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羊之歌》经典读后感10篇
《羊之歌》是一本由[日]加藤周一著作，北京出版社出版的平装图书，本书定价：59.00，页数：400，特精心从网络上整理的一些读者的读后感，希望对大家能有帮助。
《羊之歌》读后感(一)：“狼”，还是“羊”
加藤周一的外叔祖父是海军中将，姥爷是陆军大佐。爷爷虽无官职，却也是埼玉县的大地主。自小接受了良好教育的加藤，高中上的是日本最好的公立高中日比谷高校，之后进入东京帝国大学医学部，走上日本最标准的精英之道。这样一个人，却说自己是“羊”，这起初让我觉得莫名其妙。
自然，睿智如加藤周一，不可能不知道自己与平头百姓的区别。如在本书中，他多次提及自己与同班同学的差异，并承认这些都起因于家庭环境（《优等生》）。但即便如此，他仍要称自己为“羊”，究其原因，不仅仅是因为他是羊年生人，也不是后记中的“跟羊的温顺性格有不少相通之处”可以概括得了的。比如在回忆大姨夫的权势时，加藤周一写道：
我的大姨夫是个议员，自从他当上了县知事，无数的官员都拜服在他面前，这场景看得我目瞪口呆。某某课长那种算有点身份地位的男人，在我大姨夫面前，也都是低眉顺目的。他家儿子没比我大几岁，都有人蹲在地上给他系鞋带……虽然我从中也感受到大姨夫拥有深不可测的权力，但却一点都不羡慕……社会上那些“有男性特点”的东西，不管是臂力，还是权力，只要是用强势去压迫、制约别人的，所谓的豪放、磊落的习气，我从一开始就是放弃的，因为在从小生长的环境里，我从没觉得它有什么特别的魅力。（《多病之身》）
我并不认为小时候的加藤便已经有如此深刻的感受。这更像是他建立起了自身的价值观之后，反观过去时的感触。加藤从小走着精英路线，完全可以成为“狼”。但他却在一条不属于“狼”的人生道路上，在成为“羊”的过程中，找到了自己的认同感。
加藤并非在常人难以想象的严酷教育之下成长起来，也不是超凡脱俗的天才人物。如在经历“二二六”事件时，他的反应和我们没有什么不同：“这些事情并没有给我们当时的生活带来任何影响，所以，我们也从来不会去思考，它们将会给我们的生活带来多么翻天覆地的变化”（《“二二六”事件》）。这和他成年之后，在疏散地见到的少女们一样：她们听到广播里天皇承认战败之后，便一如既往地“就跟什么都没发生过一样”，“热闹的说笑着”（《八月十五日》）。虽然家境不同，才学迥异，但在巨大的权力面前，在巨大的时代面前，每个人都只能做一只羊而已。
不过，在加藤周一和芸芸众生之间，或许还是有着决定性的差异：我们绝大多数人都需要旁人点醒才能看清脚下，而加藤则深知自己能力实在有限。这既是从小零距离观察权势的人所特有的洞见，也是过早来临的心灰意懒。如加藤这般“国民级知识巨匠”，也没有在本书中体现出多少社会责任感，反倒处处透着一股无奈。他之所以不断思考，不过是为了“理解影响了我的东西的整体”。日本战败之时，加藤说自己反倒想唱起歌来，那歌声，想必便是不折不扣的作为弱者的“羊之歌”。
而我，一个几乎从头到尾都在为他赞叹不已的中国读者，同样无非是只羊而已。可我现在实在不想歌唱。无论中国还是日本，豺狼们都日益跋扈。面对此现实，别说歌唱，除了瑟瑟发抖，我简直无法动弹。
《羊之歌》读后感(二)：生命的“写生”和思考
初识加藤周一的著作，是《日本文化中的时间和空间》，读这本书的缘由是对日本传统建筑的一些思考，之后也曾叹服《日本文学史序说》的思考的全面与深邃，最近加藤周一的自传《羊之歌》中文版也是第一时间阅读，混合着自己在日本学习的经历和思考，读时多有共鸣。
在日本的学习生活的一个重要部分是空闲时间的参观日本诸多现代和当代建筑名作，而在学校建筑史老师带队的京都和奈良古建筑修学旅行之后，对于日本的古建筑产生了浓厚的兴趣。至今我仍旧记得在正式的修学旅行开始之前自己先做通宵的夜间巴士达到广岛的世界遗产严岛神社，在现场让我最为感动的并非立于海潮之中的大鸟居，而是边上的千畳阁，黝黑的巨柱空间收纳进严岛的山与海。
