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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同学董小苹

2020-03-01 01:51:05 作者:王安忆 来源:读者 阅读:载入中…

我的同学董小苹

  董小苹是我小学时同班同学。入学不久,我们就约好了,由她来叫我去上学。前一日下午,我很兴奋地向大人宣布了这一消息。到了第二天早晨,只听前边大门外有人叫我的名字:“王安忆!”我、妈妈阿姨,三人一同奔过去开门。妈妈一眼看见董小苹,就惊讶地叫道:“多么好看的小朋友啊!”说罢就去拉她,她逃跑了几步,最终还是被妈妈捉住,拉进房间记得那一日,她穿了一件绒绒的大衣,戴一顶白绒绒的尖顶帽子脸蛋粉红色的,一双极大极黑的眼睛睫毛又长又密,且向上翻卷着。妈妈始终拉着她的手,问长问短。她的美丽使妈妈非常兴奋;而站在一边的我,则满心委屈妒忌要命眼泪都快下来了。我们终于一同走出门,她很亲热地用胳膊搂住了我的脖子。这时候,我中的怒气不由得全消了,取而代之的是满心的感动

  她是一个特别幸运女孩。那时候,我们都这样认为。她不仅形象美丽,而且极其聪慧功课门门优秀,歌也唱得好,口齿伶俐能言善辩穿着打扮十分洋气。外班的老师或同学提起她常常会说“那个洋娃娃一样的小朋友”。当时,我们年级共有四个班,凡是受过幼儿园教育孩子,都编在一班、二班,还有三班。像我们四班,都是没有读过幼儿园,直接从家里来学校的。因此,在这个班上就出现了一种较为复杂情况绝大部分的同学出身都相当贫寒,甚至有一些家长没有稳定职业。而另有一小部分孩子,出身于资产阶级或者高级职员知识分子家庭,在学校教育之外,还另外请家庭教师学习英语、钢琴美术等。

  董小苹所住的一条弄堂,是一条相当贫民化的弄堂。这弄堂曲曲折折、坎坎坷坷,房屋不整。放学后,有时候她邀我去她家做功课,我们走进那个烟熏火燎的弄口,踩着破碎肮脏路面,来到她家门前。开门是一条过道,过道旁有一扇门,通向堂皇客厅,一周皮沙发椅,围了一张西餐长桌,吊灯低垂在桌面上方。时至今日,在我的印象里,那客厅总是暗暗的,好像一直拉着窗帘,隔开了里外两重天地。我们顺着过道一直走向后面的厨房和洗澡间,再上了楼梯,走进她自己的小房间。墙上挂了她与母亲大幅着色的合影,母亲背对着照片,她正面抱着母亲的脖子欢笑。我们做完功课,就到楼顶晒台去玩,望着下破陋的弄堂,就像是另一个遥远世界。那时候,我们无忧无虑,从来没有想到这样的差别会带给我们什么样的厄运。我们常常互相生气,由于都是同样的任性与娇惯,谁都不肯宽容对方。而在我们互相冷淡日子里,彼此又是那么寂寞孤独。放学回家的时候,我们各自坐在课桌前,磨磨蹭蹭地整理书包,期待着对方与自己说话。和好的日子则是那样欢欣鼓舞、阳光明媚,就像是为了补偿虚度的时光,我们会以加倍热烈的语言表达互相的信任和友爱。这时候,她告诉我,她的父亲是一个资本家。

  关于她家是资产阶级的事情,早已在学校里传开。由于小学是就近读书,同学都住得很近,谁家是做什么的,都瞒不过别人的耳朵。同学之间又喜欢传舌,往往会夸大其词。就这样,人们将她家描绘成一门豪富。过了许多年后,我才从她那里了解到:在她父亲还是一个青年的时候,以工业救国的理想和祖上传下的一份遗产,联合兄弟合资开了一个铜厂。其间几起几落,几临破产与倒闭,几度危难,他们最终支撑下来了。在她出生的时候,工厂已经公私合营,父母怀了犯罪的心情,战战兢兢地吃着一份定息,时时告诫自己和儿女,不得走剥削的道路,要做好公民。

  有一次,她很认真地对我说,现在有一条内部的政策:一个出身不好的青年,如果表现特别优异,就可以改变成分。现在想想,这条政策大约是她自己从“出身不能选择,前途可以选择”的思想里生发与推理出来的。她是家中最小的孩子,上面有三个哥哥、一个姐姐。父母以自己的身体承接了命运的暗影,将她温暖地庇护起来。除我之外,董小苹几乎没什么好朋友,班上的同学总是和她很疏远。尽管她成绩优异,也热心参加公益活动,可她在少先队中只是一名小队长。同学们背地里说起她,总流露出不那么满意的神情。她的美丽、聪敏、妩媚、可爱,以及优越的条件,使许多人在心里感到不安与不平。

