疼痛,是我应该面对的事情
去年上海最寒冷的时候,我去了阿根廷的乌斯怀亚,那里据说是世界的尽头。有人说,乌斯怀亚有也格来日斯灯塔,也有孤独。红白相间的灯塔静静地矗立在比格尔海峡的一个小岛上,水鸟叫唤着,从天空掠过。我感受到了灯塔的孤独,觉得它是个巨大的心脏,永不止息地跳动。
有个穿黑色卫衣的女孩,独自站在船舷边,默默地凝视灯塔,目光忧郁,让我想起了世界上很多孤独的灵魂。我在世界尽头邮局,给一些同样孤独的人寄了些明信片。有人说,从这个世界上最小的邮局寄出的明信片,有的根本就到达不了目的地,我不相信。当那个孤独而快乐的老人在明信片上用力敲下邮戳时,我就坚信,那些明信片都会被送到那些孤独者手中,成为就像也格来日斯灯塔一样的真实存在。
有个孤独的人叫莹,她在中国最北方的城市里,每天晚上在电台工作,用她甜美的声音陪伴深夜里不能入睡的人们。有时在凌晨下班后,独自穿过寂静街道回家时,她会突然流下泪水。她一直在等待我从世界尽头邮局寄来的明信片,像等待一只带来春天消息的候鸟。
那真是漫长的等待,快一年了,她也没有收到明信片。我特别内疚,仿佛是个做错事情的孩子,避免和她说话,也不敢去微信朋圈里看她日复一日的笑脸和独语。
这个秋天还剩点尾巴的时候,我来到了一个叫丁屋岭的古老山寨,住在靠山的一间小木屋里,试图在这个似乎与世隔绝的地方写本小说。我有个怪毛病,在家里根本无法进行长篇小说的创作,必须找个地方将自己封闭起来,才能写完一本书。我很清楚这是个坏习惯,如果说我的小说创作本身是冒险的话,我每次出去写作更是一次次巨大的冒险。活着就是冒险。
比如那年在银厂沟,我差点没了命。那年五月的银厂沟,阴郁的天空,时断时续的雨水,各种各样的野花开放。我住在叫鑫海山庄的度假村里,写一本叫《幽灵战舰》的小说。写作间隙,我会站在房间的阳台上,眺望云山雾罩的九峰山。山谷的风无拘无束,我的心也无拘无束。5月12日中午,天空中出现了阳光,漫山遍野的蝴蝶和虫豸在飞舞,我似乎听到了它们的尖叫,可是我无动于衷,只是惊诧于它们的美丽。灾难在下午两点二十八分降临,是黑色的时刻,大地颤抖、咆哮,山摇地动。顷刻之间,我被深埋废墟……七十六个小时后,获救的我看着满目疮痍的山野,欲哭无泪,心里埋下了恐惧和绝望的种子。
黑色的瓦,暗红土墙,旧杉木门扉,狭窄巷道,磨得光滑的青石板路面,偶尔的人声和狗吠……丁屋岭有时会让我突然置身于古旧的时光里,不能自拔。我时常陷入可怕的宁静,那时山野的鸟鸣声,以金灿灿的阳光,都让我沉迷。夜色降临后,鸟儿归巢,星星是天空的灯盏,一颗颗被点亮。夜晚的古老山村,才真正寂寞入骨。无边无际的寂寞中,我在文字中游走,癫狂。文字是毒药,将我一遍遍毒死,而文字是灵药,刁钻地进入我的灵魂,一次次将我唤醒,告诉我还活着。
子夜时分,我停止了打字,用凉水洗了把脸,打开门。黑黝黝的山林隐藏着未知的东西。我深深吸了口气,关上了门。我想起了遥远的乌斯怀亚,矗立在小岛之上的也格来日斯灯塔——它是黑夜里的灯火,总有一些东西应该被照亮。我想起了在遥远北方的莹,她也许还在电台里给无法入睡的人们讲述着什么。
苏青是我的难友。
大地震发生的时候,他正在银厂沟风景区的小龙潭前给一对年轻男女拍婚纱照。年轻男女站在一块石头上,背对着清澈潭水,摆着相互接吻的恩爱造型。苏青正要按下快门时,山崩,地裂,在连绵不绝的轰响中年轻男女瞬间就被埋葬,苏青的下半身也被石头压住……三天后的黄昏,我们被同一支救援部队营救,抬上同一架军用直升机,送到成都的医院救治。
军用直升机腾空而起时,我侧过脸,看着旁边蓬头垢面的苏青,他泪流满面。我没有流泪,但我知道,我和他一样,从此命运被改变了。我伸出可以动弹的右手,他迟疑了会儿,慢慢伸出左手。我们的手握在一起,什么话也没说。
巧合的是,他和我被送到了成都的同一家医院。医院病房爆满,到处兵荒马乱,不断有伤者被送进医院。我和苏青住在住院部外面场地上的帐篷里,每个帐篷里都有四张病床,我的对面就是苏青。他躺在病床上,一言不发。我躺着,头上包裹着绷带,浑身无法动弹,看不清他的脸,不知道他是不是还在流泪。我旁边的病床上躺着个小姑娘,一直在沉睡。苏青旁边躺着个老头,不停地呻吟。医生护士根本就不够用,给我们检查完,处理了下伤口,打上吊瓶,就匆匆赶去看别的伤员。
疼痛是我应该面对的事情,我忍耐着不叫唤出声。苏青也和我一样,甚至比我要痛,我听到医生说过,他两条腿都断了,十分严重。从上海赶来的妻子在不停地接听电话,替我回答很多很多人的问题。我不想说话,一句话都不想说,闭上眼睛,睁开,在复复的睁眼闭眼中沉睡过去。
