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亲那场永不止息的战争》读后感10篇
《父亲那场永不止息的战争》是一本由王明珂著作，浙江人民出版社出版的平装图书，本书定价：39.80元，页数：241，特精心从网络上整理的一些读者的读后感，希望对大家能有帮助。
《父亲那场永不止息的战争》读后感(一)：力荐的理由是符合我选书的三个标准
年龄不饶人，读书能力越来越差，但眼光却越来越挑剔。所以，尽管我的小本上记录了很多书名，来自各方的推荐，但实际能够读的书还比较有限，其中让人中意的书还要打一个很大的折扣。但这本书却真的是“我的菜”。我选书的标准大体有三：希望是学术圈里写的有知性的文字，不是专业文本而是专业文本背后的所思所想所遇所行，文笔要好，一句话就是所谓依托学术但要从专业里走出来的“学术随笔”。
可以说该书这三条都占了。王明珂在历史人类学方面建树颇丰，涉及西南少数民族识别认同以及与汉族之间联系这样很有人文意义的题目，所用方法跨越历史学和人类学，在其背后牵涉到当初由傅斯年创建的历史语言所几十年的学术传承和学术突破，因儿子推荐此前我大体翻阅过他的《羌在汉藏之间》和《英雄祖先与弟兄民族》，见识了其思路之清晰、文笔之流畅，这些都是我对该书感兴趣的理由。
果然不负所望，其中许多篇目都可以令人开眼界，长见识。比如“《川西民俗调查记录1929》导读”，借助于对这篇1920年代所做调研报告，钩沉历史语言所近百年间学术志趣的变迁，显示当年所做工作的现实意义。还有“反思历史与社会：以凹凸镜为隐喻”，讨论表象与本相、文本与情境及其之间的关系，并借助于凹凸镜来显示其研究方法的运用，都是很有意思的。
作者或许是想表达对父亲的念想，或者是想提供一些自己的成长环境，但将这篇“父亲那场永不止息的战争”放进去并作为书名，确实会让人上当。
《父亲那场永不止息的战争》读后感(二)：一个历史人类学者的反思
说起台湾的眷村那是大大的有名，它的名气来自于从眷村源源不断产出的各类名人，邓丽君、蔡琴、侯德健、张雨生、李安、侯孝贤、杨德昌、吴小莉、宋楚瑜、张大春、龙应台、张晓风、朱天文、林青霞、胡茵梦、王祖贤、阮经天等等，他们都是眷村出产的。当然，能够作为眷属分配到眷舍的都是有一定实力的人，真正底层是享受不到这种待遇的。毕竟蒋介石撤退到台湾带走的不仅仅是物质财富，带去的还有众多高素质的高端人才，虽然这些人到台后的境遇差别很大，有的风生水起，有的落魄潦倒，外省人的乡愁与孤岛心态更容易增加艺术上敏感性，所以眷村出产的名人以文艺界为多，政界人物并不多，因为真正的政治背景深厚的高层是不会住在眷村的。这些眷村出产的艺术家们的作品很多都是以眷村为背景，他们的身上都烙下“眷村文化”的深深印记，这种文化在很长时期引领风骚甚至使整个台湾文化得到了升华。
《父亲，那场永不止息的战争》的作者台湾中研院历史人类学者王明柯也是眷村出产之一（高雄凤山镇黄埔军校旁的黄埔新村，作者青少年时眷村朋友们共组的帮派就叫‘黄埔’。整个新村住的大多是国民党原三十八师及新一军的军眷，都是孙立人将军的手下。正因为如此整个黄埔新村中住的“都是些在军中‘没搞头’的叔叔伯伯们”），看书名以为是一本家族回忆录战争类的史书，其实是王明珂的文集，按内容分成三部分：第一部分是关于父亲、老师、史语所前辈的纪念文章，作为本书书名的首篇文章是重头戏，写他父亲王光辉从一个意气风发的黄埔军官到撤退到台湾后的落魄生涯，父亲一直在做个“正直的军人”和“有办法的大人物”之间挣扎，最终父亲还是向现实低头，为五斗米摧眉折腰，做了一个“很有办法”的人，以替混太保、打群架的王明珂解决问题为能，偶然的一次与老上级孙立人将军不期而遇（那时孙立人已经因“叛乱”罪被软禁了），之后他父亲的“事业”开始走下坡路，许是想做回正直的军人却已经不能回头，被公司开除，惹上金钱官司进了监狱。父亲那场永不止息的战争其实不是那些“带车队走滇缅公路”“从重庆的防空壕里拖出上千的尸体”“远征军驻印度时，夜晚有印度人摸进军营，从怀里掏出一包橄榄大的红蓝钻石换面包”“受‘共军’连续一周的猛烈攻击”等片段景象，而是这场现实中的“战争”吧。
《在成都的一个小茶馆里》一篇中作者回忆他在哈佛时的老师张光直，作者在去美国哈佛进修前在史语所工作，研究过程中对传统历史学方法有些质疑，所写文章也“被撤回”，困顿中才去美国进修。书的第三部分“学术访谈”里也谈到初到哈佛时张光直对他的指导与帮助，告诉他选修什么课、读什么书，张光直“几次不厌其烦地从头到尾更正我报告中的拼写之误”的情景让我想起鲁迅笔下的藤野先生。作者主要从事羌族及西南少数民族与北方游牧民族社会的田野调查研究，后面几篇写作者追寻中研院史语所前辈黎光明、凌纯声、芮逸夫、石启贵等人的足迹，重走西南考察长征路，借此张扬先贤们的学术精神与贡献，缅怀先贤向先贤致敬的成份多于学术考察。作者拍摄对比半个多世纪前景物，青山依旧在，只是人已非，感慨良多。作者更开始自问“我所从事的又是什么样的学术工作？又有何‘非如此不可’的理由”，这其实是在追问人类学的目的与意义。作者自己讲到1940年，人类学组通过学术研究、考订，将所有历史上对西南各非汉族群带有侮辱性的称谓改正过来，将“猺、獞、猓猡等带“犬”字旁的族名，更正为带“人”字旁的“傜、僮”，将长久以来被歧视、被视为非人的边缘“蛮夷”转化为国族内有国民人格之“少数民族”，这正是人类学工作的意义所在。
