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武帝的三张面孔》读后感10篇
《汉武帝的三张面孔》是一本由姜鹏著作，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的平装图书，本书定价：38，页数：304，特精心从网络上整理的一些读者的读后感，希望对大家能有帮助。
《汉武帝的三张面孔》读后感(一)：评论汉武帝的三张面孔
姜鹏在百家讲坛的讲师里算是比较好的。这本书主要讲的是汉武帝及他身边的人的故事，比较有特点是交叉了三位史学大家的观点（司马迁、班固、司马光）。尤其是三位史学大家，会因为各自的时代观点、信仰、目的而对于同一件历史事件给予不同的评价和解释，所以读书的时候，还需要给予各自的辨析才是。
《汉武帝的三张面孔》读后感(二)：记录历史、解释历史、分析历史
这本书的内容，是作者在百家讲坛的讲课内容转化而来，看视频太慢，还是看书更快。这本书我花了大概一个星期读完，总体感觉很好。整本书很有条理，结合《史记》、《汉书》和《资治通鉴》，描述了一个“内强皇权、外服四夷、迷信神仙、晚年改辙”的汉武帝。读完以后对汉武帝有了新的认识，也对三位历史大家更加敬佩。最为重要的是，在如何读历史、品历史上有了新的感受，那就是：以后不管读到哪段历史，都要先考虑作者的立场和角度，这会让我们在读书的过程中拥有更深的感悟和收获。
《汉武帝的三张面孔》读后感(三)：《汉武帝的三张面孔》读后感
内强皇权，外服四夷，迷信神仙，晚年改辙。是作者对汉武帝一生的概括。通过汉武帝时代的司马迁《史记》、东汉史学家班固《汉书》、宋神宗时期史学家司马光《资治通鉴》三本书，多个角度的分析和解读汉武帝的一生，书中文字通俗易懂，让人回味。
学会从多个角度分析和看待问题，往往能更加接近事物的本质，是读此书的最大感触。历史如此，处事待人的分析上亦是如此。
识人与用人是两个不同的层面。汉武帝一生慧眼识人，不拘泥出身，身边聚集了大量的人才。伟大史学家司马迁、贫寒儒生公孙弘、大将军卫青、彪骑将军霍去病、飞将李广、李广利、西域史张骞、牧羊人卜式、幽默的东方朔、顾命大臣霍光、桑弘羊。同时汉武帝在用人方面却缺少了对人才缺点的包容、持续性与珍惜，导致众多人才不能尽其才能。
《汉武帝的三张面孔》读后感(四)：引人深思的一本书
花了三个晚上的时间把《汉武帝的三张面孔》读完，感觉内容还是很吸引人的。作者能够从一些细节入手，运用史料对勘的方法对汉武帝其人其事进行分析，虽然其中有不少推测的成分在里面，但大体上还是能够自圆其说的。
感觉作者整体上比较赞同司马光的观点，据说姜鹏本人对《资治通鉴》颇有研究，不知道是不是与此有关。以前对汉武帝这个人没什么特别的看法，读完《汉武帝的三张面孔》之后，就变得很不喜欢汉武帝这个人了，觉得他就是个暴君，也难怪“汉粉”们要对姜鹏“口诛笔伐”了。
另外，《汉武帝的三张面孔》似乎带有某种现实关怀，究竟是建立一个所谓强大的帝国重要还是天下苍生的幸福更为重要？这一点似乎也可看做是对当下中国的某种质询。
