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廊闲话读后感精选10篇
《楼廊闲话》是一本由钱胡美琦著作，九州出版社出版的平装图书，本书定价：28.00元，页数：184，特精心从网络上整理的一些读者的读后感，希望对大家能有帮助。
钱穆先生与钱夫人胡美琦关于人生问题的闲谈笔录，大陆首次发行。“尘世无常性命终将老去，天道好运人文幸得绵延”钱夫人心向学术，以维护先生健康为己任，仆仆风尘，不仅将《楼廊闲话》中所提意见落到实处，并将钱先生概述理论，著之天下。
当大家拿到此书翻阅后，就知道现在我们对文化传承的宽容度已经很大了，以后估计这样的问题会少“删了吗”？
《楼廊闲话》读后感(二)：钱穆先生夫人钱胡美琦女士去世
新亚书院创办人之一钱穆先生之夫人钱胡美琦女士，3月26日凌晨零時22分在睡梦中去世，享年83岁，丧礼将在台北举行，目前正由亲友安排中。
据本社由台北获得的消息，新亚书院创办人之一钱穆先生的夫人钱胡美琦女士，3月26日在台北去世，享年83岁。胡美琦比钱穆小33岁，是钱穆的第三任妻子。过去十多年，胡美琦女士积极推动两岸四地发扬中国的传统文化。其著作甚丰，著有《中国教育史》、《楼廊闲话》及《阳明教育思想》等书。今年2月，钱穆与夫人胡美琦关于人生问题的闲谈笔录《楼廊闲话》在大陆首次发行。“尘世无常性命终将老去，天道好运人文幸得绵延”钱夫人心向学术，以维护先生健康为己任，仆仆风尘，不仅将《楼廊闲话》中所提意见落到实处，并将钱先生概述理论，著之天下。
《楼廊闲话》读后感(三)：钱穆夫人钱胡美琦的一生：从学生到伴侣
钱胡美琦女士是江西南昌人，1949年随家人迁往香港，曾就读新亚书院一年。后至台北，就读于台北师范学院（即国立台湾师范大学）。1954年毕业后又至香港，1956年与钱穆成婚。
1958年钱胡美琦赴美至加州柏克莱大学教育研究院进修一年。1967年与钱穆迁居台北林外双溪素书楼，先在文化大学兼任中国教育史课程，后来为照顾钱穆，遂辞去教职，为钱穆与教育及著述上创下不求的丰功伟业和著述。1989年与钱穆创办素书楼文教基金会，以宏扬中华传统文化。
钱穆逝世之后，钱胡美琦全心投入钱穆全集及小丛书之整理、出版，为完成钱穆遗愿，不辞辛劳奔走两岸三地，推动国学教育、提倡读论语学做人，极力宏扬中华传统文化工作并积极推动两岸四地发扬中国的传统文化，在新亚书院举行了共十一届的中华传统文化研修班。
钱胡美琦女士的著作主要有：《中国教育史》、 《楼廊闲话》、《阳明教育思想》等。今年２月，钱穆与胡美琦关于人生问题的闲谈笔录《楼廊闲话》在中国大陆首次发行。
《楼廊闲话》读后感(四)：钱穆夫人钱胡美琦女士讣闻
新亚书院日前向本社发来钱穆夫人钱胡美琦女士讣闻
各位新亚书院校友：
讣 闻
本院创办人之一钱穆先生之夫人钱胡美琦女士于今年三月二十六日凌晨零时二十二分在睡眠中安详过世，有关在台北举行之丧礼正由钱师母亲友安排中。
钱胡美琦女士（民国十八年 ─ 民国一百零一年〔1929-2012〕），江西南昌人。民国三十八年（1949）随家人迁往香港，曾就读新亚书院一年。后至台北，就读于台北师学院（即国立台湾师大学）。民国四十三年（1954）毕业后又至香港，民国四十五年（1956）与钱宾四先生成婚。民国四十七年（1958）赴美至加州柏克莱大学教育研究院进修一年。民国五十六年（1967）与钱先生迁居台北士林外双溪素书楼，先在文化大学兼任中国教育史课程，后来为照顾钱先生，遂辞去教职，为钱先生于教育及着述上创下不朽的丰功伟业和着述，厥功至伟。民国七十八年（1989）与钱先生创办素书楼文教基金会，以宏扬中华传统文化。钱先生逝世之后，全心投入钱先生全集及小丛书之整理、出版，为完成钱先生遗愿，不辞辛劳奔走两岸三地，推动国学教育、提倡读论语学做人，戮力宏扬中华传统文化工作。过去十多年以还，钱夫人积极推动两岸四地发扬中国的传统文化，在新亚书院举行了共十一届的中华传统文化研修班，殚精竭虑，同仁等均深表敬佩！钱夫人着作甚丰，着有《中国教育史》、《楼廊闲话》及《阳明教育思想》等书。