本书的篇幅最大也是最有价值的其实是第二部分“学术反思”，私下以为把书名改为《一个人类学者的反思》更为恰当。作者提出从“经济生业、社会结群、文化表征”三个层面来了解人类社会，这实际上就是在解决“我们是谁？我们从哪里来？我们向何处去？”的人类哲学大命题，只是人类学者的对象往往是针对某个族群、种族或村落，从历史沿革、种群繁衍、文化风俗礼仪形成几方面来调查、追溯、考证，而不单纯是哲学层面或纯生物学层面证明。
作者引用法国社会学家布迪厄的观点，在研究过程中要避免三种认知偏见：因自身的社会身份（如自己的民族、性别与阶级身份认同等）所产生的偏见（‘历史’从来都是当权阶级手中的工具，希特勒时期学者考证出雅利安人种为高贵优秀血统犹太人种为劣等血统为灭绝犹太人提供利器，文革时老子英雄儿好汉的血统论为造反派提供斗争“地富反坏右”及其家属子女的理论依据，这些都是例证）；因学者自身的学科背景及个人在其间的地位所产生的偏见（2012年‘方韩之争’引发的粉丝大骂战就是典型事例，很多人就是这样屁股决定大脑）；因将知识视为纯学术问题（而非待解决的社会问题）而产生的学究偏见（脱离实际脱离社会的纯学术是不存在的）。作者认为最值得深入阅读的一本书那是人类社会本身，脱离社会的人类学者社会学家都是为伪学者。
作为历史人类学者，作者的历史观也让我这样的历史爱好者颇受启发。作者说：“我们以文字记录保存的史料，其中只有一部分是被选择的“过去事实”，其余则是被组织、改变与虚构的‘过去’。”这个观点其实就是我们常说的“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所有历史都是当权者想要大家知道的部分“历史”，而不是历史全部。“其次，对于保存、呈现“过去”，文字史料不是唯一媒介，我们还透过口述、图像与仪式行为来陈述‘过去’。”现在流行的个人口述历史其实不过也是种“声音记录历史”整理出来也还是文字，对于个人史、民间史或者说野史作为“正史”的补充应该正视它们的作用，有时候野史才是正史。还有图像史也有文字无可替代的作用，图像更难造假，撇开造假的图像（摆拍、演出），PS技术再高也还是有迹可循的。我最近看胡武功摄影作品集《烟火人间》，作者不用什么花俏的摄影技巧，也没什么PS技术，就是用相机记录时代生活，几十年拍下来，人世变幻人间沧桑都在图中，直接可以作为图说历史。第三，“无论是蕴含于文献、口述、图像与仪式行为之中，‘过去’常在一个社会群体中被集体建构、改变或争论，以应和当前资源分配与竞争下的各种社会认同与区分。”胡适说历史是任人涂抹的小姑娘，想怎么打扮怎么打扮。再打个比方就像一个化了浓妆上台表演的演员，观众看到的不是他（她）的真面目，他演的角色也并不是他本人，他是为了自己的报酬才以这种面目出现在观众面前的，你看着不错叫声好拍几下巴掌，你觉得不好喝个倒彩骂几句娘或者愤而离场，但台上的戏不会因为个人的态度而有任何改变，因为他是表演给大家看的，是群体“社会记忆”。也许同一个舞台上的表演者会对台上人的真面目了解得更多一些，但出于自身的利害考虑他们可以选择说或者不说，选择说真话或说假话，所以亲历者所述的历史仍然并非历史本身。更不要说台下的观众了，对于台下的观众来说，他无法接触导演、演员本身，更无法了解他们的内心，他只是作为观众看台上的人在唱戏就是历史。正如书中一章说讲，我们自称炎黄子孙，但究竟“谁是炎黄子孙”却谁都说不清楚。所以作者说“古华夏或汉人成为炎黄子孙与炎帝、黄帝‘史实’无关，而是由于人们有这样的‘历史记忆’。”所以推测“‘攀附’是个重要的社会文化背景，让许多人成为炎黄子孙”。 历史不像推理侦探小说，查出凶手就可以结案，历史只能被不断证明，但永远没有最后的真相，也许这个观点会被人诟病为“历史虚无主义”，但这才是实事求的历史态度。王明珂谈到传统人类学的最大贡献时说：“它不以文化、社会和宗教的结构与相对性来合理化人类社会现实，而是说明造成今日社会现实的‘过去’与变迁发生的微观情境，藉此让人们对现实有所反思。”这句话同样可以套用到历史学身上。
《父亲那场永不止息的战争》读后感(三)：被“边缘化”的反思
这是一本有点带学术考察和研究的散文集，说实话，我对此书的最初兴趣却来自于旅游的爱好，那些作者留下足迹的地方对自己来说充满了未知与好奇，很多地方也是今后想游玩的目的地。所以从历史、文化和人文的方面先来了解一些基本的知识，同时也能发现和学习到一些自己感兴趣的东西，并且认定这可以给今后的旅游与生活带来乐趣。然而读完全书，才感到其话题的沉重和有必要对人类社会这样的走向作一些真正的反思。