这次修学旅行之后我又多次去参观日本的古建筑和庭园，在严岛神社的感动的错位又有数次经历。回国之后我一直在断断续续的整理资料，希望把那种错位的感动更为详实的记录下来，最近也正式开始准备出版成书，我试图去探讨什么是日本的传统建筑，日本的古建筑和中国、西方的建筑有何差异？个人化的体验与宏观的文化之间有何关联？
加藤周一的《日本文化中的时间和空间》书中有大量的真知灼见，其中对于日本传统建筑的部分和整体关系的论述和日本建筑师筱原一男对于日本传统住宅的研究关注点颇有关联。当然两位学者之间的差异也是非常大的，加藤周一作为文学批评家，更多是借助于不同的艺术载体（绘画、建筑等）来讨论文学中的文化特征，对于建筑的讨论免不了会有空泛的地方，但其中一个章节是关于逃脱日本文化共同体的“此处”让我颇有同感，加藤周一赞美了室町时代的画家雪舟游历中国和日本之后的绘画创作。这种创作是经过艺术家自己的体验来发掘日本性的艺术，而非贵族禁锢在生活的小场所之中对于自身情绪的描摹。只有亲身以日本的地方风景为师，才能创作出《天桥立图》这样的艺术杰作。
加藤周一在《日本文学史序说》中论及正冈子规的俳句创作和思考，“俳句是文学的一部分......文学的标准就是俳句的标准”以普遍性的文学标准来讨论传统的俳句，以写实的态度进行俳句创作。这种“写生”的艺术创作方法兼具了普遍性与特殊性，子规大量描绘家乡生活场景的俳句具有了超越地方的普遍价值。我想这种“写生”的思考状态也是符合加藤周一的文化研究和创作，这和他曾经作为医学研究者的严谨态度也是一致的。
在自传《羊之歌》中，加藤周一描绘年轻时在东京驹场的第一高等学校学习的经历勾起了我在东京的个人生活经历和专业思考，我就读的学校是东京工业大学，但第一年的宿舍是和东京大学共用的驹场宿舍区，宿舍一侧的电车轨道、附近山坡上起伏的小住宅、日本民艺先驱柳宗悦创立的民艺馆、以及涩谷繁华的商业街区，是印刻在我心中的日本城市的印象。自己的求学经历和加藤周一在驹场第一高等学校的青年生活奇妙的重叠在一起，而他们当时在驹场与“小说之神”横光利一的辩论场景呈现出的思考实在让人赞叹。创作的求美和学理的求真是密不可分的，缺失了求真，根基的缺失外加各种现实利益的诱惑，让当时的“日本性”泛滥而疯狂，加藤周一他们当时对于“大和魂”、“神道”的批判思考放在当下也并未过时。
自传除了学理层面的思考，更多展现了加藤周一和他同辈知识分子的群像，青年时期的战争经历必然会对他们的生活和思考产生巨大的影响。在东京空袭即将来临的时候加藤周一仍旧不顾危险去新桥观看文乐，沉浸在传统艺术美的世界；在东京周边地区的乡村避难经过一片落叶松林时，食不果腹的同事对林间美景赞叹并回想起欧洲求学时期的美好。这些困苦生活之中的片段之中仍然可以看到对于文化的期冀。这种文化并非国家宣传中的口号，而是内化在自己生命中的生动记忆。战争影响了大批当时的知识分子，对此的反思是战后重要的议题，除了文学和理论的相关讨论，电影等通俗题材的探讨也不计其数，小林正树、大岛渚、今村昌平等人在古代和当代生活的各种题材都在不停批判制度和文化对于日常生活的影响，“就算自己无能为力，也要知道”这种批判的态度是在他们的艺术实践中一以贯之的。
饱含深情的求美需要综合的体验与思考，加藤周一在探讨文学之时并非单独讨论文学，而是在绘画、音乐、建筑、庭园各种不同媒介的基础上讨论的。他常常去探访京都的庭园，除了著名的桂离宫、龙安寺枯山水庭园，还有提及诗仙堂这样的非典型庭园并专门撰写文章，加藤周一对诗仙堂的喜爱必然是有其个人化的审美，这种在共同的文化基础上的不同个体亲身体验的审美思考汇聚在一起，才会形成一个生动的“日本”文化。
对我自己来说，阅读加藤周一的著作最终还是返回到我对于建筑创作的认知和思考。在碎片化的图像媒体中，日本文化成为了一个重要的消费符号和流行手法，另外国内各种对于“中国”性的设计手法也层出不穷，各种“山水”城市，天人合一的说辞经常见于各种宣传，但另一方面城市和乡村大规模开发的空间商品生产几乎已经摧毁了原有的自然与城乡地景。在这样的背景下，以加藤周一为代表的个体亲身体验的审美思考是更为可贵的。
