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绑架卡拉扬》观后感摘抄

　　《绑架卡拉扬》是一部由张建亚执导，郑大圣 / 陈忆 / 姚二嘎主演的一部中国大陆类型的电影，特精心从网络上整理的一些观众的观后感，希望对大家能有帮助。

　　《绑架卡拉扬》观后感(一)：张建亚还是很有意思的

　　80年代的上海原素

　　最喜欢最后他们终于拿到了票进入音乐厅的场景

　　演出已经开始 音乐大厅除了他们几乎没有别人了，伴随着音乐他们小心翼翼，很有一种探幽的感觉。其实很多时候听音乐都是这样的感觉，进入一个未知世界。

　　《绑架卡拉扬》观后感(二)：80年代的伪文艺青年追星

　　自从卡拉扬1979年带领柏林爱乐乐团访华，并在北京举办了三场音乐会之后全国就兴起了对卡拉扬的追捧热潮，把他捧成了音乐界的上帝

　　时至今日，中国人民对卡拉扬仍然有着特殊的崇拜之情

　　《绑架卡拉扬》YY的就是卡拉扬访问上海，几个对古典音乐一窍不通的青年在这种热潮的鼓动之下演出的一场闹剧

　　影片中可以看到80年代的上海风貌，思绪万千

　　《绑架卡拉扬》观后感(三)：渴望被“绑架”的感觉

　　(2009-11-18 00:19:23)

　　几天前重温《危情十日》不免感慨，对某个偶像“粉丝”到要占有的程度那就是“顶级粉丝”了，若剧中那老女人就属这般，这种狂热的情绪如任其发展注定是危险的，她对那位偶遇的作家从崇拜到想占有的内心变化，导致了那位作家从一次噩梦结束又进入危情的境地……就我看来，那女人是因缺乏一种抑制自己情绪的意志才导致了这部悲剧的诞生，实际就是我们通常所说的“变态”才有了这部叫做《危情十日》的电影，不过就我看来，《危情十日》的故事再不会在当下发生了，这种对一个作家有如此的占有欲的“变态”者将会消失殆尽，对文化的不屑与漠视将会是今后的“常态”，从今天的天下大势就可见其未来，历来如此，事实确确如此。

　　记得改革之初的八十年代，令人自豪的中国电影界也出现过一个主题类似的电影作品，《绑架卡拉扬》就是一部这样的电影，很显然，《绑架卡拉扬》是个假设的故事，就是说几个年轻小伙子在上海绑架了世界著名指挥家卡拉扬这个事情在现实生活中是不可能发生、也是从未发生过的。

　　《绑架卡拉扬》“绑架”的是一位古典音乐的指挥，而《危情十日》让一位作家遭遇了一场他人想将其据为己有的危情，其实呢“绑架”也好，“危情”也罢，我以为说的都是一件事儿，就是自觉内心贫乏的人们对文化强烈渴求的欲望而产生的一种过激行为而导致的事件，，恰巧会被那些具有责任感的电影导演们拍成了好看的剧情片，之所以会创作出这类电影作品也因大的社会背景使然。当然，这个社会背景之下的事件能否经过编剧、导演的创作成为一个好故事，则是另一回事儿了。

　　令人感叹的是，今后这种“绑架”与“危情”事件将会越来越少，甚至不再发生也未可知，恕我或许偏激的断言，这，也是因由如今的社会背景使然，相信即使在电影中，虚拟的，哪怕是虚拟的一个这样的故事也会越来越少；我还相信遭遇“绑架”与“危情”的将不再是作家或音乐指挥，而会是那些有钱人，因为，物欲难平和拜金主义已经成为人们思想意识的主流，对精神与文化的拥有将越来越边缘化，生活中如此，电影中亦如此。

　　不过我倒觉得，若能遭遇《绑架卡拉扬》之中的“绑架”与《危情十日》之中的那场“危情”会有一种莫名的幸福感，亦或许会产生某种成就感吧，所以，有时会渴望遭遇那个温柔的“绑架”与“危情”，这种渴望变为欲望的时候，就会成为自省自己“营养”、“素质”贫乏的动力。

