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小明：武志红爱自己的父母吗？
《巨婴》主要涉及了5个方面的问题，原生家庭、中国家族、中国教育、国民性、中国文化等，这些问题的确是近些年大众最关心的热点。
“父母皆祸害”引发的撕战
近年来，我国各界名人在网络上的各种互怼、撕战，是一波又一波，热闹非凡，没想到居然这么快就发展到心理学界了。
2017年初，心理圈三位有名有姓的心理工作者在微博上的撕战——一场关于“父母皆祸害”引发的撕战，无论作为业内人士，还是吃瓜群众，当然不会错过看热闹啦。
从某种程度上来说，这也是好事，有争论才会让更多人关注关注心理学。
起初，“父母皆祸害”也不是谁提出的观点。
“父母皆祸害”是一个拥有近两万名成员的豆瓣讨论小组的名字。“祸害”一词看似尖锐，其实并非小组成员蓄意发泄，只是引用尼克·霍恩比的畅销书《自杀俱乐部》中少女杰丝的一句台词，少女杰丝在姐姐出走后，与陷入神经质的母亲及任教育部长的父亲关系愈发紧张，在小结自己失败的青春期时，杰丝如是说。
该讨论小组成员主要在此倾诉或反思父母造成的情感或肉体上的伤害，而不是无理抱怨。小组成员多数在家庭生活中确实受到不公正待遇，如直接肉体伤害，间接人格伤害，父母间的矛盾、争吵、家庭暴力，或对孩子不关注、冷漠造成的伤害。以及试图控制孩子的人生，或更为严重的猥亵子女、性别歧视等精神伤害……
关于“父母皆祸害”，首先，我们不用去争论这种观点存不存在、有没有，也不用去争论这种观点是否正确。
若是辩论这些，不论谁输谁赢，都没有什么意义，值得我们关注的是，“父母皆祸害”这种社会现象。
当然，现象一定会存在。原因非常简单，地球上有七十亿人，阳光底下发生的每件事都不新鲜，七十亿人什么样的怪事都可能发生。
的确存在着一些父母，他们确实“祸害”着孩子：他们几乎从未给予过他们的子女分毫的爱，甚至不断地在向子女索取，从精神、肉体上虐待子女。
而那些极端的归罪于父母的人，他们的确是沉溺在恶性循环，自我伤害的过去中。
所以，不得不说，目前争论“父母皆祸害”的两派人根本就不在一个维度上，他们所强调的根本就不是同一件事，所以无法达成有效的交流。
当后者在强调“过去的都是过去，现在的我们可以选择不再受过去的影响”也并无不妥之处，毕竟，极端的归罪于父母也不能解决问题。无论我们拥有一个多么悲惨的原生家庭，过去都是无法改变的。
只是这样的话对于前者，对于深受原生家庭影响的人而言，他们都会本能的理解成对他们童年所受创伤的否定。
这也可能是很多人拼命去证明“父母皆祸害”，就是因为有太多这种不断的告诉他们“不完全是你父母的错，父母毕竟是爱你的”、“不要太过纠结于过去，现在的你可以好起来的”、“恨解决不了问题，只有爱才是答案”的人的存在，所以才会引起那些“受害者们”如此强烈的反抗。
就像一个小孩受了一点儿小伤，旁边人不断告诉他：这点儿小伤算什么？你应该对自己负责，这点儿伤你自己一定是可以疗愈的！
那么这个孩子不仅会觉得本身受的伤没有得到安慰，还会感觉受到了别人的否定，他的内心必然会是很委屈的——成长太累，还是自虐来得痛快，还是攻击身边至亲来得比较直接。
所以，放下过去不是唯一的答案，爱不是唯一的答案，怨恨父母更不是唯一的答案。
现在很多心理网红的做法，他们的做法就像是一个老师，不教授正确的解题方法，而是告诉学生：
你们遇到选择题就可以选C，我当时就是靠这样的方法成功考上大学的。
每个人的经历都是独特的，我们都知道，不同的种子发芽都需要一定的光照、气温、水等条件。就像一颗种子，即使在这个人的人生设定里长成了100分的参天大树。但这颗种子丢在别人的人生里，不同的气温、不同的水质，能不能发芽都是个未知数。
就你有一个概念和框架，但你却企图直接指导人性、并企图直接应用到千变万化、繁复深奥的人类社会中。这个做法，大概可以比喻为：一个刚刚芭比娃娃的小孩子，试图用他的娃娃模型来给大活人看病。
归根结底，对于我们每一个人而言，最重要的第一步，就是要走出去看一看这个现实的世界究竟是怎样的。从网络的虚拟世界中走出来，从“理论”与“臆想”中走出来。
就好比《巨婴》这本书，它只描述了原生家庭对一个人的负面影响，但是几乎忽略了原生家庭对一个人的积极影响。这种分裂会给人造成“父母皆祸害”的假象。
童年期的影响当然是存在的，原生家庭对人的人格、行为习惯、思维习惯模式都有明显范式作用，婴儿期被错误对待也的确会造成人格的异常，这都是弗洛伊德精神分析影响力的事实基础。但是一味强调原生家庭的环境有重要影响并不正确，因为很多行为模式与遗传有关，还有些与当下生活相关。
家庭并非是所有问题的主导因素。爱因斯坦曾说过：“我们的理论决定了我们观察的对象。”
很多心理咨询师探讨一个人心理不正常的原因，习惯性的总是问：“他的父母到底对孩子做了什么？”吹毛求疵下无论如何你总能找到几点可以责难的地方，因为父母不可能什么都做“对”。
如果我们一味朝父母身上追究原因，客观地看，忽视了家庭自身的正常功能也无视了社会及文化上对人的负向压力。
其结果可能造成“我们将只能获取片面的事实”，失去问题的焦点；“加重来谈者的受害者心态”，让来谈者对原生家庭、对父母积怨更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