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放的鲜花》读后感精选
《重放的鲜花》是一本由刘宾雁 / 宗璞 / 流沙河 / 方之 / 王蒙 / 陆文夫 /著作，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的平装图书，本书定价：1.15，页数：425，特精心从网络上整理的一些读者的读后感，希望对大家能有帮助。
《重放的鲜花》精选点评：
●在《天云山传奇：从小说到电影》提及，到图书馆翻出了这本79年的初版。册子收录多为被错划右派的同志于五十年代所写，大部分曾刊于《人民文学》。总体而言行文的时代感突出，政治意味依旧浓烈，题材含文宣批判、组织生活、悲喜爱情等，不少篇幅放到如今来看还能给人眼前一亮的感觉。当然，那时候的“文艺界拨乱反正”，无论实际结果如何，初衷总是令人欣慰的。
●“干预生活”的小说里，最真实的还是《本报内部消息》里马文元这样摇摆的人物。爱情小说里，邓邓有梅的《在悬崖上》这样背叛与忠诚的故事也很真实，通过永恒的主题透视时代背景。
●一个时代的理想主义
●文学史价值高于文学价值，在特定年代里还是算不错了
●在旧书市三元淘来的书，有不少名家的处女作，非常不错的书，只是如今时代翻了几次，书中要表达的东西觉得有些遥远，红豆中于虹的选择有何可指责之处呢？
●第一版第一次印刷，很有纪念意义。
●阅读过很多次这本小说合集，其中最好看的还是王蒙的《组织部新来的年轻人》，小说中出现的每个人物形象个性分明，观点分明，非常自信。通过阅读这部小说，非常良好地了解当时年轻人的精神面貌以及存在的问题。
●我看见很多不好的现象和人，愤怒，不屑，又有些心惊而颤抖 但所幸总有进步者，为大家的幸福而奋斗，因为有他们，才能有现在和未来
●看了之后你会发现，很多文中揭露的一些阴暗直到现在依然如此，经历了风雨的洗礼，坚挺的不止是艺术，还有那些污秽的官场潜规则
●当时被批判的如今看来都是优秀作品了，也算清泉一泓
《重放的鲜花》读后感(一)：二元对立的价值判断。
鲜花-毒草这样的二元对立的实质其实是一元化的价值判断。更何况这些原本被打为毒草的作品，劫后重聚，其最终目的仍旧只是想证明它们是鲜花而不是毒草。而鲜花是什么呢？是不是歌功颂德粉饰太平的社会主义文学？非此即彼的思维定式直接宣判了这些或力在提出问题暴露问题从而呼吁解决问题的文学通讯是不顾现实、只抓阴暗面的“阳谋文艺”，狠批力图突破人性的禁区，披着左倾外套、涂上左的保护色而小写人情味、人性要求的小说是歌颂小资情调。与文学创作实际相比，鲜花-毒草理论的最大贡献反而是建立了一套“行之有效”的文学批评范式。这样的范式滥觞于《讲话》与整风文艺，形成发展迅速，类似黄庭坚“点铁成金”的诗歌创作主张，使得初学者也“有章可循”，让广大的“贫下中农”和“工人阶级”也能够迅速掌握文艺批评的不二法门，手执批判知识分子反动文学文艺思想观的利器。文学批判与鉴赏也成为了阶级斗争的要津。于是乎风生水起，天昏地暗，众多大家在鲜花-毒草的二元辩证法中被反复遴选，无立锥之地，纷纷被挑落马下。作品文本已然不是被考察关注的对象，社会背景及创作心态、时机巧合成了衡量作品成就及鉴定性质的重要因素。
《重放的鲜花》读后感(二)：庋架小品：重放的鲜花
三十二开平装本全一册，上海文艺出版社一九七九年五月初版十万册，内收小说、报告文学二十篇，其中刘宾雁《在桥梁工地上》《本报内部消息》及其续篇、王蒙的《组织部新来的青年人》、陆文夫的《小巷深处》和邓友梅的《在悬崖上》等即收入此册，所收是否名篇，文学史自当有论，然此书出版于一九七九年这个特殊年头，当别具另一种意味也，书名以《重放的鲜花》冠之，意味此等“鲜花”曾经开放且亦凋零过，如今却是蓬草逢春、花开二度矣。此册为刘宾雁题签本，题曰：“晓天 李茹同志：作为对于一次被葬送的历史良机的纪念 刘宾雁 79.9”，更是意味深长。
此书书衣也颇佳。乍暖还寒季节，茫茫原野和空旷的苍穹被风雪弥漫了，仅以黑白两色着调；而吸引观者眼球的，乃是覆盖着将化未化积雪的肥沃土地上，正有一株勃勃生机的香草鲜花，倔强地顶突出来，香草鲜花被高度意象化并着以粉红和金黄色调，与整个背景形成鲜明对比，象征着无限的生机和希望。此书装帧为方昉，余所知甚少，未识其乃为何人，但他的名字却是应该牢记于心的。
