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元一六四四》影评10篇
《公元一六四四》是一部由余乐 / 余力君执导，王宁 / 王硕 / 伊静主演的一部历史 / 纪录片类型的电影，文章吧小编精心整理的一些观众的影评，希望对大家能有帮助。
《公元一六四四》影评(一)：四人看一年
看完了这部纪录片，通过王朝交替、风雨飘摇之际的四位大人物的经历与选择，为我们展现了公元一六四四年这一历史上不平凡的一年背后的故事。
崇祯皇帝刚愎自用，多疑猜忌不敢承担责任，君臣之间关系更是十分尴尬。导致南迁这个最为可行的策略的提出与实行充满了波折，最后崇祯还是困守北京吊死景山，也耗尽了大明王朝的气数。做决策的时候一定要果敢，敢于承担责任与后果，更不能因置气而意气用事啊，做人不可刚愎自用。
李自成其实并非是一个坚定的革命者，即使兵临北京城下盼望的也仅仅是裂土封王而已，当真正进入紫禁城之时，他与他手下这些农民起义军的素质又不足以应对复杂的局势，不懂得获取人才与利用人才，注定不能君临天下。
困守山海关的吴三桂腹背受敌，的确是难以做出一个抉择，面对着成倍的敌人，也只能屈膝于清朝。李自成的统战工作做的也很失败啊，不能把吴三桂拉到一起，反而把他推向了敌人，这也是一个很大的失策啊。
睿亲王审时度势，在复杂的形势中抓到了问题的重点，然后终于实现了满清几代人入关的夙愿，入主了中原。
一句台词说得好：“历史是一群庞大的芸芸众生共同作用的结果，转折变换的关键时刻，历史总是选择一些关键人物，合力书写历史。”很好的一部纪录片，通过风云变换之中的四个人物将历史的偶然性展现了出来，发人深省啊。
《公元一六四四》影评(二)：空壳的全面崩溃
崇祯不是昏君，却是庸君。在稳定时期，他可能是个优秀的领袖。正如孟森言：思宗而在万历以前，非亡国之君；在天启之后，则必亡而已矣。在接手明朝这个烂摊子的那一刻起，力挽狂澜就成了一生的追求。他急功近利，好虚名而不务实，容易受人言左右，能听取意见却又不知取舍。有杀伐之气却无驭下之威。东支西绌多年，于事无补，可以说是好谋无断。
李自成没有战略目标，为了造反而造反，为了劫掠而劫掠，有点走一步看一步的味道。而对当时形势，也缺乏清醒的认识，进城以后不知道拉拢旧朝官员是一大失着。历代以来得天下者（本朝除外），谁不是因为有地主士人阶级的大力支持？器小志近，小富即安，流贼本色。
吴三桂本钱小，只是陪几大势力跑下龙套，夹缝中求生存而已。当然，他也是块重要的砝码，倾向哪边，都是重大变化。
至于多尔衮，确实有过人之处，但他的胜利能离得开满清那置身乱局之外，隔岸观火，进可攻退可守的环境吗？
《公元一六四四》影评(三)：一六四四年的决断
一六四四年，这年对大明王朝来说注定是个不吉利的年份。在这年，几个人关键人物的决断为未来的历史走向定下了基调。