《羊之歌》读后感(三)：《羊之歌》书影
《羊之歌》（含续篇）是日本文化大家加藤周一于上世纪六十年代撰写的散文体自传，最初连载于1966 年到1967年的《朝日周刊》，1968年被 收 入 岩 波文库出版，深受好评，至今重版不断，被不少日本读者认为是加藤周一的最高杰作。《羊之歌》描写了作者童年到日本战败的1945年之间的生涯。《续 羊之歌》则是从1945年日本战败起，写到60年代日美新安保条约缔结时期为止。两部作品具有前后连贯性，不仅是记录这位“知识巨人”成长历程的优秀文学作品，也是记录日本半个世纪多舛之命运的一份珍贵历史档案。
作者在后记中曾写道，撰写本书并不是仅仅为了回忆叙旧，而是想记录下作为一个作为"平均水准的日本人"的经历。作品取名《羊之歌》，是因为作者出生在羊年，又认为自己性格中也有像羊的稳重的一面。但正像日本读者所评价，个性强烈、爱憎分明，又始终坚持独立思考、毫不妥协的加藤周一，其实在日本人中极为罕见，绝不是日本人的“平均水准”，毋宁说是一只脱离了“羊性”的、特立独行的“羊”。1967年在终章中以“审议未了”对自己半生进行未完评价的加藤，还只是文坛颇具影响力的评论家之一，而今天，他已经作为深受日本民众爱戴与敬重的“知识巨人”而获得盖棺定论。2008年加藤周一去世时，有人评价日本失去了战后最后一位拥有国民级影响力的学者。
本书是岩波书店青版文库中最为畅销的品种之一，出版以来已经重印六十余次，也被不少日本中学、大学收入学生必读书目。
《羊之歌》读后感(四)：《羊之歌》：日语写出的最美的散文
《羊之歌》序
本书的中文译者翁家慧博士，要求我为此书写几句话，尽管我觉得为加藤周一先生的书写序，有些僭越之嫌，但我还是爽快地答应了。这是因为《羊之歌》的作者加藤周一先生与我们所供职的北京大学日语系有较深的渊源，再加之我个人和加藤先生亦交往多年，很想以此表达对我十分崇敬的加藤先生的怀念之情。
与加藤先生第一次见面应该是在1986年秋，当时北京大学日本语言文学学科举办中日比较文化研讨会，邀请加藤周一、中村元、中西进等日本著名学者参会演讲，我负责加藤先生的迎送工作。在从机场到北大、从北大到机场的车里，我们聊了许多，孤陋寡闻的我此时第一次知道加藤先生所撰写的、当时获得很高评价的《日本文学史序说》，后来细读方知这确实是一本非同一般的日本文学史，与其他日本文学史家的著述截然不同。同时在研讨会上，我也第一次知道了先生的“杂种文化论”，了解到先生开阔的文化视野和渊博的学识，绝非其他日本学者可比。也许是因为加藤先生很愿意提携中国年轻一代日本研究者，也许是因为我们聊得十分投缘，总之临别之时加藤先生对我说，今后有机会去日本，一定和他联系。
1988年秋，事隔十年我又一次来到日本，在法政大学进修学习。我很快和加藤先生取得了联系，加藤先生和夫人邀请我去他们位于上野毛的家中吃晚餐，夫人矢岛翠是电影评论家，晚餐时她提到当时红极一时的中国电影《红高粱》，先生也颇感兴趣。当时，先生在东京中央图书馆担任馆长，我很想了解一下中央图书馆，先生便安排图书馆的一位科长带我参观图书馆。1989年夏天，我的同事李强老师来东京从事研究，他也很想见见加藤先生向先生当面请教，我给先生去电话表达了这一愿望，先生又抽暇在中央图书馆附近的西餐馆与我们吃午饭交谈，李老师和我都受益匪浅。先生喜爱中国，对中国十分关心，1989年日本媒体对中国北京的负面报道比较多，原本就很关心中国社会文化的先生很想听听来自实地的人的说法，于是便给我打电话邀我去他家里一聊。总之，这次访日和先生有过多次接触，使我们更加接近了平易近人的先生，从这位评论家、思想家那里汲取了许多养分。