由于民国近年来话题的热播，自己也被席卷了进去并看过些相关书籍，故而对书中有着很大关联的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也不陌生，知道其在近代历史上曾经担当起的作用、做出的成就，也知道从史语所里走出的许多学术大腕。而本书的作者便是如今的史语所里一名学者，且书中有一些考察的足迹也是沿袭了过去前辈的轨迹在比较和分析，在释义和推理。但值得指出的是，作者的研究方法并不是继承了过去史语所的套路，相反是看似与之背离的途径，但这并不影响学术的公正性和创造性，也让大家明白了做学问需要的精神与思考方式，当然推之到其它领域也一样值得启发与借鉴。
尽管我不是抱着以学术研究的态度来读这本书，但书中有一些梳理问题的方法倒着实引发了我的兴趣，尤其是学术反思那一章中，比如对人类社会的研究与理解可以从经济生业、社会结群和文化表征三个方面来解析；对于历史人类学中，需要看过去怎样造就现在、现在怎么去想象过去，从新思考历史与现实的关系；人们常常以“过去”来合理化“现在”，或表现理想中的社会现实，如何能从史料、文献、口述等历史记忆中发现隐藏在背后的密码并解读表相后面的真实等等，都是十分精彩的方法与思路。
最意味深长的是作者把父亲与自我家庭的一段故事作为本书的开始，并起书名为“父亲那场永不止息的战斗”。同时也在书中通过对自己留美学习的一些回忆，让读者了解到其学术之路的起因与过程。特别令人注目的是他研究的对象是处于地理与文化边缘地带的羌族群体，是一个模糊而多元化的民族，其所处的地位和不公正的待遇是否也正是对其被边缘化父亲的遭遇、史语所曾经被边缘化一些学者的冷遇，甚至也是曾经被边缘化自己以前遭受的一切不公进行的隐喻？是否也是在呼唤文化与文明到底应该以如何的方式来推动历史的前进？这样想来，这场战斗的确是永不止息的！
《父亲那场永不止息的战争》读后感(四)：那场永不止息的“心灵”战争
父辈的纠结
王明珂先生今日已是国内学术界耳熟能详的学者，盛名跨越海峡两岸。他有关中国民族史的一系列著作颇受学界内外好评，或许是他所接受的海外人类学训练，使他能轻车驾熟地将“族群理论”、“历史记忆”这些观念工具引入传统民族史研究领域，开辟了一片独特的天地，以《华夏边缘》、《羌在汉藏之间》、《英雄祖先与兄弟民族》等一批作品为人所瞩目。但这些专著或者侧重某一主题，或者偏向特定的民族，让我们难以完整把握王明珂先生的研究理路，不过，收集了王先生多年来散见各类报纸刊物回忆、评论的文集《父亲那场永不止息的战争》而今问世，为我们全面梳理、解读作者的创作心路提供了可能。
王明珂祖籍武汉，父亲从戎，为黄埔军人，曾于孙立人将军麾下参与滇缅作战，后遂赴台，在台湾眷村中生下作者。而书中所指的那场“永不止息的战争”，狭义上讲便指他父亲王光辉和新一军参与的缅甸作战，而广义上讲，则是涵盖了他的父辈们所参与的包括抗日战争、解放战争，甚至“冷战”在内二十世纪上半叶席卷整个中国的战争。这一切又反过来投射到他父亲这代人的人生经历上———年青时心怀民族，暮年时对民族情感的召唤却渐渐失去了方向———构成了他的父辈绵延终生的“心灵战争”。
在前半段心灵战争中，绝大部分国人都如“中央研究院之学术领导者傅斯年等人主要关怀的是整体中国民族问题”，王明珂在书中提到，傅斯年在给朱家骅、杭立武的信中称：“此地(云南)汉人其祖先为纯粹汉人者本居少数，今日汉族在此地之能有多数，乃同化之故。此一力量，即汉族之最伟大处所在。”傅斯年并非“大汉族主义者”，只是战争年代，危亡关头使其迫切希望众人坚持“中华民族是一个”的观念。王明珂还提到，这种观念认同使傅斯年对“吴文藻、费孝通在云南进行的边疆民族研究十分反感”，因为傅认为，他们对当地细致的民族调查会导致“此等同化之人，本讳言其渊源，今言之不已，轻则使人生气，重则使之有分离汉人之意识，此何为者哉！”于是，傅斯年的侄子在一篇文章中言及，“是欲将吴文藻调离云南大学，以禁止吴与其弟子费孝通所从事的边疆民族研究”。
相同的阻力也发生在倡导“古史辩”的顾颉刚身上，所幸的是，政治并未干涉学术，傅斯年没有插手吴、费等人的民族研究工作，其位于昆明呈贡“魁阁”的工作站在研究和人才培养上一直坚持到抗战胜利。
不过，这种观念上的分歧，并未就此终结，而是继续影响了吴文藻师徒留在大陆，而傅斯年赴台后则负责史语所，担任台大校长的人生走势。有趣的是，傅斯年所主张“中华民族是一个”的观念并没有随其远行，反而深深扎根到后来国家建设的观念当中。尽管“新中国”在吴文藻、潘光旦、费孝通等人积极力行的“社会主义民族识别”工作中，区分了多数民族和众多“少数民族”，但“中华民族”的观念开始成为每个中国人共有的观念。
然而，或许会让傅斯年深深失望的是，他的学术衣钵传承人们，在二十世纪后半叶的心灵战争中，却渐渐陷入了困惑，“谁是‘炎黄子孙’？”———王明珂在另一篇文章的开头中写道。
“解构主义”与当代族群之困
二十世纪后半叶是一个文化与政治变迁的时代，1974年，20出头的王明珂进入台湾师大读书。而在此5年之前的1969年，挪威人类学家弗里德里克·巴特写作了著名的《族群与边界》一书，事实上，各种“族群理论”在整个1960年代以来的人类学与国际政治领域已经占据了非常重要的地位。随着世界范围内前殖民地的大规模解体，民族-国家以独立主权国家的身份登上国际政治舞台，要为这些新生的族群力量找到精神力量的支柱，首先需要在理论上解构原先将各民族群体统合到庞大殖民帝国的联系，并在情感上建立民族-国家的政治合法性。于是，无论本尼克特·安德森和厄内斯特·盖尔纳等人提出了“想象论”，再或者“根基论”和“工具论”，其目的都是为了推动族群权利的获得，解构以往“现代主义”打造的“帝国主义-殖民地”联系，建立一种新的或许可以称之为“后现代性”的族群权利认同。