崇祯皇帝的抉择。当李自成率领的农民军以摧枯拉朽之势一路大败大明军队直逼京师之际，崇祯皇帝的抉择直接决定王朝的未来。他至少错失了三个稍纵即逝的机会，最令人惋惜的不是他没看到机会，而是他看见了机会，却白白放它走。崇祯曾想过调回吴三桂镇守山海关的三万精兵，但偌大的王朝拿不出调兵需要的百万军饷，崇祯创造性提出要求百官捐资筹饷，然而最后只收集到二十来万，调兵计划只能搁浅。崇祯还想过迁都南京，然而好面子的崇祯不愿意承担丢弃祖陵，胆怯畏战的历史骂名，希望这个建议由大臣提出，可惜没有臣子愿为疑心强的皇帝上背锅。最后一个机会也是由于同样的原因失去的，当李自成围城之际提出只要皇帝割让西安就退兵，如此丰诱的条件崇祯也是生生拒绝了，因为没有大臣愿意站出来担下这个决议的骂名。所谓担当，就是要担得起决断万一是错的会带来的最坏后果。这个后果本该由王朝第一负责人自己来承担。当大军压境迫在眉睫之时崇祯才不顾军饷问题毅然要求吴三桂即刻回京勤王，然而已为时已晚，在吴三桂半路途中崇祯已命丧黄泉。
李自成的抉择。他的愿望不大，只希望称霸一方，在西安当一方诸侯。当进军京师途中受重创后李自成考虑过退回西安老窝，毕竟金窝银窝不如自己的老窝。但是运气来了逃都逃不掉，随后通往京师道路上的几个重镇不约而同地寄来投降信。哪怕在重重围困京师胜券在握的时候他还向崇祯投去橄榄枝 - 只要封他为王，够他衣锦还乡荣回故里他就退兵。然而他的愿望一度没有得遂。在对待吴三桂父亲吴襄的问题上的不够毅然决然直接把他皇帝梦冲为泡影 - 刘宗敏拷掠吴襄霸占陈圆圆直接导致了吴三桂的临时复叛。许多事情可以让步，然而关键问题上的不了了之怠害无穷。
吴三桂。自打小帝国就把忠君孝子，礼义廉耻的教义灌输在他脑袋里。他的舅舅祖大寿，他曾经的顶头上司洪承畴都相继投靠清军，而吴三桂仍没有为劝降信所动。命运安排他当叛徒，逃也逃不掉。本想赴京师救驾，不曾想半路途中京师就已沦陷，皇帝就已魂归西天。遥隔南京的南明王朝，南有蠢蠢欲动的大顺王朝，北有虎视眈眈的清军，吴三桂终于迈出了投靠李自成的艰难的那一步。但是造化弄人，还是在去往京师的半路途中，传来父亲入狱，美妾被霸占的噩耗，而自己到了京师命运会如何？心里没底的吴三桂怒而复叛，冲回了山海关杀个大顺军片甲不留。在李自成派出大军压来之时，接着便是做出了他最艰难的抉择，一步一步地走向了清军。
多尔衮。收到吴三桂疑点重重的请兵信，多尔衮心中甚是疑惑不已，甚至洪承畴也看不明白所以然。而宝贵的机会往往存在于形势不明朗之时，当所有人看看清楚的时候，机会往往也丧失了。多尔衮果断地放弃从从西线入关的计划，连夜直奔山海关。并一步步逼迫吴三桂放弃请兵的幼稚幻想，最后走向投降。鹬蚌相争，渔翁得利，吴三桂的三万精兵几近全歼之时，清军以逸待劳，打了个李自成军队措施不及。清军垂涎数十载的雄关终于到手。
《公元一六四四》影评(四)：大明悲歌
崇祯优柔寡断的性格悲剧导致其于煤山上吊身亡的命运悲剧。李自成缺乏审时度势的精神，放纵刘宗敏拷打吴襄霸占陈圆圆。吴三桂忠臣孝子之名都皆未得。多尔衮聪明善战为大清朝建立立下汗马功劳却落得晚年多病，死后被掘坟的下场。关键人物，在关键时刻起着决定历史走向的关键作用。读史使人明智，以史为鉴。历史结果往往耳熟能详，真相却往往扑朔迷离。纪录片拍的很棒，演员演的也很好，明明知道结局却依然看的十分揪心。这部纪录片对我的启示意义也很大。要明白自己的性格弱点并不断改善自己，做事情不要优柔寡断，要抓住转瞬即逝的机会。要懂得审时度势，着眼全局，要有长远的眼光。
