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去日苦多》经典观后感有感
《去日苦多》是一部由許鞍華、崔允信执导，纪录片主演的一部香港类型的电影，特精心从网络上整理的一些观众的观后感，希望对大家能有帮助。
《去日苦多》观后感(一)：许鞍华的自传
看了胡越的故事，投奔怒海，男人四十，女人四十等片之后，卖碟的跟我说看看去日苦多吧，喜欢许鞍华的人会喜欢这部她自拍的纪录片的。
如果你不喜欢上述的任何一部片子那么就不要在”去日苦多“上浪费时间了。
《去日苦多》观后感(二)：三句话之去日苦多
我这种人不适合流浪，因为每走到一个地方都会种植下对这片土地的感情，而这种感情来源于对历史或者现实的粗糙的解读与体悟——比方说听到香港之于“成功的妓女”的比方的时候，便不自主地心疼了。作为一个外来者平静的看那些年过不惑的人们脑海里从容或激动的历史回忆，又作为一个港大学生看那些校友们回忆当年的宿舍以及鬼故事——疏远而又亲切。不大的教室中间还坐着一个完全不懂得中文的金色卷发的男子，我不知道他是否也能从那些略显紊乱的镜头里面，捕捉到些许真实、零星沧桑。
《去日苦多》观后感(三)：來日方長，去日苦多
回頭看看當時的幾個人後來發生了什麼。
2012年，吳靄儀正式卸任立法會議員，今年出版了回憶錄《拱心石下》，總結自己十八年的政治生涯。詹德隆並沒有像影片裡說的那樣，因從事文字工作而離開香港，反而成為了一名資深媒體人，並為她作序《吳靄儀的黃金時代》，稱吳為 ‘never before, probably never after' 的議員。其中他不無悲憤、譏諷、又一針見血地說道：
“⋯⋯活在今時今日的香港，可以看得到當反對派是沒有前途的。華人社會根本上不了解甚麼叫第二種忠誠，也絕不接受。吳靄儀作出這麼大的犧牲，這麼多犧牲，結果有何所得？為甚麼讀了這麼多書的人，智慧這麼高的人竟然會做這傻事？白白斷送了大好前程。
“中國古語有雲：‘識時務者為俊傑。’以這角度觀之，瑪嘉烈可能不是俊傑吧。香港不缺俊傑，甚至可以說俊傑何其多。但有高度智慧，有信念，有情操，有誠信的人卻出奇地少。肯為信念自我犧牲的人更鳳毛麟角。我很高興吳靄儀是我50年的朋友，我簡直是與有榮焉。”
結合結尾處吳的自白，生於五零年代的這一批香港人，搭上了好時光的末班車，是“這個時代獨特的產品”，但遺憾的卻是，“我們沒有超越這個時代，所以當我們的時代過去了，我們也會像以前的人一樣消失。”
一百年過去了，五十年過去了，二十年過去了，香港依然還是那個香港，用借來的地方換借來的時間，過客來去匆匆。但他們卻留下來了。他們成為了這個借來的時空裡唯一永恆的存在——哪怕，如許鞍華所言，要付出“重大的的代價也值得”——卻也是轉瞬即逝的，現實生活與文化生活之間，有難以彌補的天裂，彷彿拍再多的現實電影、政治電影，都無法實現絕對的投射，更無法達成和解。
到最後，就像同時期另一部具有自傳民族誌（autoethnography）色彩的紀錄片《念你如昔》所說的一樣，怕的並不是大陸，而是時間，不認不認還需認。彷彿時間，時間才是終極命題。
《去日苦多》观后感(四)：去日苦多
去日苦多
《去日苦多》是女性导演许鞍华在香港回归之前拍摄的一部纪录片，讲述了九七之前香港社会的种种动荡，以及香港市民对于九七的种种恐慌。
之所以会有那样一份不安，或许是因为处于英国殖民统治下一百多年的香港人，早已忘记了自己的根源。当年的香港，经济高速发展，与韩国、日本、台湾并称“亚洲四小龙”。但是，一如台湾民众对于政事的迷茫，在国籍上长期无家可归的香港人，头脑里没有太多的政治归属感。政治环境的变动，尤其是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对于中国社会主义建设过程中出现问题的过分夸大，很多不明真相的香港人,将西方列强制造的负面新闻信以为真了，他们惊慌失措，他们举步维艰，移民成了他们心里的最后一道安全线。
