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丝绸之路考古十五讲》经典读后感10篇
《丝绸之路考古十五讲》是一本由林梅村著作，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的平装图书，本书定价：35.00元，页数：378，文章吧小编精心整理的一些读者的读后感，希望对大家能有帮助。
《丝绸之路考古十五讲》读后感(一)：笔记
1、吐火罗人迁徙：吐火罗人是最早定居中亚的印欧人，他们向中亚和中国传来了西亚的双轮战车、小麦等西亚作物、家马等。是早期东西方文化交流的主导。匈奴兴起之前，大月氏人称雄西域，吐火罗语称为塔里木盆地的通用语，塔里木盆地的吐火罗化归功于大月氏人。印欧人崇拜“双马神”，在叙利亚发现的印欧人的双马神雕塑，和在中国阴山和巴里坤草原发现双马神岩画一致。
2、山东的齐国墓葬不断出土西方的玻璃珠，以及伊朗埃兰的列瓣纹银豆，说明早在先秦，山东就与中西亚有了海上丝绸之路。
3、罗马人的海上丝绸之路：由于陆上丝绸之路被罗马人的敌人帕提亚帝国控制，陆上运输是海上运输的20倍，罗马人不断努力开拓海上到东方的丝绸之路。埃及的贝勒尼斯，是罗马人在红海最重要的港口，奥古斯都时代来往印度的商船翻了6倍；
4、扶南国的沃奥港口（今湄公河三角洲），是东西方海上丝绸之路重要的中转站。南印度的阿玛拉瓦蒂雕像（曹衣出水），经扶南流入中国，青州薄衣透体式佛像，应为扶南流入的样式；
5、唐代海上交通还是波斯人的尖底船控制，中国人的平底船只能航行到印尼为止。到了宋代中国人造船技术最先进，称为南洋贸易的霸主。
6、郑和下“西洋”，这里的“西洋”指的是印度洋，区别于南中国海的“南洋”地区。郑和水师2.7万人，在马六甲设立有永久性海军基地，作为补给中心。永乐帝时期的青花大瓷盘，是赏赐给西洋各国王的。目前只有伊朗王宫和伊斯坦布尔的旧王宫保存。
7、古里（今西南印度的科兹科德），郑和第七次下西洋中去世，葬于这里。南京的郑和墓，只有衣冠冢。93年后，达伽马西行开拓新航线，死于印度，就葬在距郑和不远处。但现在，埋藏达伽马的教堂成为观光胜地，而郑和葬身处已经没有踪迹.....
8、郑和远航到非洲的目的，是为了为永乐帝采办长颈鹿、龙誕香，龙誕香是名贵药材，出产于索马里。而长颈鹿的非洲音是Girin，中国人以为就是麒麟。
《丝绸之路考古十五讲》读后感(二)：陈凌 《丝绸之路考古十五讲》评介
作者提供，原刊《北京大学学报》（哲社版）2007年第2期
林梅村教授新著《丝绸之路考古十五讲》，最近由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笔者有幸成为最早的读者之一，披读一过，获益良深。在阅读过程中，笔者产生了一些不成熟的想法，写出来向大家请教。笔者学殖荒落，见识浅薄，无知妄说之处尚祈通人君子不吝喝正。
该书作者林梅村，北京大学考古系教授，祖籍广东，出身于书香门第，幼承庭训，后来又师从著名学者马雍、季羡林、蒋忠新等先生，受到过语言学、史学及考古学等多学科的训练。十余年来，林梅村先生致力于中亚死语言文字的研究释读，以及丝绸之路考古的教学与研究，成绩卓著，斐声海内外。林梅村教授先后出版有《楼兰尼雅文书》（北京：文物出版社，1984）、《疏勒河流域出土文书》（与李均明先生合著，文物出版社，1985年）、《沙海古卷》（文物出版社，1988）、《西域文明》（北京：东方出版社，1995）、《汉唐西域与中国文明》（文物出版社，1998）、《古道西风》（三联书店，2000）等多种论著。从这些著作可以看出，林氏的研究祈響于贯通语言、考古与历史等相关领域。这样的研究取径显然师承有自，堪称是上乘的路数。值得一提的是，林氏还是世界上少数几位能够释读佉卢文犍陀罗语写本的专家。他在《伦敦大学东方与非洲研究院院刊》（BSOAS）发表的的论文，以及《沙海古卷》一书，具见作者这方面学殖之厚、用力之勤。从事相关研究的学者大都明白：只有能够直接阅读第一手材料，研究才具有坚实的基础，也才在该领域真正具有话语权。在目前国内历史比较语言学研究（Historical Comparative Linguistic Studies）、死语言研究等方面都比较落后的情况下，作者有此学养实属难能可贵。