《公元一六四四》影评(五)：每个人都要经历1644
这两天把这部纪录片看完了，这部片子记录了四个男人，在面临命运的轮盘赌的时候做出的抉择，最终一些人被推入了万劫不复的漩涡里，而另一些人则被打着炫目的光芒推着走上舞台，开始表演。
面对着局势变化，命运抛下的橄榄枝，切忌犹疑，印象很深多尔衮蒙眼射箭的那一场，虽然看不清眼前的局势，心智很乱，但是箭不射出去，又怎么能知道结果呢？
人也是一样，面对抉择，切忌像崇祯一样，怀疑犹疑猜忌，把自己困在一个自尊的囚笼里，然后一步步陷入万劫不复，最终成为笑柄。或者像李自成那样，没有远大的眼界和野心，一次次延误时机，愣是把自己从龙椅上拉下来，突破不了自身是农民的短视的局限。
有时候，人会像吴三桂，现实一次次把你的理想，你的爱人，你的兄弟们摧毁，击碎，你深处在一个道德的荆棘之地不知如何是好，你是否仍愿意背负后世骂名而生存，成为人们眼中的叛徒，背信弃义，道德小人？
这一年只是一个缩影，每个人都会在人生中面临无数个“1644年”你又应该如何自处？如何决断呢？
时也势也，命矣运矣。
历史从来不是什么历史书上的“思想文化，政治，经济”，而是人，一个人或者一群人，造就了这个或许繁荣或许荒唐或许无聊的时代。
应该是我看过最严谨和最能还原历史细节的纪录片了。选取1644作为纪录片切入历史的突破点，本身就如同黄仁宇选择万历十五年书写明朝末年历史一般的睿智。同时毛佩琦和樊树志两位老师解读，不仅采用了多种史料，细致地还原了历史的细节，而且还仔细揣摩四位主人公的个人心理。比如崇祯的猜忌、迟疑，崇祯朝君臣关系的恶化，李自成的草莽和狭隘等，是结合了传记体、纪事本末体的传统史学叙述方法。同时，又将很多细节描绘的十分清楚，比如李自成攻打北京之前，崇祯帝面临三种抉择：迁都、调兵吴三桂、议和，但崇祯皆错过了机会。一直伴随李自成的故乡情结，使他在攻打北京城之前，居然主动议和，在山海关战败后，自动撤退。吴三桂的漂泊与无依等。历史的魅力在于细节，越能还原历史的细节，就越能感受历史的魅力，同时对史料的要求也越高，这部纪录片几乎接近了历史论文的标准。推荐。
《公元一六四四》影评(七)：一部纪录片粗浅认识
正如文案所述：一个历史人物之所以被关注，是因为给予后人了启示。（概意）
正如《杜拉拉升职记》中描写现实社会中，一个老板是否是好老板，是看能否从她身上学到东西。（概意）
一部片子能否是好片子，对我来说，就是片子是否引发了我兴趣和思考，并从中学习到了东西。
惊讶于此片的叙事和拍摄，虽争议很大，此片已经超出纪录片的描写。不过还是特别喜欢这种描写。
既比所谓历史正剧更符合历史让人心里一震，又比冷漠的历史资料喜闻乐见。我则是看完后，甚至急迫的重新专门去看第三集对吴三桂个人心理挣扎的段落。因为事件实际的发生了，而挣扎近乎于每个人的心理感受。
这部片子能激起我对于这段历史的兴趣，也临场感受到了那段历史咄咄逼人的残酷，这种张力是很多片子做不到的。
全文严重突出作者的观点和历史总结。用历史再现的方式让你自己去感觉东西。既能迅速抓住这段历史的脉络，又能简单的了解历史启示。
