远东最美珍珠，一生只爱一次
男人很容易一见钟情，“民国第一外交家”顾维钧也不例外，只是同窗家中摆放的一张照片，就足以掳去他的心。也难怪，照片上的女子，除了容貌俏丽，更有一种典雅的名媛气质。而他刚刚失去爱妻，需要这样一位尊贵、体面又美丽的夫人。
然而，第一次在母亲安排的宴会上见到顾维钧时，黄蕙兰是有些失望的，“他留着老式的平头，他的衣着和我的男朋友们常穿的英国剪裁的服装也相去很远。”
尽管与汪精卫、梅兰芳并称“京城三大美男”，但对于出身巨富之家，从小混迹于欧洲上流社会的黄蕙兰来说，顾维钧显然没有什么杀伤力。“他既不跳舞，又不懂骑马，甚至不会开汽车，我断定此人不值得我注意。”
身为东南亚“糖王”的公主，黄蕙兰从小研习音乐、舞蹈、美术，培养了绝佳的气质，她天资聪颖，能说法、英等六国语言，青少年时代即生活在伦敦、巴黎、华盛顿或纽约，她喜欢与年轻的男骑士们赛马，喜欢开着母亲的罗尔斯—罗伊斯轿车结交社会名流，频频周旋于国际社交界。
“如果你能想象一位中国摩登女郎的模样，那就是我！”这位集年轻、美貌、财富于一身的名流仕女吸引了众多的追求者，风流的伯爵们如狂蜂乱蝶追随左右，送花赠物献媚宴请。而黄蕙兰则憧憬着有朝一日能与一位公爵结婚，能在私家的信件上印着公爵的冠冕并戴上公爵夫人的桂冠。
顾维钧何其聪明，黄蕙兰的反应他当然看懂了，但这位年轻的外交官交并没有丝毫退缩，他有信心赢得她的心。
很快，黄蕙兰便领略到了顾维钧出众的修养和口才，他没有对这个不懂政治的19岁的名媛大谈他的外交，他观察敏锐，注意她的每一个细节，贴心地照顾她，关心她的生活，了解她的天地，他庄重而又自信的谈吐令她有清新之感，这是区别于身边的那些追求者的。宴会进行到一半的时候，黄蕙兰陶醉了，不知不觉中，她喜欢上了这种友好而不拘束的感觉。
黄蕙兰享受着顾维钧的追求，接受他送来的糖果和鲜花，她怀着游戏的心情和他郊游、看歌剧、喝咖啡，直到那天，顾维钧出现在伊丽莎白•阿登美容院――她去修指甲，他急于见她，而以他当时的参加巴黎和会代表团第二代表的身份，这是完全不得体的。
意识到了他娶她的决心，黄蕙兰犹豫了。尽管能坐政府提供的轿车，在歌剧院享受政府为“要人”保留的国事包厢，甚至将来能与他一起步入白金汉宫、爱丽舍宫和白宫，享有父亲用再多的钱也买不到的待遇，可是，她还是不能确定，自己真的准备要两个现成的儿女吗？
母亲的口气不容质疑：“你一定要答应这门婚事！”姐姐也语重心长地说：“蕙兰，你一定要嫁给顾维钧。你想想，你将成为‘Madame’（法语“夫人”的意思）顾维钧，旁人要称你为‘高贵的夫人’。”
不可否认，这个叫人着迷又有着顽强意志力的的英俊外交家征服了她的家人。
孝顺女儿黄蕙兰，顺从地接受了母亲为她安排的人生之路，虽然顾维钧只说过“我有两个孩子，需要一个母亲”，而不是一句“我爱你”。
婚礼在比利时的布鲁塞尔中国使馆举行，虽紧张仓促却又极尽奢华，陪嫁之阔绰让人瞠目：每一副枕头罩上都钉着一套玫瑰花形的金扣襻，每朵花的中心都镶有一粒钻石；特别订制的一套三十六件餐桌器皿，汤盘和菜盘都是全银的，沿口镶金，甜食碟和调味碟都是金的，水晶玻璃的香槟转酒瓶上装着金盖子，刀叉餐具是金的，就连座位上的名片架也是金的，錾雕着中文“顾”字，此外，还有一辆高级的劳斯莱斯轿车，场面之盛大与热烈用“高端大气上档次”远不足以想像和形容。
黄蕙兰的心被幸福充满，她期待一个浪漫完美的新婚之夜。然而，当她穿着特意挑选的晚装走进套房的起居室准备给新郎一个意外的惊喜时，他却“连头都没有抬一下”，“他正在办公，口述备忘录和指示，四个秘书手持笔记本围着他做记录”。因为国联大会第二天就要召开，他们要连夜赶往日内瓦。