1994年起，林梅村先生任教于北京大学考古系，开设丝绸之路考古等课程。《丝绸之路考古十五讲》一书就是由林先生的讲义整理而成。该书体现了林先生从考古学角度勾勒古代中外文化交流史的努力。作者力图将考古与历史文化研究密切结合，有物有史，用不仅仅只是瓶瓶罐罐。该书材料丰富，视野开阔，新见迭出，创获良多。虽然是以专题讲座的体例结集成书，纳入北大出版社“名家通识讲座书系”系列，但就其内容涵盖而言，不啻为第一部有关丝绸之路考古的通论性著作。
根据出土的实物证据，现在已经知道，在史前时代东西方就有着广泛的文化交流。其涉及的地域之悬远，物类之繁多，层面之复杂，实在让今人眼界大开，从而改观了人们对古代世界的认识。不过，现在大概已经很难说清楚与丝绸之路有关的考古发现究竟始于何时何地。假如从十九世纪末算起，那么迄今百余年间，相关的考古发现与素材的积累，已经称得上汗牛充栋了。百年来致力于中西交通研究的中外学者代不乏人，足以开列出长长一串名单来。虽然我国素有金石学的旧传统，但近代以来古物大量涌现而引发的震动，却是前所未有的。在西学大潮的激荡下，著名学者王国维遂提出“二重证据法”之说。[1]王氏学殖既富，又思力过人，他以“二重证据法”研究古史所取得的成就至今仍然是难以企及的高峰，为世所共仰。陈寅恪甚至以是否能够利用新史料研究新问题做为学者“预流”与否的标准，“取用此材料，以研求问题，则为此时代学术之新潮流。治学之士，得预于此潮流者，谓之预流。其未得预者，谓之未入流。此古今学术史之通义，非彼闭门造车之徒，所能同喻者也。”[2]不入流者诚不足论，在今日看来，昔年陈寅恪所谓的“预流”还可以进一步申论。取用新材料有真具理解之运化与徒具形式之杂湊的区别。因此，能真切领会新材料，以研究真正之新问题者方可谓真预流。否则，假预流也。举凡徒具形式的摭拾、附会新材料，而实际不能有正确之理解与运用者均属此类。真预流者有之，假预流者亦夥矣！
就丝绸之路或更宽泛的中西交通史研究而言，除存世的古文献外，粗略而言，最重要的材料当属语言文字、考古文物、人体骨骼三大类。近世以来该领域研究重要的突破性进展，无不与这三类材料有关。将来研究的进步，恐怕也离不开这三个方面。[3]人体骨骼方面，体质人类学的成果为研究古代民族历史文化提供了重要的参考。我国学者韩康信、潘其风在这方面贡献良多。基因遗传的研究是新兴的学科，能够提供更全面、准确的科学数据，[4]有助于日后开拓出更多全新的跨学科研究课题。语言学方面，从微观的语素、音位的研究到语言移借、词汇扩散、语言层次乃至于语言谱系等等层面的历史比较语言学研究，带来许多新的知识，同样有助于认识古代民族历史和文化互动。[5]至于考古文物方面，积累的材料最多，现在研究中西交通史已经无法回避处理考古材料的问题。不过，取得的成果虽然不少，不尽如人意之处也所在多有。考古材料的文化性质的认定和族属的对应比定，是考古学研究的重要环节，问题也最突出。由于文献信息毕竟有限，因此在处理这方面问题时，稍不留神就很容易张冠李戴，导致不必要的连锁“误读”（mis-understand）和混乱。即使持柴尔德（G..Childe）关于“考古学文化”的定义来严格衡量，那么也许会有不少问题值得重新认真检讨。对专业考古研究者而言如此，对于非考古专业者恐怕更是如此。数年之前关于“走出考古学围城”的讨论中曾经提及的一些尴尬，时至今日也许还值得细细品味。
《丝绸之路考古十五讲》在广义上使用丝绸之路的概念，书中对丝绸之路给出了一个新的定义：“古代和中世纪从黄河流域和长江流域，经印度、中亚、西亚连接北非和欧洲，以丝绸贸易为主要媒介的文化交流之路。”（4页）基于这个定义，该书涉及的时间范围起自史前印欧民族的迁徙，迄于15世纪初的郑和下西洋。全书的十五个专题中，第一章属总论性质，涉及陆路的有10章，关于海路的有4章。其中第十二讲为“唐蕃古道”。虽然唐蕃古道也是中外文化交流一条重要通路，但是按照传统的理解并不属于丝绸之路的范围。作者安排这一章节，显然与其对丝绸之路广义上的诠释有关。