第一集崇祯的性格决定机会，第二集李自成的思想决定机会，第三集吴三桂的命运机会一起玩死他，第四集多尔衮的集大成，跨过性格思想的坑爹坑自己可能，牢牢抓住机会塑造自己的历史命运。
一声叹息。
《公元一六四四》影评(八)：一六四四，天命何归（二）李自成：成王败寇的写照
公元一六四四年，“闯王”，或者“大顺王”李自成，似乎注定就要成为中国下一任天子。就在去年十月，他一举击溃宿敌陕西总督孙传庭的军队，攻取关中。这年一月，意气风发的李自成在西安称王，国号大顺，建元“永昌”，俨然与大明分庭抗礼。不仅如此，他更亲率大军五十万，东征北京，一路所过州县，无不望风披靡。然而，在宁武关，他遇到了明军最后，也是最激烈的抵抗。
宁武关由偏头、雁门、宁武三关总兵周遇吉亲自镇守。作为大明朝最后的忠臣良将，周遇吉拼死力战，以几千残兵对阵李自成五十万大军，全无惧色。双方大战七昼夜，周遇吉充分发挥宁武关险要地形的防御优势，用大炮轰击农民军攻城部队，杀伤万余人。此后又通过阵前反突击，夜袭，诈降等战术，使李自成蒙受了损失七万余人的惨痛代价。后来农民军用炮轰塌城墙，宁武关终被攻破，周遇吉又带领亲随拼死巷战，做最后的抵抗。《明史》如此记载：“遇吉巷战，马蹶，徒步跳荡，手格杀数十人。身被矢如蝟，竟为贼执，大骂不屈。贼悬之高竿，丛射杀之，复脔其肉。城中士民感遇吉忠义，巷战杀贼，不可胜计。其舍中儿，先从遇吉出斗，死亡略尽。夫人刘氏素勇健，率妇女数十人据山巅公廨（衙署），登屋而射，每一矢毙一贼，贼不敢逼。纵火焚之，阖家尽死。”
如此惨烈的战斗，使李自成东征的信心大受打击。他对部将说：“宁武虽破，死伤过多，自此达京师，大同，宣府，居庸关重兵数十万尽如宁武，吾辈岂有孑遗哉，不如还陕图后举。”这种想法，其实是很自然的。
李自成本来是不想造反的，和其他普通的中国农民一样，他只是想老婆孩子热炕头，好好过日子。然而，当他因为丢失公文这样的小事被驿站炒掉，光荣下岗以后，李自成的命运发生了转变。因缴不起举人艾诏的欠债，被艾举人告到米脂县衙。县令将他“械而游于市，将置至死”，后由亲友救出。这个倒霉的人回到家后，又发现自己的老婆与村里人通奸，一怒之下，他杀死了债主和妻子。两条人命在身，官府不能不问，吃官司不能不死，于是李自成又逃亡他乡投军，谁知投军也不太平，因为欠饷问题，李自成终于被逼上梁山，杀死参将和当地县令，落草为寇。在他十几年的造反和征战生涯中，战胜攻取和一败涂地都是家常便饭，走到称王这一步，完全是因利乘便，而并非一开始就定好的大战略目标。所以，东征北京，在李自成看来也是一次因利乘便的行动，有利则高歌猛进，不利则退守自保，并非一定要改朝换代，取大明天下不可。
宁武大战结束当天夜里，李自成沉沉睡去。如果历史就这样发展下去，那么不外乎是第二天清晨，闯王和他的军队吃罢早饭，带着战利品拔营启程，返回关中。历史上的很多帝国，比如8世纪阿拉伯人在普瓦提埃和图尔，13世纪蒙古人在艾因贾鲁和日本海，都是这样无声无息地停下扩张脚步的。可是，历史的精彩之处就在于，它不以个人的意志为转移。就在李自成心灰意懒之际，当天深夜，大同总兵送来降表，李自成大喜过望。刚坐定，宣城总兵降表又到，而且派来了一百名骑兵来迎接他进城。历史一夜之间发生了戏剧性的变化，宣府大同，这两个200年来一直捍卫着京师门户的重镇，兵不血刃便已拿下。自此，京师门户洞开，明朝灭亡只是时间问题。
