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为人知的日本籍解放军

　　“我们很感激一部分日本人，他们在解放战争时期，作为医生、护士、技术员参加了解放战争，这更增强了我们与日本人民缔结友好关系的信心。”1956年6月27日，周恩來在中南海接见日本代表团时说，“日本军国主义确实是残酷的，但协助我们的日本人民也很多。”

　　青木竹子听说有中国人来了，兴奋得不得了。

　　2003年，一见到李素桢，八十多岁的青木竹子拽着她的手说，“我就一件大事，你千万帮我。”

　　对日本士兵、日本技术人员来说，那是个混杂着失望、痛苦、不知所措的混乱时期。有些部队成了战俘，有些人慌忙撤离，有些军事人员整天在烧毁文件。很多人留在当地自生自灭。

　　一开始，青木竹子和一些日本人逃难至松花江边，缺衣少食，濒临饿死。这时候，一位挎着两个大筐的老人突然走来，喊着“麻花”。日本难民左一个、右一个把麻花全拿走吃光了。老人嘴上说“不能拿”，但并未阻止。

　　青木记得，这位中国老人笑呵呵、很慈祥地带着两个空筐走了。一路上，他们不断得到这样的中国人相助。她想拜托李素桢的大事，就是寻找这位老人表达感谢。李素桢后来在国内登报寻人，但没有任何音讯。

　　东北军区卫生部的一则工作报告指出，“一九四五年秋冬，由关内开来部队，除随军卫生机关外，并未带后方医疗人员，到东北后即作战，不得已只好利用日伪医院的全部人员。”

　　“正月里来是新春，

　　赶着猪羊出了村，

　　猪呀羊呀送到哪里去？

　　咦儿呀呀嘿！”

　　2002年5月14日晚，日本东京附近的温泉乡石和町，一位叫幅敬信的日本老人闭着眼睛，摇头晃脑，投入地唱着《拥军秧歌》。几位同龄日本女士腰间系上大红绸，手里拿起了红色大折扇，也在榻榻米上扭着秧歌。

　　“对于他们来说，‘八路军’是中国共产党军队的代名词，这个名词中包含着他们对共产党军队的历史记忆与政治认同。”董炳月曾在讲座中说。

　　据董炳月记载，日本战败后，幅敬信所在的日本军队就地向苏军投降，成为战俘。1946年3月，苏联把幅敬信等人关在黑河江岸收容所。后来，一行人逃跑，和地方的“光复军”（伪满亲日派组织的部队）混在一起成了土匪。

　　交出武器，幅敬信等人当晚就吃上饺子，有鱼肉，还有酒，丰盛得出奇。大家开始时吃得很香，越吃越害怕：“给这么好的东西吃，该不是送我们上路吧。是不是吃完就枪毙？”

　　据日本NHK电视台2002年播放的纪录片《被留用的日本人，不为人知的日中战后》，林弥一郎留下的录音称，当时彭真等人说，要建设空军，希望得到他们的帮助。这期间，也会保证他们的安全，条件成熟，还会送他们回日本。

　　林弥一郎等人很纠结，要不要帮助曾经的敌人？“那个时候我想，日本军队中有战阵训，不可生受俘虏之辱。我们都已成了俘虏，应不应该再活下去，心里很苦恼。”

　　犹豫再三，林弥一郎出于“把保护好大家（部下）当做自己的使命”，他提出几个条件：不以俘虏相待，尊重日本人的生活习惯，保障家庭生活，允许单身者结婚。彭真一一答应。

　　并非所有日本军人都愿意接受这份工作。林弥一郎让部下自己做选择。最终，39人选择离开，一名将官自杀，大部分人都归降。1946年3月1日，东北民主联军航空学校（俗称“东北老航校”）在通化正式成立。这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人民军队创办的第一所航空学校，被看作“人民空军的摇篮”。

　　打开家门，五个身穿制服的日本警官向小木曽会子敬礼，齐声说欢迎回来。小木看到母亲在警官身后不安地来回走动。小木打过招呼后，请走了警官。晚饭，街坊四邻来家拜访，气氛诡异。一位大叔终于绷不住问道：“听说你在中国军队里做事，中国人强奸过你吗？”

　　听了大叔的问题，小木一肚子火，回答：“大叔你胡说什么！人家中国军队才不干这种事呢！”

　　中方拒绝了日方关于逆向遣返的要求，日本代表团也只得接受。1953年3月5日，日本代表团与中国红十字会签署共同声明，决定当即派船接回第一批日本人。2009名日本人从秦皇岛出发，几天后，发自上海的第二艘船也起航。

　　一直记挂着卖麻花老人的青木竹子，就是在这一年回国的。教出很多优秀飞行员的筒井重雄则等到1958年才回国。会唱东北大秧歌的幅敬信，也是1958年回到日本。据《寻访“日本老八路”》，此前，他和其他三百多名日本人曾被派往北京学习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之后，又到哈尔滨学习汽车驾驶和修理技术。

　　对于他们这些留在中国时间较长的日本人，日本外务省警惕性更高。一份日本外务省报告提到，“回来的日本人中，相当多人受过对方的共产教育，有可能带有隐秘政治意图归国。要考虑到这类人的存在。”

　　李素桢介绍，筒井重雄回国后，日本警察租住在他家对面，进行长期监视，一家人根本找不到工作。这些日籍归国人员被一些人视为“被中国洗脑的人”。他的女儿在学校也被说“那家伙是被洗脑的孩子”，还有人把她的作业本撕了。

　　与政府的敌意和同胞的警惕相比，更令他们伤心的是家国已经物是人非。青木刚一回国就发现丈夫在日本早有家室。筒井则发现自己在家乡已是“战死”之人，家人也把资产让别人继承。而他们的国土上，则驻满了美国军人。山边悠喜子家附近就是一个美军基地，眼前是一排排美军战机，宽敞的美军住宅区里，美国小孩在泳池里玩耍。不远处却是拥挤的日本贫民区。街上，随处可见傍着美国人的日本年轻女性。

　　1972年9月30日，曾任四野第二野战病院连级会计师的中村义光以“回想四野会”事务局局长的身份给周恩来写了一封信，提及他们在中国获得的勋章。

　　就在中村写信前一天，中国总理周恩来与访华的日本首相田中角荣在北京人民大会堂签署了《中日联合声明》，这意味着中华人民共和国与日本建立了正常的外交关系。中村因此写信，提及这段往事。

　　据媒体报道，这封信发出后，中村和战友们又历经9年反复申请和要求，中国方面经过慎重研究，决定补发当年收回的奖章和纪念章。经各方努力，按原样制作数千枚补发给日本战友，满足他们的正当要求和热切愿望。经中村等人核实、审查成员身份后，除病亡、联系不上者外，共1560名日本战友重获证章。

　　事实上，这些日本军人回国后，仍然在为推动中日关系做着各种工作，尤其是在民间交流上。

　　听到这句，森川脑袋一片空白，泪水当即就掉了下来。

　　（严平荐自《看天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