　　《绑架卡拉扬》观后感(四)：“第五代”的奇葩——80年代“海派新浪潮”

　　作为中国电影史上辉煌的一代，“第五代”书写了内地影史最华彩的篇章，而1988年堪称是他们的分水岭，其领军人物“或则去国远游，或则纷纷转型（转向商业片的创作）”（戴锦华《雾中风景》），80、90 年代之交的大陆电影面临着坚持艺术立场与市场需求的考验。在这场浪潮中，有个貌似容易被忽视的名字却一直以其独有的面貌闪现着微光，并在1988这一年拍出了一部并不引人瞩目的好片，在即将迎来中国社会各方面激荡的前夕，以其独树一帜的风格参与到中国影史的进程之中。

国产片春天里的个体属性

　　他就是与陈凯歌、张艺谋等合力构成群星璀璨的78届北京电影学院的——张建亚，其处女作《红象》正是和田壮壮、谢小晶共同执导的，这也是北京电影学院78班的第一部作品。1987年与陈佩斯合作的《少爷的磨难》让大众初识这位导演的喜剧天分，而88年这部《绑架卡拉扬》则是当时国内罕见的具有黑色幽默元素的喜剧，到1992年《三毛从军记》和1993年《王先生之欲火焚身》，张建亚将漫画式的夸张与自带间离感的荒诞发挥到极致，以刻意消解的远离现时情境构建原味的现实主义，讽谑鞭辟入里，具有后现代风格的解构精神，对象征指涉、表意符号的频繁使用，上述作品中人物角色对人生意义、爱情与理想的追寻都产生动摇，并开始怀疑自身存在的价值。

　　这些特征在《绑架卡拉扬》中均有体现，这是一部与对“第五代”传统认知有偏离的作品，它印刻有鲜明的海派文化特色，对比如今海派电影的式微，彼时的《邮缘》、《大桥下面》、《股疯》等有关上海的热门电影堪称是黄金时期，也是国产电影真正百花齐放的时代。

　　虽说与其他“第五代”更为知名的题材迥异，但在探索人性微光、反思文化困境等方面，整体还是趋于一致的。《绑架卡拉扬》讲述的是一群上海小混混因在音像书店被某公务员鄙视不懂古典乐，遂激发“一定要听懂”的雄心，以求提升精神层次。挖地沟的大龙、画广告的芳芳、倒爷小欢以及开照相馆的个体户阿亮，素日闲逛惹事，自贴上“古典音乐爱好者”的标签后，决心以亲历卡拉扬音乐会为己任，四处求票不得，最终决定绑架卡拉扬，希望以自己的音乐热情打动大师。为达成目的，他们上蹿下跳，使出浑身解数，幻想中的计划是完美的，然而现实的痛击让计划毫无施展余地，最终靠芳芳的追求者赠票入场，却发现音乐神坛依旧高不可攀。

漫溢的海派特色元素

　　影片以8、90年代上海街头标配的蓝色、橘色巨龙车开场，拖着长长“辫子”的电车很有时代特色，消防车、洒水车一一驶过喧嚷的外滩，穿着背带裤的小男孩在哭喊着找妈妈，清早买菜的老阿姨晨练时不忘把蹦跶出袋的母鸡塞回去，自行车“叮当”着汇入上班的洪流……这一组组律动着都市节奏的镜头写真极具生活的质感，而拉开这些充盈着日常气息帷幕的却是舶来品《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接受过《2001太空漫游》洗礼的观众一定会对这种错位的反差产生强烈的兴趣，也由此定下荒诞的基调，携有间离的戏剧感。

　　四人组常聚于大龙家狭窄的亭子间，陡峭的旋转楼梯暗示当时紧张的住房情况。楼下是一位以高品格自居的“老克拉”，平日品乐、撸猫、咪咪老酒、西装笔挺地去逛音像书店，相当典型的一位上海独居老人生活景象，他与青年们以捅楼板对峙的方式，不仅在电影中相当常见，更是真实写照。老人被四人组困扰得无法，于是暗中代其贴出租房广告以示惩戒，还真引来穿警服的租客（与大龙等人做贼心虚的心态恰好构成相当高级感的笑料），租客一头大汗地称“特地从杨树浦赶来”， 杨树浦作为上海“下只角”的地域，反衬出四人组居于市中心地带，契合他们一系列附庸风雅之举的条件，也是彼时上海划分区域层次的一个指涉。