一六四四年三月中旬，李自成大军包围北京。他志得意满，以胜利者的潇洒姿态，向崇祯皇帝提出了无比优惠的议和条件。据《小腆纪年附考》卷4载，李自成提出的条件为：“闯人马强众，议割西北一带分国王并犒赏军百万，退守河南……闯既受封，愿为朝廷内遏群寇，尤能以劲兵助剿辽藩。但不奉诏与觐耳。”崇帧皇帝以惊人的愚蠢对议和条款加以拒绝后，农民军开始攻城。三月十九日，兵部尚书张缙彦主动打开正阳门，迎农民军入城，崇祯皇帝自缢殉国。李自成大摇大摆走进紫禁城，走进了这座过去他这种小民连看都看不着的深宫大殿。传说李自成入宫后看见崇祯的遗体后叹息道：“我来与你共享江山，如何寻此短见？”遂命人以皇帝之礼安葬，可谓盗亦有道，极有风度。
然而，当吴三桂降而复叛，李自成率军十万讨伐山海关之时，大顺军已经不再是当初屡战屡胜的劲旅了。官兵个个腰缠万贯，带着从京城搜刮的金银宝器，还有众多裹挟而来的妇女奴仆，看上去并不是出征，而是衣锦还乡。历史是如此惊人地巧合，1600年前，在欧亚大陆的另一端，也是像这样一支拖儿带女，如花车游行般的军队，在一个叫条顿堡森林的地方全军覆灭。它的统帅叫瓦卢斯。在一片石，当八旗兵像当年的切鲁希人一样从侧翼杀出时，李自成的队伍爆发出一阵歇斯底里的惨叫：“辫子兵来啦”，随即狼奔豕突，溃不成军。
李自成从进京到狼狈逃回陕西，其间只有短短四十多天。和刘邦入关中“约法三章”，财帛子女无所动，萧何忙着保管搜集法令档案资料不同，在这四十多天时间里，李自成和他的部属没有做一件对巩固新政权有利的事。除了拷掠明朝的官僚权贵，榨取金银财宝，发泄对旧政权的仇恨外，他们对百姓也是极尽搜刮，无恶不作。大顺政权流氓阶层落后残暴的一面彻底暴露。最让人难以置信的是，李自成手下大将刘宗敏竟然对吴三桂的父亲吴襄也施以酷刑拷打，并霸占了吴三桂的妻子陈圆圆，直接破坏了李自成招降吴三桂的计划，激反了吴三桂，造成了不可挽回的后果。而李自成对此竟然也听之任之，没有采取强硬措施加以制止，不能不说李自成只讲梁山好汉的兄弟义气，而缺乏人主之威。不过他似乎也没有又一定要当皇帝的打算，只是在一片石之败后，仓皇逃离北京之前，草草搞了一个登基仪式，当然，天下百姓谁都没把这当回事。
好一个“裂土封王”，好一个“共享江山”，这两句话，道出了李自成只能成为草寇中的枭雄，做不了皇帝。斯巴达可以有两个国王，罗马也能有两个执政官，中国不一样，“天无二日民无二主”，名不正则言不顺，什么“共享江山”，没有的事！只有成王败寇之道，绝无二主共治之理。你不是正统出身的皇帝，也不是奉天承运的继位者，那么终是篡逆之徒，乱臣贼子，人人得而诛之。
一年以后，在湖北九宫山，一个叫程九伯的农民一锄头刨死了一个穿龙袍的人，据说他就是赫赫有名的李闯王，一个“流贼”。
《公元一六四四》影评(九)：Notes
崇祯
1587年/万历十五年，吏治腐败；
木匠朱常洛天启帝+太监魏忠贤；
朱由检崇祯，吴三桂左良玉孙廷芳，南迁未遂，内阁制度反噬。
李自成
1368-1644，明覆，农民起义李自成在西安建大顺王朝；
周遇吉在山西宁武为明顽强抵抗；
