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乡中国（修订版）》读后感100字
《城乡中国（修订版）》是一本由周其仁著作，中信出版集团出版的精装图书，本书定价：72.00，页数：558，特精心从网络上整理的一些读者的读后感，希望对大家能有帮助。
●联想到最近北京清理低端人口，倍感悲凉。这么多年过去了，城乡隔阂似乎更深了。
●对于中国现今的土地政策现状进行了抽丝剥茧的分析，说到底还是要打开市场放松管制。
●书很厚，几百页，近两年的新书，标题有意与费老乡土中国对话。作者是农村改革勇将杜润生之徒，利用自身所学与实地考察所见，以城乡审视中国，理解当代中国社会。文风朴实，甚至有些通俗，是本不错的入门书。
●虽是本砖头书，可惜看下4/5，还是看不出个系统来。弃之。一星给书名，二星确实做了一些调查研究。三星给面子…
●初步的理解中国当代农村与城市关系，土地啊，真的是中国一切问题的关键与核心
《城乡中国（修订版）》读后感(一)：Good Enough
这本书有一种奇怪的语言风格。朋友指点我，这就是公家开会时的语言风格。醍醐灌顶。于是我不烦了。
这本书有一种糟糕的文学热情。但考虑到它是一连串的文章合集，以及作者的工作环境，读着读着我也就适应了。
这本书有一种游移不定的情感立场。这个我就没法忍受了。但突然意识到一个巧合，这巧合完美地消解了我的烦躁。
那就是《晏子春秋》。我为何先翻开了《晏子春秋》，而后紧跟着翻开了《城乡中国》呢？读书真的是一种缘分啊！
我认为这真的是一本新近的难得的自己人写自己国家的好书。但是也建议认真的读者要扩展阅读。我只是一个普通的读者，没有专业背景，所以我为同样的普通读者提此建议。比如《谁是中国土地的拥有者》，比如《中国官僚政治研究》，《十八世纪中国的官僚制度与荒政》，甚至中国两千年的历史，都是可以和《城乡中国》的内容联系起来的。我没读过多少书，只是认为有个道理一定是对的，甚至它简直就像一句废话：读中国人写中国的书，必须配上外国人写中国的书，反之亦然。
《城乡中国（修订版）》读后感(二)：城市虽好，农村亦可回
印象最深是开头：经济密度高于人口密度，必定吸引更多人聚集。这在自由迁徙的国家有这个规律，不过在中国就呵呵哒了（2017年底北京爆出了拆迁驱赶所谓“底层”工作者的事件）
前部分介绍自由是城市之基，说了中国借鉴苏联经验的弊病，以及慢慢松绑带来的城市化跃进。
之后着重论述城市发展的土地问题，以及农村集体土地的入市问题，顺带介绍“城市土地归国家所有”和“土地使用权可以依法转让”的法律变迁，点出有违宪之嫌的法律问题，不深究啦。
想来中国近40年快速发展的原因有两个：改革开放和城镇化。然而城镇化过程中政府也在努力避免大城市病，因为早期规划不合理，随着城市人口规模增加，交通、环境、治安等问题随之增加，有意控制500万人口以上的城市规模。而去年看到有国家规划近几年要新增近1亿城镇人口，也是为了提升城市化率。不过现如今有不少农村人不觉得农村户口不好了，还有宅基地，还有农田，没有城市的便利也没有城市的压力。所以，即使有机会转城市户口，也没有动力了。我大学毕业后没有转回农村，听说现在即使回来也无法转农村户口。2018年5月份得知安徽准备在2020年取消农村户口和城市户口的差别，不做区分了，也是一大户籍改革吧，不过要想人口自由流动恐怕没那么简单的。
城市生活很方便，但是我也时常想回到农村感受民俗和自然。
~过河卒4.0 @深圳
《城乡中国（修订版）》读后感(三)：《城乡中国》读后——闲扯篇2
扯这篇的时候，我已经看了一半华生写的《城市化转型与土地陷阱》，发现问题没那么简单，我原本的理解怕是有点偏差了。