  在小学最后的一年里,我与董小苹为了一件极小的、至今谁也说不清楚的事情闹翻了。我们不再说话,形同路人。为了气她似的,我故意去和一些平素并不投合的同学要好,进进出出的。有一天早晨,有人在董小苹的课椅上写了“狗崽子”的字样,待她进教室看见了,就说了大意是在“写的人是写他自己”这样的话,就有一个同学跳将起来同她吵。这个同学出身于一个极其贫困的工人家庭,身上从未穿过一件完整的衣服,性格却很倔强。吵到后来,在场的同学渐渐分为两部分,一部分沉默,另一部分帮那同学吵,而董小苹自始至终是一个人,却毫不让步,声嘶力竭地强调:“出身不能选择,前途可以选择。”最后,大家一并将老师找来,要老师证明,究竟是谁的道理对。老师涨红了脸,支吾着不敢明断。这时,我看见很大很大的泪珠从董小苹的脸颊上滚了下来。我悄悄地退场,心里感到非常难过。

  许多日子过去之后,我才知道这一年里,董小苹经历了什么。到第二年开春,我们被根据地段划分进了附近的中学。在学校里,我远远地看见了董小苹。她穿了一件旧罩衫,低头默默地向教室走去。之后,我们常常在校园里远远见面,可是谁也不与谁说话。她是那样沉默,几乎没有人注意到她,也听不见别人谈起她,就好像没有她這个人似的。

  后来,我去安徽插队,而我中学里的好朋友在我走后半年,去了江西一个林场。她从江西来信说:“你知道我现在和谁在一起?和你小学同学董小苹在一起。”她在信中还告诉我,董小苹想与我和好的愿望。在经过了那样的时日之后,二人间的一桩小事显得多么无足轻重。我回信时便附笔向董小苹问候,不久,就收到她附来的短信。而正式的见面,是在两年之后的夏天。我们一同在上海度暑,有一天,我去了她家。她从楼上下来迎接我,将我带上二楼。除了二楼,其余的房间全被弄堂里的邻居抢占了。这时候的我们,彼此都很生分,并且小心翼翼的,似乎不知道什么话该说,什么话不该说。她穿了旧衣旧裙,扎了两个短辫,形容依然十分姣美,眼睛又黑又大,睫毛又密又长,可是脸上的表情却失去了小时候的活泼与生动,老老实实的。只有当她母亲说起我们小时候的淘气,她才浮起笑靥,往昔的董小苹回到眼前,可是转瞬即逝,又沉寂下来。

  过后,我们就开始了间歇很长并且平淡的来往。通过我中学的好朋友,我也不时能得到她的消息。我知道她在那里依然被孤立,周围有许多对她极具伤害的猜忌与流言。然后,我又知道她在很短暂的时间内,以过硬的病由和极大的决心办了病退,回到上海,在街道生产组做工。这时候,我们家搬离了原来的地方,而她也搬出了原先的弄堂,被抢占的房子再无归还的希望,十年里惨痛的记忆也无法抹平。1980年的冬天,她来到我家。这时候,她已考上华东师大历史系。她骑了一辆自行车,是在星期天晚上返校的路上到我家的。她剪了短发,穿了一件朴素的外衣,态度有些沉默,说话总是低着头。我们互相谈了这几年里的情况。我已于1978年春回到上海,在儿童时代社工作。从中国作协文学讲习所回来不久,我发表了一些小说,行将走红。她自1975年年底病退回来直到1979年进校读书,此间一直在一个做绣花线的生产组工作。上大学是她从小的心愿,在林场时,曾经有过一个大学招生的名额,却被给了一个连一张通知都写不流利的男生,只因为他有一个好出身。她听了这消息几乎昏厥,虽然她不相信会有什么好运落在自己身上,可心中却无可抑制地暗暗揣着希望。

  后来到了上海,1977年恢复高考制度,她便开始准备。而如我们这样六九届的初中生,仅有五年级的文化程度,一切都需从头学起。1977年的考试是竞争空前激烈的一年——自1966年起的历届毕业生全在这一时刻拥进考场。她呕心沥血,最终却落榜。她后悔道,如果考的是文科,分数线就过了,但她考了理科。然后,到了1979年。这两年中发生了很多变化,工商业者的工资、存款、定息、抄家物资纷纷被归还,生活渐渐宽裕起来。国家政策开放,出国渐渐成风,许多漂亮的或不漂亮的女孩子嫁了阔佬或外国人而脱离苦境,但她还在绣花线作坊里勤勤恳恳地做一名仓库保管员,用业余时间进行补习,再一次进了考场,终于榜上有名。在秋高气爽的季节,新生入校的场面,一定非常激动人心。这一个娇嫩柔弱的女生不仅坚持了她的自尊与自爱,还保存了一个理想,并将之实现。