占领京师后没有及时建立正常的赋税制度，军纪败坏，推倒旧制度，没有建立新制度的思想准备；
吴三桂与李自成对峙，后者招降前者，因刘宗敏猪操作未遂，吴三桂降而复叛。
吴三桂
平西伯，有军权，有人心，家人在京城，在一座正融化的冰山上攀登；
明亡，军民投靠，李自成杀族之仇，关宁铁骑无处收留；李自成统战失败，协议式投降破裂；
代表明朝向清朝请兵，裂地以酬，被多尔衮拒绝；吴三桂与李自成在山海关火拼，处于下风时，跟多尔衮谈判，清军入关，封平西王。
多尔衮
抓准时机，利用吴三桂，死后被清算。
《公元一六四四》影评(十)：一六四四，天命何归（一）崇帧皇帝：性格决定命运
“历史之所以为历史，就是因为它不容假设。”以后人的眼光，评价过去的事实，诚然如此！然而，不容假设的历史，本身也是一个“进行时”。正是因为这个“进行时”引发的蝴蝶效应——各种确定与不确定、偶然的与必然的、变化无常的因素与巧合的共同作用，才让它的结局显得如此惊心动魄，而又在情理之中。其间的错综复杂和风云变幻，恐怕远非本朝历史教材编写组老生常谈的所谓“历史必然性”、“唯物主义史观”所能敷衍得了的。这也是历史引人入胜的地方。
公元一六四四年，戏剧性的一年。在漫长如中国历史的岁月里，传奇故事已经屡见不鲜，但像一六四四这样变数如此之多，充满了峰回路转的年份，却也罕见。就在这一年，四个关键人物，四种命运的交织，共同创造了历史，也改写了历史。至今看来，依然让人感慨不已。
崇祯皇帝——性格决定命运
公元一六四四年，风雨飘摇的大明王朝迎来了大厦将倾的最后时刻。就在这一年春天，李自成亲率大军号称五十余万，倾巢出动，从陕西禹门渡黄河，一路势如破竹，除了在宁武关遭到激烈抵抗外，沿途其余关隘城池皆望风而降。所以，李自成仅用了一个多月就兵临城下，起义军连营数百里，把北京城围得水泄不通。而此时的京城，无兵可守，只剩下崇祯皇帝和一帮各怀鬼胎的朝臣，坐困孤城，一筹莫展。看来真的是气数已尽，再无机会了。
其实，崇祯并不是没有机会，即使是在一六四四年，历史也曾给过崇祯几次宝贵的机会。
第一个机会，是迁都南京暂避锋芒。历史上，东晋，南宋都曾迁都南方而得以存续，唐玄宗也曾逃到蜀中避乱。更何况，成祖当年迁都北京时特意留了一个后门，在南京保留了一套和北京一样的政府班子，就是为了有备无患，在发生变乱时皇帝能够从容不迫地迁都，起到临时政府的作用。此外，李自成军主力都集中在河北山西一带，张献忠则远在四川。山东，两淮，江浙诸省都没有起义军的踪迹，而且又有湖北左良玉军为策应，此时南迁，可保无虞。即便不走陆路，也可在天津坐船南下，更加快捷安全。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嘛。
第二个机会，是乘李自成在宁武关攻击受阻之际，赶紧内调吴三桂的三万关宁铁骑入援京师，保证首都拥有足够的防守兵力，凭借京师坚固高大的城墙，击退起义军的围攻。虽无十分胜算，也不至于完蛋得如此迅速。
可惜这两个机会，崇祯都没有把握住，这和他性格上的缺陷有莫大的关系。
我看过崇祯皇帝写的一幅字：字写得很大，笔画很粗，看上去很大气，但是笔画的间距却十分逼仄，给人一种压抑和装腔作势的感觉。“字如其人”，志大才疏，刚愎自用，用在崇祯身上，恰如其分。