在疼痛中醒来,发现妻子趴在我身边睡着了,我不动弹,不忍心惊扰她。我抬起头,看到一个老太太在给苏青擦脸。我以为是苏青的母亲,后来才知道,她是个志愿者,以前是这个医院的护士。给苏青擦完脸,她就走了。过了好久,她回来,端着一个小盆坐到苏青床头。她轻声说,我给你打来了稀饭,吃点吧。苏青紧紧地闭着嘴巴,不说话。老太太叹了口气,不吃东西怎么行,你伤重,要补充体力的。苏青还是不说话。
老太太看了看他的吊瓶,走过来看了看我的,对我说,这瓶滴完了,我给你换上。换完吊瓶,她问我饿吗,我去给你打点稀饭?我说不饿,就是渴。她给我水喝,我喝完水,闭上了眼睛。我不知道苏青渴不渴。
噩梦中醒来,天已经大亮,灰蒙蒙的天空,飘浮着刺鼻的味儿,一种死亡的气味。妻子见我醒来,对我说,你一直在喊叫,不要紧吧?我笑笑,说渴。她给我喝水。呛了,连声咳嗽,咳嗽拉动了肌肉,浑身伤口的疼痛连成一片。大汗淋漓。她轻轻地擦去我额头上的汗水。
我发现对面病床上的苏青不见了,其实那时我还不知道他的名字。我问妻子,对面的那个人呢?妻子说,一大早,就被护士推走了。我说,知道他干什么去了吗?妻子说,好像说是转院动手术去了。我闭上眼睛,内心很空落,无法说出什么。旁边的小姑娘在轻声唱歌,她的右手吊在绷带上,圆嘟嘟的脸上有几道划痕。那个老太太带着笑在给她梳头。她看到我,停了不唱,朝我笑笑,我也朝她笑笑。
你唱得真好听。
谢谢你。
她又开始唱。
那时候,她就是个天使,给我们唱歌,让我心有慰藉。老太太悄悄挨个儿和大家说,不要当她的面提起她的父母,因为他们已经不在人世。听着她的歌声,我想大哭,可是我只能对她笑。
霜降过去了,山寨里没有降霜。一连几天的晴天,白天的阳光暖烘烘的,如果坐在阳光下晒太阳,容易昏昏欲睡。从我住的木屋里看出去,十几米外的山壁上,野草和藤蔓丛生,有一串串红色的野果,十分诱人。老家人都叫这野果蛇泡泡,藤蔓上有细小的刺。小时候采摘蛇泡泡时,不小心会划伤手。注视着阳光下红得透亮的蛇泡泡,我想去采摘,可终究没有伸出手。
写作间隙,我不断想起苏青。就在我到丁屋岭之前,他给我打过一次电话,说大地震快十年了,还得去探访杨文波一家,问我有没有空。我说等我写完新书,再和你一起去。他说等着我。听他的口气不是很愉快,但我没有追问他为什么。
本来以为,当初在成都医院和苏青分别,就不会再见面。几天之后,我离开了成都,回到上海的医院治疗,就和他失联了。大地震一周年的时候,我回银厂沟,路过一个村子时,看到一个长头发、瘦高个、穿着黑色西装的年轻人用微型摄像机拍摄村民建房子。我觉得他面熟,就让朋将车停了下来。我坐在车上沉默了几分钟,脑海里搜索着对此人的记忆,隐约觉得他就是在军用直升机上和我握手的那个人。我下了车,朝他走过去。他看到了我,愣了,几秒钟后,说,你是——
我笑了笑,没想到能够再见到你。
他伸出了手,我们的手在一年之后,又紧紧地握在一起。
苏青说,见到你真好,老哥,当时本来想给你留个联系方式的,可是那时我太绝望了,就打消了那个念头。
我理解,只是一直记着你。
……
(节选自《我们为什么要呼救》)
谨以此书,
献给汶川大地震中所有的遇难者与幸存者,
也献给所有热爱生活的人们。
——李西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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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为什么要呼救》
李西闽 著
《我们为什么要呼救》为汶川大地震幸存者、华语文学传媒大奖得主李西闽长篇新作,讲述三个人震后挣扎求生、战胜心理与身体伤痛的故事。作家“李西闽”在震后多次无法忍受身体疼痛与内心恐惧,试图自杀,但不忍抛弃妻女,也不愿向恐惧认输;摄影师苏青眼见一对新人在自己面前瞬间消陨,总试图弥补内心的愧疚;当地农妇李翠花无法走出丧子之痛,却也努力想要一个新的生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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