游牧者的抉择读后感1000字
《游牧者的抉择》是一本由王明珂著作，世纪文景/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的精装图书，本书定价：59.80元，页数：352，特精心从网络上整理的一些读者的读后感，希望对大家能有帮助。
●真的很赞！
●我是先看的《反思史学》，然后是《华夏边缘》，最后才是这本《游牧者的抉择》，因此对我的冲击明显不如前两本，尤其是不如第一本——全书的主基调还是不变的“表象”与“实际”的相互作用，着重体现于对不同游牧人群与汉人及其朝廷不同交互的分析上。 王明珂先生的著作还是那个问题，即用历史学来解释人类学，有的地方读着就使人觉得缺乏了一些论证该有的重量，但是这在实际上无关痛痒，因为其本身就是试图打开一种“史学思路”以反思主流史学界因太过重视固有模式和思路导致的不足。 王明珂先生不仅为我自己提供了一个思路，更是解决了我长期的一个问题：如何反驳“别人xxxx”的观点？ 那就请从边缘，从别人的视角来看待问题，这个思路不仅适合历史学，社会学科甚至可以说是近乎通用的。
●终于再版，前年淘宝上买了本台版，看着像盗版。为了检验一下就拿去请王明珂老师签名，结果王老师看都没看就签了，回来看着还是像盗版。。。
●论证细致，有参考价值。对这类题材非常感兴趣，要是人文趣味再加强一些就好了。
●台湾著名历史人类学学者王明珂先生的一部代表作的最新再版。作为在历史学和人类学之间游走的学人，本书的研究分析兼具这两大学科的视角与方法。之于人类学，王先生从自然地理环境、人种划分、族群文化与身份认同等多个方面，讲述中国北方游牧民族形成与发展的渊源与特点；之于历史学，王充分吸收拉铁摩尔、巴菲尔德等中国边疆史和内亚史学者的过往研究成果，结合游牧民族与农耕民族之间交流互动的数千年历史，来阐述游牧民族的历史发展规律，以及其与华夏文化的我者与他者之间的融合和转化特点。之于上述方面的精湛分析，本书足以成为中国边疆史、民族学和历史人类学领域的一部必读之作，值得推荐。
●关于畜牧方面的知识，让我想起了多年之前读过的《狼图腾》，尽管书中很多观点值得商榷，但却在那时为我普及了这方面的知识。
●其实缺点就是太短。。。分析比较游牧生态和政治的理论构架很好用。在生态这一面，详述了游牧经济的诸多限制性参数以及平衡的两难，使得我们看到游牧的技术含量（在考古中常因器物少而冠之以“落后”）。在政治这一面，可以和“逃避某某的艺术”对起来读，“移动能力”与扁平政治生态的相关性，大帝国的生灭为什么会同步化，以及帝国化对游牧经济的伤害等等。。。
●所有都是关于选择。（一个误解纠偏：游牧社会需要高度掌握自然生产技巧，远比原始农业厉害。）
●南北匈奴、东西突厥、内外蒙古，或聚或离，皆因"移动力”与“财富”。
《游牧者的抉择》读后感(一)：游牧者的抉择
在主流文化话语中，对游牧民族有各种误解，有浪漫化，有野蛮化，以及其他种种。那是因为目前世界上的主流文化皆源自农耕文明，与游牧文明有着本质上的差异，因而种种想象其实都是站在农耕本位的角度而做出的。
问题在于，如果跳出农耕文明的视角，从游牧文明的角度来看它自身，这样的游牧文明又呈现出一种怎样的面貌呢？历史人类学家王明珂在《游牧者的抉择：面对汉帝国的北亚游牧部族》中，着重考察了相当于中原汉代时期的多个北方游牧部落。他指出，游牧部落看似洒脱的逐水草而居，其实背后有着精巧复杂的社会设计，有它自身的逻辑所在。
王明珂指出，游牧部落来去无踪，是因为他们的财产也即牲畜具有自如行动的能力，因而不必像农耕民族一样固着于特定的土地。另一方面，游牧的特性注定了他们不适合稳固不变的权力结构，而是更适合松散的结合，以便大部族下的小群体根据自己的实际情况做出战或和、迁或留的抉择。
