我们怎么样怎么样。
但是中国还有一亿贫穷人口，十三亿人之中有一亿，十三分之一的人是贫穷人口，一亿人什么概念你想想看。那对他们来讲，你完全脱离现实的说你老人该怎么样，那社会保障也不到位的时候，他该怎么办？
窦文涛：我跟你说为什么中国人就是说没有闲情逸致，挣钱就挣疯了都觉得不够，用不着多么贫困的人，中产阶级，收入较高的人，我给你举个例子，就是说假如家里老人出了个植物人，你看他是学医的。植物人其实大多数中国人感情上是不会给他拔管子的，那么你知道维护。
冯唐：法律上可能也不行。
窦文涛：法律上也不行，那么好，如果维护他，维护这个植物人，这个经济你一个月挣多少钱，足以把你这个家庭，你还有孩子呢，你还有你自己的日子要过呀。
那么你说，说这个老人的那点医疗费，中国的报销是很有限的，虽然有保障，它只能报一部分，而且甚至越是这个植物人，他到最后抢救生命的时候，这个药越贵，用进口药。
但是那个贵的药是不在我们的报销的范围内，那你说怎么办？这个事儿他作为孩子来说，你说他能不挣钱嘛，或者说挣多少才够呢。
窦文涛：明白吗？
梁文道：谈项目是有道理的。
窦文涛：我就深刻体会到，为什么，我不知道美国或者说其他国家它怎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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负债过重、压力过大，才会想闲
梁文道：美国也很严重这种问题。
窦文涛：怎么解决这个问题？
冯唐：美国解决是这样的，它是以公平性在某种程度上牺牲效率性来还再往前走着，美国GDP17.8%、18%，具体数字我不太清楚了，但一定是15%以上。前几年有数字是17.8%，我具体忘哪一年了，GDP花在医疗上，美国的GDP比中国要大嘛，对吧？原来是大两倍，现在可能不到两倍了，中国6%都不到，5%，曾经百分之四点几。
那如果是急症，在某些时候穷、重症，国家是不能退他走的，医院是不能退他走的，你该怎么治还得怎么治，给你窦文涛得怎么治，给你窦ABC也得怎么治，但不见得说是最好的制度。
窦文涛：对，你知道我们说这个邳州的这个，这个邳州当地的官方就讲，第一就不是我们本地人，是越境遗弃。再一个，你骂他家里人，他还真未必就一定是孩子扔的，有可能是机构扔的。
梁文道：有可能，养老院。
窦文涛：有可能是养老院遗弃到荒郊野外的，那你说。
梁文道：不过你刚刚讲挣钱有道理这事儿，我又想回头讲，你刚刚讲工作、休闲这个关系。
冯唐中间提到工作和休闲二分是不对的，我就忽然想起来这个有道理，为什么，因为我们看马克思开始谈阶级问题，谈劳苦大众，劳苦大众这个观念很有意思，就是当然我们中国人自古以来知道种地不容易，粒粒皆辛苦。
但是从来没有个概念叫劳苦大众，欧洲也一样，别的国家也一样，这是为什么呢，有些学者就说这是一个资本主义产物。什么意思呢？就是资本主义以前大家工作苦则苦矣，但不太一样那个苦，为什么呢？我们看一个东西吧，就是以前的中古时代，中国也好、欧美也好，我们是没有所谓的放假的观念，你有没有知道。
比如想象一下，两三百年前，中国人礼拜六、礼拜天放假，周休二日吗，不，没这回事。你该干活还干活，那以前人不都累死，假都没得放，也没有，也不见得，而且还不比现在累。那是为什么，就是当时它整个工作跟休闲是杂和在一起。
窦文涛：它是工作和休闲糅合到一块了。
梁文道：当你说我们需要闲的时候，这恰恰说明什么，闲是什么人在想的呢？就是当你的工作本身已经发展到过度负债过重，压力太大，你才开始想闲。
所以以前中国人讲闲的是什么人呢，讲的是士大夫阶层。
窦文涛：其实要按那个时候的人性来说，现在的人都是精神病，精神分裂症，因为就是现代资本主义的这种方式要求你在短期内，这段时间完全集中干一个动作。你看卓别林最典型，就马克思后来就讲一个概念，人的异化，就是人一变成工具，他在这个时候其实他不是人了，他是非人的。所以我就觉得马克思讲人的异化，非常有意思，你变成了另一种人。
冯唐：机器的一部分。
……
“有病没有药是天灾，
有药买不起是人祸。”
一位慢粒白血病患者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