新亚书院 谨启
《楼廊闲话》读后感(五)：关于《楼廊闲话》的闲话
关于《楼廊闲话》的闲话
1949年，胡美琦随家人辗转至香港，在赴港的人潮中，还有终于未曾与陈寅恪见上一面的钱宾四先生。都说故土难离，何况还是在结束了国家民族遭受重创的抗日战争之后，这般不得已的值得与否，在此后大陆的二十多年间每每让去国者们在思乡之余暗自庆幸。
那年，胡美琦正是二十岁的桃李年华，她入新亚书院读书。第二年夏天，又随全家迁台。又六年，胡美琦与钱先生结为伉俪，彼时，她二十七，钱先生六十一。读过《楼廊闲话》，我相信，婚姻在他们那个年代，在他们那个阶层，是一桩志同道合的事，在这样的契合中情深日笃又实在是再自然不过的。
钱先生乃吾乡贤，本地方言中，无论正经讲话抑或谈天说地的闲聊，都称为“讲闲话”，而经风沐雨几十年的一对老人，他们之间的“闲话”似乎是很可一读的。这本《楼廊闲话》的写作，时在七十年代末，彼时的台湾，经济已然开始腾飞，却还是一党专制的“动员戡乱时期”，社会思潮与风气的变化四下奔突却又难以破围。教育的问题尤其紧要，与目下我们身处的大陆如出一辙。所以，并不是此党与彼党的口号不同，或者大陆与台岛的地域不同，会导致社会的走向不同，不管何时何地，也无论何种政党，体制一，则反映出的结果必然一。怀有民国情结民国梦的国人，此处当详加明察。这也是《楼廊闲话》文字间透露的重要讯息，也是此书的价值所在。至于，钱老夫人在书中探讨的诸多话题，说句实在话，年轻人大可不必当真，本着了解他们一代人的思想去读或者有益，余则未必佳。
钱先生于本国历史所申之再三的“温情与敬意”，我是深以为然的，这样的“温情与敬意”固然在《国史大纲》成书的当时有提振民族信心与激发爱国热情之效，同时也是我们对待以往历史最允洽的态度。钱先生的著作，我由《论语新解》开始读，断续也读过十几种，尤其《国史大纲》更是每一两年必重读。然时间久了，自然有疑问，“温情”值得提倡，而“痴情”则很容易滑向偏执的一端，就钱先生而言，一生为故国招魂，他的一以贯之无可厚非，但后生辈读老先生的著作，尤其是论中国文化的，确乎是需要时常警惕的。虽然钱先生在几乎与《楼廊闲话》同时出版的《从中国历史来看中国民族性及中国文化》中也曾说：“不怕不识货，就怕货比货。我们拿西方人同中国人一比，对于中国人的性格、行为、思想，都更容易明白一些。并不是要比较那个长，那个短，那个是，那个非。”然而，读者在钱先生著作的字里行间，无时无刻不感受到“未脱传统的华夷之辨与汉文化意识”（汪荣祖语），“专制黑暗”早已不是中国历史的唯一标签，这固然是钱先生这样的前辈学人毕生努力的成效，然中国的历史与文化似乎也并非由此就可以扬眉吐气而目空一切。只说异，不讲同，甚至曲解夸大所谓的“异”，这是应该深以为忧的，中国近代百年来的荣辱兴衰，有多少原因是基于自我认识之误呢？若再将这样的观点广播人群，受其影响的青年又将把我们这个民族与国家带往何方呢？
钱夫人的《楼廊闲话》正是一秉其承的，这也是为何读此书时，总感觉是钱先生在说话。读书二十年间，长进不多，年齿日增，记忆亦大不如昨，然多少还是养成了一点判断力。对于某些句式会下意识的有警惕，诸如“中国人对于人生一切实际问题似乎比其他民族体会得更深切，了解得更透彻”（P66）之类“中国人如何如何西方人又如何如何”，这样的句子在书中比比皆是，而在谈教育、谈民主、谈科学的文中，立论的预设前提实在大可商榷，其论点也就可想而知了。对于历史，一笔抹杀要不得，然我们终究也不要厚古薄今的顿足捶胸，所谓人心不古，这四个字可以允当的放在任何一个历史年代作为风尚之注脚。