从游牧文明的视角来研究游牧文明，这是本书的最大特色，也为边疆史的研究注入新的思路。比起禁止使用“五胡乱华”，打破农耕本位才更加体现出对游牧民族的尊重，才能更好地理解历史上的与现时代的游民文明。王明珂与大量牧民的友谊即是最好的证明。
游牧者的抉择：面对汉帝国的北亚游牧部族 王明珂/世纪文景|上海人民出版社/2018-6-30
子扉我 2018年夏 季风异次元空间二世
原载上海季风书园微信2018年8月28日
《游牧者的抉择》读后感(二)：读书笔记
看这本书起先是因为学习游牧生活的行军蚁进而对人类的游牧生活产生了兴趣。
1. 游牧是一种晚近（春秋战国？）形成的生产方式，是人类适应气候干燥化，开发新的生存环境的结果。
2. 牧人不吃他们养的动物，主要吃乳制品，肉食来自狩猎。
3. 逐水草而居使其社会分散而平等自主：可以轻易逃离被统治（不像农人无法离开土地，只能乖乖交税服役），需要随时根据天气做出移动的决定，可以加入别部落（留在蒙古草原的匈奴在鲜卑强大之后也开始自称鲜卑）。
4. 通过统计汉史中与游牧民族交战俘获的战利品来推测游牧者所养的动物的种类和比例。
5. 由于游牧者的出现，由于游牧生产的高风险：1）容易因为天灾而损失大量动物，2）动物不能像粮食一样存储，游牧者需要时时通过劫掠（难以形成长期稳定的和定居农业者的交易，应为游牧者的财产（信用）太不稳定。因此定居农业者为了守护资源，建立起了长城资源封锁线，进而建立起了统一的秦汉帝国。
6. 匈奴，西羌，鲜卑，因为地理生态环境的不同，形成了不同的社会形态。
7. 匈奴：蒙古草原，无屏障，生态环境单一，需要定居农业者的资源（木材，粮食，铁器等等），为了与长城以南的秦汉帝国对抗，形成了强大的国家体系。但是国家统治与游牧者平等自主的生产方式相悖，因而盛衰交替，分分合合。汉朝的岁贡是匈奴统治者犒赏手下，维持其分配权力的奢侈品，对普通牧民帮助不大。
8. 西羌：青海高原河谷，现代有谷地农牧混合和高山牧牦牛者两个群体，但汉代可能尚无牦牛。每个河谷都可以自给自足，形成一个部落。不同的部落之间争夺美好的河谷，世代结仇。面对汉朝的进扰需要通过“解仇-交质-盟诅”来形成暂时的部落联盟。
9. 乌桓和鲜卑：辽西森林草原，生态环境多样。不同人群生产生活方式多样化，农牧狩混合，并且常有部族规模的迁居，向南进入农业区或者向西进入蒙古草原。组成部落联盟以对外获取资源，但不妨碍部落一下的平等自主。与南方中原帝国的交流多，使其兼具治理游牧民族和定居农业者的能力，因为在中国历史上多次入主中原，并且在清代消融了长城资源封锁线，长城内外都受其管理。
《游牧者的抉择》读后感(三)：跨越人类学与历史学，研究本相与表象
1、长城既是华夏文明与游牧文明的分界线，也是南北两个文明资源的掠夺线。华夏王朝借用长城维护南方资源，而北方游牧以战争。掠夺、贸易和和亲等方式不断试图充冲破资源的封锁线。
2、游牧者归根结底是一个不能自给自足的生产模式，必须有其他方式辅助，比如农业生产、贸易或者直接掠夺。
游牧本身就不够稳定，公元前104年“匈奴大雨雪，畜多饥寒死”遭遇恶劣的气候对于游牧生产是致命打击；所以汉军打击匈奴一个是趁气候恶劣，或是在春季，牧民经历一个冬季正是衰弱之时，反之匈奴经常在秋季出击，因为此时养膘完成兵强马壮；而汉军除了军事，尝尝关闭边关贸易等。
3、游牧是一种人类利用农业资源匮乏的环境的一种经济生产方式。利用食草动物将人类无法直接利用的草等转化为乳类和肉类，生产效能低。
在农业好的地区，不足一亩地可养活五口之家；
川西羌族地区则6-10亩；
内蒙新巴尔虎右旗，20亩养一只羊，300-400亩才能供养五口之家，一个牧民家庭大治需要6000-8000亩。
4、羌人这部分一般史料讲的很少，因为羌几乎在我们的历史观察中很少出现，原因有二，一是未形成一个强大的国家足以干扰中原帝国；二是没有单于这种英雄式的人物。