偏差主要在拆迁赔付这一块儿。我在上篇中写的那个例子，是增减挂钩政策的第一次试验，卖地的收益，大部分落入了国家和地方政府手上，而拆迁户只得到了极少部分的赔偿。这个拆迁户，和我们现在普通所谓的拆迁户并不相同——如果华生先生说得没错的话，后来的拆迁户得到赔付已经占了卖地款的绝大部分。那么，问题的核心在于，在城市化的浪潮里，是政府与通过行政权与民争利，还是说，在农民之内，也分城郊农民和远离城市的农民，而2.5亿为城市化做出贡献的农民几乎都来自远离城市的农村，而土地因城市化而带来的增值收益被极大比例地、一次性地付给了城郊农民，2.5亿中的绝大多数人，年老力衰之后，还是要回农村老家，在那些日益凋敝的地方了此余生。
两位教授的书讨论的是同一话题，很多概念也是通用的，比如所谓“进城打工”，他们在年轻力壮的时候到城市赚钱，年纪大了还是回家，就是上面所述问题，这些农民只能是城市化的参与者，而不能成为城市市民的一员，关键就在于城市化的收益并没有太多地分配给他们。因此华生教授的意见更倾向于“涨价归公”这之类的手段，通过政府的行政力量来合理地分配，而周其仁教授则很反感政府的行政力量干预自由市场经济。简单地描述两个人的倾向是容易的，因为他们自己都说得非常明白。不容易的是他们讨论的问题本身，不是能够轻易得出一个结论的，而这问题是关系到很多人的民生问题。
还有所谓“土地城市化超过了人口城市化”，也跟上述有关系，但更重要的原因是土地财政绑架了地方政府，反正卖地就有钱，至于地是否得到了充分开发利用，是否取得了预期收益，也不管，结果到处说地不够用，而城市则又不断地摊大饼一样向外围扩张，另一方面进城务工农民留下来的成本越来越高，可不是要土地城市化超过人口城市化？
但是问题的形成也不仅仅是专家们所争论的那些。
上周遇到一位老乡，他说在此地打工已经20多年了，我说那你已经安家在这里了吧。出乎我的意料，他竟然说没有。如果说是因为房价太贵的化，早几年的时候却是相当的便宜，如果是已经在此地打了20多年的工，就没有在合适的时候置业安家吗？我想机会曾经肯定是有过的，只是或许他从来就没有想过要在这座城市里安家。老了干不动了，还是要回老家的。乡土情结尽管在中国人的心里越来越淡薄了，但具体起来，仍然在很多人的心里，认识里保留一席地位。
城市化，我看了一本书的时候觉得能就此话题大谈特谈，看到一本半，就觉得什么也说不了了，所以我还是继续“研究”，暂且闭嘴吧。
《城乡中国》读后——闲扯篇1
《城乡中国（修订版）》读后感(四)：《城乡中国》读后——闲扯篇1
“中国很大。不过我们这个很大的国家，可以说只有两块地方：一块叫城市，另一块叫乡村。中国人口也很多，不过十数亿中国人，也仅分为两部分人：一部分叫城里人，另外一部分叫乡下人。”
这本书，开篇就抓住了我的心，所以我也把他的开篇引用到这里。
在开篇的话里，周教授提到了费孝通先生的《乡土中国》，巧的很，作为一个专业不相关的人，我能知道有周其仁其书其人，就是因为在网上买了乡土中国之后，网站自动给我推荐的。
《乡土中国》也是让我读得津津有味的一本书，正是通过它，我原本随性而模糊的兴趣清晰地集中在了当下中国的城乡之别上。原因无他，我来自农村，依然保留着农民的身份，却在城市里求学、工作，已有相当的年头，可能还会继续下去。费孝通先生对乡土中国的研究，清晰地描述了我这样的一类人，几十年过去了，中国已经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但好像世事轮回，我们身处当下，却是回到了历史上的某些境遇里。周其仁教授也说，“费老当年刻画的‘乡土中国’，不但在观念与人际关系方面依旧覆盖着今日的城乡中国，而且直观地看，很多大都会城市的空间特征其实还‘相当的农村’。”这段话可是说中了我心中那朦朦胧胧的认识，我感兴趣的问题很有希望能找到些答案，真是相识恨晚。
既然把偌大一个中国就分成了两个部分，那故事也自然就是在城市和乡村之间讲了。说实在的，我已经记不得（更可能是从来没记住过）“四个现代化”具体是哪四个了，城市化、工业化应该是其中之二，所谓城市化，放在此刻的语境里，那当然是指从农村变为城市，人还是那些人，不过是从“农村人”变成“城里人”。
那个著名的“放牛娃”的故事里，对话是这样的——
“你放牛是为了啥？”
“娶媳妇。”
“娶媳妇干啥？”
“生娃。”
“娃长大了干啥？”
“放牛。”