对汉武帝之前的印象很零碎，这个长命的帝王有太丰富的折腾史——秋风歌里春日少年的激昂敏感，使后人夜闻马嘶追怀不已的茂陵刘郞，与始皇帝并称并一起当做某人偶像、追亡逐北封狼居胥大展版图的武功，空见蒲桃入汉家的肆意惩民，渴求天马、美人、成仙的无尽欲望，金屋无人赋长门的习惯性薄幸，伊凡雷帝式杀子、杀妻、杀亲族，不怕任何人却对土偶桃梗疑神疑鬼，能用卫霍而屈折李广，手下名臣多不胜数，甚至包括活山海经东方朔却竟然为了议罪银宫了一个司马，到了老年时还戾气十足，杀掉了自己钟爱的传奇美人，创了没人性的立子杀母制……所有这些古代八卦很早就知道，但是“为什么”这个问题，这本书横剖开三本历书，才开始明白一点。
一个有绝对权力的帝王如何思考，模仿乃至想要超越“秦皇汉武”的格局，永远不是我在自己这个次元所能“理解”的。以史为鉴，窥探无上权力的思维角度，是看了本书之后才有的想法。
武帝靠继承获取大位，……待续
当当搞活动时，顺手拿下了这本书。每天晚上临睡前读一会，花了一个月的时间才读完，有诸多感慨。
历史是冷冰冰的，但是历史的背后却是活生生的人的存在。作为君王，汉武帝被刻在教科书上必然是已经盖棺定论的那些卓越的成就，无可置疑。可是，像汉武帝和司马迁这样伟大的人，也是活生生的人，有自己的爱憎。
这本书写的最好之处，便是利用大量的史实，通过三家权威的史书来对汉武帝做合理的揣测。姜鹏博士的功底是颇为深厚的，且能在浩如烟海的资料中有自己的见解。并且，本书的语言优美，且引人入胜。每每在夜晚灯下读此书，读到兴奋处，均了无睡意。
因为是学习文学的缘故，我对历史了解不多，对汉武帝也没有太多的了解。但是在本书中，我却了解了一个更加生活化的司马迁。姜鹏教授对司马迁的评价是极高的，司马迁对政治有较高的见解，且对当时的历史事件有自己的看法，虽无法明说，却在史记的各个部分凌乱的表达出自己的见解。而姜鹏教授的这本书也是通过对司马光和班固和司马迁三人的对比描写，更加详实的了解了司马迁的伟大。看完这本书，我对司马迁的《史记》更有感触，也决定重新读一遍史记。算是收获很大吧，力荐。
《汉武帝的三张面孔》读后感(七)：有血有肉的汉武帝和有血有肉的史学家们
算不上是书评吧，因为到现在还没有摸到这本书，这之中的一些内容，是从百家讲坛上直接看视频得知的。
之前因为工作的原因，讲过一个汉武帝时期的案例——推恩令，说的次数多了，就越发想了解这是一个什么样的人，所以，能看到姜鹏老师的诸多高见，也就是时间问题了。
百家讲坛这两年年轻的老师不少，但令人印象深刻的不像前几年那么多了，姜鹏老师应该说是令人深刻的一位。
首先，将三位史学家的记叙进行对比，算是一个比较新颖的角度，但是，如果仅仅如此，是不足以吸引我的，在他的描述中，让我觉得，汉武帝变得有血有肉了起来，三位史学家变得有血有肉了起来，同时，姜鹏老师也有血有肉了起来。这是我从别的历史书中，没有读出来的感觉。
不知道，是不是被唐太宗的那句“以古为镜，可以知兴替”给框住了，每每看到历史书籍，总是一副旁观者的角度，看别人的得失，看别人的荣辱。能置身于外固然显得理智，但，那毕竟是一个个活生生的人啊！只要是活生生的人，就必然有自己的情感，自己的优劣，自己的局限，而这些是无法忽略的。在他的描述中，不仅汉武帝的形象更加全面了起来，也慢慢明白了，司马迁为什么是一个史学家而不是一个政治家，为什么司马光是一个政治家同时是一个史学家。这之中我非常喜欢的就是，他透过一些细节的对比，对史书背后的事实进行推敲的过程，简直就像探案一样的令人过瘾！
虽然还没有看到最后，但是已经能够体会到，他对于建立一个强大帝国或是坚持追求民生幸福的选择的拷问。回答这样的问题又要看是什么样的立场或是什么样的性格了，也算是留给我们所有读者的一个问题吧！
强力推荐！！