此书于十年前得之于报国寺旧书摊。
《重放的鲜花》读后感(三)：“干预生活”·尴尬价值
说来惭愧，以前就想看看这本书，却拖到现在。在不得不看的时候，熬夜读完。
知识分子有一种傻劲和冲劲，这可能也是这个群体之所以存在至今的原因。“干预生活”的幌子，最后却拂倒了一批尴尬人。无论是林震、黄佳英，还是曾刚，都有从“质疑者”变成“嫌疑人”的危险。
在权力语境相对松动的境况下，知识分子的价值认同的失范，有了一定的缓解。“百花”小说中的各类型知识分子在工作和生活中，不是被动地从工农群众当中得到改造的可能，而是主动反省自身，寻求对时代主题的质询。百花时期小说的知识分子形象建构中，存在这样一个悖论：从内部来看，知识分子的中心意识得以觉醒，但从外部来看，知识分子却陷入了边缘化的境地。
中国50年代的“百花文学”，也受到苏联文学界革新派的理论、创作的直接影响。“写真实”、反对“无冲突论”等口号、主张，激发了作家对揭露矛盾问题题材的小说创作的热情，但外因只是发挥了一定程度的效用。在敢于质疑和批判的知识分子形象背后，仍有个人与集体、分裂与团结的矛盾，使得知识分子身上所承载的个人主义、自由主义、“小资产阶级情调”，成为被规训的矛头所向。
虽然百花时期小说中仍依循着现实主义的写作路子，但知识分子的形象与40年代相比，虽然并不完全摆脱了被改造者的角色，但在规训步伐稍微松弛的境况下，知识分子从一个被动的、旁观的改造者，逐渐转变成主动观察、发现并提出问题的主动成长的形象，他们的“知识”促使他们向质疑和批判者形象暂时回归。
《重放的鲜花》读后感(四)：重放的鲜花
前几日在古旧书店三楼以五元的价格抢购得旧书《重放的鲜花》一本。上海文艺出版社，一九七九年十一月第二版。有九成新，而且无污痕。不由得赞赏自己的慧眼识珠。因为当年爱好刘宾雁的缘故，在图书馆里借来看了一看。没想到真能买到，实属意外。算来这本集子已经快30年了。
鲜花-毒草这样的二元对立的实质其实是一元化的价值判断。更何况这些原本被打为毒草的作品，劫后重聚，其最终目的仍旧只是想证明它们是鲜花而不是毒草。而鲜花是什么呢？是不是歌功颂德粉饰太平的社会主义文学？非此即彼的思维定式直接宣判了这些或力在提出问题暴露问题从而呼吁解决问题的文学通讯是不顾现实、只抓阴暗面的“阳谋文艺”，狠批力图突破人性的禁区，披着左倾外套、涂上左的保护色而小写人情味、人性要求的小说是歌颂小资情调。与文学创作实际相比，鲜花-毒草理论的最大贡献反而是建立了一套“行之有效”的文学批评范式。这样的范式滥觞于《讲话》与整风文艺，形成发展迅速，类似黄庭坚“点铁成金”的诗歌创作主张，使得初学者也“有章可循”，让广大的“贫下中农”和“工人阶级”也能够迅速掌握文艺批评的不二法门，手执批判知识分子反动文学文艺思想观的利器。文学批判与鉴赏也成为了阶级斗争的要津。于是乎风生水起，天昏地暗，众多大家在鲜花-毒草的二元辩证法中被反复遴选，无立锥之地，纷纷被挑落马下。作品文本已然不是被考察关注的对象，社会背景及创作心态、时机巧合成了衡量作品成就及鉴定性质的重要因素。
当代文学大概是一种说来惭愧的文学。刨开新时期文学和所谓后新时期文学不论，从讲话以来，到文革结束，这样一段文学历程的考察会让人觉得灰心丧气。尤其是在观赏了《重放的鲜花》这样的集子之后。不能否认，《鲜花》集中的篇什题材涉及面广，有的涉及到社会阴暗面和政府官僚主义的批判，题材的因素可能会给人造成主观印象，先入为主，具有“加分”的效应。（就我个人的经验而言，我特别偏爱苦难题材的叙述，尤其是以持不同政/见者的姿态叙述苦难题材，我往往会忽略掉这些作品的艺术性，而沉溺于其中的叙述和幻想不能自拔。诚如有论者提出，章诒和《往事并不如烟》中对聂绀弩妻子周颖的描写有些不堪，我同时认为其《伶人往事》中对新艳秋的评价过低，描写过于主观，但是我同时承认我喜欢这样的读题材）纯粹就各个文本个体而言，再重置当今的环境下阅读，我的兴趣更多地停留在了对这些作品的文学史的价值的体味上。文本的艺术特性很少能有打动人心的力量。这些“文学”作品的，间接排除了这些作品作为史料的研究价值，而大虚假小真实的文风又直接冲击了这些作品的艺术性，使其文学价值遭到了怀疑——解决的方法其实很简单，承认它们的价值，尤其是承认其文学史的价值。刘宾雁的报告文学有没有鲁迅风，方之的《杨妇道》是不是一个翻写的《锻炼锻炼》，而宗璞的《红豆》是否也接承了革命+恋爱格式？这些假设有些大胆，只供私人幻想。