再次与先生在北京见面是1994年春天，北京大学日本文化研究所在日本国际文化交流中心的支持下邀请加藤周一先生来北京大学作讲座，时间为一个月。这次，我与研究所的同仁商议，报请当时的东方学系批准，聘请加藤先生为日本文化研究所的顾问，加藤先生欣然接受，并以此名义在日本发表文章。所以，2005年春天，清华大学东亚论坛邀请加藤先生来京作演讲时，先生一定要见我一面。此次见面后，先生又愉快地接受了我的邀请，于翌日（3月31日）来北京大学外文楼为日语系师生作了一次精彩讲座。这也是先生最后一次来北京大学，最后一次在日语系作讲座，也是我最后一次和先生交流。最令我遗憾的是，先生离京时，由于有课我未能为先生送行。我每次去日本，只要和先生联系，先生总要抽出时间见我，吃饭谈天。记得2003年我在同志社女子大学任教，先生得知后，便利用到京都出差的有限时间，不顾旅途劳顿，到达住宿酒店后，便与我在酒店餐厅吃日式火锅饮酒交谈，而且谈兴甚浓。每当想起这些，我总因未能为先生送行感到内疚和遗憾。
加藤周一先生是日本著名的评论家，小说家，同时也是一名研究血液学的医学专家。他毕业于日本东京大学医学部，曾留学法国在巴黎从事医学研究。尽管他的专业是医学、是血液学，但是他的主要成就却在文化研究、思想评论、文学创作。早在高中时期他就开始写作，他喜爱日本古典诗歌，对歌舞伎、能狂言很有兴趣，同时阅读了大量外国文学作品，特别喜爱阅读法国文学，譬如纪德、普鲁斯特、瓦莱里等人的作品。高中毕业后，他曾与小岛信夫等创办同人杂志，开始诗歌、小说的写作。即使考入东京大学医学部，他也未放弃对于文学的喜好，选修东京大学法文科的课程，从师于法国文学专家渡边一夫、中岛健藏。大学毕业以后，他供职于医疗部门，但与文学继续保持密切关系，二战结束后，他与中村真一郎、福永武彦等共同发表文学论著《1946 文学的考察》，得到文坛瞩目，成为日本二战后文学批评史上不能不提的著名评论家。同时，他还出版了短篇小说集，发表了代表作长篇小说《在一个晴朗的日子里》，得到日本文坛的承认，成为二战后无法忽略的重要小说家之一。1950年至1951年这短短两年时间，他出版了《何谓文学》、《美丽的日本》、《抵抗的文学》、《现代诗人论》、《现代法国文学论》等一系列著述，展现出他深刻的思想、广博的学识、非凡的评论能力。1951年，加藤先生留学法国，在从事医学研究的同时，广泛考察欧洲各国的社会文化，不断加深对欧洲文化思想的理解，同时在与欧洲文化比较的视野中重新审视日本文化。可以说，欧洲之旅使他开始自觉地将关注焦点，放在了重新审视日本文化性格、赋予旧的日本文化以新的意义之上。1955年2月加藤先生归国后，在从事医疗事业之余，重新执笔写作。这一时期发表的《日本文化的杂种性》（1955年6月）等一系列评论展现了他在欧洲时对日本文化的再思考，他这一具有独创性的深刻见解得到评论界的瞩目和认可，成为研究日本文化必读的著述之一。1956年以后，他还创作了多部长篇小说，如根据自己的欧洲经历所创作的《命运》（1956）、描写北九州小煤矿矿工的工会活动的《神幸祭》（1959）等。1958年，他出席了亚非作家会议，由此开始专事评论创作。1960年，他被聘为东京大学文学部的讲师，讲授欧洲现代思潮论，同年10月，受加拿大不列颠哥伦比亚大学邀请，他为该校持续开办日本古典讲座近十年。1970年，加藤先生担任柏林自由大学的教授。并于1971年参加日中文化交流协会访华团访问了中国，后于1972年出版《往返中国》一书，介绍了他眼中的新中国，表达了对于中国的友好情谊。1975年至1980年，他完成了与传统日本文学史截然不同的代表作《日本文学史序说》（上、下），得到普遍认可，并因此获得大佛次郎文学奖。除此之外，他还有日本美术评论集《称心独语》（1972）、短篇小说集《幻想蔷薇城》（1973）等一系列作品。他的主要著作收录在《加藤周一自选集》（10卷）、《加藤周一著作集》（24卷）之中。自1984年至2002年，加藤先生在《朝日新闻》的晚刊上，每月一次连载他的以“夕阳妄语”为题的评论，表达他对社会文化的种种看法。