14年过去了，不知那些争先恐后移民的香港人，是否还坚持着自己当年貌似英明的决断？对于香港回归祖国的反对声，是否还像当初那样坚决果敢？我想应该不会了，毕竟今天的香港繁荣依旧，稳定如常。
很多时候我会想，其实人们内心的不安和恐慌是潜意识中自己强加的，如果我们的胸襟都开阔一点，眼光都长远一点，也许就不会庸人自扰，更不会作茧自缚了。
不论曾经有多少不和谐的声音，香港都平稳过渡了，而且一晃就过了十几年。
很多人都想改变他人，改变世界，让众人惟命是从，唯我独尊。可惜，有这种能力的往往只是少数，而且在主宰他人，主宰世界之前，通常要经历超常的磨难。对于普通人而言，绝大多数时候，外物不会因为自己的意愿而发生任何改观，恰如我不会因为别人的批判或建议而修正自己的意见或更改自己的习惯----因为我相信，真理只能掌握在少数人的手中。
杨澜在杨访十周年颁奖礼的时候曾说过这样一句话：80%的人认为，应该学会适应环境；20%的人认为，应该让环境适应我，而恰恰是这20%的人，影响甚至改变了世界。我很欣赏这句话，我想这也是杨澜及更多成功人士传递给给我们的最简单而又最为实际的人生经验----如果你相信自己真的有能力改变世界，那就坚持自己的方向和路线，让更多人知道并且认同你的行为观点，而不是随波逐流，轻易将自己的梦想改变。
“对酒当歌，人生几何，辟如朝露，去日苦多。”
人生在世，看似漫漫长夜望不到边，但是细想起来，可以自由掌控的时间、事件非常有限。与其在世俗的牢笼羁绊中痛不欲生，倒不如酣畅淋漓地活出一份潇洒，活出一份真我----不去想改变他人，改变世界，只希求洁身自好，随欲而安。
昨天再怎么美好，终将一去不复返；明天再怎么晦涩，都可以在今天改变，所以当下即是现在，现在即是未来。在你找到明天的方向之前，请忘掉昨天所有的辉煌与不愉快，因为只有逃离了过去的人，才能找到自己的未来。
每个人的成功都离不开朋友和前辈的帮助提携，虽然我不是一个成功的人，但在我的成长过程中，每一个成绩的取得都应该感谢我的亲人和那些志同道合的朋友----我感谢他们，感谢他们给予我的一切。
我不是一个善于表达的人，但是每个人的恩德我会在心底深深感念，也相信上天必定会给我回报他们的一天。
一切都太过匆匆了，这匆匆的世界里，是否会有我匆匆的印记？明天，他/她会给我答案……
《去日苦多》观后感(五)：被时代吞没的人
理解香港很好的一部纪录片。
1996年，焦雄屏想让许鞍华拍一部讲1997年的纪录片，在台湾播放。内容可以简单，就说个人经历，1997年6月底交货。许鞍华当时正在拍《半生缘》，计划97年3、4月可以完成，纪录片的时间没问题，就答应了。不过想到自己很多地方得出镜，就先找到崔允信与她同导，她出镜的地方由他拍，崔说好，合作开始。
纪录片完全没有剧本，许觉得大概有个draft就可以拍。她约到几位大学同学一起吃饭，饭桌上老同学各自调侃，然后回忆自己在香港的童年，中学，大学，现在对香港的看法以及未来是否离港的话题。
每个人的经历都折射出香港的过去。许的童年，是村景，无忧无虑的童年。这让她长大后，也一直怀有类似的乡愁，喜爱老旧的街道，有风味的居民生活。纪录片里她几次提到的长洲，是她帮ICAC拍剧时住过，喜爱上的地方，后来又成为《疯劫》的取景地。有时生活中，也会独自搭船去长洲散心放松。而詹同学的童年，不像许鞍华那样无忧无虑，喜爱村景，对他来说，那是时刻担忧没钱上学的辛苦童年，家住渔村，兄弟姐妹众多，父亲工作辛苦，提钱皱眉。那是50年代的香港，并不发达的殖民地。
然后长大一点，许鞍华去了当地的教会学校，殖民特色的教学。全英文，西方礼仪就餐，周末去教堂礼拜，同学间贫富差距明显的，坐在一桌吃饭，许懵懂未明，吴同学那时已敏感于不同阶层的差距，饭桌上已开始调侃富家小姐的做作姿态。许则更厚重，更日常。她说放学回家，就追着看报纸上的金庸武侠小说。一家人都非常着迷，第二天会去学校跟同学讨论喜欢哪个大侠啦，哪个女生比较好啦。吴同学则评论道，小孩都喜欢看故事啦，武侠小说其实是很浪漫的故事。而金庸先生将一种中国的侠士的品德，为人，家国情怀融于武侠之中，使人看后对中国文化有一种向往。许跟吴，就这样在学校的西方礼仪与香港的中国底色之间矛盾不已。