新婚的不快很快被驱散，夫贵妻荣，随之而来的注目和礼遇软化了崇尚荣华的黄蕙兰，顾维钧出色的外交才能，让她引以为傲，她下决心要做一个中国式的贤妻，为丈夫的事业锦上添花。
成为“顾维钧夫人”后，黄蕙兰伴随夫君出现在外交场合，她高贵又典雅，大方又得体，谙熟欧洲风俗，能用流利的各国语言周旋于王公伯爵之间，一时间，这位“远东最美丽的珍珠”成为中国外交舞台上一道亮丽的风景线。
对于众人交口称赞的“得力助手”，顾维钧却并不买账，她的珠光宝气让他颇有微词：“以我现在的地位，你戴的为众人所欣羡的珠宝一望而知不是来自于我的，我希望你除了我买给你的饰物，什么也不戴。”黄蕙兰却不以为然：“这将有助于使他们理解中国不能忽视，我们来自有权受到重视的国家！”
事实也正是如此，当一个法国外交官轻佻地说：“我认为中国人是可爱的——个子矮小，弯着腰趿拉着脚走路，而妇女则用缠过的小脚蹒跚而行。”黄蕙兰立刻针锋相对：“我丈夫像苦力一样趿拉着脚走路吗？我是不是一个缠足的小玩偶？”
她以“中国的橱窗”定位，从发型、穿着上精心改造顾维钧，教他跳舞、骑马，甚至不惜巨资，把破旧的中国使馆修葺一新。当顾维钧的外交业绩屡被称颂时，宋美龄曾客观地说：“别忘了大使夫人所起的作用啊！”另一位外交官袁道丰也坦言“很少有中国大使的太太能够和她比拟”，雄厚的财力、游刃有余的社交一次次把顾维钧的事业推向高峰，一度被誉为政治“不倒翁”和“中国罕见的外交高手”。
世间所有女子都一样，对感情最是念念不忘，不管出身豪门，还是街市陋巷。尽管在“象牙塔”出生长大，但为了爱情，为了得到顾维钧的肯定和欣赏，黄蕙兰表现出了牺牲的一面。她热心投入华人慈善事业，二战期间，在狂轰滥炸的难区抢救伤员，每天工作八小时，一直坚持了四个月。
可悲的是，他的世界没有她，她只是一件“装饰品”，外交场合的“黄金搭档”，生活却并不琴瑟和鸣。参加宴会时，对于她的盛装，对于她期待的赞许，他往往只是“心不在焉地看一眼”；一次外交活动后，一位法国外交官试图靠近黄蕙兰，她机智地大声喊：“维钧，那个老头想知道中国话怎样说‘我爱你’。”令她寒心的是，顾维钧一动没动，只顾思考自己的事。
感情没有公平可言，谁在乎的越多，谁就会输得越惨。“他对待我，就是忍让，人前客客气气，私下抛在一边。”褪去初时活跃在外交舞台上的兴奋和荣耀，黄蕙兰渴望像一个平常女人一样得到丈夫的呵护和爱，然而，她的感情在逐渐沉淀，而他的感觉却在与日俱失。
更可怕的是，顾维钧的心已另有所属，他“每个星期要到纽约去度周末，从星期五一直呆到下个星期二，与他那位在联合国任职的红粉知己约会”。明知婚姻已经走到尽头，但黄蕙兰还是顾全大局，配合一切外交活动，直到1956年，顾维钧卸任驻美大使为止。
爱是平等的，可以付出更多，却绝不是一味地容忍与妥协。“他是个可敬的人，中国很需要的人，但不是我所要的丈夫。”
离婚后，黄蕙兰定居纽约，与狗为伴，用英文撰写自传《没有不散的宴席》，她仍怀念和顾维钧在一起的日子，那些浮华绚丽在时光的底片上清晰呈现，她在记忆里，与他相会。
在自传里，她说：“假如我年轻时学得更明智，更世故些，我可能就会容忍顾维均对某种女人的诱惑，把它视为小事一桩而不去计较了。”那一刻，这位豪门千金，低到了尘埃里。
直到离世，黄蕙兰仍以“顾维钧夫人”自居，在她心里，这是她一生唯一的一次爱恋。
作者： 潘彩霞 ，笔名：段雨、小艾，《莫愁》《百家讲坛》等杂志实力作者，作品多次被《读者》《特别关注》等刊物转载，已出版《爱像水墨青花：现代名人婚恋传奇》，本文即选自该书。个人微信号：typancx。