住在癌症病房里的谐星
“我们老哥俩也活不了多久了，喝一杯就少一杯啊。来这化疗不就是为了多活几天，多活几天不就是为了痛快痛快啊。— 全民故事计划的第361个故事 —
一
老李是我参加工作接收的第一个病人，得的是肺腺癌晚期，确诊是在60岁，他退休的第一年。
第一次见面，老李没给我留下什么印象，倒是他老婆风风火火的。询问病史时，老李总是插不上话，都是他老婆在讲，讲也讲不到重点，絮絮叨叨没完没了。
我问老李：“你抽烟吗？”老李说抽一点。话音刚落，老李的老婆几乎跳了起来，“抽一点？一天到晚烟就没离过手，天天乌烟瘴气的。”
旁边病床的病人家属也开始说起自己老公抽烟的事儿，你一句我一句，我这个医生都插不进去嘴。
肺癌的病因目前来讲，研究相对清楚，吸烟是一项重要的致病因素，也正是因为这个，肺癌患者与其它癌症患者比起来，总是承受一份额外的压力，仿佛别的癌是命不好，而肺癌是“罪有应得”。
一阵剧烈的咳嗽，结束了两位家属的啰嗦，老李的爱人急忙拿出水杯递上水，老李边咳边摆手。
我在病历上写下：李某，60岁，右肺腺癌，多发淋巴结转移、肝转移、骨转移。老李比较幸运，可以应用一种叫做易瑞沙的靶向药。我告诉老李把烟戒了，回家吃靶向药，每个月拍CT，定期复查。
肺腺癌的病人如若存在基因突变，可以进行靶向治疗，这种治疗利用基因检测寻找肿瘤的“靶”，用靶向药作用精准射击的“箭”攻击癌细胞。
半年后，老李自己来了。
老李胖了些，他戒了半年烟，饭量大了很多。这在肿瘤科医生看来是件好事。还有就是他起了一身疹子，这也是一件好事，说明靶向药在起作用。
复查的项目一项一项报出结果，我竟然有些紧张。老李毕竟是我的第一个病人。
不幸的是，肿瘤不仅长大了，还转移到了另一侧的肺。晚上值班，九点多，我在办公室写病历，老李来问白天检查的结果。
老李对于他需要占用家里一个人手很愧疚，反复说自己一个人也能行，再不行找个护工。
说到这儿，老李不倔了，也不问检查结果，给儿子打电话，说是大夫让来一趟，其他什么也没说。
面对肿瘤病人，有一个很重要的沟通方式就是“你先回病房吧”，医生更多的是把坏消息告诉家属，由家属决定是否跟病人说。我的老师是这样，传到我这，自然也是这么说。
第二天，老李的儿子从外地坐高铁赶到医院，我向他告知病情，他爸爸的病恶化了，靶向药耐药了。
当下面临两个选择，一个是直接上化疗，需要 3个礼拜住一次院来输化疗液体；另一个选择就是用更新一代的靶向药，国内没有，得去香港或者美国买，一个月5万，全自费，效果比化疗好一些，病人受罪小。
他儿子犹豫了一会儿，说回去商量一下，并特意让我瞒着他爸。
按我的经验，商量一下的结果都是用不起，用得起的一般不商量。
第二天，他儿子告诉我，他们决定化疗，但是希望化疗的液体用进口的，在他们的能力范围内，尽量让老人少受罪。
二
化疗的前一天，老李有些得意地告诉我，他特意解了一次大便，给自己的水杯配了一根吸管，准备一整天都不下床，为化疗做准备。
我有些哭笑不得，跟他说，如今的化疗不再是走着进去，躺着出来，会根据体重计算药物剂量，疗效和副反应把握得还算精确，基本不会有什么特别严重的反应。老李脸上的得意还在，但明显神情紧张起来，干笑了好几声。
查房时，为了缓解老李紧张的情绪，我笑着问他酒量怎么样。他说，上班的时候每天喝酒，每次一斤多，有时候带着任务，喝得更多，退休了少一点。
“少一点是多少？”
“半斤吧。”
“半斤多少度的？”
老李笑了，说自己喜欢喝高度的。我告诉他酒量大的人，化疗的时候不容易吐，好事儿。
快下班了，老李来办公室找我，问第二天化疗能不能早点开始，这样儿子能早点回去。我告诉他，这期化疗已经结束了，再观察两天，就可以回家了。
老李挺惊讶的，说还没什么感觉就结束了。我告诉他别急，会有感觉的。
聊了几句，老李问我，他的肿瘤是不是长了。我说：“你别想这个，好好输液就行了。”
“其实我都知道，隔壁床病友告诉我了，说只要是治疗药一改，就是瘤子长了，换几次方案人也就差不多了。他已经换三次，现在人都下不了床。CT报告上都写了，我是右肺癌，现在左肺上也有了。我儿子也不告诉我，你也别告诉他我知道，这样挺好。”