人们认为他的成就，来自于他自然科学、社会科学的、古今东西的广博学识和修养，来自于他世界性的开阔视野，来自于他卓越的理性判断所形成的明晰透彻的逻辑思维和敏锐的分析。2011年2月加藤先生的遗属将他大量的藏书、手稿、笔记捐赠给立命馆大学图书馆，设立了加藤周一文库。该文库在介绍加藤先生生平的文字里，这样写道：“加藤周一先生是代表战后日本的国际性知识分子。作为知识分子加藤的特点是，在理解事物时，不是仅仅从一个专门的角度观察，而是不断将事物置于整体视野之中把握。他还有一个特点，这就是他既有科学家的合理性思维，也充满诗人的丰厚感性。加藤的文章是明晰的逻辑与优美的诗性表现的结合”，“令人难以忘记的是他的另一特点，这就是他‘享受人生’的姿态。他享受文学，享受美术、音乐、戏剧，享受与朋友的交流。任何时候，他都没有忽略过‘享受人生’。”这一中肯的评价虽然不能说涵盖了加藤先生的一切，至少勾勒出加藤先生在我们这些普通人眼中的形象。
与先生交谈多次，但从未聊到先生的生平经历。读完这本回忆录、散文集，先生的成长背景、思想形成、人生转折、文化意识、现实批判清清楚楚，历历在目，使我们能够更加接近这位日本的思想家、评论家。说它是散文集，是因为它曾经作为随笔散文在报刊连载，文字优美，写景抒情，动人心弦，感人肺腑。说它是回忆录，是因为这本书的副标题是“我的回想”，而且书中确确实实记录了作者本人的人生真实故事，实实在在展现了加藤先生对自己过往人生的种种记忆，非经历者绝对难以写出。当然，在我的眼里，它同样可以作为小说来读，它塑造了许多不同类型的人物，讲述了不少精彩曲折的故事，引人入胜，回味无穷，令人读来久久难以罢手。这在书的前半部分尤为突出，我们可以清晰地记起作者为我们塑造的三个不同时代的人物（外祖父、父亲、“我”）以及围绕他们发生的种种故事。这三个不同类型的人物之中，外祖父和父亲可以说是“我”成长过程中的巨大背景。但是对读者而言，外祖父这个人物又有其独特的性格魅力，其与众不同的做派，非同寻常的形象，诱引我，将我带入加藤先生为我们构建的作品世界之中。作为作品中的人物，他分明代表了日本“文明开化”以后仅仅追求行为趣味的西化，思想观念并未随之而变化的一代人。在作者的笔下，“外祖父”一代人在时代变化大势之中衰败没落，为历史所淘汰，成为历史的必然。而出身农村乡绅的父亲，进入都市，学习西方医学，接触西方文化，但他并没有像外祖父那样在行为样式、美学趣味上全盘西化，在他的内心深处、处世方式上，日本传统伦理、传统文化仍然保留着一块天地，他依然生活在内外有别的日本式集团主义群体之中，所以尽管他对政府国内政策颇有微词，但在日本政府实施侵略性外交政策时，他仍然如普通民众一样，表示无条件支持。无论是外祖父还是父亲，他们都是为外界所裹挟的人，都是为时代潮流所席卷的人，而“我”这个在其背景下生存成长的人，却并非如此。“我”自始至终都在坚持自己，不愿为外界力量所挟制。先生说这本书是以自己为例写接近平均值的日本人，“羊之歌”的“羊”据说也与先生属羊有关。我们知道日本作家笔下的“羊”往往有温顺老实、喜欢群居，对现实无反抗，缺少个性特点的意味，这一点看看大江健三郎的作品《人羊》，就十分明了。先生笔下的“我”显然不是这种意义的“羊”，“我”不愿屈从群体重压、不愿随波逐流，个性鲜明、特立独行，是一只属相虽为羊、但独立于羊群之外的的“羊”。当然，这部书的日常生活描写也能够使我们看到先生所经历的时代真实，了解到我们所不曾接触过的日本家族的故事，接近那些普普通通的日本人的生活状态以及他们的情感世界。虽说这部书可以作为小说来读，但是它不同于日本传统的私小说，虽然和私小说一样，作品中的所有人物事件都发生在作品人物“我”的视野之中，但是这些人物都是具有鲜明性格的人，他们都有各自的故事，各自的生活逻辑，即使描写“我”，作者也没有让“我”操纵在自己手中，而是将他作为作品中的一个人物，赋予他独立的性格，成功地塑造一个不同于普通日本人的知识分子。加藤先生的这一不同于传统小说描写的方法，与夏目漱石晚年的自传体小说《道草》可以说有着异曲同工之妙。