《汉武帝的三张面孔》读后感(八)：结合电视剧，《三张面孔》，《汉武的帝国》说说我眼中的汉武帝。
前阵子网上买书，看到《汉武帝的三张面孔》硬皮装才11.9元，一开心就买了下来。正巧图书馆有易中天教授的《汉武的帝国》，顺手借到，回家又下载了电视剧《汉武大帝》观赏了一番。结果——我还真不怎么喜欢这位皇帝。
电视剧自然是对汉武帝有所美化的，对他的少年大志，天纵英才，识人善任都有非常淋漓的表现。小时候别人还在玩耍，他已经知道不向强大的北邻匈奴屈服，对儒、道之区别有所思考鉴别。即位后他不愿意受太皇太后和皇太后的摆布，却也懂得隐忍藏拙，在上林苑韬光养晦。亲政后他更是大展拳脚，尤其是在对匈奴作战中，他任用卫青、霍去病，几乎彻底解决了北方边患，使中国领土迅速扩张，完成了历史上第一次大国崛起。他任用的司马相如、张骞、董仲舒、司马迁、桑弘羊、霍光、东方朔……无不是历史名臣，就连他的后宫阿娇、卫子夫、李夫人也为后人津津乐道。在他的治下，文有《史记》《淮南子》；武有飞将军、封狼居胥，外交有出使西域，苏武牧羊；思想有罢黜百家，独尊儒术；最后汉武帝封禅泰山，功绩上达天听，何其伟哉。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当时经济状况也可见一斑。总之汉武一朝，令中国扬眉吐气，“汉”传天下。我们今天所谓的汉人、汉服、汉族、汉文化都来自于那个时代。
可是在《汉武帝的三张面孔》里，我们则可以从复旦大学姜鹏教授的讲述中看到汉武帝的三个不同形象。姜鹏教授综合了三本史学著作，西汉司马迁的《史记》对汉武帝的态度晦涩不明，东汉班固的《汉书》盛颂汉武为完美帝王，北宋司马光的《资治通鉴》则批判他是堪与秦始皇比肩的暴君。不同评价的原因嘛，司马迁生活在汉武帝时代，很多评价不方便说，他自己也囿于时代局限对一些事件的后续影响无法前瞻；班固为了强调东汉统治的正统性，就必须力挺汉武帝刘彻；司马光的北宋距离西汉时代久远，说话方便，又兼之他著述是为了给年轻而雄心勃勃的宋神宗规劝治国之道，对同样年少大志的汉武帝那些大刀阔斧的、或是不利于北宋政局的做法自然就大家批判。虽说三位史学家也有各自的局限性，但在三本史书的对比中，我们看到了汉武帝的另一面。
他常年大规模对外作战，国内黄河泛滥，蝗灾顿起而无暇兼顾，以至百姓流离失所；他卖官鬻爵，与民争利，充盈了国库却是民生凋落；他笃信神仙，求仙问道，消耗大量钱财也滋生了巫蛊之祸，枉杀太子；他派遣使臣出使西域，联通东西，但也为了几匹汗血宝马而出兵月氏。他用酷吏也杀酷吏，用丞相也杀丞相，用亲戚又杀亲戚，功臣惨死，兔死狗烹，鸟尽弓藏。他做皇帝56年，晚年改弦易辙，采用废太子的政策，与民休息，恢复民生。他慎选大臣，终保西汉国祚绵延，没有重蹈二世秦的覆辙。
他真是一个复杂的人。
回顾中国历史特别繁盛的几个帝王时期，秦皇、汉武、唐玄宗，再带上清乾隆时期，党政帝王无一例外是“富N代”。秦始皇大一统前，秦国有献公、孝公、惠公三位英明帝王，纳贤臣、图变法、重生产，这才为嬴政的霸业打下基础；汉武帝扩张前，更有著名的“文景之治”，那是中国历史上典型的休养生息时期，百姓由贫入富，政治稳定；唐玄宗之前，有唐太宗明君贤臣的“贞观之治”，有高宗武后的经济继续发展；清乾隆更不必说了，他的祖父康熙雄才大略，父亲雍正勤政节俭，为他的盛世铺下康庄大道的前路。因此，与其说佩服盛世帝王，我更欣赏那些以恢复民生为己任，不扰民、不生事的和平年代。这些年代背后，一定有一个甚至多个不贪功但有志向、不好战但有魄力，睿智而不自负、民主而不失庄重的好帝王。
