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唯一能做的事情，就是对自己残酷。

　　2012年冬天，我在卡塔尔首都多哈第一次见到张良伊。

　　当时他作为台湾青年气候联盟（TWYCC）的创始人，活跃在会场内外。他瘦高挺拔，脸上常有腼腆的笑容，但是极有领导气质，每一次活动，一定是他第一个发言。因为坐在地毯上的年轻人，并不知道此刻自己应该做些什么。

　　那是我第一次去往很远的地方参加这种形式的会议，每天无所事事，在偌大的会场转很多圈，回来写一篇有关垃圾桶的新闻稿，每天都默念太无聊了太无聊了我要回家我要回家。

　　直到参加了那一次由他们在会场内发起的行为艺术，我才发现，原来青年人可以做更多。大家在会场里光滑的大理石地板上，模仿冰山融化倒在地板上，来自尼泊尔的青年，来自日本的青年，来自中国的青年，来自韩国的青年，来自台湾的青年，大家都聚在一起，试图发声，呼吁更多人关注全球气候问题。

　　张良伊在其中，是一个熟稔又友善的掌控者。可是在不久，他就消失了。而我直到回国后，才知道原因。

　　当时联合国选举“南半球唯一青年代表”，参加选举的张良伊，面对台湾在联合国并无席位的境况，选择用“台湾，中国一省”的身份参选，并最终被选中。台湾岛内得知引起很大波澜，他也在不久后卸任了TWYCC执行长的职务。

　　但是他并没有停下来，一直没有。这一段并不能刊登在公开刊物的阐述，我想，必须要把它写出来。这也解释了下文他为何说道，“那半年是我人生最黑暗的半年”以及他为何卸任TWYCC执行长的职务。

　　站在最遥远的世界尽头

　　电影《春光乍泄》中曾出现过一座灯塔，它位于南半球的阿根廷，是离南极最近的陆地。站在那，就站在了离“世界尽头”最近的地方。2014年3月，张良伊就站在世界尽头——南极。在开始的那几天，他没有想象中的兴奋，甚至和那部绝望电影中的人一样茫然无措。

　　一年前，他被选为“2041团队”的一员，这是世界知名探险家RobertSwan提出的极地计划：每年在全球招募10到20名年轻人前往南极，试图在它于2014年失去国际法案的保护之前，透过“未来大人”的双手拯救这片即将被各方争抢的最后圣地。而张良伊，是华人地区唯一被选中的青年。

　　“我看着眼前的一片白茫茫，不知道自己为什么要来这里，更不知道为谁在做这件事？”他为了来这，要还给父亲60万台币（约12万人民币）的贷款。

　　去南极的旅途艰险，要先搭机到阿根廷最南端的乌斯怀亚，再转搭破冰船前往南极，60万台币对于家境普通的张良伊来说，筹集起来实在困难。

　　那时他还在台大读研究所，不想向父母伸手要钱，于是开始了全台巡回演讲。他在一些独立的咖啡馆里做募款演讲，希望能够通过自己的努力赚到去南极的钱。

　　“那半年是我人生很黑暗的时期，父母不支持我的决定，我马上要毕业。他们希望我做医生。南极的申请计划通过了，我却没有钱，父母也不支持。” 张良伊在最后一场“南极计划”的演讲开始前，发短信给父母请他们来看，那是他的父母第一次看见他在公开场合演讲。

　　张良伊做过很多次演讲，在青年领袖竞选台上、聚集了数百人的大礼堂里、各种各样的咖啡馆……他无数次说过自己想要为这个世界做出一点改变的愿景，站在上面的他总是自信又健谈。

　　但这一次，他在演讲台上哭了。

　　台下的父母看着他，一贯反对他搞环保的父亲脸上有骄傲的神情，“那一刻我觉得自己太任性，而我爸妈却这么包容我。我真的很感激他们。”