　　小欢去求票的刘处长，是一个很有代表性的文化官员形象，利用手里权力与黄牛形成利益联盟，家中的“航天”拍冰箱、“健牌”香烟都是80年代的热门货，在读的新民晚报以及后面出现的文汇报，均是上海的门面报刊，时至今日依然常青。

　　四人组在芳芳家喝的橘子汽水，是很多上海小囡的集体回忆；小欢不愿花钱买古典乐专辑，号称“还不如吃三黄鸡”，的确，在“肯德基”、“麦当劳”攻占上海的大街小巷之前，“三黄鸡”才是热门的外出觅食方式；而引发本片故事的原发点是上海音像书店，如今实体书店已呈穷途之势，而当时能买到进口磁带的书店屈指可数，影片描摹的店内人头攒动景象非常切实。

　　这些承载着个人记忆与反映时代特征的海派元素，是青年们混沌彷徨的现实主义外化记录，80年代中国影坛奉为圭皋的巴赞式“纪实美学”在上海弄堂里扎根发芽的结果，与皇城根下更诉求话语权的青年们相比，大龙们的惶惑与困顿、高昂与失落在这座以“海纳百川”为名的城市场域中，拥有更内省的自嘲精神，更虚无的归属走向。这些影像特征在整个“第五代”的视野中，是相当独特的分化。

文化符号标识的自我身份认同

　　80年代的上海在改革开放的春风中显得生机勃勃，计划经济悄然过渡到市场经济的转型期，贫富差距势必导致阶级分化。四个小青年虽说处于社会的中下层，但对高层次的精神生活不无仰慕，意图以文化标签改变生活格局的想法，或许时至今日仍大有人在。虽身处陋室，喝咖啡可乐、跳霹雳舞、抽万宝路，这些时髦的元素一个都不能少，古典乐作为高雅艺术，当然更能激起青年的征服欲。把听古典乐作为一种神圣的仪式为来朝拜，仿佛就能洗去日常生活的平庸，就能进阶为成人，从而明确自身的存在价值。

　　这种以外在文化符号标识衡量并确认身份认同的做法，全世界青年的目标与路径都是趋同的，从“伍德斯托克”到各国“新浪潮”， 以勇气和欲望对抗虚无青春的流逝。大龙在挖地沟间隙，头伸出地面，茫然地望着大千世界，完美定义了“身处地底，眼望星空”。他是四人中最具思辨意识的，常怀“世界是什么？跟我们有什么关系？”，恋爱对他来说亦难有吸引力，他急需某种精神的慰藉或证据来说服自己纯生存的意义，因此他成为绑架卡拉扬的主要策划者也在意料之中。

　　80年代文化浩劫阴影未消，戴红臂章的老太骂捣乱的四人组“四人帮余党”，在轻快的喜剧包裹内，沉重的历史包袱依旧叠加在日常生活的构筑之上。我们常说80年代是最具有理想主义的年代，本片恰是有力佐证，四人组用严肃高深的古典乐武装自己，以为就此可以与世界对抗。

　　当大批古典音乐爱好者对卡拉扬趋之若鹜时，作为物质至上形象代表的小欢表示宁愿在《济公》主题曲中手舞足蹈；当1987年春晚的《冬天里的一把火》风靡全国，《一无所有》、《黄土高坡》亦传唱甚广；谋求绑架良方的阿亮，在街边书摊拿起一本《人民警察》，与之扎堆的赫然是《中华传奇》、《魔法神功》等怪力乱神，且有当年出版的聚斯金德《香水》作伴，墙上还贴着《查泰来夫人的情人》的介绍……这些风格芜杂的文艺作品出现于同一景框，正彰显80年代的百舸争流，有惶惑的苦恼才有奋起追逐理想的信念。

