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史之乱爆发原因探究之一：非是天数，实乃人祸
唐朝，是文治武功都极为强大的王朝 ，到了唐玄宗李隆基的开元年间更是进入了鼎盛。唐玄宗李隆基登上帝位之前，英武、果断、多才多艺，起兵诛灭韦后、除掉全勤朝野的姑姑太平公主，在其登位初期，励精图治，姚崇、宋璟等贤臣先后为相，开创了继贞观之治后的唐朝第二个鼎盛时期——开元盛世。
但万万让人意想不到的是，在唐玄宗晚年，却爆发了安史之乱，从此唐朝由盛转衰，藩镇割据、宦官专权这两大内患，吐蕃、回鹘两大外敌一直深刻影响着唐朝皇室，直到灭亡。唐朝的由盛转衰，就好像是飞逝的流星一般，虽然一时爆发强光，但随后却是无尽的衰颓，倏然幻化，倏然又灰飞烟灭。继唐而起的中原王朝一蹶不振，疆域被严格限缩在了中原一带，河西走廊、西域先后丢失，后世五代十国、北宋无力收复燕云十六州、金灭北宋……都与安史之乱后造成的藩镇割据尾大不掉有极大的关联。
后世在总结唐朝衰亡的原因时，总是在论证什么历史的必然性，比如列举种种社会矛盾，试图以此论证，唐朝爆发安史之乱时历史的必然。其实这纯粹是扯淡，历史是充满偶然的，往往一个人、处于关键位置的一个人的偶然之举就会推动历史的转折与发展。就像谁都没有预料到苏联会在1991年垮台一样，在苏联解体后，某些历史砖家们一再论证苏联解体的必然性，却忽视了偶然性的存在，这种行为往好了说是事后诸葛亮，直白点说就是马后炮。要知道，像戈地图（苏联末代总统）那种拼命作死的领导人是非常罕见的，假如没有戈地图“坚持不懈”、几年如一日的不停作死，苏联虽然可能最终仍难免覆亡，却也不会完蛋得那么快，毕竟在此之前的几年，苏联仍然是令整个西方世界颤抖的红色帝国。
而历史上，即使是冷兵器时代也极少有一个武力如此强盛的强大帝国在短短几年中灰飞烟灭的案例，更何况是在社会生产力高度发达的现代社会。造成唐帝国由盛转衰的安史之乱，同样也是如此，早年英武睿智的天才君王李隆基将天下半数精兵交于胡人安禄山之手，却丝毫不加以约束，反而不断拔擢，到最后，安禄山一人身兼平卢、范阳、河东三镇节度使，拥兵20余万，而天宝年间各边镇兵力之和也不过是50万左右。在历史上，但凡在边境统御重兵的将领，君上必然会采取相应的手段制衡监督以维护皇权。但是，安禄山却是个意外，其权势不断增加，恩宠不断，实力也在一天天的壮大，但朝廷却似乎对此完全无感，唐玄宗本人更是毫无警惕意识。其结果就是安史乱军席卷中原，如入无人之境，两京不守、叛军兵锋直叩潼关，天子仓皇逃亡蜀地。
陈寅恪先生在《唐代政治史述论稿》中提出了河北地区在唐玄宗时快速胡化的观点，认为作为传统汉文化区的河北道被胡人“胡化”是关键因素。诚然，如晚唐诗人司空图在《河湟有感》一诗中写到的那样：
一自萧关起战尘，河湟隔断异乡春。
汉儿尽作胡儿语，却向城头骂汉人。
《河湟有感》此诗虽然是描写被吐蕃占领的河西、陇右之地的唐人被吐蕃人“胡化”，以吐蕃语替代母语汉语，华夏族的观念极度淡漠，反而以唐人为仇，用吐蕃语来骂人的景象。但却与快速“胡化”的河北地区一般无二。我们要明白的是，河西、陇右之地被吐蕃占领，尚且能出一个驱逐吐蕃、光复河西的张议潮，更遑论，仍属唐帝国治下、仍然是传统农耕文明社会的河北地区了。河北胡化只是一个影响因素，但绝对不是在唐玄宗年间快速完成的，这种移风易俗需要较长时间的历史演变过程。
除了河北胡化给了安禄山凭借河北道之地造反的社会基础之外，唐玄宗本人的识人不明、偏听偏信，更是主要因素。唐玄宗执政早期的英明神武，与晚期令人不可思议的昏招不断形成了鲜明对比。也就是说，在论证安史之乱爆发是历史周期中的必然性的时候，我们必须承认的是，历史同样也有偶然性。唐玄宗晚年的昏聩无度是造成安史之乱的最主要因素，也就是说，安史之乱同样也是一场人为的重大政治错误。
为何如此说？我们要先回顾一下唐朝军制。