　　演讲结束后，父亲同张良伊说，“如果你真的很想做这件事，我支持你。我这一辈子没什么钱，就只有这一间房子。我去把房子抵押贷款，借钱给你。”

　　“如果你想要做一件事，非常非常想，那么全宇宙都会帮助你”并不是一句陈词滥调的语录。在通向梦想的途中，那些坚持通过勤勉变成最大的运气：就在张良伊要离开南极的前一天，他收到一封邮件。那是一家厂商发给他的，每年它都有一个梦想资助计划，今年选中了他，奖金正好是100万台币。

　　图瓦卢的老人

　　究竟要怎样度过自己最年轻的岁月，一千个人或许有一千零一种活法，生活对所有人都平等。张良伊对于过去的五年很满意，因为他一直在做一件事，并且从未停下。

　　2008年，还在瑞典做交换生的张良伊只是因为“哥本哈根离斯德哥尔摩很近”，去了哥本哈根气候大会现场，尽管那场大会后来因欧美国家的“阴谋”而被广为人知。

　　在国际会议现场，总会充斥着各种抗议或者声援运动。一开始只是看表演的他，却在某一天，看到一个颤颤巍巍的老太太，举着牌子声嘶力竭。那是一个来自图瓦卢的老人，面临自己即将沉没的家园，她没法沉默。

　　张良伊受到很大的震动，这次的他没有举起相机拍照，却想到了台湾，“台湾同样是一座岛，面临着海平面不断上升的未来，那些生活在内陆的人们没法完全体会我们的处境，被遗忘的孤岛是台湾的现实，也是我当时的心境。”

　　回到台湾之后，他想，不如把身边关心环境议题的青年人聚集起来做点什么，这是TWYCC（台湾青年气候联盟）最初的雏形。

　　可是身边貌似没人在乎这些，从联合国会议回来的人们在短暂关心庞大的议题后，依然回归正常生活。朋友不理解，也没有任何企业愿意赞助，“不管这些，先做了再说。我就不信这世界上只有我和那个图瓦卢老太太还醒着。”

　　为了自己热爱的事情，张良伊不得不面对很多不理解：有时因为要参加会议，常会与课程时间产生冲突。和自己的导师请假却得不到批准，导师甚至当面斥责他，“你在偏离自己人生正确的方向。

　　“当时我在飞机上很难过，但我还是觉得我必须去，那些台湾青年都是第一次参加气候大会，如果没有一个过来人去指导，他们又要变成游客去拍照了。”

　　TWYCC就这么建立起来，它是台湾第一个以年轻人为主体的关注气候议题的NGO组织。直到现在，成员近百人，每一年都有代表成员参与气候大会，呼吁人们关注像台湾这样小岛未来的环境危机。

　　一块废弃的长木头

　　张良伊从骨子里透出一种敢于开创的勇敢，除了环保，他也做过很多其他尝试。那些在别人看起来的“不可能”，在他眼里都带着问号。

　　2010年，他和几个青年合开了一家复合式咖啡馆，起名环浪商号。在距离女巫店和师大夜市很近的台北东门，他们几个人租了一栋楼，楼下开咖啡馆，楼上办青年旅社

　　有一次他去南部旅行，在海岸边看到一块被废弃的长木头，几乎高兴地跳起来，把它拖回台北，自己锯自己漆，后来做成一个桌子。环浪商号里的各种家具，几乎都是他和朋友自己做的。

　　“我天生就不是一个聪明的人，有些事，只有我尝试了，才知道能不能做。我不想听别人告诉我应该做什么，我想自己尝试以后，告诉自己，原来这件事值得做，那件事做不了。”

　　从南极回来后，张良伊也从研究所毕业。他把环浪商号转给了自己的朋友，也是在这一年，他做了一个艰难的决定：卸任TWYCC执行长的职务。

　　他有如释重负之感，过去的5年，他做过一些事，但他不想回头，因为时间的路踩过就会消逝，他只想往前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