易中天在《汉武的帝国》中，还着重分析了汉武帝的中央集权。这位帝王可谓是解决了祖宗留下的分封诸侯的问题。刘彻通过种种手段加强了皇帝的权利，各地小国统治者或死或降，对皇帝彻底没了威胁。可见，这是一个多么唯我独尊的皇帝。他的用人也是如此，他喜欢用听话而技术优的“吏”，不喜欢用充满理想却过分有骨气的“官”；他任人可以唯“贤”，也可以唯“亲”，甚至可以唯“敌”，只看你是否有用；他杀人可以证据凿凿，也可以莫须有，只看这在统治的天平上利弊几何。
刘彻少年登记，一生深谙帝王权术，不得不令人敬服。但在我看来，总少了写人文情怀。唐太宗李世民创造“贞观之治”，一生三次想要封禅泰山，却因少数民族局势动荡、民生尚未恢复等诸多原因最终没能成行。反观汉武帝，十万扈从浩浩荡荡驾临泰山，昭告天下富庶太平，祭祀而归，无上风光，但此后不久泰山百姓造反，可不是莫大的讽刺？
不过正像电视剧《汉武大帝》结尾汉武帝对司马迁说的那样：“懂我的自会懂我，不懂我的多说无益。是非功过，留给后人去说吧。”我想，我理解他，却不一定懂他。
我觉得我这篇评论有点水。
《汉武帝的三张面孔》读后感(九)：姚大力：学历史的人要为不学历史的人做什么？
转自 明清史研究2017-09-26
原标题：姚大力：学历史的人要为不学历史的人做什么？
文丨姚大力（复旦大学历史系教授）
今天我想讲的一个问题是，学历史的人要为不学历史的人做什么？
我们是不是有那么一个清楚的分界，就是一种大众的史学和一种专门化史学，象牙塔里面的史学，中国象牙塔里的史学现在实际上很糟糕。我就觉得这个问题也许就是因为我们太多的区分了所谓大众史学和象牙塔的史学。所以我不相信现在那些自己觉得很成功的历史学家，认为只要放下身段，就能够讲好故事。
这不是一个放下身段的问题。所以我想讲这两者之间相通之处。过去我们笼统地讲还原历史，现在我们知道历史学家想还原历史是不可能的，但我想我们应该追求三个还原，这三个还原是可能的，现在有很多历史学家，实际上我觉得他们并不关注这一点，所以他们和大众希望知道的历史，差距越来越远，以至于这两种好像变成完全不一样东西。
这三个还原，第一个还原是处在那个时代的人对那个时代的感受。
这个我认为很重要。因为所谓还原就是有一个标准的版本，可是就在那个时代也没有一个很标准的版本，但是我们能还原这个保留在记载里面的。它可能是五花八门的感受，但这是我们能还原的，因为有记录，或者我们能通过某种方法把记录里没有的感受，用特别的方法把它表述出来，这是很重要的。
从这点上来讲，我觉得《汉武帝的三张面孔》这本书有一些想法其实是很好的。我很佩服孔飞力（Philip Alden Kuhn），他写《叫魂》的时候提出一个很重要的问题，我觉得中国历史学家没有提出过。那就是他想了解一个全盛时代的经济文化最发达的地区的普通人，对全盛时代的感受是什么。
这个全盛时代现在变成了我们民族的一个骄傲。因为有那么几个全盛时代，所以我们今天的中国人觉得很骄傲。可是我们有没有想过，全盛时代的人民，普通的人民，他们对那个时代的感受是什么？是幸福吗？是比一般的时代更幸福一点吗？或者甚至于相反？我们没有人思考这一个问题。