与之相伴的则是“历史记忆”观念的推波助澜，以雅克·勒高夫《历史与记忆》为代表的“新史学”研究者们本着还原历史本身的目的开始了“历史记忆”的探索，这些研究的理路一如其中诸如霍布斯·鲍姆编撰之《传统的发明》、彼得·伯克之《制造路易十四》等主将的代表作名称所言，无论是公认的传统，还是伟人的事迹，都是后人逐渐建构、编织、堆积而“发明”、“制造”的，从这个层面上讲，民族共同体的“想象”亦然。
王明珂用自己听过的一位人类学者在阿富汗游牧社会研究中的经验为“历史记忆”概念写了一个翔实的注脚，故事提到，一个游牧部落由于阿富汗战争游牧到其他地区，为另一部落接纳共享其草场。“战争结束后，这位人类者重访故地，几经打探终于找到了该部落。在宾主欢聚宴饮之际，主人提及本部落的祖先历史。这位学者发现，原来他已知的该部落始祖，现在有了一个哥哥，也就是目前与该部落共享草场的另一部落的祖先。同时故事中出现了这两位兄弟的父亲，两个部落的共同始祖。这位人类学者问道，为何以前没听他们提及这位祖先。他们只轻描淡写地回答说，过去没有必要提起这祖先，或说是现在想起来了……”
从这个故事中，我们可以看到，“历史记忆”本身的多元性，人们可以根据现实情境重新建构记忆的内容，两个版本的故事从某种意义上都是“真实”的，新版故事貌似编造，其实用隐喻的形式为两个部落当下的联合提出了合法性。然而，“历史记忆”研究本身存在另一个反向的路径———人们同样可以用其消解任何建立在“共同起源神话”基础上民族共同体的合法性。
浸淫于这样的学术脉络与时代背景，王明珂不得不面对一个与其父所处截然不同的认知鸿沟：“台湾目前最强势的一种历史记忆便是：台湾最早的住民是原住民，三百年前闽粤移民随郑成功来台，他们是闽南人、客家人的祖先，六十年前又有一批大陆军民随蒋介石来台，他们是外省人的祖先。相信这样的历史，所以台外的社会现实便是：人分为四大族群，其中原住民是被征服者，外省人是新住民，闽南人与客家人才是真正的台湾人”———傅斯年泉下有知，是否会有几分落寞？
矛盾的学术
作为史语所的学术继承人，发掘中华民族之根源是王明珂根本的学术追求，这体现在其同事们至今对殷墟甲骨文数十年如一日孜孜不倦的整理出版当中，也体现在王先生本人对上迄“甲骨”时代便已出现的“羌人”的探究上，然而，他的另一些同事也以“我以我血荐轩辕———黄帝神话与晚清的国族建构”等文章回应了“历史记忆”对“国族”观念的解构之潮。
1994年以后，王明珂开始前往川西等地的羌寨开始田野调查，他转述了20世纪40年代曾在岷江上游考察羌族语言的学者闻宥的感叹，“像羌这样一个古老的民族，经历了数千年的迁徙、混合竟然在此还有孑遗，而世人居然都不知道他们的存在”，然而，正如他在《寻羌》一书中所作的尝试一样，王明珂不得不面对的现实是“在北川地区，由于过去‘一截骂一截’，20世纪50年代只有最西北角，上游已无其他村寨的人可骂的青片河上游‘上五寨’，部分人无奈地成为藏族或羌族。”
当装备着“族群理论”和“历史记忆”观念之类“后现代”解构武器的王明珂，遇到了按现代主义国家观念建构的当代民族，不得不面对一个严峻的悖论：他所具备的理论工具在解构“当代原始人”幻象———即羌族并非一个逾千年未变的“纯粹民族”，而只是当下“一截骂一截”的产物———的同时，事实上，并不具备重建另一套族群合法性替代叙述的可能(即如其在《寻羌》标题所暗示的那样：羌，无处可寻；但又无法解释当地人从何而来，又将向何处去？)。另一方面，虽然“历史记忆”观念可以消解当代台湾族群认同的主体性冲突，但与之伴生的历史虚无主义，无助于当代中国的族群认同。
因此，当我们借助王明珂的思路“从历史记忆角度，从我们对人类社会的了解，来探索、解读历史叙事中暗藏的‘密码’，借此体会及谅解人们为何要宣称自己或他人是黄帝、蚩尤、盘瓠子孙，或宣称自身是檀君子孙而非箕子之后”时，既要认识到这消解历史权威的过程，能帮我们了解这其实是人们对当下选择的隐喻表述；也要意识到，这一解构的尝试无法替代对“历史”本身的建设，以及其背后可能的“历史虚无主义”！
不过，对于有志重建民族史的人们，并不至因此泄气，在通过《父亲那场永不止息的战争》一书的梳理后，可以了解，海峡两岸在过去一个世纪中，对民族历史、当代民族的观念时代转换，以及学者对此纠结的“心灵”战争和种种战况。毕竟，解构之后，才意味着真正的建设。而装备了更新的人类学理论武器的研究者们，正整装待发，准备将平静赋予这场“永不止息的战争”。
日期：[2013年1月27日] 版次：[GB18] 版名：[南都推荐] 稿源：[南方都市报]
http://epaper.oeeee.com/C/html/2013-01/27/content_1800694.htm
《父亲那场永不止息的战争》读后感(五)：父亲那场永不止息的战争（摘录）