在这部作品中，我们还能够看到，喜爱诗歌、文艺，自称“不喜欢政治”的先生，对日本社会现实的不由自主的关心和投入。在二战期间他自始至终对军国主义发动的战争持否定批判的态度，这种社会批判的态度一直保持到他离世。他不断对日本内外的政治形势、社会问题发表意见，并在日本右翼思潮沉渣泛起时，与其他著名文化人在2004年一起发起成立了保卫日本和平宪法第九条的“九条会”，在晚年为维护日本和平宪法，为世界和平贡献了自己的力量。1945年他步入二战后的日本社会，在先生眼里这是其人生的第一次出发，而1951年赴西方留学则被先生看作是他的第二次出发，这第二次出发给了先生认识西方、了解西方，重新审视日本的重要契机，也是先生人生的重要转折，《续 羊之歌》记录了他在西方结识的难以忘怀的人，他在西方所见识的与书本读到的不同事物，同时也记录了他通过对西方文化的观察而对日本文化的思考。对于日本文化，先生从未一味歌颂褒扬，而是在与西方文化的比较之中客观冷静重新审视，他留学归来之后的“杂种文化”的一系列发言正是这一思考的结果，也是对当时曾经有过的美化日本文化将其视为“纯种”文化的批判。读到这些，我们才能理解先生作为一个血液学方面的专家为什么会在回国后转向为一位令人瞩目的评论家。有人说，《羊之歌》已经远远超出随笔的范畴，它完全可以作为哲学、思想、历史、文学来读。我非常赞成这一说法。这本书绝非一般随笔那般随意洒脱，也绝非一般回忆录那般琐屑，它有着深邃的思想和历史的厚重，同时也能够为人带来文学的享受。当然，作者对于自身的描写，也可以使我们更加深入了解这位代表日本二战以后思想文化界的知识分子。我真诚希望能够有更多的人读到它，能够了解接近这位伟大的日本知识分子。
加藤先生的《羊之歌》被认为是“日语写出的最美的散文”，如何将这“最美的散文”转换成让中国读者认同、喜爱阅读的中文作品，无疑是要花费许多心血的。翁家慧博士的翻译究竟花费了多少心血，我并不清楚，但是阅读了她翻译的这部作品，我知道她获得了成功，流畅准确的文字表现迅速将我带入了加藤先生所描写的文学世界，恰如其分的表达让我久久不愿释手，一口气就要读上几十页。同时，我也知道她获得的成功和她多年的日本文学积累、中文文字表达的修炼有关，与其广博的文化素养有关。我相信借助翁家慧博士的翻译，加藤先生的这部名著一定会得到读者，特别是年轻一代知识分子读者的喜爱，一定会在更大的范围之中广为传播。
作者：于荣胜
北京大学外国语学院日语系教授
《羊之歌》读后感(五)：旁观二十世纪日本的历史、文化与民族性
加藤周一《羊之歌》1
加藤周一出生于1919年的日本东京，是日本知名的学者和评论家，也是一位坚定的民主主义者，他对日本的文化和文学有着独到的见解。1919年，第一次世界大战刚刚结束不久，世界局势瞬息万变。英美法三国正在巴黎和会上为了各自的利益周旋，国民政府代表顾维钧为了山东的主权问题据理力争，无数中国青年走上街头游行示威，民主和自由的精神在中国这片古老的土地上星火燎原。同年，邻国日本正在品尝一战胜利的战果，经济繁荣、工业崛起、文明开化，使得这个太平洋上的小国一跃成为世界强国，跻身国际舞台。
一战期间科技的进步让战争不再遥不可及，通过战场上的照片和影像，人们能够更真实的接触到鲜血、痛苦和死亡，世界各国的反战思潮和各种呼吁和平的运动高涨。一战停战十年后，德裔作家雷马克写下著名的反战作品《西线无战事》，迅速引发轰动。但令人遗憾的是，下一代的青年很快就忘记了前一代人所经历过的战争的痛楚，不久之后，战火被再次挑起。1931年9月18日，日本侵占沈阳，随后东北沦陷，伪满政府建立。1937年7月7日，日本发动卢沟桥事变，开始了全面侵华战争。1939年9月1日，德国向波兰发动突然袭击，波兰大片土地沦陷，英法对德国宣战，第二次世界大战全面爆发。