与中西交通史有关的考古材料大都零星分散，这是研究最感棘手的地方，因此在研究中也最容易一叶障目不见全林。然而作者的研究并不限于就材料论材料，而是常常能利用普通的材料就关键性的重大问题提出有价值的观点。例如，印欧人起源和迁徙问题是国际学术界长期关注的热点，作者在第二章就此问题提出了一种新的看法。作者认为，新疆阿勒泰克尔木齐墓地与黑海北岸的颜那亚文化存在密切的关系，可能是中国境内印欧人最早的踪迹；而克尔木齐文化向南发展则与辛塔什塔向东扩张有关。作者关于这个问题的详细讨论见于《吐火罗人的起源与迁徙》一文。[6]不论这种观点是否成立，能将零散的考古材料贯串起来做这样全面考察的尝试是值得令人钦佩的。不宁惟是，作者还将可能与印欧人有关的考古现象和河西地区铜石并用时代的一些考古学文化放在一起考察，从而就印欧文化与汉藏文化之间早期的互动提出了自己的意见，提出正是由于河西羌藏文化的兴起，才遏止了印欧文化东进的势头。这样的比照观察，足见作者视野之宏大。类似的手笔在书中还随处可见。作者提到“西亚起源的小麦就是吐火罗人从西方引入中国的”，并认为中国境内的印欧人应溯源克尔木齐墓葬，其时代在公元前2200—1900年间。但应当注意到，甘肃民乐东灰山发现的炭化小麦标本的年代却有可能要比克尔木齐的年代更早一些。[7]
该书不仅善于总结归纳以往的考古学、语言学以及历史学的相关成果，还能及时反映了考古发现的一些最新进展。例如，在第十二章中介绍的青海都兰吐蕃大墓，即是作者数年前亲自参加带队发掘的成果。此次考古发掘的成果已经正式出版，[8]但在这一章里作者还介绍了另外一些颇有价值的相关信息。同一章还介绍了2002年青海德令哈郭里木乡两座唐墓出土的彩棺。对于这两座墓葬的族属，学界有吐谷浑说、吐蕃说等不同看法。作者则根据在青海都兰的发掘经验，认为彩棺图案反映了苏毗人的习俗，因此属于苏毗文化。作者对两具彩棺的讨论原见于《棺板彩画：苏毗人的风俗图卷》一文，[9]本书所收则增加了一段关于金银器的讨论，亦可备一家之言。不过，作者一方面认为德令哈这批墓葬属于苏毗文化，另一方面又称系吐蕃噶尔钦陵之墓，似有矛盾。在第九讲楼兰文明一章，作者还介绍了2003年楼兰LE附近新发现的彩棺壁画墓。楼兰彩棺的发现曾经引起过广泛的关注，一度被认为是粟特人墓葬，作者根据壁画上的佉卢文题记，指出此墓主人当系中亚贵霜人。[10]毫无疑问，该壁画墓的形制、壁画以及彩棺画的题材，无不是研究楼兰文化艺术乃至于思想史的宝贵材料。作者对该墓葬包含的方方面面均做了独到的分析，并提供了不少进一步研究的有益线索。
从《丝绸之路考古十五讲》中可以看到，作者往往对习见的旧材料提出出人意表的新见，精彩之处，令人击节。这些地方最可以显现作者对于东西方考古文物资料之熟稔，眼光之独到。1983年，新疆巩乃斯河畔一处青铜器窖藏出土过一尊头戴战盔的铜人跪像。由于出土的文物十分精美而罕见，极具研究价值，因此这批窖藏一直非常有名。有关新疆考古文物的图录大都会著录这批器物。根据战盔的样式，学界通常将该件铜人比定为塞人武士像。在该书第四章中亚希腊化时代的第四节，作者根据希腊黑瓶画（按，该书说是壁画，有误。）指出该铜人的形像来自希腊战神阿瑞斯（Ares），并进而推测匈奴的祭天金人、秦始皇所铸的十二金人都可能是受其影响而产生的。巩乃斯窖藏中的铜人是否就是阿瑞斯还可以讨论。实际上，阿瑞斯崇拜在希腊并不流行。在罗马，阿瑞斯与马耳斯（Mars）混同以后才成为最流行的崇拜之一。辨认战神阿瑞斯（马耳斯）的一个主要标识是他手中所持的盾牌。据说该盾牌是自天而降的圣物。传世的古希腊雕塑家吕西普斯所造阿瑞斯像的复制品中，年轻强健的阿瑞斯头上还戴有战盔。不过应当指出，战盔中间高耸的部分实际上包括尖和缨两个部分，而非原先普遍认为的尖帽。雅典塔奎尼亚国立博物馆（Tarquinia National Museum）藏一件公元前六世纪的黑陶双耳罐，其上所绘埃涅阿斯（Aeneas，美神阿佛洛狄忒Aphrodite之子）也戴着同样的战盔。德国慕尼黑博物馆藏雅典阿菲娅（Aphaea）神庙山墙雅典娜的雕像，英国伦敦大不列颠博物馆藏公元前六世纪雅典黑陶安弗拉罐（Amphora）上的阿喀琉斯（Achilles）、彭瑟丝莉亚（Penthesilea）都是戴着同样的战盔。类似的形象还可以找到很多，可见这种战盔并非阿瑞斯所专有。但是，不论巩乃斯窖藏铜人是否即作者所说的战神阿瑞斯，其形制受到希腊艺术的强烈影响却应该是无可怀疑的。作者提出这一观点，实在是发前人所未发，值得学界重视。1905年初，由勒柯克率领的德国吐鲁番考察队在胜金口曾经发现过一些彩塑头像。虽然这些头像在世界各地多次展出，图片也刊载于许多图录之中，但百年间对它们的认识并没有任何实质性的进展。在第十三讲第三节，作者通过比对俄国埃米尔塔什博物馆入藏的粟特神祗塑像，以及安阳石棺上粟特娜娜（Nana）女神形像，指出三者之间存在诸多相似，从而将勒柯克在胜金口发现的彩塑比定为娜娜女神头像。这种比定看似信手拈来，毫不费力，实足以彰显作者的功力与识见。