父亲二十岁从军, 四十岁退伍，但在我感觉中他一直是个军人。生在那时代，他先是身不由己地成为军人；战争岁月中的经历，又使他成为一辈子的军人，即使在退伍之后。
我的童年，可以说大多在父亲的挫折与父母成天的争吵中度过。约在我小学五年级时有一天父母亲又在客厅中争吵。我躲在房间里，翻弄着抽屉里的杂物，试图脱离那战场。在一个旧信封中，我翻出一张灰黄的照片：一张长靠椅上坐着一位美丽端庄的女军官，四五个年轻男军官或坐或站或卧地围着她，前面几个人腰间还佩着短枪，表情或神采飞扬，或顽皮轻佻。照片背面，一行墨迹将泯的小字：“妈，看你的儿女们，重庆。”望着照片中年轻俊逸的父亲，我臆想，若那战争延续下去，若父亲不来台湾，若父亲没有和母亲结婚，他就不会每日过着为柴米油盐发愁的日子。或者，战争过后他又可以回武昌，跳舞、打麻将，过着他逍遥的公子哥生活。
《父亲那场永不止息的战争》读后感(六)：能吸引人的才是好书
王明珂在这本二十一篇杂文、随笔、导读、访谈组成的书不仅分享了《华夏边缘》、《羌在汉藏之间》、《英雄祖先与兄弟民族》等数个课题的思考过程和核心观点，还花不少笔墨介绍了求学经历、田野观察以及在研究过程中发掘的黎光明和他的《川西民俗调查记录》这样的副产品。所以说这是一本N合一的作品，无论从时间和金钱上的投入来说性价比都非常高，阅读完毕后不仅能对其主要学术观点能有一定了解，而且还能知道这些观点产生的背景和出发点为何，完全可以充当前几本书的导读。如果大多数学者在写完一些大部头书之后能这样谈谈自己的研究过程，并结集出版，实在是再好不过。
遗憾的是由于文章次序编排上的原因，这本书看似非常杂乱。比如说把写黎光明和凌纯声、芮逸夫的文章放在回忆父亲和张光直先生之后，有点无稽。黎等文章明显是研究调查之产物，王并没有实际接触过这些人，而父亲和张光直是现实生活中言传身教之人，如何能混在一处？王明珂为黎光明的《川西民俗调查记录》写的导读放在184页，距在38-48页的黎光明介绍差了一百多页，非常不方便阅读。这种问题不止一处，比如一会讲羌族一会讲游牧民族一会讲人类社会之类，不一一。如有再版的机会，希望能略微调整。
而出版社把《父亲那场永不停息的战争》放在第一篇并作为书名而不是选取其他较为学术的篇名，还是比较聪明的做法。对于普通读者来说，这样的题目和文章显然比《游移于边缘、边界的田野》要更抓人更吸引眼球。在《父亲》里，王明珂尝试让读者也能感受到“报身为国”的父亲最后只想在孩子面前做个有用的人的处境变化和内心感受，笔法细腻，读者很容易进入其中产生“共情”，这对接下来的后续阅读影响不言而喻。对王明珂学术观点的总结和评论非常多，但似乎很少有人提到王明珂这种“娓娓道来”的笔法的影响。王明珂的作品读者甚广，除去观点独特有令人耳目一新之感 之外，我相信书本身读起来没有其他某些学术书的晦涩、艰深之感也是个非常重要的原因。在《反思历史的学问与关怀现实的学者》这一访谈中，王把自己文笔亲切的原因归结于他经常在报纸上写杂文赚取稿费之故。除此之外，恐怕还与其在哈佛求学时读了大量民族志有关。王明珂在田野中逐渐体会到历史变化常常是在很亲近的人群间的互动中发生的，而传统民族志中只有某某族这一个整体，个人湮没在整体之中，并不能察觉到这样的变化，所以需要一些微观的观察来填补此种遗憾。这种对个人对微观观察的强调反映到具体写作中就变成会详细描述主角的出身、身份、交游情况、历史环境，并分析其在进行一些抉择时的内在动因和外在条件，这些都会让读者更容易代入到具体的场景之中。本书中比较典型的例子就是对黎光明这一人物的描绘。
另一方面，王明珂行文的笔法亦可看作其作为关怀现实的学者的一个侧面。这样的读者受众并不局限于专业小圈子，可能有更大的“社会影响力”。他觉得“中研院”人文社会学科各所的研究常过于典范化、精致化，或盲目追求学术新潮与学术接轨，而使得学术完全与现实脱离，也难以产生有创造力的结果。实际上现在大陆大部分人文社科研究也存在如此的问题。如他所言，“更多的学者，或可能关心社会现实，但他们更热衷于解决宋代科举、明代士人以及某原住民群体的“人观”等问题。这也应着布迪厄指出的另一个缺乏反思性的学术偏见，学究偏见（intellectualist bias）——将现实世界建构成一个有待被解释的学术图像，以一大套预先假定的理论、方法、原则、词汇来探索描述它，而忘了现实世界中有许多待解决的具体问题。这些存在于学科自身内的偏见，也深深影响我们对现实世界种种表征的理解，或更深化许多原已存在的社会问题。”（《宁为学界的“毒药猫”》）
最后一篇《南方都市报》的访谈里，王明珂呼吁汶川大地震灾后重建多听听本地人的意见，又提出可以雇佣当地羌族人为守林人，这样的工作可与他们传统的村寨生活、砌石墙子的手艺、本地山神信仰和神树林信仰等结合在一起。不知道最后结果如何，能否上达天听？
《父亲那场永不止息的战争》读后感(七)：“家在山的那一边”
一九八七年，海峡两岸曾经上演动容一幕。这一年十月，在国民党退伍老兵的多年努力下，台湾当局终于宣布“荣民弟兄”可以返回大陆探亲了，两岸近四十年不相往来的历史至此终结。据台湾媒体报道，在开放探亲之初，台湾红十字会为办理老兵返乡准备的十万份申请表格，在短短的半个月之内就被索取一空，人心可见一斑。少小离家老大回，乡音无改鬓毛衰，近四十年的光阴，有多少青丝熬成了白发，又有多少人埋骨异乡？这中间的血与泪，人性的挣扎与呼唤，是十个“大江大海”也说不完的。