在关于迁都的问题上，崇祯也不是不想迁，在最危急的关头，他一再征询内阁首辅陈演和魏藻德的意见，陈演坚决反对南迁，魏藻德始终装糊涂不表态，崇祯非常恼怒却也无可奈何，最后只得咬牙切齿地说:“朕非亡国之君，诸臣尽为亡国之臣！”其实，从这句话里，就能看出诸臣不附和皇帝意见的原因了。
原来两年前，崇祯曾经秘密指使当时的兵部尚书陈新甲与清廷议和，由于陈新甲的家僮误将写有议和条款的密函当做塘报交给有关部门传抄，事情败露，朝中舆论哗然。崇祯害怕承担签订“卖国和约”的罪名，于是将责任全部推到陈新甲身上。谁知陈新甲不仅不愿认罪，反而自诩有功，企图把皮球踢回去。崇祯恼羞成怒，将陈新甲逮捕入狱。朝中大臣曾多方营救，出于嫁祸于人的目的，崇祯全部拒绝。当年，陈新甲终于以“私款辱国”的罪名被斩首示众。在这件事里，崇祯好谋无决，敢做不敢当，缺乏承担责任的决心和魄力的性格缺陷暴露无遗。这次在迁都问题上，崇祯故伎重演，不想承担“弃守祖宗陵寝”的罪责，又想找替罪羊顶缸，大臣们对此自然心知肚明，所以要么公然唱反调，要么装聋作哑不表态，就是不愿承担责任。既然找不到替罪羊，崇祯也只能徒唤负负，南迁之议就此夭折。第一个机会就这么丧失了。
由于在迁都问题上吵得不可开交，加之国库空虚，朝廷不能负担勤王军百万军饷的要求，所以内调关宁铁骑的计划也因此拖延。直到李自成攻破京师，崇祯上吊自杀那天，吴三桂才抵达河北丰润，离京师还有几百里之遥。第二个机会，也就这么失去了。
天无绝人之路，即便是李自成，也给了崇祯最后一次机会。实际上当时李自成并没有灭掉明朝的打算，他的思想接近于项羽，只是想当他的“西北王”，而不是皇帝。于是他提出谈判条件:只要崇祯割西北一带，让他分国而王，并犒赏军银百万两，他马上就退兵。在形势几乎绝望的情况下，这样的和谈条件，可以说是相当优惠了，也是拯救明朝最后的机会。崇祯理应接受，以便赢得喘息之机，再作打算。令人难以置信的是，直到这个时候，崇祯仍然再三征询首辅魏藻德的意见，希望魏藻德承担割地责任，而后者自然是不愿答应的。到最后，崇祯虽然气急败坏，但仍无勇气自己承担与“流贼”屈辱议和的责任，竟断然拒绝了李自成伸出的橄榄枝，简直是蠢到了不可名状的地步！
有人也许要问，崇祯杀袁崇焕时，不是挺当机立断的吗？怎么在迁都调兵议和这些问题上，反而犹豫不决，患得患失了呢？其实这是一个硬币的两面：当年杀袁崇焕时，由于袁崇焕秉性刚直，又杀了毛文龙，在朝中得罪了不少人，于是大奸臣周延儒，温体仁和一些太监串通起来大造声势，利用崇祯多疑苛刻的性格缺陷，使崇祯认为自己的判断正确，又得到了舆论支持，于是底气十足，“当机立断”地制造了一个大冤案。然而，当崇祯得不到官僚集团的支持，或者遇到了必须自己负责的情况时，他庸懦无能，优柔寡断的本来面目也就一下曝光了。
性格决定命运。当崇祯砍杀宫嫔，逼死皇后，自己在煤山那棵老歪脖子树上吊死的那一刻。他可曾反省过，自己性格中那些致命的缺陷，不仅会把自己引向毁灭，也将断送他的王朝最后的生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