唐初，军队沿用传统的府兵制，于天下各道、州、县要冲设军府六百三十四所，总称折冲府，其中有261个位于保卫京师长安的关中，最多时府兵军卒七十余万，常年保持三分之一以上在役的规模。除了用于守备地方的府兵外，还有唐廷从府兵中选拔出的野战部队——卫军，共计十六卫，每卫维持卫军25000-40000人。此外，还有专门作为皇家禁卫的北衙六军——左右羽林军、左右龙武军、左右神武军，与负责京师卫戍的南衙宿卫——京师宿卫军三卫、太子三府三卫。
此外还有驻守边地防御外敌的边军等等。其中南军、北军、卫军、边军均属常备军，战斗力非一般府兵可比。
从中，我们可以看出一点：唐初军制是外轻内重，各地将官所统帅的兵力难以与重兵驻防关中的唐朝中央政府对抗，此举有效避免了地方将官统兵过多，尾大不掉的情况出现。
首先，府兵制的基础——均田制自高宗、武后以来逐渐瓦解，府兵制难以为继；而唐太宗驾崩后，唐朝的军事战略逐渐由进攻转向防御。
在太宗一朝，唐朝先后攻灭了EAST突厥、薛延陀部，降服了漠北的铁勒诸部，并设立都督府统辖长城以北的EAST突厥旧地；高宗朝又灭掉了西突厥、高昌，地域空前辽阔，却也分薄了兵力。到高宗末年的公元682年，突厥吐屯啜骨咄禄纠众七百反抗唐朝，建立后突厥汗国。
而唐高宗年间开始，吐蕃、突厥、奚、契丹频繁入寇，袭扰边地，唐朝兵力捉襟见肘，在这种情况下，唐朝开始转向防御性的均势战略。
为了防备突骑施、黠戛斯、吐蕃、突厥、大食人的袭扰，安西四镇、河东、河套、陇右、辽东开始增派驻军、构筑防御工事，到开元十年驻守边疆的军队已经高达60万。起初，边防驻军的后勤保障主要依靠中央政府，但中央政府的财力却愈发难以为继。在这种情况下，唐政府不得不把防区的财政权力转给各防区的常备军将领。
虚内实外，内轻外重，这已经是取祸之道。在这种情况下，唐开元十年，唐玄宗开始大规模设置节度使，许其率兵镇守边地，军力日渐强大，渐有凌驾中央之势。而直接归边镇控制的兵力就超过50万。
唐玄宗执政后期，愈发怠政，加上李林甫、杨国忠先后揽权、一手遮天，就更造成唐玄宗偏听偏信，不能清醒认识到问题。
ldquo;贞观以来，任蕃将者如阿史那社尔、契苾何力皆以忠力奋，然犹不为上将， 皆大臣总制之，故上有馀权以制于下。先天、开元中，大臣若薛讷、郭元振、张嘉贞、王晙、张说、萧嵩、杜暹、李适之等，自节度使入相天子。林甫疾儒臣以方略积边劳，且大任，欲杜其本，以久己权，即说帝曰：“以陛下雄材，国家富强，而夷狄未灭者，繇文吏为将，惮矢石，不身先。不如用蕃将，彼生而雄，养马上，长行阵，天性然也。若陛下感而用之，使必死，夷狄不足图也。”帝然之，因以安思顺代林甫领节度，而擢安禄山、高仙芝、哥舒翰等专为大将。林甫利其虏也，无入相之资，故禄山得专三道劲兵，处十四年不徙，天子安林甫策，不疑也，卒称兵荡覆天下，王室遂微。 ”
ldquo;从贞观年间开始，任用将领里的蕃将如阿史那社尔、契苾何力，都是因为忠诚效力而获得提拔，但是仍然不能当上将，皆由大臣控制，所以上面还有余权可以节制下属。先天、开元年间，大臣中如薛讷、郭元振、张嘉贞、王晙、张说、萧嵩、杜暹、李适之等人，都是从节度使而升为宰相的。李林甫担心儒臣因筹划方略而得战功，又得高位，因而想杜绝这一条升官接近皇帝的路，好巩固自己的权势，于是劝说唐玄宗：“以陛下的雄才大略，国家富强，而夷狄还有没被剿灭的原因，都是因为文官为将，他们不敢冒矢石身先士卒。不如任用蕃将，他们生的雄健，哺养在马背上，成长在行阵中，天性骁勇。如果陛下能感化他们而任用之，他们定能效死，夷狄就不愁不能剿灭了。”唐玄宗同意他的说法，因而让安思顺代替李林甫统领节度，提拔安禄山、高仙芝、哥舒翰等专为大将。林甫看中了这些人都不是汉人，没有入朝当宰相的资格，因此之故安禄山能专控三个道的精锐部队，十四年不迁动。唐玄宗信任李林甫的策略，不怀疑。”
