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可夫逃过了被处决的命运
朱可夫是斯大林手下当差的，四年中，他所经受的那种非人的压力、持续监控、死亡威胁、含羞忍辱、艰难险阻、疲惫不堪均已超过了人们的理解范围。他受到斯大林体制下各个警察机构、同事、下属、真真假假的朋友的大力监视和揭发。在这种极端的条件下，他能赢得战争，更显示出他拥有过于常人的性格与品质。
1937年6月11日，《真理报》发表了一篇由主编列夫·梅赫利斯写就的社论，让读者惊恐莫名，令红军的干部们痛入骨髓。文章大意于22点45分在全苏广播里又郑重宣读了一遍。读到和听到的都是，工农红军八名最高级别的指挥员已遭逮捕，他们被控为外国势力效劳，犯有叛国罪。所有人均自陈有罪。所有人在特别军事法庭受审，禁止旁听，均被判死刑。法庭上的指控者有布琼尼和布柳赫尔元帅，总参谋长沙坡什尼科夫与未来的白俄罗斯军区司令员伊万·别洛夫。名单上的八名罪犯是：国防部副人民委员尼古拉·图哈切夫斯基、列宁格勒军区司令员伊奥纳·亚基尔、白俄罗斯军区司令员伊耶罗尼姆·乌博列维奇、伏龙芝军事学院院长奥古斯特·考究克、奥索阿维亚希姆协会主席罗伯特·埃德曼，以及军长费尔德曼、普里马科夫与普特纳。判决作出后几个小时，八人即遭枪决。在随后的八天里，980名高级军官被捕，其中大多数都遭刑讯逼供。苏联军事法院经过几分钟的秘密审判，其中95%的军官均遭枪决。
随后，各个参谋部，各个部队，各所军事院校，每周都会多增数百名受害者。为了明白镇压的节奏，我们来看一下白俄罗斯军区军事委员会委员梅基斯于1937年11月22日呈送给伏罗希洛夫的报告，讲的是他所在军区的“工作执行情况”，朱可夫当时就在那儿任职：“我们已经罢免了1300名军官。7月一月，其中就有400名被捕。……我们发现其中有59名托派分子和右翼分子，149名与反革命活动有联系，75名间谍。40人因隐瞒曾在白军服役，而遭逮捕。”这份总结并没让伏罗希洛夫感到满意，他说“工作还很薄弱”。四天后，狂热的“清道夫”梅基斯虽然充满了激情，自己也被逮捕，处决了。
起起落落间，对军队的清洗一直持续到了1941年6月22日德国进攻的那一天为止，甚至还稍微延长了一段时间。仅1937年一年——确实是最严重的一年——就清除了五位元帅中的三位，16名集团军司令中的14名，九名海军司令中的8名，67名军长中的60名，199名师长中的136名，108名集团军、军部和师部的政委中的99名，全部11名国防部副人民委员，全部98名最高军事委员会委员。在低级别的范围内，清洗一直冲击到了连一级。我们估计总共约损失了4.3万名干部，在1937年1月1日仍在任职的军官（10.7万）中占比40%。2万多人被捕，最经常的做法就是监禁、流放、永久驱逐出军队。1万人在随后几年又参了军。另有约1万名军官遭到枪决。
尽管朱可夫承认自己心里有所怀疑，但他根本不可能公开表达出来：否则会立刻被捕。别洛夫很勇敢，他在1937年11月22日的军事委员会全会上对清洗作了批评，说这会损害军队的战斗力，使无辜的人身陷囹圄。别洛夫于1938年1月7日被捕，经过十分钟的审判后被判死刑。
1937年6月和7月这两个月令朱可夫苦不堪言。随着日子一天天过去，他也面临着遭逮捕和处决的命运，大清洗所针对的靶子已开始渐渐显露。将那些属于图哈切夫斯基专业圈内的人，先是内战时期后在工业化与机械化时期伴随着他的人，全部被一网打尽。连他们的家人都不放过。元帅的妻子、他的两个兄弟、两个连襟均遭处决，他的四个姊妹、嫂子和他母亲连同他年仅11岁的女儿都遭到流放。
朱可夫保住了脑袋。于是他像自己那些未来的战友科涅夫、叶廖缅科、梅列茨科夫、扎哈罗夫、马林诺夫斯基……那样，立刻就充分利用起了大恐怖留下的这个空白。共984名出生于1895年至1900年间的军官形成了着名的“1940年阶层”，他们都是在战争前一年被晋升为将军的。在这个群体中，大部分将领将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成为高级指挥员。所有人都是大恐怖的孩子。他们的职业生涯确切地说是从1937年和1938年开始的，有太多的空白需要填补。
1942年7月20日，战争还在继续中，弗拉基米尔·戈鲁什凯维奇中将被军事反谍机关首脑维克托·阿巴库莫夫亲自逮捕。1942年1月至5月，戈鲁什凯维奇是朱可夫在西方面军的参谋长，也是他最亲密的合作者之一。他受到了长时期的折磨，后未经审判就被关押了起来。对他的指控是，说他参加了伏龙芝学院内的“反苏维埃团体”。1948年，这个不幸的人被从囚室里提了出来，再次受到拷打，这次是想从他口中挖出不利于朱可夫的证词。斯大林死后，他很快便得到了平反。这个“伏龙芝学院团体”事件直到今天仍是个谜。
几个月后，当人们开始在莫斯科的马路上遇见1934年至1952年间被肃清流放、最近又获平反的共产党员时，便提出了一个问题，即该拿这段可怕的往事怎么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