而明治维新以来，日本激进且脆弱的经济发展，对军事立国的盲目信任和崇拜，囫囵吞枣式的消化西方的思想和文化，这些都为后来的侵略战争埋下祸根。1929年，日本遭遇经济严冬，数百万人失去工作，整个社会面临巨大的混乱。侵略中国成为了日本政府解决经济困局、缓解社会矛盾、转移民众注意力的最好的手段和出口。
1933年，德国政府焚烧“非德意志”书籍，其中就包括雷马克的《西线无战事》2
之所以在这里着重笔墨描写了这段历史，是因为无论是加藤周一所代表的民主思想，还是与他对立的法西斯主义，都是这样的时代下催生出的产物。各种思潮背后的引领者和追随者们，也生活在这样的时代里。正所谓，人们汇成了时代，时代又影响了人们。
今天，我们无论是在日本的影视剧里亦或是走上日本街头，目之所及都是一群谦和有礼的日本民众。他们惯于使用敬语，弯腰可达到九十度，商品尽善尽美，服务无微不至。日本的青年们沉迷于“宅文化”或者“小确幸”，鲜有人关心国际局势和国内政治。距离日本战败尚不到百年，仿佛日本人已经彻彻底底根除了“法西斯”的毒瘤。让人不禁困惑，时代变化了，可民族的基因有那么容易改变么？可转念又一想，日本人自古崇尚“物哀”的文化，面对世间万物不由得真情流露，引发内心深处的悸动。这样一个多愁善感的民族，又是如何与军国主义和法西斯划上等号的呢？
我想，归根结底，大部分日本国民并非本性丑恶或者热爱暴力，只是相较于辨别是非，他们更愿意依附强者。天皇也好，法西斯也罢，只要是少部分强者们起了势，普通人要么趋之若鹜，要么明哲保身。说到底，民众们都是为的是能在强者的庇护下，安安稳稳的讨生活。这大约就是所谓“羊”的精神。电影《寄生虫》里，人被形容为是蟑螂、老鼠，懂得在危难之时落荒而逃。但日本国民似乎更像是羊，只要有草吃，就可以安安静静的假装岁月静好，假装那终点还很遥远。或者，那也是一种虚张声势，因为大多数时候，这些软弱而迟钝的“羊”们，也不得已被时代裹狭着滚滚向前。
日本民众聚集在宫城前祈祷“大东亚战争”胜利3
这种善于依附强者的基因也体现在日本的文化上。中国唐朝时，正值日本的奈良时代和平安时代，日本为了学习中国文化，先后向唐朝派出十九次遣唐使团，学习中国的制度、文字、建筑、绘画、服饰、饮食等等方面，很多文化被日本人吸收转化为自身的传统文化，并沿袭至今。19世纪60-90年代的明治维新，又是日本一次由上至下全盘西化的现代化改革运动。而在加藤周一成长的年代里，日本社会正处于西式文化和传统文化相互撕扯、难以共生的困境中。他随后把这样的矛盾而复杂的日本式文化归纳称之为“杂种文化”。
加藤周一的生长环境就充斥着这样的“杂种文化”。他的外祖父开了一家意大利餐厅，喜爱西洋文化，却信仰稻荷神；爷爷是传统的乡下地主，种地为生；父亲则是医学部毕业，在东京开私人诊所，是个典型的知识分子，也是无神论和实证主义者；母亲则虔诚的信仰天主教。其他亲戚也各有各的特色，不一而足。独特的家庭氛围和读书思考的爱好，让加藤周一与同龄人之间产生了隔阂，同时又使他出离于不同的文化、传统和信仰中。各异生活方式的冲击，带来的是对个人身份疑惑，也许正是因为这样一种“局外人”的身份，加藤周一从孩童时起，便善于观察和思考，并走上了不断明晰自我认知的道路。
我一向认为，青少年时期的经历对一个人的影响是巨大而深远的。在加藤周一身上，正是因为具有这种善于思辨的精神，使得他在二战时期没有陷入到法西斯主义的热潮中。侵华战争发生时，加藤周一刚刚步入中学，他已经可以做到冷眼旁观学校的洗脑式教育，“忠君爱国之类的东西倒是没少教，‘基本人权’之类的问题却从来也不提”。二战后，他又唾弃了年轻时曾经抱有的摒弃传统文化，一味西化的思路，而选择了促进传统文化与西方文化共生的道路。他在被枪炮摧毁的日本之废墟上持续发声，用文字和思想构筑起一个新的日本，他所提出的“杂种文化”的思想对日本文化影响深远。
明治维新后的日本4