完美的闭环，这环里面圈着的是蒙昧无知吗？是的啊，可是传统中国就是这个样子的啊，国家税收主要就是农副产品，顶层制度、观念就是希望小民钉在地上不要瞎跑，瞎跑影响税入。
再看另一个周其仁教授讲的故事。90年代，我国改革开放历程十几年，世界银行行长沃尔福威茨，刚上任，访华，在甘肃与一村民马社巴发生了一段对话，是这样的——
行 长：你想让你的孩子将来做什么？
马大爷：我希望他们能上大学。
行 长：然后做什么工作呢？
马大爷：在城里，公司里挺好的。
行 长：让他们做农活不好吗？
马大爷（想了想）：好是好，但不如在城里工作好。
这简单的对话真是看得让“知道真相的我眼泪掉下来”，你要是突然发现几句话传神地概括了自己已经活过的小半生，怕是也要有“潸然泪下”的悲怆感。
要不说这书写得好，你给我讲城市化率高能够拉升人均收入水平，列了一堆数据，讲什么“经济密度”、“人口密度”，世界趋势如何如何，来说明城市化的势不可挡，我看着是明白，可是体会一般般啊，但再讲个小故事——其实是一则报道——我瞬间就懂了，10亿人口8亿农民，人心所向，就是要往城里去。
可城市，是你想去，想去就能去的吗？
这个问题源远流长，即便“长话短说”，怕也仍短不了，所以不着急，留着慢慢说。改革开放已经40年，这前后的中国似乎已经是两个世界了，其实不尽然，人民生活水平的确是不可同日而语了，但那个带着8亿农民搞饭吃，2.5亿吃不饱的共产主义（此处专指上世纪我国的“人民公社”，社民没有私人产权，没有经济活动的自由），改了40年，还是个“半拉子”，共产余风仍然吹拂着你和我呀——假如你也是农民的话。此处农民定义为拥有宅基地和耕地的人，有就是，没有就不是。
有本书叫《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讲的是晚清时期的社会状况。任何时期的社会怕是都有怪现状，比如现今令人艳羡的拆迁户，大家见怪不怪了。那你看，某地拆迁，腾出来的地卖了一笔钱，给国家缴了总价款51.4%的税，行为主体——即地方政府，落手36.4%，剩下12.3%赔给了拆迁户。你自己体会，买得土地（有期限的使用权）的人下了多大本？他要是感觉期限内收不回本，他能买吗？这买卖要是拆迁户直接和开发商谈呢？可惜政策他不允许啊。《城乡中国》最精彩的地方就是捋清了改革开放这些年，国家与城市化相关的政策变迁，个中的复杂纠葛，以及对实际民生的影响。农民进城，几家欢喜几家忧，是曲折又精彩，精彩中又透着些辛酸。
《城乡中国（修订版）》读后感(五)：城乡发展的两极分化，自然有其深层的制度原因
《城乡中国》， 前后差不多花了一个月的时间读完此书，算是对中国内地城乡土地问题有了一个接地气的大致了解。
周其仁先生的文笔至为平实简易，寥寥数语之间便能将跨度极大、细节极繁的土地问题讲述的清晰明白，功力深厚如斯令人叹服。
要而言之，中国是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在生产资料所有制上讲求国有化和集体化，这一点与西方民主国家大大不同。
在社会主义理论体系里，生产资料公有制（国有化、集体化）所对应的经济体制是由中央主导的强制型计划经济。然而，计划经济不管是在资源配置还是响应效率上，都存在着极为致命的短板，根本无法在一个广土众民的国度里合理高效的应对层出不穷的资源需求，一旦错配或者滞后，负面影响必将波及甚广乃至不堪承受（大跃进、大饥荒）。
因此，中国官方在穷极思变、迫不得已的情况下，于1978年开始逐渐引入西方的自由市场经济——此举也就是后人耳熟能详的“改革开放”。
自由市场经济，其理论基础来自米塞斯、哈耶克等人致力倡导的自由主义思想。自由主义在生产资料的要求上迥异于社会主义国度，其首要处便强调实行私有制。因此，当社会主义体制遇上自由市场经济，城乡土地的产权冲突就这么产生了，这也是本书隐而不提的背景所在。
众所周知，经济制度的剧烈改变必然会倒逼着政治体制的自我更化。