难不成我们还在翘首以盼明君，仰赖非常人物挽狂澜于既倒的年代吗？那样的一个中国已经离我们远去，没有人可以万岁万岁万万岁，我们的膝盖是用来自由的行走快乐的奔跑的，不是为了等待“一个像范仲淹、顾亭林这样的人物，来领导我们走向新的世界”而屈膝致敬的。
很多年前，读钱先生《中国历代政治得失》时，乍见有关厶党的话语，痛快解气，而面对《楼廊闲话》的更大尺度时，已处之泰然，这或许就是二十年读书的一点作用吧、
2012-9-11
注：钱黑请绕道，多谢，
钱穆（1895-1990），中国现代历史学家，国学大师。历任燕京、北京、清华、四川、齐鲁、西南联大等大学教授，也曾任无锡江南大学文学院院长。1949年迁居香港。1966年，移居台湾台北市。1990年8月30日在台北逝世。1992年归葬苏州太湖之滨。
钱行的思亲补读
大师远去的时代，子辈如何回忆父辈，逐渐成为公共文化空间一个热点。名人之后的回忆作品，往往能掀起一阵阅读热。尤其是2010年季承的《我与父亲季羡林》，季承用“一个人生的失败者，一个有国无家的浪人，一个孤寂、寂寞、吝啬、无情的文人”之形象，覆于季羡林“大师”的光环之上，引得四座皆惊，论辞至今不歇。
2012年，钱穆之子钱行的新书《思亲补读录——走近父亲钱穆》上市，与那些回忆父辈生平往事的作品不同，书中鲜有回忆钱穆生活细节的文章，更多的是以普通读者的身份，去阅读钱穆作品，然后记下点滴感受。
钱行在七十岁时开始触网，以“毕明迩”之名，发表很多关于钱穆的文章，并特意隐去钱穆之子的身份，时有“毕明迩论钱行”之文。有时在论坛与网友讨论钱穆，须引用自己以“钱行”之名发表的文章，仍会注明“钱穆的儿子钱行曾写到”。
钱行曾写文章批评季承，觉得一个儿子在写他的父亲时，应当有一种温情与敬意，并委婉提出“子为父隐”、“为尊者讳”虽不是金科玉律，但也有参考价值。
记忆荒芜：人生久别不成忆
钱行为钱穆(1895-1990)先生次子，生于1932年。而钱穆于1931年得北大聘书，至1937年，抗战军兴，随校南迁至昆明任西南联大教授，此中前后六年，钱穆在生活上安适静怡，妻子相伴，三个儿子钱拙、钱行、钱逊及长女钱易都是在这段时间先后出生;在学术上，则发力甚健，所任教的科目，几乎都有专著传世。包括经典之作《国史大纲》。
1939年，《国史大纲》成书，钱穆自昆明东归探望母亲，妻子张一贯则率子女自北平南下，与他会合，择居苏州静僻之地耦园。一年之后，钱穆又离家，辗转任教于武汉、重庆、成都、昆明等地，至1948年执教无锡江南大学，后又匆匆南下广州，旋赴香港办学。大陆政权更易，钱穆与家人自此海天相隔，彼此杳无音讯达三十年之久，再次相见，已是1980年。
因此，细算来，钱行与其父钱穆共同生活，仅七年。幼时不记事，及年纪稍长，却是长相别，记忆寥寥，唯知父亲严厉不苟言笑，过其书房必轻手轻脚，以防打扰他读书写字。钱穆去世后，台湾组织编全集，钱行参加了遗稿整理工作，发现《读史随剳》一稿，本是写在家信背面，才知道原来自己小时候曾写过信给父亲。
1950年，钱穆在香港办新亚书院，写信给留在大陆的三个儿子，希望他们赴港就读。然而当时社会舆论，已有贬斥钱穆之辞，指名责其卖国，因此，他的儿子们皆违父愿。彼时18岁的钱行，甚至将报纸文章寄给钱穆，以至于三十年后父子有机会相见，钱穆仍担心钱行不愿前来与自己见面。
1949年后，钱行因父亲钱穆，在工作生活上都受到了一定的牵连，后被举家下放。1980年，钱行与兄妹首次赴香港与父亲钱穆会见，钱行则借助赴港探亲的机会，完成回城手续。几年后钱穆九十寿辰，钱行与兄妹再次与钱穆在香港相见。