和匈奴有组织化的战争不同，羌没有一个国家形态或者领袖，而是各个部族各自为战，部族之间的斗争抢夺资源异常激烈。还有一个特点是羌并无互市要求。
《后汉书》《西羌传》“临事制宜，略依其俗，防其大敌，忍其小过”非常高明。羌尝尝是一个不落与汉军斗争，但是如果汉军因为小不忍则发动大军，反而引起整个羌的反击，因此要详细分析其具体情况而制定策略。
5、鲜卑部分主要是为了牵制匈奴，最终做大。值得一提的是对于母系的尊重，互相残杀一般是对于族内父兄，但是母亲代表另一个族群，很可能会受到报复。婚配也非常有意思，两人结合后先到女方家里劳动然后带着女方的嫁妆回家结婚，可以看出这个民族人力还是非常匮乏的。引申来看，东北地区的女权主义和结婚风俗延伸至今。
6、最后一章很有见地，汉代以后游牧民族逐渐与中原文明进行融合，同为“炎黄子孙”，尤其魏晋时期三百年，鲜卑羌族等逐渐融入中原，形成隋唐等帝国，实际上都是有游牧民族的血液。
王先生提出注重研究历史的表象与本相，实际上是提示我们不光要注重纸面上的史实，更重要的是研究其中的根本原因，且通过多维度，如人类学、历史学等。
《游牧者的抉择》读后感(四)：读过便留下痕迹
非常时期，时间充裕，第一次尝试硬着头皮把暑期买的这本书啃完，可能有点囫囵吞枣，毕竟是第一次读此类书籍，不求全懂，但求能增长点常识。
之前在当当上下手此书，是因为上一次的寒假读完阿来的《尘埃落定》，又入手并读完了迟子建的《额尔古纳河右岸》，再加上从小在影视剧中总能听到匈奴、契丹、蒙古之类的说法，工作之余在陈寅恪的作品《魏晋南北朝》中又了解了一丢丢相关的历史，于是让我对游牧民族有非常浓厚的好奇心。
读完此书后，我的脑海里似乎就自动生成了一张很简单的图式，也可说是私人小地图，这张地图大概可以分为四个部分。一、二部分是以长城为界的，南边为最早的华夏民族（原来“华”是繁多的意思呀，也可作诸夏），刚开始还各管各的，在北边民族的不断骚扰下为了保护自己的资源才激发了大家对“华夏”的认同感，后来又逐渐演变为后来强悍的汉帝国，当然长城原来是没有的，是有了共同的目标后才有了实物的。北边呢，就是我们常在影视剧中听说的匈奴的地界，以前我总是把蒙古族与匈奴等同起来，现在才发现大错特错了，匈奴是对处于那一地带的非汉人所言，而非某一具体的民族，他们是在草原上的游牧民族，逐水、草而居，大多数是专化游牧，自主性强，每一个帐落都可以直接决定自己的去留，不需对谁负责，所以夏季时候他们大部分都是根据自己的需要各有各的，但为了更好的生存，在寒冷且资源匮乏、牲畜羸弱的冬季他们常常会以部落的形式聚在相近的地方，方便相互照应。他们的移动轨迹更多的是东西走向，在大草原上行走，所以又称为草原游牧部落。在草原游牧部落的东面，大兴安岭西面西辽河、阴山一片，是森林草原地貌是地图的第三部分，这里的游牧方式是森林草原游牧，他们的生存方式除了游牧之外，还有辅助性方式，比如农作、狩猎、捕鱼，所以他们可能是半游牧部落。不过虽然他们有农作，但这里的农作是粗放型农业，有的是春天播种，秋天直接收成，中间没有多加照料，就是靠天吃饭，因为处在森林，狩猎的机会比较多，所以动物的皮毛就是他们的拿手好戏，这里的部落主要是鲜卑和乌桓，但随着历史的变迁和与汉帝国关系的亲疏，乌桓更多的投奔汉帝国直至同化消失，而鲜卑则趁着南北匈奴的疏离不断往南和往西迁徙到逐渐占据了原属南匈奴的漠南地区，甚至令万户匈奴自称鲜卑。最后第四部分是最西面的高原河谷地域，高原地区的海拔普遍比较高，河谷的存在使得生活于此的人多了农作的生计，在这里生存的主要是河湟的羌人，或称西羌，他们大多半游牧型，由于地处高原，不同的海拔会有不同的景观，他们的活动是垂直式的，如若能够拥有一个比较好的位置他们往往就能够自给自足，所以大小榆谷就成了他们得必争之地，也使得他们更经常的有部落之间的矛盾产生，由此人与人之间的猜疑和仇怨逐渐形成，所以他们难以组织成一个“国家”来对抗汉帝国，但也由此使得汉帝国对它更加棘手。