改开之后，中国市场以一种开放欢迎的姿态走进国际视野，各地政府开始积极引入外资企业，意图通过导入外来资源优势，于满目荒夷中快速推动本地的经济发展。然而，当外资企业寻求实体落地时，原有的土地制度则成了一道怎么也绕不开的坎：外国人在内地办厂开公司，选址问题怎么解决？下面的土地又算谁的？
直接划给他们？不太现实。
须知，生产资料公有制是中国的基本国策，这一点轻易不能改变，尤其关乎土地资源。一旦动摇国本，社会主义理论大厦不管是里子还是面子，都将成为一戳即破的泡影。
里子可以丢，但面子万万丢不得。
事实证明，在绝境面前，人类的想象力是难以估量的，官方智慧更是在此处发挥得淋漓尽致。受到先行者——香港政府在土地市场的经验启发，中国官方随后依葫芦画瓢，突破性地将土地产权进行分割：所有权隶属国家依然不变，但土地的使用权则可以进行拍卖和转让。而且为了能让外资企业安心发展，土地使用权限大多都定在几十年之久。这也是我们当前熟悉的70年房屋建筑产权的制度起源所在。
由于市场经济的推动和促进，再加上从上到下各方利益的集体诉求（商业利益、政绩需要），城市土地制度的改革和优化，总得来讲执行得非常到位。不管是国家宪法、土地管理法，还是城镇国有土地使用权的具体转让条例，土地的产权界定和转让拍卖细则，都制定的非常绵密翔实，实实在在地为推动中国的城市化建设，提供了非常有力的制度保障。
然而，若是将目光转移到乡村领域，却完全是另一番寂静冷场的诡异局面。1998年修订的《土地管理法》完全无视宪法规定，明令“农民集体所有的土地的使用权不得出让、转让或者出租用于非农业建设”。
是的，虽然不排除某些试验区已经在尝试突破法律的束缚，某些民间活跃市场（温州）亦有种种推行多年的私下交易，但国家政策法规明面上的钳制和约束遏制了农村市场经济的发展，已然是一件无可辩驳的事实。
城乡土地的同地不同权——造成这种差异性现象的原因，明面上说来可谓头头是道，“一曰允许农民卖房卖地，他们进城站不住脚要回来，再也没有立锥之地。二曰农民弱势，容易在短期利益诱使下贱卖物业，长远吃亏。三曰卖资产卖得大把银子，农民会拿去赌博，或中计上当受骗，是飞来横祸。”
或许官方真有这方面的顾虑，但是若说没有其他因素的考量和影响，那就纯属自欺欺人了。法律法规从本质而言，是一场双方或者多方之间的利益博弈，它体现的是主流群体或者主流势力的利益诉求。城市土地隶属国有，当地政府利用土地规划实现土地资源的合理配置，但从另一个角度而言，在国有土地的规划过程中，政府也实现了财政收入的可观增长（土地使用权拍卖）。试想，若是允许农村集体土地在市场体系下进行自由转让和出租，政府无疑将损失一大笔财政收入。这对地方为政者而言，无论于公（财政）于私（政绩），想必都是不太乐意接受的。
城乡之间的这种制度性差异，是当前中国乡村和城市整体发展呈现两极化的重要原因之一。可以预见的是，随着未来城市化建设步伐的放缓，一二线城市提升空间的有限，乡村区域很可能成为中国经济发展的新引擎和新机遇所在。
因此，逐步放开法律管制，将农村土地等资源慢慢向自由市场靠拢和对接，将是接下来农村土地制度和相关集体产权改革的方向和关键。
须知，农田、林地、宅基地、房屋等土地资源只有参与市场流动，才会最大化的激活乡村发展潜力。如果任由土地资源的交易固化、集体产权边界的概念模糊，势必会严重阻碍农村土地等资源的规划整合与高效利用。
如今，越来越多的政府人士与行业精英已经看到了这样的障碍存在，不管是当前的“乡村振兴”战略还是如火如荼的“特色小镇”建设等等，这些战略与项目若想达到预期效果，推动第一产业的结构优化与经济繁荣，农村土地的产权制度始终是个亟待解决的症结所在。
可喜的是，农村产权制度的优化与摸索，这几十年来已经悄然在各地展开实验与推广，其中不乏成效显著者。真心希望不远的将来，社会制度的建设与演进能够挣脱意识形态的束缚，真正做到契合并尊重人性与自然的规律，早日回归到以人为本的正道上来。
好了，《城乡中国》这本书我就这么读完了，以上所思所想希望能对后来者有所裨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