近读人类学家王明珂的学术随笔集《父亲那场永不止息的战争》，才发现他的父亲也是这百万去台老兵中的一员。“父亲”毕业于黄埔军校，是赫赫有名的抗日名将孙立人将军的部下。一九四九年去台以后，却际遇坎坷，既有为柴米油盐发愁的潦倒，也有呼朋引伴的发达，最后债务缠身，身陷囹圄。这个“父亲”为了生活，为了让妻儿和朋友们瞧得起，在做个正直的军人和有办法的大人物之间挣扎，至死仍相信自己是个军人，就连坐牢了，还倔强地撒谎说“吾一生戎马，从未做出对不起国家社会的事，今受小人陷构”。“父亲”的婚姻生活也不见得多么幸福，整日里都是为钱争吵，唯一比那些孤身一人离开大陆的士兵幸运的是，在离开大陆的时候他将老母亲一起带到了台湾。
“父亲”的故事，只是那些去台老兵的冰山一角。这篇长文里，最让我动容的是这样一个老兵：他成日喝酒嫖妓，经常因欠债而让老百姓告到军营来。有一次，他的营长终于受不了了，威胁要将他送军法。老兵突然发狂叫骂哭泣起来：“老子十四岁时我娘要我出门买酱油，就被你们抓来当兵；你就毙了我罢，让我见我娘去！” 营长一时被闹得呆立无言，不知所措。这样的故事初听滑稽，再思却感悲怆。在当兵的两年里，王明珂见识了太多这样的老兵，听了太多这样的故事。当他陪着老兵们喝酒高唱“我的家在山的那一边”，才慢慢开始体会到“父亲”那一代人在台湾的挫折与对故乡的想念。
少年时的王明珂是个标准的小混混，换过四所高中，考大学时的分数乘以二都考不上。在当兵以后，他却偶然得知虽然自己“混了几年小太保﹐又两次考大学失败”，但父亲却很以他为荣，常向医院的护士们提起，这强烈地刺激了王明珂，“办完父亲的丧事，半年后我在军中服役期满。往后的六个月，每天我至少花上十五个小时读书，后来考入师范大学历史系。推动我的，以及后来一直推动我读到哈佛大学的，是我对父亲的感念——他以我为荣。”数十年后的今天，他写下的《父亲那场永不止息的战争》长文，也许就是冥冥之中与父亲和那场战争的沟通和对话。
如今，王明珂的父亲早已西去，至死也没有回过故乡。而那个十四岁因为出门打酱油而被抓去当兵的老兵，一九八七年的时候，应该还只有五十多岁，不知道他可曾回过故乡，看到自己的老娘。
《父亲那场永不止息的战争》读后感(八)：社会学者的文集《父亲那场永不止息的战争》
社会学者的文集《父亲那场永不止息的战争》
看这本书，必须要知道作者是谁，王明柯，五二年生于台湾，以社会学位专业，四十岁获得哈佛博士，现在是台湾“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研究员，他的父亲是孙立人将军的部下。挺复杂的吧，是啊，这本书本来就挺复杂，里面涉及的内容很多，不过都和作者的这几个方面有关系，里面写了他的父亲跟着国民党撤退到台湾的故事，有作者调查原“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的两位小小研究员的故事，有关于自己专业领域的一些研究的介绍，有一些不是那么专业的学术论文，有回到大陆寻访史语所当年进行西南民族调查踪迹的过程。
可以看出这是一个背景和复杂的学者，到现在也有六十多岁了吧，我想这应该是他论文和专著以外的文章的汇总，算是一种纪念吧。
其中有的文章挺不错的，有的过于专业，里面术语比较多，读得很累，还没有什么兴趣，就跳过去了。关于史语所的描写我还是挺感兴趣的，前一阵没少看，可以说民国时期中国学术的巅峰就是国立中央研究院，里面大师荟萃，成果累累，在国立中央研究院中历史语言研究所绝对是一个重镇，傅斯年任所长，有陈寅恪、赵元任、罗常培、李济、董作宾，其实就是清华大学国学研究院的底子，当年的四大导师还有李济，其中王国维自沉，梁启超没去外，另外三人都加入了史语所，阵营庞大。也留下来无数故事。
不过书中作者关注的却是当年史语所中的两位小角色的命运，正好可以从另外一个角度看看大师以外的史语所。还有对史语所西南民族调查的重访，按照当年的老照片去寻找当年的景物，虽然这么多年过去了，可是在西南很多地区，还是能够看到当年的影子，甚至很多东西都保留了下来，其中有一个寨子，虽然木结构的房子都经历了翻盖，可是当年村庄中各家各户的位置到现在还没有变，真是沧海桑田。
作者对羌族的研究我也挺感兴趣，因为前几天上课的时候，发现我的学生中有一个羌族的，这可是一个很古老而且很稀少的民族了，看了作者的论述，了解了很多关于羌族的历史，还有华夏民族的演变历史。
《父亲那场永不止息的战争》读后感(九)：閒來翻書：王明珂《父親那場永不止息的戰爭》
看書名，這很像是一本作者關於父親的回憶錄，但實際上只有第一篇同名文章才真正切合“主題”。之前看到評論，好像是說此文可入選散文名篇之列。文學性的高下我不敢置喙，但此文對於作者父親那一代隨蔣介石“逃”到臺灣的國民黨中下層軍官、士兵的情感困境卻有著打動人的記敘。那批人對於故土的思念、對於戰爭失敗的挫折以及有些彷徨迷惘的自我認同與定位，在作者父親的身上有著極為鮮明的體現。這些情緒也深深地影響到了作者，所以他從不研讀抗日與國共戰爭的歷史。
