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卖部
七岁的孩子很喜欢他们校园的小卖部，偷偷地问我:“妈妈，为什么你不开一间店？这样你就可以赚钱，我又可以有免费的零食吃。”真巧，我小时候也有过这样的想法。
我上小学之前，我最喜欢呆的地方就是村里的小卖部，里面有好多好多好吃的糖果花生瓜子果脯，那些零食令我垂涎三尺，思念成河。
要获得零食，也不是困难的事，只要有钱，想什么就买什么，买到满意为止。最大的问题是到底去哪里弄钱？
小孩子是缺钱的，我非常缺。还好，我可以问父母要。每次向父母伸手，父母总会或多或少地给我一点。或许他们白天忙着工作，无暇顾及我，便觉得亏欠了我，出于愧疚，他们便尽最大能力去补救他们所亏欠的。
每一次我开口，父母就会从口袋里掏出一叠鼓鼓的对折整齐的钱，蓝色的十元包在外面，往里是紫色的五元，绿色的两元，红色的一元，五角，一角，五分，两分，一分，钱很多，却很碎，全是父母的辛苦劳动换来的。父母会小心翼翼把对折的钱展开，把最上面的一分钱很慷慨地递给我，让我尽管花。当然，他们不会多给我钱，毕竟全都是血汗钱。
在那个在马路边捡到一分钱都会高高兴兴地交给警察叔叔的年代，一分钱很有用的，可以换两粒糖果。两粒糖是怎样的概念？两粒糖可以让我甜上一整天。
我吃糖很慢，总是舍不得一下子吃完，糖放进嘴里吮了一下，又吐回糖纸里，把糖纸两头拧紧，又是一颗糖，我把它放回裤袋里装着，过了好一会儿又拿出来吃。如此反复，半天都吃不完一颗糖。
如果天天都有零食吃，想吃就能吃，大口大口地吃，那是多么幸运的事。吃很多很多的零食的前提是要很多钱，很多的钱从哪里来？
我开始幻想我父母是开店的，他们天天有钱赚，我也天天有零食吃。我想像这画面，想得很美。现实中，我父母没钱开店，我也很少零食吃，我只能呆在小卖部门前的大榕树下，坐在树根上，捂着口袋里快溶掉的糖，看着手里攥着钱的人在小店进进出出，看见有人大口大口地吃零食，我就咽着口水很羡慕地看着。
天天守在小卖部门口，看见买零食的人多了，我便更加坚信，钱是好东西，有钱真好。
其实，我也可以有钱，我父母把钱藏在装冬衣的木箱里，木箱的钥匙藏那里，我也知道，我父母从来不防我，我亲眼见过他们从装棉被的木柜里取出钥匙，打开木箱的琐，翻出木箱底下红红绿绿的票子，清点着，一张一张地齐好，再藏好。
其实，我也可以有很多钱花，只要我敢动箱子里的钱。人在缺钱的情况下，很容易开窍。我已经开窍了，没钱可以偷，偷了就有钱。我唯一缺乏的是下手的勇气。
能不能偷父母箱子里的钱来买零食呢？我天天思考这个问题，我从不敢跟别人提起，我知道这是见不得光的事。
终有一天，我忍不住了，我很想尝试大口大口嚼糖果的感觉，我不想犹豫了，我要对父母的箱子下手。
箱子里的钱很奇怪，都是我不曾用过的，可能是面额太大的缘故。我拿着一张酷似两元的票子，我认得上面的2字，我猜想肯定是两元，我把它小心地放进我的裤袋里。
在小卖部，老板手里拿着我递给他的票子，歪着脖子问我:“这是你父母给你的吗？”我很紧张，老板难道有金星火眼，看出了我的票子是偷来的？我不敢回答，甚至不敢望老板，我忐忑不安地低头不言。老板又重复问了几遍，我依然不敢应答。
老板把票子还给了我，我领回票子，一溜烟跑回了家，赶快把票子藏回箱子。这完壁归赵的行动让我如释重负，我以为钱原封不动放回箱子就当什么事儿也没发生过。
还是东窗事发了。晚上，五瓦的钨丝灯散发着幽幽的光，父母坐在长板凳上，把我叫到他们跟前，很严肃地问我，到底偷了多少张国库券？
原来我偷的根本不是钱，只是国库券！难怪白天那老板神情怪怪的，问话怪怪的，我居然偷国库券去买零食！世界上大概再也没有这么笨的贼，连钱都认不清楚，就去偷。我哇哇地哭了。
在那个昏黄的灯光下，父母摸着我头，教会了我辨认钱与国库券，也教会了我君子爱财，取之有道等等人生大道理。
钱是好东西，可以购买许多自己喜欢的东西。钱又是万恶的，限制着人的欲望，引诱着自制力差的人去犯罪。
欲想人不知，千万己莫为。那一次偷国库券去换零食的事，使我成了全村人的笑料。我再也不敢踏进过那小卖部半步。后来那小卖部是怎么湮灭于经济浪潮中，我也不知道，我是不会再去。
虽然我不会再去小卖部，我还是喜欢小卖部，我也喜欢零食，我也喜欢钱。我父母在那次事件发生后没有指责过我，他们只是耐心地教会我如何在钱与欲望之间寻找平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