历史的车轮不断向前，不管前路如何，当我们回首过往，终会发现一个国家的强大依赖于自身制度的完善，也得益于对手的强大，对手的强大使得我们能够时刻保持清醒而不被超越。一个国家的衰弱可能是对手足够强大，但更关键的是自身免疫力的缺失和自己内里的腐烂与不堪。一个国家是这样，那么个人呢？难道不也是这样吗？所以罗马城不是一天建成的，压垮骆驼的也不会是背上最后的那一根稻草。
《游牧者的抉择》读后感(五)：蛮族入侵随想
概览
在公元前1500-前600年之间，晋、陕以北半农半牧的混合经济人群南下争夺自然资源，对南方定居的农业社会产生冲击，强化了周王朝诸侯贵族之间的认同，华夏（或诸夏）的观念便在抵御游牧民族冲击的过程中形成，并促使以长城为代表的文明边界的产生。因此，夷夏之别不仅在于“文明”与“野蛮”，更是游牧与定居农耕社会之间的分野。在此后的历史中，这两种社会的交往与冲突一直是沿着这条文明的边界展开的。在这个背景下，《游牧者的抉择》以游牧社会内在运行机制为切入点，讲述了匈奴、羌、乌桓鲜卑这三种游牧社会面对不同自然环境时作出的生存选择，为华夏历史变动提供了一种游牧视角的解释。
一般认为，游牧经济是难以自给自足的生产形式，必须依靠种植、狩猎、贸易或者掠夺定居社会的方式补足生存资源。历史上蒙古高原自然环境变量较大，不适合农业发展，在此活动的匈奴多采取聚集成国家的形式南下掠夺华夏定居文明的资源。这使得匈奴的社会组织比主要依赖其他经济形式补充资源的游牧社会更加集中。
相较之下，河湟地区的羌人面对的自然环境要温和得多。青藏高原的河谷能够兼容游牧与农业的发展，因此羌人更多地是在部落之间展开争夺资源、地盘的战争，无需聚集起强大国家组织外出劫掠，其对外战争多是以暂时联盟的形式完成。而在东北，乌桓鲜卑迫于自然资源的压力不断向西、向南迁徙，在此过程中形成了稳定长期的部落间联盟。
迫于生存重压，游牧社会总有打破游牧—农耕边界获取资源的冲动。中原王朝在实力强盛之时，往往会选择主动出击，消灭游牧民族或将边界推到离自己更远的地方。在中原政权衰微社会动荡之际，游牧民族会跨过边界进行掠夺甚至直接建立政权。
瞎想
这里就引出了最近读书遇到的一个问题，即同样是蛮族入侵，为何入主中原的蛮族政权虽然也曾带来一些新鲜元素，但终究没能像日耳曼人那样创造出一个充满活力的封建社会，达到陈寅恪“取塞外野蛮精悍之血，注入中原文化颓废之躯，旧染既除，新机重启，扩大恢张，遂能别创空前之世局”的效果。按照谷川道雄在《隋唐帝国形成史论》中的观点，五胡时期的诸多蛮族政权都面临着如何在原本游牧部落制度的基础上，创立一个稳定的定居文明政府的问题。南匈奴的前赵、后赵到慕容鲜卑帝国先后出现了叛乱频繁，政权不稳，统治缺乏连续性的现象，直到文明太后与孝文帝推行较为激进的汉化改革，用官僚制度取代原先的蛮族体制后，北方政权才逐渐开始稳定下来。那么，游牧民族入主中原是否就只有汉化，承袭官僚中央集权制度这一条路可选？
就这个问题，王明珂提供了部分线索。游牧社会虽然普遍存在政治权力分散（分支性结构）、民众身份平等自主（egalitarian）的现象，但这与游牧经济本身移动性强，财富不易积累等特点是分不开的。一旦他们像匈奴那样试图建立相对集中的制度南下劫掠，或者在中原建立政权，游牧社会固有的分支性社会结构必然会与集权制度产生冲突。游牧本身的特性决定了他们无法在兼顾自主性与平等的同时，在定居文明活动区域建立起相对稳定的政权。那么为何塔西佗眼中“高贵的野蛮人”最终能够在欧洲取得成功呢？是因为日耳曼人并非游牧民族，还是由于中西方蛮族固有的文化差异，抑或是东西方在入侵时的人口替代方面的不同所致？读书太少，问题太大只能留到日后再想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