　　当四人组费尽千辛万苦，终于以朝圣心态走进音乐厅（也是从门外步入门内的暗喻），以为从此建立与高雅文化的联结时，作为观众的我们却发现不懂音乐会礼仪是多么尴尬，而伙伴们被深深催眠的情状让大龙感到无比的失落与孤独。走出音乐厅，夜色中的落寞背影在烟雾中益发迷惘，苦心经营的文化梦已然幻灭。

　　张建亚以一桩不无荒唐的幻想绑架案，书写了年轻一代的虚无主义，在谨慎苦闷中产生的自卑与自负两极矛盾。片尾曲唱道：“世界是什么，谁也不能告诉我。”既是对前文的回应，也是前途漫漫中未竟梦想的怅然。

巧妙讽喻现实的普世性

　　查阅导演的作品序列，我们会发现他的作品风格在1994年拍完《绝境逢生》后发生惊人的断裂，张建亚也步“第五代”同期的后尘，开始走“大片”路线，且越来越主流化、商业化，真的非常可惜，假若他坚持以上海为基地，一路拍下去，说不定会成就他自己的“海派新浪潮”也不无可能。

　　《绑架卡拉扬》与另两部佳作《三毛从军记》和《王先生之欲火焚身》一样，都包涵有大量巧妙、微妙的讽刺和暗喻，但并不流于苦大仇深，而代之以夸张的戏谑、天真的烂漫，将不无沉重的现实包裹得明快甜美，在会心一笑的同时，若细品其中意味，会发现不少被稀释、被隐藏的现实惨痛。

　　芳芳在画广告画时，因一时无聊，将宣传语“只生一个好”先是改为“只生十个好”，后又调皮地改成“只生卅个好”；而另一条标语则写着：“一个光荣，两个要刮，三个禁止，四个结扎”。基本国策的流变于如今看来，是不是别有一番滋味？

　　阿亮对绑架计划深感惶恐，自觉赚了些钱该自保身价，小欢对此嗤之以鼻：“我们中国人连死都不怕还怕这个？活着就不错了！”历史上长年硝烟、政权更迭、各种风潮运动的波谲云诡，让普通人对生存怀有长久的不安，活着就是胜利，死了也不可怕。因此，与生死相比，绑架算什么，我们追求的是高洁的精神生活呀，所有过错都该被原谅，这般无知而单纯的想法是本片立命的前提。

　　卡拉扬来沪演出的消息，最初是在音乐学院传开的，影片也暗示诸如专业学院、政府机构和文化部门分到的门票居多。一票难求的情况下，如无特殊关系，大龙这些普通民众在当时并无机会踏入音乐厅门槛，小欢一言道破其中奥秘：“团体票嘛！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分配制度！”此番情境倒让人想起《阳光灿烂的日子》中，马小军一行人为了观看朝鲜人民军协奏团访华演出，也是苦苦等在门外。

　　时过境迁，这些境况如今改良多少？回望这部80年代末的低调好片，当真感慨良多，在其诞生30周年之际，希望有更多影迷共享此中有真意。

　　《绑架卡拉扬》观后感(五)：来自三十年后的观后感

　　不同的年代，相同的迷思——城术

　　三十年后的2018年11月4日，这部当年并没有太多人关注的电影———《绑架卡拉扬》经过数码修复后，再次搬上了影院的大荧幕。机缘巧合，朋友正好出票就收了这场早已售罄的电影。在放映结束之后还有张建亚导演与主持人汤惟杰的分享会。拿导演的话来说，每一部电影都想是他的孩子，经过30年确实有太多可以值得回味了，比如电影里的那些人物。

　　社会底层青年的困惑和思考

　　四个青年大龙（郑大圣）、芳芳（陈忆）、小欢（姚二嘎）、阿亮（桑伟）。里面最有名的应该就是现在的导演郑大圣了，这也是他人生中的第一个电影角色。而四个青年中大龙也是最为核心的“问题”少年，他在片中饰演一位水管道工人，在接触到古典音乐之后开始迷失了自己。人活在世界上的意义和追求到底是什么？结婚生子，一生到老P都不是。也似乎折射出80年代末中国部分底层青年一代的迷惑。那现在的话来说就是“人间不值得”做什么事都没劲。虽然这个问题属于哲学范畴，并没有标准的答案，但作为提问者的大龙无疑也是觉醒者。包括绑架策划的发起人、在影片最后部分的上海音乐厅里，大龙也是他们之中唯一最后没有睡着的人。