  她读的是历史,心下却喜欢中文。大学毕业后,她被分配到母校向明中学任教。一年后她结婚怀孕,正遇学校实行聘任制的改革,于是以怀孕与产假期间无法正常上课的理由“不被聘任”。她连日奔忙,终于为自己找到另一份“被聘任”的工作时,教育部门又下达了师资不外流的文件。经过又一番奔波,她终于调入上海社会科学院青少年研究所,办了一份名叫《上海青少年研究》的内部刊物。

  这时候,我已开始全日制做一名“作家”的生涯。我埋头在一些虚拟的故事之中,将我经过、看见、听到的一些实事,写成小说。我到邮局寄信,到银行取款,出国在机场验关,有时候只是在菜市场买菜,都会有人认出我。他们叫我“青年作家”,使我的虚荣心得到极大满足。可是,我又知道,自己不仅是人们所认识的那些,在那之外,自己还有些什么呢?有时候,在最热闹的场合,我会突然感到孤独,觉得周围的人都与我有隔阂。那些高深的谈吐令我感到无聊与烦闷,我觉得在我心里,其实包含着简单而朴素的道理。就这样,我和董小苹的往来逐渐频繁起来。我很喜欢在她那个简陋而凌乱的家里坐上一时,说一些平常却实际的话。她和她的丈夫、儿子住一套13平方米的往昔看门人的寓所,她的丈夫与她是生产组的同事,又一起考入同一所大学,现在在教育局工作。二人都在“清水衙门”,收入绝对有限,她又不惯向人开口,即便是自己的父母。为了改变现状,她曾努力为丈夫留学日本做过争取,可是人事多蹇,事情遥遥无期,却已负了一身债。她节衣缩食,幻想着无债一身轻的幸福时光,并执意培养孩子对拮据家境的承受能力。她在1987年脱离编辑工作,专搞青年学生的比较研究课题。

  在大雨滂沱的天气,我们不合时宜地在她家做客。积水顷刻间在她家门前淹起湖洼,隔壁公共食堂进水了,老鼠们游过来,栖身在她家台阶上避雨。她安然地去幼儿园接回儿子,再去买菜买面粉,自行车像军舰一般在大水中航行。然后她从容不迫地剁肉做馅,大家一起动手包饺子。饺子熟了,我们各人端了碗找个角落坐下就吃,那情景好像插队的日子。在这间小屋里,我感受到一种朴实无华的人生。她读书、做学问、写论文,从一个作了针线匣的纸盒中取出针线,给儿子缝一条断了的鞋带,从自己微薄的稿费中留出5块钱,为自己买一条换洗的裙子。她的每一个行为都给我以真实和快乐的感染。

  1988年春天,她因与日本青少年研究所合作的课题,受邀去了日本。去之前,她将500元置装费大都用来添了结婚五年来没有添置的日常衣物。当我向她提議应当做一件睡衣时,她露出茫然的神色道,她连想都没有想过,还有睡衣这一件事情。我不由得想起她幼年时那小公主般的卧室,心想:时代将她改变得多么彻底。如今,只有她那白皙的肤色与细腻的肤质,以及某些生活习惯,比如从不去公共澡堂洗澡等,才显露出她埋藏很深的气质。而她现在再怎么高兴,也无法像她童年时那样欢欢喜喜地大笑。她穿一件稍漂亮的衣服引来人们羡忌的目光,也会使她惴惴不安。

  后来,她去了日本。令她十分失望与不快的是,日方合作单位,出于一种成见,竟将请她去日本当作对合作人员的一种优惠,并没有做好工作的准备。日方没有想到,这个中国人来到繁华的东京,只是为了和他们做认真的工作会谈。他们措手不及,最终只能真诚地道歉。她去日本的时候,正赶上大量学语言的上海人拥上东京街头打工的热潮,某些中国人卑下的行径,使得战败后成功崛起跃居世界前列的日本人滋生了傲慢。她所居住的单身宿舍寮长——一个23岁的男孩,通过翻译问她会不会日语,她说不会,他便说道:“你既来访日本,应当学说几句日语,每天早晨,也好向我问个早什么的。”她当即回答道:“你们日本要与中国长期做邻居,你也应当学会汉语。”当她向我叙述这些的时候,我想起小时候的她:锋利而不饶人的言辞、敏捷的反应、极度的自尊,以及认真的求学态度。我感动地想:在极尽折磨的日子里,她竟还保持了这些品质,这使本来就艰难的生活更加艰难。

  从日本回来后,我觉得她有了一些变化——恢复了自信心。她常说,是社科院青少所给予她认识自己价值的机会,消除了她的自卑感,使她觉得一切尚有希望。这希望是经历了许多破灭的日子重新生长起来的。

  当我从虚荣里脱身,来到她的生活里,我们互相道出那时候可笑可叹的故事,我觉得真实的自己渐渐回来了——身心一致,轻松而自然。她的生活使我意识到,在我的生活里,哪些是真实的,哪些是有意义的,哪些是虚假的,哪些是无聊的。

  (心香一瓣摘自微信公众号“作家文摘”,本刊节选,宋德禄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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