这样你瞒我瞒的戏码，每天医院都在上演。我答应他，让他松了一口气。
随着化疗一期一期地进行，老李的肿瘤暂时控制住了，转移一侧的肺部肿物通过CT已经找不到，但化疗的副作用也随着药物浓度的积累逐渐显现出来。
首先是瘦，老李体重轻了50斤，他总是自嘲：每个季度都得买一身小一码的衣服，多花多少钱，幸亏自己活不了几个季度。
还有就是食欲下降，平时吃饭用大碗，现在吃饭换小碗，老李说他跟他三岁的孙子比赛吃面条，经常是他孙子赢。
化疗药物最常见的不良反应就是骨髓的抑制，就是常说的白血球低、免疫力下降。老李久病成医，学会了看血常规的化验，一发烧或者浑身没劲，意味着白血球又低了，就赶紧去医院打针。
我告诉他：“你用的药不掉头发。”老李反应过来，骂了句脏话，说：“剃了也还好，在家逗孙子好用，一摘帽子就是光头强”。
就这样，老李每隔两三周来一次北京，持续了大概一年。治疗期间，肿瘤时大时小，化疗方案也更换了两次，效果却始终不好。
长期的化疗毕竟是一笔极大的开销，老李的身体也日渐瘦弱。渐渐的，他从可以坐高铁来，到后来需要买卧铺了。
三
与老李同期确诊的还有一位张大爷，两人化疗周期相同，被安排在同一个病房。他俩经常同时来住院，时间长了，便成了朋友。
老张患的是小细胞肺癌，是肺癌中恶性程度最高的一种，平均存活时间不足10个月。
因为老张写得一手好毛笔字，获得过河北省某县级市书法比赛一等奖。老李经常揶揄叫他“书法大师”。老张则叫老李“局长”，其实老李可能科长都不到。两人插科打诨，老张也被老李带着笑呵呵的。
一次查房，一进门我就看见老李在切土豆，我笑着问他：“不喝酒改吃土豆了？要在病房里做饭可不行啊。”
老李指了指老张，“哪儿的话啊。你看大师那胳膊，肿成啥了，用土豆片敷敷就好。”
我有些哭笑不得。由于化疗药物刺激血管加上大量输液导致的静脉回流受阻，老张右前臂出现严重的肿胀，但那是不可避免的，土豆片能有什么用。
第二天，我去看老张，胳膊依然是肿的，仅仅是针眼的位置，淤血略有消散。看来老李的“土豆疗法”不太管用。
我想了一下，还是对老张说：“恩恩，有好转，接着贴吧。”
老张兴致也很高，“嘿，这招好用啊，一块钱就把病治了。”
一期化疗结束，老张化疗反应比较重，躺床上一天没动弹。我对老张说：“您昨天抽血的结果出来了，白细胞下降得比较厉害，要靠打针把白细胞升上来，打完针可能会腰疼，发热，这都是正常反应，不要害怕，以后吃生白细胞的药就行了。”
老李刚好在他的床边，满病房晃悠，说：“生白药不管用，你这么办，你买红皮花生，别吃花生仁，把花生皮留下泡水喝，保准管用。”
老张看向我，意思是等待一个医生的认可。这又难住我了，我不知道怎么回答，只好说：“管不管用问李老师吧，花生皮泡水饭前喝，饭后再吃两粒生白药，这样肯定效果更好，土洋结合嘛！”
老张听完拿出一个小本子，认真做起了笔记。老李指着本子又说：“还有，炖鸽子汤，小火慢炖，也能长白血球。哎呀，不用记，都在脑子里呢。”
我不知道花生皮和鸽子汤是老李开给老张的安慰剂，还是确有其事，但老李不知道，癌细胞已经转移到老张的脑部，肿瘤不会再给这些“留在脑子里的东西”留太多位置。
那段时间，老李经常带着老张在走廊“嘎啦嘎啦”地盘核桃。或者在病房里锻炼身体。病房不大，他俩就走到尽头，再转身往回走。
夜间查房时，我经常逮住他俩在房间里偷偷喝酒。
老张每次都很紧张，像考试作弊的学生被抓了现行，而老李非常淡定，“王医生啊，我们老哥俩也活不了多久了，喝一杯就少一杯啊。来这化疗不就是为了多活几天，多活几天不就是为了痛快痛快啊。”
没过多久，老张就不再来北京了。
我和老李默契得都没有再提此事，只是从那以后，老李再也没偷偷喝过酒。
四
老张走后没多久，有一天，护士跑过来说：“21床不好了！”
我赶忙跟护士一路小跑到病房，仪器上的血压心率都降得飞快，我立刻大喊：“推抢救车，家属往外走！”