本書第二和第三部份都可以視作作者對於歷史學、歷史人類學等學科所作的理論反思。結合自己對於“邊緣”地區“民族”尤其是羌族的研究，他認為文獻記載或口述的“歷史”其實並不一定是歷史上真實存在的過去，而更多的是人們在某一特定情境下建構成的“歷史記憶”。王氏比較欣賞P.H. Gulliver對於歷史人類學的簡單定義：過去怎麼造成現在，現在怎麼去想象過去。在這一定義的背後，意味著無論是“現在”還是“過去”，都不是一個“客觀的”、“無可懷疑的”存在。由此出發，“文本”、“圖像”、“口述史”等等都只是一種“符號”，我們也只能透過“符號”去探究“符號”爲何以及如何形成。
當然，他對於“文本”的結構，前人早已有所抉發，比如蒙文通先生《古史甄微》中對先秦三系文化的區分，顧頡剛“層累的造成古史”說，都已經觸及到不同時空下人們對於某一“歷史”的不同塑造及背後所反映的文化差異。也許，這並不是什麽新鮮的理論與方法。但在研究的目的上，他與前人顯然存在著巨大的差異。蒙文通、顧頡剛在剝離“虛構”、“附益”、“變形”等的同時，是期望獲得“真實的古史”。而作者所追求的，是事物之表相與本相、文本與情境的對應關係以及互動、變化的過程。“歷史”的事實究竟如何，並不是他的關注中心。在我覺得，甚至在某種程度上，他是在消解“歷史事實”。事件的本身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其背後所體現的人們的心靈與社會的根本結構、組織、文化等等。而這些，才是在他看來塑造“歷史”與“現在”的關鍵因素。
作者具體的研究因各有專書，在本書各文章中只是直接引證，而並沒有非常詳細地說明。他的許多觀點，常令人耳目一新。如他認為“羌”的概念逐步向西移動，反映著華夏認同向西的擴張以及華夏族群邊緣的變遷。又如他指出相信“兄弟祖先歷史”的人們建構出一個各族群對等合作、分配與競爭的社會，他們可以共同面對外部的“他者”，而內部又常常處於爭奪之中；而相信“英雄祖先歷史”的人們所建構的則是存在優劣等差的族群關係，內部往往會建立起“國家”形態。還有如經歷魏晉南北朝隋唐之後，華夏由“黃帝之裔”變成“炎黃子孫”就體現著北方民族入主中原後的融合。這些觀點之合理與否當然可以進一步討論，但他的視角與思考方式乃至結論都是有相當的啓發性的，他時刻的自我反思也是值得借鑒的。
2013年7月5日
《父亲那场永不止息的战争》读后感(十)：反思后的余韵
应该说，我读本书基本上是被书名和介绍忽悠了。看到开篇文章讲的是追忆父亲，加上作者父亲曾为黄埔军校军官，随蒋去台后作为外省人又曾备尝艰辛，便以为这大概是和《巨流河》或《大江大海》那样描写台湾外省人心路历程的随笔作品。然而拿到书一看，却发现全不是这回事。书的重点其实是第二部分“学术反思”，也就是身为人类学者的王明珂对自身学术理论建构上的思考和述说。而“父亲那场永不止息的战争”一文，更是只占第一部分“思亲怀人”的一小点篇幅而已，其余的“怀人”，怀的也是学术界的同仁，与“来台情结”一点关系没有了。因此，取这个书名并把“父亲”照片堂而皇之当做封面的图书策划绝对是有误导之嫌的。不过，本着“既读之，则安之”的态度，加上我对人类学也算小有兴趣，（大名鼎鼎的《金枝》也请来贡在了书架上，只是至今未曾读过）所以也就继续读了下去。好在本书主题虽然学术，但作者王明珂先生的文笔并不沉闷，论述也不算晦涩，内容上也并非正儿八经的论文，而是对自己理论学术的一些心得、导读、访谈之类，倒也的确称得上“接地气、通人情”。一遍读下来，不仅对人类学有了基本认识，更有了不少启迪和思考，可算“受益匪浅”。
作者王明珂先生是台湾著名的中研院下史语所研究员，主攻领域为历史人类学，研究对象主要为羌族等西南少数民族及游牧社会。可以说，对这些领域我是比较陌生的。好在随着作者的娓娓道来，其研究脉络和学术建构基本呈现在了读者面前。作者早年修习人类学，但对典范人类学研究方法并不满意，困惑之中，前往哈佛大学进修，学习更为体系化的人类学知识，并尝试将历史学与人类学结合，并融入心理学和社会学，成为别开生面的一种研究方法。学成归来后，其在研究羌族起源及变迁等课题过程中，提出了许多新颖的观点。其中最具代表性的，就是对族群历史建构进行了表相和本相，文本和情境的区分。亦即是说，被族群共同承认的历史文献或口述资料，其实并不仅是对“历史现实”的记录，更是群体出于自身目的（如认同，联盟等需要）而建构的“历史记忆”。这种“历史记忆”不一定是历史事实，甚至可以是虚无缥缈的神话，但是其却真实反映了当时的历史构建者本身的意图与情感，也就是其“历史心性”。而在解读了族群的历史心性，明晰了其规律后，我们就能透过文献和材料构成的“表相”，去窥见历史的“本相”。