所以我觉得要去感受那个时代的人对那个时代的感知，这样的历史学才有一个准头。这不是说当你要去给所谓大众讲故事的时候，你要这样，而是我们在从事自己专业研究的时候，有没有这样的意识。如果没有，是不是能够叫做没有良心或者是没有良知。这是一个还原。
第二个还原，我觉得就是历史学自己的工作，它必须要还原到一个大的历史途径。
这需要我们做很多很多细部的研究，非常专门化的研究。现在中国的历史学研究，我认为在很大的程度上是中观的，其实并不微观。中国历史学家现在有多少人懂考据？考据是什么？清代那个乾嘉汉学的那套学问是什么东西都不懂，你在做什么考据？
当你希望概括出一个跟别人不一样、更贴合实际的总体的图景的时候，你会需要很多非常微观的技术手段和细节研究。很多时候，恰恰是因为你没有那样一个总体的表述，或者对总体表述没有追求，所以你会觉得那样一种讲法就够了，其实它并不微观。所以微观跟宏观我认为应该是结合在一起的，最可怕的是中观。
我们现在泛滥的著作就是中观的著作。你说研究汉史，就一部《汉书》，或者再加上一部《史记》，这个解读法，当然就是中观，只能就字面的东西去读读他。所以我认为第一要还原当事人的感觉，第二要还原一幅总体的图画。
第三个要还原的就在史实这个层面。
我觉得现在我们被某些所谓最高原则蒙蔽了，比如说大国崛起的就是一种最高的原则。某一些被我们封为是绝对重要的，可以颠覆一切其他原则的那种最高原则，蒙蔽了我们的良知。所以历史学研究要还原的就是良知，就是常识。我经常讲我们研究出来的东西是不能违背良知和常识的，它只能超越良知。
可能超越常识，但是它绝对不能违背常识。比如说为了国家利益，你能不能残酷地限制某些人的利益，甚至把他们肉体消灭掉？一个历史上所谓崛起的时代，是不是就不能批评了？这里有一个良知的问题。
比如我们讲匈奴，第一次把匈奴逐出河套以南，然后有朔方、九原这些郡；第二次逐出整个河西地区，然后有河西四郡，一开始两郡，后来便成了酒泉、敦煌、张掖和武威四郡；第三次整个逐出漠南。
这个是一个完全正义的事业吗？匈奴后来经过长城他们是要哭的。漠南是匈奴游牧人发展最有利的地区，为什么？因为游牧经济需要跟其他经济的交流，如果跑到了漠北，跟其他文化的交流就非常困难。我们理解这个问题吗？
汉代这样残酷无情地对待匈奴，要把匈奴人在整个漠北消灭掉。为了自己国家的安全可以采取这样的做法吗？是不是因为这是保卫汉朝的利益，所以任何做法，甚至致人于死地都是可以的？当然我的意思并不是要苛求汉武帝做什么，而是当我们今天看待这件事情的时候，能不能因为历史的教训，而使自己变得人道一点。
所以我觉得恐怕不只是一个怎么教育大众的问题。如果做好了这三步，你还原到当事人的感觉，还原到总体的历史途径，还原到常识和良知。
那么历史学没有什么大众历史和象牙塔历史的分别。
朱先生写的《重读近代史》是什么书呢，仅仅是一个对大众的宣讲吗？我认为不是的。里面有很多很新的东西，所以这个界限在我看来不那么重要，中国的历史学界反思自己那么多年以来的糊涂，那才是最重要的。
(作者为复旦大学历史系教授。本文根据“《汉武帝的三张面孔》研讨会”上的记录稿整理)
《汉武帝的三张面孔》读后感(十)：汉武帝与三位史家
本书最大的意义在于以《史记》、《资治通鉴》、《汉书》相同情节不同文本比较为切入点，分析不同史学家对于汉武帝的不同看法，找出不同视角下的史学家对历史的理解，从而还原一个多面的汉武帝。这个将文学与历史结合在一起的视角很有意思，并且行文也非常有趣，虽然有一些推断有些武断，但是大体上还是比较严谨的，值得一读。