生活在香港另一特别经历，则是观看信息的角度。许说，那时香港几份报纸，《大公报》比较偏共产党的角度，《星岛日报》则是台湾国民党的角度。通常同一件事情发生，小孩会觉得很奇怪，不同报纸上对一件事的描述和报道居然截然不同。 “这让我，怎么讲，就是促使自己一直对现实保持一种怀疑态度。”
许说的，是我们未曾体验过，是为教化殖民地民众而设置的教育。如同日本对于东三省，台湾，法国对于越南，英国对于香港。教化是由上而下的，是自认为优越的民族对稍微劣势的民族的文明及政治经济侵蚀。这很大程度上带来了后者的身份认同问题。英国的文明优雅，经济发达，政体先进，信息自由。但港人身上有中国的根，像我们一样，习惯早晨吃早饭而不是早餐，喜欢茶餐厅而非咖啡厅，喜欢中国武侠小说胜过英文小说。身处英国文化的培养，台湾国民党影像，大陆共党渗透的香港，三种立场，是非曲直，让港人彷徨不适。
这是在大陆学习成长的我们，坚定接受一种教育，一个角度的历史，单一信息的来源，黑白分明的我们不会明白的一种迷茫。而我们还深信大陆以外的人民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需要我们解救时，港人已先明白，这个根背后的文明已瓦解，一分为二，各自立场不同，政体及经济均落后，以至于香港被殖民。
所以，到底，选择哪个呢？
吴说，我们是特殊的一代，以后也不会有。
上大学时，詹同学依旧苦恼学费，还好成绩优秀，得到奖学金，进入大学。稳重，敏锐的他当上学生会会长，带领学生会经历学生运动，在香港的左派与右派之间选择自己的立场，由此对政治发生兴趣，而后留学英国学习政治。吴同学则照例正义感满满，质疑各种习俗：为何要设定规则，欺负新生！许则躲进小楼成一统，只安于读书，学生运动对她来说，就是路过学校电视，在拥挤的同学背后，瞥到电视里的炸弹。接着就是参加美学考试，刚答一道题，老师说，下午要禁严，不用考试，可以回家。许后来读到研究生，所学文化与所处现实的分裂越来越大，使她非常辛苦，半年不能入睡，埋头看书。直到新来老师，建议她学电影，将所学的，认同的文化，拍成影像。
能投入电影这个媒介，许说，可能算非常幸运。后来她在2001年9月的采访中坦率的再谈这个契机，喜欢拍戏的原因，许在生活中无家庭，年纪，性别都属边缘人，也不属于任何一个宗教团体，还一直不愿与社会保持同步。为什么要与这个社会同步？她说，这个社会智能非常低，思考力完全没有，人人都是有什么讲什么，为什么要跟这样的社会同步。而电影，是脱节的她同社会和人们接触的方式。可以通过拍戏去了解人，参与别人的悲欢离合，又不用上身，还可以养活自己。
“很适合我的要求呀！如果不拍戏，谁会理我？” 许说。
詹说，以后想写作。写作跟做生意不同，所以打算在香港回归前离开。而吴则说，时代艰难，有些事，不一定喜欢，但若值得做，应该做，而且自己也做得到，那就会去做。吴一直在意公平与正义，为此可抛却个人爱憎。因此参加政选，也算水到渠成。许没有打算离开，不是懒啦，她笑道，只是好奇，我很想知道这里会发生什么事儿，我觉得为了这个好奇复出重大的代价也是值得的。”
吴最后说，我们得益于这个时代，因此很应当的，该对这个时代有深一点的责任感。但我们没能超越这个时代，这是我们的限制。这个时代过去了，我们也就消失于时代大潮之中。如同过去千百年来的众多前人一般，默默无闻的消失。
吴感叹的，是否是英国的殖民，其实某种程度上带来庇护，使得港人能拥有了国，共以外的角度。但他们未能借助这个角度的益处，使香港更独特。她隐忧的是，也许香港回归后，港人的时代即将过去。
而不能超越时代的人，就被时代吞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