可以说，王明珂先生的这套“历史心性”理论是极具启发性的，其不仅对于人类学，更对我们的历史认知带来了不少教益。我们以往探讨历史，常强调其真实客观，反对出于政治目的任意篡改和伪饰。然而，记录历史的终究是人，其无论是出于某种目的，还是无意为之，都难免在叙事过程中带上主观印记。比如《史记》的地位那是举足轻重，但其中也多如今看来荒诞不经的记载，令人不可置信。又如《左传》中许多描述堪称生动，可又会令人产生“作者怎么能了解得这么详细”的疑问。即使在现代历史学方法兴起后，也未必就能令人不再有疑。我们所自诩的科学理性，有时也包含了自己不曾认知的偏见和盲点。也因此，我身边颇有一些对历史持不可知论的朋友。而王明珂先生提出历史不一定代表事实，也可以是历史建构者对其的一种展演以塑造共同历史记忆，但是这种塑造本身也暴露了当事人的意图，从中未尝不能领略真实。这对依旧困惑于历史“可知”还是“不可知”者来说，无疑是可以产生“当头棒喝”作用的高明见解。
然而，这种“历史心性”的引入并不意味着一切都解决了，倒是让我有了新的困惑。首先，虽然这种建构给我们看待历史材料以新视角，但对于这种“历史心性”的探究，依旧是建立在研究者的主观解读之上。其实王明珂先生所说的历史心性，倒是让我想起了上世纪精神分析学科大行其道之时，不少学者以心理分析的角度介入神话传说研究的思潮。不过其问题也是一样：对同一文本，不同的学者解读出的可能是不同的情境，那么哪一个才是真正的“本相”？同样是解读俄狄浦斯神话，弗洛伊德、荣格和弗洛姆的解释都有不同，如果仅仅以自成逻辑为标准，恐怕还是会令人莫衷一是。其次，也许我们看待历史时不用再在“史料是否真实客观”的问题上陷入泥潭，但却难免陷入一个“历史记忆构建的合理性”问题。学过心理学的都知道人有“自我正当化”的倾向，作为族群来说这一倾向自然也存在。作者在书中叙述了一个两个游牧民族结盟，因而在其历史传说中塑造出一个“共同祖先”来强化联盟的故事，固然是对“历史记忆”易变性的精彩说明，但却并未回答这种对历史记忆的改动是否是合理的呢？也许，作为外在观察者的历史人类学家在这里只需描述既成事实而无需进行多余的价值判断，但是正如作者自己所说，历史也在塑造我们自己所处的现实，两者并不是割裂的。事实上，在我们所处的现代社会中，依然有许多人对待历史的态度与那两个游牧部落并无二致。如果说为了现实中的群体认同或利益考量而做此种塑造是可以被接受的，那么韩国人认蚩尤为先祖之类的笑话和日本人对二战记忆的集体遗忘难道不也是一种“出于自身利益的共同历史记忆建构”？对此，仅仅描述出其背后的“本相”恐怕还不够吧。
况且，历史学，人类学本身又是什么呢？不也是社会的“文化表征”？按照作者在“人类社会的三个层次”中所说，不也是为了维护和稳固经济生业和社会群集而服务的吗？人类学本身不就是在西方科学主义兴起后带来的自我优越和进步感中产生的吗？其以一种看似科学、理性的态度研究人种与种族问题，然而其预设的前提中已经包含了“观察者”优于“被观察者”的社会达尔文主义。正如“植物学”“动物学”之类中所隐含的前提，唯有人这一“万物之灵”，进化树的制高点，才有资格去给其他生物分门别类，制作标本，而不是相反一样，“人类学”也一样是为了巩固“优等民族”之优越感而产生。而其在中国之肇始，也是源于西方殖民主义强势入侵造成的生存危机，使中国知识分子冀求通过西方人类学来进行国族再造，以救亡图存。包括对羌族以内的少数民族概念的重新界定划分，也是以现实目的为指导。既然如此，那么又何须对“典范的人类学”之类进行解构呢？如果从维护社会角度来看，其并无过错的话。
其实，作者虽然在论述表相乃至历史本相时尽量限于客观描述，也并不全盘否定过去的研究方法，但他也毕竟认为其“有偏见和错误”。既然有“偏”，则有“正”，有“错”，自然有“对”。说到底这还是做了价值判断。他也强调不应重复历史记忆建构的轮回，不应“以新的典范历史造就新的社会不平等”。但是，“正与偏”“错与对”的标准何在？我们跳出历史构建的轮回，又将去往何处？书中虽强调建立一种“反思性”的社会，但其“反思”之后的做为，所谓“自我调节体系”如何建立？这些问题的答案并不在此书中。也许，其已经远远超越了“历史人类学”的范畴。
以我拙见，王明珂先生意图建立的是一种超越仅仅“维护社会集群稳固”而存在的学科，这也正是其强调“本相”而非陷于轮回的目的。然而，这种学说本身是否在“本相”之中？如果说人类社会的三层次是本相，那么“历史人类学”也终究只是“文化表征”，又如何超越？正如“三层次”的解析，也依旧带有生态学或物种论的残留一样。换一种说法，人要破除偏见，认识真实，然而我们的认识始终是受制于我们所处的社会情境乃至认识框架的“茧”中，没有了这层“茧”，认识的主体是否还存在呢？作者虽强调“生活即田野”，但却又“不读抗日及国共战争史，因为那是他父亲光辉坎坷命运的一部分。”正如本书第一篇文章与之后文字相比所流露出的迥然不同的情感一样，这种个人情感和学术理性的矛盾，是否也意味着作者其实也了然其学术构建中存在着对个体情感和意图的忽视乃至漠然呢？于是研究的对象终究还是指向“他者”，而不是“我”。
也许，唯有我们能够像对待自我一样对待历史长河中那一个个个体，而不是将其仅仅当做被制度操纵的傀儡木偶，我们才能认识到人的反思性和能动性，才能更接近“本相”并真正“规划更好的未来”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