《丝绸之路考古十五讲》中精彩之处甚多，本文不可能一一列举。凡上述种种足以说明，由于作者善于处理考古材料，并对之具有自己的理解，因而往往能于他人所忽略的最普通处有了不起的发现。
毋庸讳言，任何的论著都不可能尽善美。《丝绸之路考古十五讲》也还存在一些瑕庛和不足。该书还有不少检校而未净的错别字，如：58页引《尸子》“光不如烛”误作“光不如玉”；124、166、168页等多处“扎兖鲁克”，都应当作“扎衮（滚）鲁克”或“扎洪鲁克”；128页“素纱禅衣”系“素纱褝衣”之误；[11] 131页引辛延年《羽林郎》“长裾连理带”误作“长据连理带”。书中有一些材料和说法似乎不够准确。如：27页所引叙利亚乌加里特遗址发现的阿舍罗赫（Asherah）象牙雕像（又见彩版图6），女神左右两侧的动物并非双马，而是双羊；70页所引先秦诸子不应包括《淮南子》高诱注。书中有些地方前后关照未周。如对巴泽雷克冻土墓性质，在31页，作者指出该墓出土毛毯上的骑士为大月氏骑士，而在48—52页，却又称巴泽雷克墓地为斯基泰王陵。在57页，作者称“故知先秦时代‘昆山’或‘昆仑山’指汉代‘祁连山’，今天新疆哈密北部的天山。” “昆仑”一名常见于我国古籍，与我国古地理、古神话关系至为密切。但其地望究竟何在，历来众说纷纭，莫衷一是。要想指实“昆仑”到底确切对应于哪座具体山峰，殊非易事。近代学者熊会贞以为“置西宁府边外五千五百余里，绵亘二千里，皆古昆仑虚也。”[12]言下之意，“昆仑”并非特指而是泛称。王国维则指出“昆仑”（通阮隃）为公名而非专名。[13] 笔者比较倾向于熊、王二氏的解释。不过，相对于书中的诸多卓见而言，以上所举的这些小问题都是无足轻重、不伤大雅的细枝末节。而且，作为一项新的尝试，我们既不可能更不应该苛求《丝绸之路考古十五讲》在涉及的方方面面都做到准确无误。
《丝绸之路考古十五讲》全书附有大量精美的图片，提供了许多重要的视觉素材。作者将百年来零散细碎的考古材料，结合语言学与史学的成果贯串为一部有伦有脊的著作，内容丰富且文笔生动，能使读者在轻松的阅读过程中获得大量的知识和信息，迅速了解相关领域的学术前沿。相信该书的出版，必将有利于推动丝绸之路考古学研究的进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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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王国维：《古史新证》，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1994年，1—3页。
[2]陈寅恪：《陈垣燉煌刼余录序》，见同著《金明馆丛稿二编》，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年，236页。
[3]王士元先生提出观察历史可以有考古学、遗传学和语言学三个窗口。见王士元：《观察历史的三个窗口》，载《王士元语言学论文集》，北京：商务印书馆，2002年，41—74页。我们在这里所说的人体骨骼是一个比较笼统的概念，既包含基因遗传学，也包括体格人类学等其它方面。
[4]参考L. L.Cavalli-Sforza：Genes, peoples, and languages，New York : North Point Press, 2000. Luigi Luca Cavalli-Sforza :The Great Human Diasporas: The History of Diversity and Evolution, Addison Wesley Publishing Company , 1996. 约翰.H.霍兰：《隐秩序：适应性造就复杂性》，周晓牧等译，上海科技教育出版社，2006年。国内关于这方面的介绍，可以参看徐文堪先生大作的相关部分。徐文堪：《吐火罗人起源研究》，北京：昆仑出版社，2005年。