本书以“内强皇权，外服四夷，迷信神仙，晚年改辙”这四个板块来切割汉武帝一生，也作为本书主要结构。
对汉武帝的整体评价，《汉书》、《资治通鉴》、《史记》各有不同。《史记》中的态度是隐晦不明的，这与司马迁所处的时代有关，因此对史记的分析更有待于字里行间的分析。《汉书》中则主要是正面的，虽然班固也提及了汉武帝的一些缺陷，但是他认为瑕不掩瑜。《资治通鉴》中对汉武帝的评价则比较低，认为“其所以异于秦始皇者，无几矣”。
而之所以会产生这样的分歧，并不是史学家不负责任，任其性情所致（现在的一些历史通俗读物有这个倾向），而是由于这三位史学家所处的时代不同，各人书写文字的需求不同。司马迁对于汉武帝时代，既是目击者，又是参与者。这一方面他的记录事件本身的可信度非常高，不光能记录下当时发生了什么，还能记录下事件在当时所产生的影响。但另一方面，正因为其身处于这个时代，所以难免“只缘身在此山中”，对于事件余波以及对后世的影响方面就无法顾及了。因此《史记》是一手材料，是感性认知这段历史最好的文本，是研究的起点，但不应该是终点。
而班固、班彪所著《汉书》时，正经历着从西汉灭亡到光武帝刘秀恢复汉书的整个过程。对于班氏家族而言，汉武帝所创造的那个时代既是一段辉煌的过去，亦是东汉王朝正统性以及奋斗目标所在。因此，站在这样一个历史角度，《汉书》中对于汉武帝这一生许多行为都给与了一定合理化的解释，更多的是关注了汉武帝的一些行为对后世积极面的影响。不仅如此，班固、班彪所处的时代文化与司马迁时已经有明显的区别，班固所处的年代儒家已经成为了正统，因此对于很多问题的看法也是基于这样一个基础上的，尤其是对于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这一举措的评价，班固的《汉书》中要正面许多。
反观《资治通鉴》，司马光所处年代无论是离东汉，还是西汉，都已经非常遥远了。因此《汉书》中所拥有的合理化解释的倾向，在《资治通鉴》中已经没有存在的基础了。同时，司马光所著《资治通鉴》的一大目的就是对皇帝进行历史教育，而这一教育的重要着力点就是与当时宋神宗的施政方针想法相挂钩，而宋神宗的政治抱负和汉武帝很像，因此司马光在《资治通鉴》中常常用辛辣的话语指出汉武帝施政过程中的负面印象，从而起到给宋神宗敲警钟的效果。因此，《资治通鉴》与《汉书》中的汉武帝形象往往是相去甚远的。
汉武帝的三张面孔，不仅仅能够使我们现代人更为全面地理解汉武帝是个什么样的人，有着怎样的功过得失，同时也可以让我们以汉武帝为镜子，反而三位史学家所处的时代和其个人的观点、心态，也开启了我重读这三本经典，进行比较阅读的旅程。下文中则是一些本书中比较有意思的摘抄
“现在我们可以来回答，对于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这件事，《史记》、《汉书》、《资治通鉴》为什么会有不同的观点：关键在政局。虽然黄老学说开始过时，国策从无为向有为过渡，但儒学能在汉武帝时期登上统治思想的宝座，还在于一系列政治斗争。这些事情，三位大史家都很清楚。这里牵涉到两个元素，一个是汉武帝，一个是儒学，三位史家出于对这两个元素的不同态度，决定了他们对汉武帝时期的儒学上升之势，诠释各不相同。