《重放的鲜花》读后感(五)：畅想1956
今天忽然想问自己一个问题： 如果在新中国成立后的17年中挑选一个年份穿越回去，会挑选哪一个年份？ 我会坚定地说：1956年。 1956年4月，毛泽东提出“双百方针”，允许不同风格、不同流派、不同题材、不同手法的文艺作品同时存在，自由发展。同年出现了许多可以统称为“百花文艺”的文学作品，这些作品比以往更加真实地反映着社会现实。 1956年是一个明朗的年代。这么说也许不大恰当，因为这整个时期都或多或少被蒙着一层明亮的色彩。 1956年，社会主义改造最后一年，即将建成社会主义制度。 这些当然是重要的，不可或缺的背景，决定着生活在那个时代每个人命运的一切一切。 想说三部作品：宗璞的《红豆》、陆文夫的《小巷深处》和邓有梅的《在悬崖上》。 《红豆》描写的是这么一个故事： 1956年的江玟回忆起八年前，也就是解放前一年（1948年）的大学生活。江玟是一个单纯、向往光明、痛恨社会黑暗的少女；同校的齐虹是一个不关心大家、在那个年代不太合群的少年。他们两个渐渐爱慕、相恋。可时代的变化催赶着每个人向前，年轻的江玟被共产主义理想所吸引，而齐虹则依然是一副资产阶级模样，分歧因而产生。解放前夕，齐虹想带江玟去美国；江玟在经历了痛苦的思想斗争之后决定留下来；后来成为了一名优秀的共产党员。 《小巷深处》讲的是这么一个故事： 解放前曾做过妓女的徐文霞在共产党的帮助下获得了新生，成为了一名优秀的技术工人。青年张俊与徐文霞渐渐交熟，帮助徐文霞补习等，两人到了谈婚论嫁的地步。这时曾经纠缠过徐文霞的无赖朱国魂以徐文霞过去的历史要挟她为其做事。徐文霞经历了多次纠结妥协之后终于爆发，并向张俊讲述了自己的历史。张俊经历了思想斗争后依然坚定地选择了徐文霞。 《在悬崖上》则是这么一个故事： 建国后一个技术员跟一个女会计自由恋爱、结婚，婚后过着幸福的生活。两个人都向往共产主义，相互扶持、努力工作。可是不久后技术员单位里面来了一个具有资产阶级情调的美丽的女职员加利亚，他的心很快被迷住了。在经历了一系列跟加利亚的暧昧以及跟妻子的不和，技术员下定决心要跟妻子离婚，转投迦利亚的怀抱。可他在跟妻子摊牌后，找加利亚表白却被拒绝；知道这时他才醒悟过来，决定追回妻子。 我们当然是要透过作品看到社会本质。 那时的年轻人普遍怀有建设国家、追求进步的单纯的热情；在这种明丽的背景的渲染下，少男少女在爱情中显得充满了傻气。他们明白世界上有一种崇高的东西是需要大家一起去追求的，所以珍重身边的人。 江玟抛弃了爱情投身到了她所认为的真正进步的事业；徐文霞和张俊因为共同的理想，抛弃旧社会的印记，追求美好生活；技术员终于抵挡了资产阶级情调的诱惑，悬崖勒马。 单纯、有追求，是这些人物身上的动人之处。 至于这些作家塑造得好不好则是另外一个话题了，毕竟在大的社会背景下叙述生活的细节从来就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对比苏联作家奥斯特洛夫斯基的《钢铁是怎样炼成的》，其中同样有先进青年保尔追求先进，与冬妮娅最终分离的情节；但是他只是讲了结果，并没有具体展开矛盾；从这个层面上讲，应当要肯定“百花”时期作家的努力。 我前几天问老师，为什么50年代青年人的爱情那么可爱呢？ 我努力去想象1956年的青年们纯粹、明朗的热情，一种飞蛾扑火般的天真性。 回到开始的问题。 我想回到1956年是因为：我想感受那个年代特有的明朗、鲜艳。去享受一切可爱、天真、飞蛾扑火般的热情。 即便之后要经历甚至是价值观的破裂。话说回来，一辈子能经历一次价值观的破裂不也是很难能可贵的事情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