　　社会普通青年的随波逐流

　　芳芳的扮演者陈忆并未专业演员，拍戏只是觉得好玩体验生活。在片中她饰演的是一位广告工作者（准确的说应该是美工），同时也是大龙的女朋友。虽然从事艺术领域的工作，但面对古典音乐也是一知半解，但她也不是没有追求过。小时候音乐歌唱总是90分，却没有任何人来培养她。后来为了获得演出票还公开献唱益演，可是记者采访后却最终连镜头都没有露出。体现了虽然改革开放已经十年过去了，但拥有才华青年一代大多也只能随波逐流沦为社会中层的普通人。影片中他还画过一张计划生育的广告宣传版，一个光荣、两个要刮、三个禁止、四个结扎我感觉也是有寓意的。

　　上海的打桩模子（黄牛）

　　除了上述两位表现社会的人物以外，片中的另外两位则代表了上海小市民阶层的两个突出代表：打桩模子和个体户。电影里饰演的小欢就是路路通的——打桩模子（等同于黄牛）！正经工作是没有的，投机倒把是本行，倒卖彩电、冰箱、还有兑换票子的如此等等。打桩模子是社会的灰色地带也是社会发展的某种刚需，路路通的牌子不是吹的。从八十年代至今过去了30多年黄牛是少了，但只要有需求就绝不会消失。值得一提的是姚二嘎是陈佩斯亲手带出来的徒弟，在片中极具表演和喜剧天赋，却不幸在95年染上毒瘾后淡出视线，在2002年结束了年轻的生命令人惋惜。

　　个体户的转折点

　　高高瘦瘦的阿亮由桑伟扮演，他也不是职业演员，而是名运动员。片中他角色的是经营照相馆的个体户。1988年是个体户歧视和鼓励的转折点，是机遇来临前的黑暗。经历过的都知道80年代初期由于历史和政策的原因，个体户在社会上备受歧视，没比打桩模子好多少。但在改革开放的浪潮的旗帜下，个体户们得到了翻身作主的机遇，片中阿良被记者重点采访，并突出了他为幼儿园捐款1万元的个人事迹。个体户成为万元户再也不是什么稀奇事儿了。当然在转折时期也还是有部分人的白眼，在冒充记者穿帮之后保安不客气的来了句“个体的”。

　　1988年我还没出生的上海

　　经过30年确实有太多可以值得回味了，除了电影里的那些人物之外还有那一年的上海。那一年上海的延安路还没有拓宽建设高架。那一年的上海音乐厅还没有被平移。片中还出现了我们熟悉的武康大楼和成都北路上的新成大厦。回望1988年的这部电影，他们如此的年轻和鲜活，仿佛就像在昨天一样。这次电影放映后我还去大龙的住的那间小洋楼，坐落在岳阳路168号的上海京剧院里。

　　小知识：赫伯特·冯·卡拉扬

　　卡拉扬确有其人，不过电影是虚构的。1988年他并没有来到上海，片中的卡拉扬是特邀演员“理查德·帕斯特纳克”扮演。赫伯特·冯·卡拉扬（Herbert von Karajan，1908年4月5日－1989年7月16日），出生于萨尔斯堡，奥地利著名指挥家、键盘乐器演奏家和导演。卡拉扬在指挥舞台上活跃60多年。他带领过欧洲众多顶尖的乐团，并且曾和柏林爱乐乐团有过长达34年的合作关系。卡拉扬唯一一次访华演出是在1979年的北京音乐会。

　　这周介绍一部电影

　　第3部 | 1997年《逝，上海冬夜的爱与死》

　　第2部 | 《失業生》最美不过青春少年时

　　第1部 | 《电影工作者》他曾侍候过库布里克

　　影像声音 吃行读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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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摄影|音乐|上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