护士拉上帘子开始抢救，“多巴胺泵开满，推一支肾上腺素，电除颤给我拿过来。”
“医生，他们家不同意有创抢救。”
“那就用药，多巴胺、肾上腺素反复推。”抢救待续半个多小时，21床的家属叫我出去，哽咽着说：“算了，让他走吧。”
我表示理解，有创治疗只是徒增病人的痛苦。监护仪上的数字逐渐变成零，21床病人走了。
我帮21床病人把插在胸腔和腹腔的引流管取出，护士把输针拔掉，用酒精将身上的污物擦干净。不一会儿，几个太平间的工作人员推着车，一身黑西装，动作娴熟，将病人整理妥当，再铺上一层雪白单子，推走了。
紧接着，保洁员打扫消毒。不到1个小时，21床洁净如新。
老李是20床，抢救时就在隔壁输液。据说他吓得瑟瑟发抖，自己拔针跑了出去。
2018年的夏天，一天值班，主任告诉我，晚上会来一个急诊的病人，有事儿打电话。
我到急症室才知道病人是老李。他高烧不退一个礼拜，救护车跑了500公里拉到我们医院，因为等不及排队住院，直接进了急诊监护室。
我把老李带回肿瘤科，住进重症病房，三种最强的抗生素大剂量同时应用，家属不让探望，每天只能隔着玻璃打半小时电话。
那几天，我们交完班，三个负责主治老李的医生就会围上去看他早晨的化验。到了第10天，老李的白细胞终于上来了点儿，仅存的免疫力配合上抗生素，终于让老李的烧退了。
这10天内，家属们24小时轮班，都快扛不住了。病房外面留人，不让进也不让走，大医院还不让打地铺，老李的儿子就在窗台上铺个坐垫，住了十天。
各位主任反复向家属交代病情：老李很危险，白细胞上不来，感染控制不住，人说没就没。
我妈曾经跟我抱怨，“你们医生挺过分的，总把病往重里说，出了事就没你们责任了。”我觉得她说得有道理，但也不全对，老李病危病重的通知书都签了无数遍，确实是说没就没。
治疗结束后，老李渐渐好转。有一天我查房，他问我：“我能不能提前签个字啊，不然等我昏迷了，就没法签了，我不插管。”
我安慰他：“你有授权委托人，你昏迷了，你儿子替你签。”
老李很坚持：“万一那时候，我儿子非让我插咋办？”
这个问题难住我了，授权委托就是为了在病人意识不清的时候，有人能来签字做决定。当时的我确实还不懂，就说：“这是不是得请师啊？”
老李也说：“可能是。”然后叹了一口气。
五
从层流病房出来后，老李下不来床，精神也萎靡不振，每天只能躺在床上输液。
多次化疗后，老李的血管条件很差，输液很慢。到第二天了，前一天的液还没输完。
输液的那段时间，老李的家里来了许多我以前没见过的亲戚朋友，其中一个是老李的女儿，在爱尔兰工作。她话语权很高，反复询问病情，讲话喜欢用反问句，经常弄得我哑口无言。
后来，她干脆只跟主任讲话，指示我们一定要用最好的药，坚持要做有创抢救，老李最害怕的气管插管也要做。
此时老李已经深度昏迷两天，家属还在为是否插管争论不休。最后是老李的老婆发了火，才将此事平息。她早就没有我第一次见到时的矍铄，眼神也空洞洞的。
病情发展到这一步，已经无力回天。我想起老李是河南人，要回老家安葬，这样才可以进祖坟。
于是我叫来老李的儿子，“我得跟你说件事，北京市的规定，人死了是不允许出京的，必须在北京火化，我不知道你们家的习俗，必须跟你说清楚。”
我给老李换了最后一次药，看着老李的胸部一起一伏。我知道，这还是老李，生命还没有翻篇儿。
临上车前，我将氧气袋充得满满的，嘱咐家属一定要把液体举得高一些。我又认真检查监护仪、氧气管、输液接头，询问救护车上的设备是否齐全，车上是否有医生陪同，是不是走高速，走高速要几个小时。
一切流程结束后，我跟老李的儿子一起将老李抬上救护车。这次并不吃力，老李瘦得皮包骨头，没有了人形儿。
我又送了老李几个口罩，在老李的耳边说了一声再见。从此，我再也没有见过他。
作者秋爸，肿瘤科医生
编辑 | 蒲末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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