李林甫本身作为口蜜腹剑、胸无点墨的奸相，出这种只顾一己私利却不顾社稷安危的馊主意并不奇怪。但最令人不解的是，早年英武果决、简直是全能的天才君上，到了后期却如此昏聩。李林甫出了个馊主意，唐玄宗就听了，这才是最令人瞠目结舌的。汉人不可信，难道蕃人就可信？难道唐唐帝国已经是无人可用了？非要用胡兵胡将？威震漠北、身兼河西、陇右、朔方、河东四针节度使的名将王忠嗣为什么不用？反而因为李林甫的谗言将其贬谪，一代名将郁郁而终。
唐玄宗的曾祖父——太宗李世民在讨论灭亡EAST突厥后，讨论如何安置归降的突厥旧部时，就表现得非常圣母，直到在被突厥降将、颉利可汗之弟中郎将阿史那结社暗中集结部下袭击御营之后才明白过来，当初坚决反对将归降突厥部族内迁的魏征才是深谋远虑。唐太宗对身边的侍臣说：“中国百姓，实天下之根本，四夷之人，乃同枝叶，扰其根本以厚枝叶，而求久安，未之有也。初，不纳魏徵言，遂觉劳费日甚，几失久安之道。”《贞观政要·卷九 论安边》
唐太宗当初“圣母心”发作犯的错误，作为曾孙的唐玄宗根本没有吸取。
当举世皆曰禄山必反，唐玄宗却志得意满，将天下半数精兵交与胡人安禄山，却仍然自信操控力、眼力过人，不信安禄山会造反，结果胡人安禄山还真就造反了。当时，天下半数精兵握于一人之手，不管是其他节度使，还是唐朝朝廷都无力制衡，这时候，安禄山反叛或者不反叛取决于什么？这完全取决于安禄山本人的道德约束，而道德的约束力量毕竟是有限的。但很明显，安禄山和同样作为胡人出身的唐朝名将高仙芝、哥舒翰不同，他毫无半点忠君报国的思想觉悟。居安思危、未雨绸缪，害人之心不可有，防人之心不可无。“物必先腐，而后虫生”，假如不是唐玄宗偏听偏信，让安禄山一人身兼三镇节度使，手握天下半数精兵，又怎么会有安史之乱的爆发？与其一开始就绥靖，让祸患延缓爆发，还不如刮骨疗毒，从一开始就着手解决事关国家政权颠覆性的知名隐患，防患于未然，方是上策。老祖宗传下来的“华夷之辨”，在今日，仍然并不过时。
当权力结构失衡，如安禄山之流开始尾大不掉，唐玄宗为首的唐朝上层却仍然醉生梦死，不想着削弱藩镇以扭转危局，反而作视其一天天的壮大，直到把唐帝国带入万劫不复的深渊中。安史之乱影响深远，让中原王朝从此一蹶不振，直到朱元璋建立明帝国，才重新树立了我华夏民族的荣光。
笔者最后要说的是：对于一个文明来说，生存是文明的第一要义，一个民族要生存、要发展，靠的不是宣扬什么博爱、和谐的圣母思想，靠的是文明的不断扩张，其中的重要根基就是族群规模。没有了人，就什么都没有了。就像欧洲，你能说那些不断涌入欧洲、攻城略地的中东MSL难民们能代表欧洲文明？能代表西方文明？
凡是一再鼓吹多元，而完全忽视一体，否定发源民族与文明自身之间的一一对应的紧密联系的国家，最终都难逃灭亡的惨剧。
罗马帝国接纳蛮人，结果西罗马帝国被蛮人快速灭亡；
西晋安置内迁胡人，结果导致五胡乱华、衣冠南渡，战火燃遍中原汉地；
蒙古人缔造的伊儿汗国为了维护统治，伊儿汗国大汗为首的蒙古贵族带头改宗伊斯兰教，却仍然最终被推翻；
金帐汗国为了维护统治，大汗改宗东正教，却仍然被斯拉夫人推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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笔者不知何时看到一句话写的非常好：若人无反叛之意，则永无反叛之时；若反叛之意已起，则反叛终将到来！
以史为鉴，可以知兴替。历史上上演过的一幕幕告诉我们，文明与文明之间最主要的关系仍然是物竞天择的丛林法则，而不是什么无原则的博爱、和谐一类的白左幼稚病。人家时时刻刻想得都是鸠占鹊巢、取而代之，你却想着与入侵者和平共处，想着花钱消灾、得过且过。持这种想法的个人或者国家从无好下场，历史长河中从无例外者。某些蠢货，最愚蠢的就是总是以为自己可以打破历史规律、创造历史，这岂非空洞虚假已极？
但是可惜的是，人们从历史中得出的唯一经验就是后人总是不会吸取前人的教训，因此才会有那些历史上熟悉的戏码一次又一次重新上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