[5]这里仅简单举几个例子。如：W.B. Henning: The first Indo-Eruopeans in history, In Society and History, Essays in Honor of Karl August Wittogel,The Hague, 1978,pp.215-230.蒲立本：《匈奴语》，载《上古汉语的辅音系统》，潘悟云、徐文堪译，北京：中华书局，1999年，163—201页。Jerry Norman and Tsu-lin Mei: The Austroasiatic in ancient south China: some lexical evidence, Monumenta Serica 32,1976,pp.274-301.Gong Hwang-cherng: A comparative study of the Chinese, Tibetan and Burmese vowel systems, 《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51-3，1980年，465—500页。王士元：《词汇扩散的动态描写》，载《王士元语言学论文集》，北京：商务印书馆，2002年，116—146页。郑张尚芳：《汉语与亲属语同源根词及附缀成分比较上的择对问题》，载《汉语的祖先》，中华书局，2005年，442—462页。潘悟云：《对华澳语系假说的若干支持材料》，载《著名中年语言学家自选集——潘悟云卷》，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2年，127—180页。
[6]林梅村：《吐火罗人的起源与迁徙》，《西域研究》2003年第3期，9－32页。
[7]甘肃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吉林大学北方考古研究室编：《民乐东灰山考古》，北京：科学出版社，1998年，191页。
[8]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青海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编：《都兰吐蕃墓》，北京：科学出版社，2005年。
[9]林梅村：《棺板彩画：苏毗人的风俗图卷》，《中国国家地理》2006年第3期，96—98页。
[10]参见《文物天地》2003年第4期相关报道。
[11]按刘熙《释名》卷三《释衣服》“褝衣，言无里也。”
[12]郦道元注，杨守敬、熊会贞疏：《水经注疏》，段熙仲点校，陈桥驿复校，江苏古籍出版社，1989年，上册，2页。
[13]王国维：《不 敦盖铭考释》，编入《观堂古今文考释》，载《王国维遗书》，上海书店，1983年，第四册，139—141页。
《丝绸之路考古十五讲》读后感(三)：这本书有几个小问题
国内这方面的书很少，林老师这本出得很及时，几乎是刚上市我就买了一本。
但也有一些问题。
比如：1、书中有不少错别字和缺字，希望再版时能订正。
2、有些地方描述不清，比如希腊化时期中亚国家的禅代就把我搞得一头雾水，大夏，大秦，大宛，呼呼，希望文笔能够再明确一些。另外，有不少地方推理也是欠严密的，比如看到第十三、十四讲好多推理就不够连贯甚至有些牵强。有些地方的重复似乎是不必要的，比如291页和284页有大段文字雷同，这个很欠考虑哦。
3、有些文物的来源似乎不是很明确，比如蜻蜓眼玻璃珠，可以在不同的章节用这种文物可以得出不同的结论，虽然并不矛盾，但还是希望林老师能给出解释。
4、作为一本通俗读物，建议附录世界大事年表，特别是中亚、两河流域等国家的兴带最好附表说明，每当书中突然出现一个新国家的名字的时候，省去大家再去查资料的时间岂不更好。
５、书中有些部分该加注释还是应该有，不能因为是通俗读物就不注重这些细节，比如一些名词第一次出现时，我觉得应该加以注明，否则越是一般读者越是一头雾水，比如ｐ１９０的“丹丹乌里克”首次出现，这是什么呢，最好加个注。
６、插图编排不严谨，一般图例让人看不懂，还有选图也多没有出处，后期处理时有的原图上面有很多标号，让人摸不着头脑。
但这本书的开创性还是要肯定的，我推荐大家一读。也希望本书最后能够成为精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