在司马迁看来，首先，汉武帝并不是能按照儒家标准要求自己的君主，他揭露说“今天子初即位，尤敬鬼神之祀”，并在《史记·封禅书》里面记载了大量汉武帝迷信神仙的事迹。其次，司马迁虽然向董仲舒等著名儒家学者学习过，但他本人并不是一位纯粹的儒家学者，从家学的角度讲，司马迁的父亲司马谈是一位黄老学派的重要学者。司马迁的知识结构是比较多元的，所以他不会认为把儒学定为一尊是一件多么正确、伟大、光荣的事。班固批评司马迁“是非颇缪于圣人，论大道则先黄老而后六经”（《汉书·司马迁传》），指的就是这个问题，说司马迁不是一个按照儒家观念来行事的学者。也正因为如此，司马迁头脑里面没有那些条条框框，在《史记》里面，对于所谓“独尊儒术”的本质是政治斗争这一点，揭露得非常深刻。总之，司马迁既不认可汉武帝，也不唯儒学是尊，通过揭露所谓的“儒学独尊”其实是一场政治斗争，刻画出来的，是一个在思想和实践上表里不一的汉武帝。
班固和司马迁就完全相反。作为一名正统的儒家学者，班固既要捍卫汉武帝，也要捍卫儒学。为了强调“儒术独尊”的正面意义，为了显示儒学天然地是最适合用于指导国家、社会发展的学说，班固赞美汉武帝“卓然罢黜百家，表章六经”的行为，把汉武帝塑造成儒家学说的大护法，汉武帝本人也因此显得更英明。我倒觉得不能简单地认为班固是在歪曲事实，班固强调“儒学独尊”的正面意义，是希望大家把更多的注意力放在儒学本身的价值上，抛开政治斗争，独立地思考儒学对于整个社会的意义。塑造汉武帝拥护儒学的形象，是要正面引导后来的君主，希望他们能够真正了解儒学的价值和意义。如果说司马迁的做法是批判性的，那么班固的做法就是建设性的，是在“用正确的舆论引导人”
我们前面谈到，《资治通鉴》进入汉武帝时代之后，第一个出场的人物就是董仲舒。现在看来这不是随便安排的。董仲舒出场事实上要在老太后去世以后，但司马光把他提前到汉武帝刚登基。那让他来干嘛？司马光把董仲舒的代表作品《天人三策》删了节，放在这里。《天人三策》是董仲舒全面阐述儒家思想的重要文献。司马光这么做的目的，就是借董仲舒的口，树立一个儒家的施政纲领，在汉武帝刚登基时，把这个纲领树立起来，对比汉武帝此后的所作所为，看看汉武帝有没有做到。最后司马光对汉武帝这个人的总结是“穷奢极欲，繁刑重敛，内侈宫室，外事四夷，信惑神怪，巡游无度”，没有一条是符合儒家标准的。通过这个对比，司马光要告诉我们，汉武帝不是一位符合儒家观念的好君主。这才是重点。 ”
“精辟的话来概括：“以儒术缘饰吏治。”什么叫“缘饰”？缘，就是衣服上的花边。汉武帝时候，整个国家的治理方法，就好比是一件衣服，以公孙弘为代表的儒学人物，是花边，起到装点作用。衣服的主体，也就是汉武帝真正用来控制这个国家的手段，依然是张汤这样善于挥舞律令大棒打压异己分子的官吏。汉武帝标榜儒学的目的，就在于用儒学的外衣来掩盖严刑峻法的真相。所以公孙弘和张汤这两个人，都是汉武帝重要的统治工具，但却承担着不同的功能，公孙弘是汉武帝的面子，张汤是汉武帝的里子，缺一不可。”
“人类文明史的进程经常出现这样的悖论，一些有着重要意义的事情，被荒谬的理由和手段推动着。这些频繁的出使活动拓宽了古人的视野，使得当时人对世界的了解更进了一步，这是一个事实。但这些频繁的出使活动同样深深伤害了生活在当时的劳动人民，他们的血汗被践踏、被挥霍。正因为有着这样一个悖论，所以史学家们面对这些事件，心态也很复杂，最终由于他们和这个时代的距离不同，评论方式也各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