加藤周一还敏锐的看到了日本知识分子身上存在的矛盾性。读高中时，他就曾经犀利地指出，身边所谓“天之骄子”的同学们口中的民主并非真的民主，而是权利和身份凌驾于普通人之上的少部分人中的民主和平等，是自我安慰的、自娱自乐式的民主和平等。侵华战争发生后，日本军国主义愈演愈烈，加藤周一的父亲对内反对军人干政，对外却支持政府的一切举动。当时的国际社会对日本的侵华行为一片谴责，日本政府为表示抗议，退出国联，受到国际上的孤立，而反军国主义的加藤周一的父亲竟然对政府的此种行为大加赞赏。加藤周一在文中形容这样的行为，“据说大部分交战国的国民，随时随地会把自己的立场和本国政府的立场统一起来”。
同样，日本的很多知识分子也处于这样的矛盾之中。这样的矛盾，加藤周一曾在《战争和知识分子》一文中对其进行分析和阐述，“不能对国家的概念进行科学的分析把握，是战时日本知识分子的共通思想特征”，对大多数知识分子来说，“‘祖国日本’是凌驾于人权、法西斯主义之上的一种存在”。
能在战时对政治时局做出清醒的认识，这源于加藤周一善于思考的习惯。而很多知识分子并没有像加藤一样做出整体性、连贯性的思考，他们善于抛出观点，却很少考虑观点和观点之间是否矛盾。同时，这些知识分子的片面的思考并非是为了得到一个宏大问题的答案，而是为了应付眼前麻烦的议题，为了暂时的化解冲突、放过自己。就如同加藤周一的父亲，在各种矛盾的观点中自处，一边满足了爱国的情怀，一边也没有愧对知识分子的良心。
1933年，日本代表松冈洋右宣布退出国联5
加藤周一始终旁观着日本的历史和文化，即使是在他离开日本，到达欧洲那片遥远的土地之后，他依旧在认识西方世界的过程中，不断重新认识着日本。他的传记《羊之歌》与《续 羊之歌》，用客观理智的语言传递了他印象中的祖国、家乡与人民。若要用画来形容，那么他的作品迥异于西方的表现主义或是野兽主义，而更像是一幅日本传统的浮世绘，在时间的长卷中，不同的人物和事件渐次出场，不同时期的色彩和笔触缓缓展开。在他细腻的描绘中，日本二十世纪的时代感扑面而来，人物和情绪都仿佛触手可及。他的文字始终是克制的，甚至克制到，无论是描述至亲之人或是战争与死亡，他从不肆意抒情。可这种克制中透露着一种恐惧，即战争、强权、暴力就来源于这样平常的情绪和生活，这让我们警醒。
我一向很喜欢阅读传记类的文学，加西亚·马尔克斯的《活着为了讲述》、沈从文的《从文自传》、杭州名门出身的高诵芬老人的《山居杂忆》等等书籍都是我的心头好，有机会便要向人推荐。我相信，尽管不同时期、不同地域所孵化出的历史形态迥异，但都是由相通的人性演绎出来的。因此，历史不但会在同一个族群身上不断重演，也会在不同的时空里，不同的种族身上出现惊人的相似和巧合，人们常常称这种相似和巧合为“宿命”。
我以为，阻止历史重演，宿命悲剧发生的唯一魔法在于对历史不断的重新记忆。我所说的记忆并非对历史肤浅的认识，而是切身的体会，是能嗅到鲜血的味道，听到苦痛的哀嚎，触摸到武器的冰冷。只有这样深入的了解了过去错误的时代，我们才会在下一次犯错之前觉悟而止步。显然，文学承载了这个任务，而如何能让读者得到仿佛亲身经历一般的感受，便要考验作家的功力了。加藤周一显然做到了。
加藤周一的文字中也时时透露着一种哲思。本书的序言中写道，“《羊之歌》已经远远超出随笔的范畴，它完全可以作为哲学、思想、历史、文学来读”。此话毫不夸张。
加藤周一《羊之歌》人经常犯错，但会改正自己的错误，也慢慢在学会避免重复犯错。人也常常会软弱，像蟑螂一般夹缝中求生存，或像羊一样吃饱喝足便可以任人宰割，但人也会迸发出勇气，尤其是在追求真相和真理时。人会陷入狂热和固执，为了站在某些极端的对立面，然后步入另一个极端，但人也会思考、理智、理解和共情，后者将人类引向文明的道路。我常说，我总不会对人丧失全部信心。但凡读过一些历史，听到过一些故事，就会知道，人这种生物，生来就是带着一种韧性，仿佛茫茫野草，“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
读罢加藤周一的《羊之歌》，我有了这样的感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