两次亲临庭训，改变了钱行对父亲的看法，当年父子异途，儿子以爱国大义相责，及时事变迁，那些曾狰狞贬斥钱穆的主流话语，则已失去声响。流年暗逝，耄耋之年的父亲与年过半百的儿子之间，很多恩怨自然烟消云散，留下的是为人父为人子的遗憾，因时代之乱，求父慈子孝，各不得。1990年，钱穆去世，钱行发愿认真读父亲的书，依其道而行，以赎不孝之罪于万一。
但钱穆的历史著作，若无旧学根底，很难真正理解掌握。钱穆的回忆作品，如《八十忆双亲》、《师友杂忆》，又如余英时所言，写得太含蓄太干净，若不知历史背景与具体人事，很难理解言外之意，言外之事更是无处可寻。钱行与钱穆，不仅在生活上长相别，在精神文化上相离亦久，通过阅读走近钱穆，并非易事。钱行能做的，是细细阅读，摘录章句，写一些感想文字，以及写一些细碎的关于钱穆的小故事。
钱行与钱穆聚散离合，其背景，几乎就是中国整个现当代史，从抗战离乱到建国后因各种政治风暴而讳言钱穆，及改革开放复又相聚。而钱行对父亲的理解感知的变迁，虽是私人事件，却也直抵中国文化环境的变迁，与大陆文化界对钱穆的褒贬之变一样，反映着中国当代思想文化从封闭走向开放，从政治主导走向学术自由的过程。
钱行，钱穆次子，1932年生。任中学数学教员四十年。曾出版校注本张潮《幽梦三影》一书，并参与译注《读书四观》、《齐家四书》等书籍。
钱穆次子钱行追忆父亲
■ 对话
新京报：1949年，钱穆先生离开苏州赴港，彼时他已有大量著作出版，如《论语文解》、《刘向钦父子年谱》、《前秦诸子系年》等，而你也已经是中学生了，为何你说自己当时没有读过他的文章？
钱行：1949年以前，好像真没读过父亲的什么书。那时追求进步追求革命的氛围很浓厚，年轻人与传统文化的关系很疏远，父亲的书就不太容易进入我们的阅读视野。只记得有一册后方带回来的杂志，用黄色土纸印的，上面有一篇号召知识青年从军抗日，用许多历史人物作为榜样的文章，是父亲写的。
我读高中时，课外阅读的多是“左倾”的“进步书籍”(如鲁迅、高尔基)。1949年前父亲在江南大学，我们兄弟只有大哥是在他那里，我们都在苏州家中，父亲有次回来，见到三弟那里有从苏联大使馆要来的《列宁选集》，曾经把我们召集在一起教育一番。但是当时也不怎样接受，后来也不怎么记得了。其实那时候的青年学生，和后来的红卫兵运动也差不多，很狂热的。
新京报：《思亲补读录》一书所录的《怀念父亲钱穆》一文提到，“父亲孤身一人在香港办学，他不善料理生活，常发胃病。那年香港奇热，他睡在教师的地板上呻吟，使人十分同情”。其实这个情节，来自余英时的回忆文章《尤记风吹水上鳞》，“有一年暑假，香港奇热，他又犯了严重的胃溃疡，一个人孤零零地躺在一间空教室的地上养病。我去看他，心里真感到为他难受。我问他：有什么事要我帮你做吗？他说他想读王阳明的文集。我便去商务印书馆给他买了一部来。我回来的时候，他仍是一个人躺在教室的地上，似乎新亚书院全是空的。”但文中未加说明。为了理解钱穆，除了阅读他的作品，你是否有意去找相关学者的回忆文？
钱行：是的，父亲留在我记忆里的事情很少，即便在钱穆自己的回忆文章里，很多事情也是没有说到的。
很多时候，在仔细读父亲的作品之外，我必须靠阅读其他人写的钱穆的文章，来了解他的生平。我也发现一些钱穆传，所叙事实，往往有臆造虚构之嫌，而余英时、严耕望这样的学者，曾与父亲有过亲密接触，他们的回忆，相对而言是比较可靠的。
你提到的这篇文章，原是记者访谈整理成文的，所以未加说明。我其实很少以儿子的身份这样写文章。这次出书，因为收入了几篇这样的文章，所以不得不违背我当初的意愿，本来拟定的书名是，“走近钱穆先生”，而非“走近父亲钱穆”。
宣传和弘扬父亲的学术、理想，是我所力不能及的，但是自己多读一些，读好一些，在孩子和学生中讲讲，也算是最后的孝心吧。
采写/本报记者 朱桂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