走出孤岛的读后感大全

　　《走出孤岛》是一本由吴琦 主编著作，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的平装图书，本书定价：52，页数：392，特精心从网络上整理的一些读者的读后感，希望对大家能有帮助。

　　《走出孤岛》读后感(一)：走出孤岛对我来说意味着可以爱更多的人。

　　虽然还有两天共读才结束，但是已经读完了全部的文字。大爱本期的每一篇文章，从冷静理性的晓宇，在疫情期间，对人及非常时期下人的状态的精准剖析；到最后一篇《瞬间五则》，作者从对摄影的理解来展现他对于时间之于人各种意义的哲思。而水手们当之无愧地承担起来带着我们一起走出孤岛的助力。我们需要通过每个人对世界的观察来拓展认知，包括对自然界其他物种命运的关注，包括与没有共同身份认同的人如何相处，包括对与家人的日常生活和孤独时自我的审视中，来突破自我的有限性，不断深化对外在于我和内在于我的世界的理解。通过不停地调整我们在世界中的位置，以期找到自己的位置。死亡是人注定的命运，但是死亡的焦虑并不会让人止步不前，反倒是我们渴望得到而又得不到的一切，让我们感觉深陷混沌，好似为乌托邦似的美好愿景孤军奋战。我们需要认识到生命过程中本就是黑和白共存的，并非以我们的期待作为好坏善恶的标准。我们已经创造了很多共同信仰来寄托期望，但并没有真正地救赎了被观念画地为牢发我们。对生活里悲剧的接纳才能让我们摆脱下套解套的命运循环。我们好像从出生开始就是为了走出人生困境做准备，一直要求索一生。之前编辑部在收集“走出孤岛对你意味着什么？”的解答时，我说“走出孤岛对我来说就是希望能爱更多的人，也希望更多的人爱我”。因为我觉得除了彼此的爱，很难再找出最根本的解决之道。这是发自人的本能的情感，也是彼此最需要的情感。这也是我从文章中得到的最大的感受。

　　《走出孤岛》读后感(二)：出走，是一个决定

　　初编这部稿子的时候，我正处于现实状态的「隔离」之中、一周出门取一次快递。可就是在背倚冰箱的这张餐桌上，一会儿跟着晓宇的日记想象戴着口罩、穿着防护服，艰难呼吸的武汉；一会儿又跟柏琳来到鸽子广场中央的塞比利喷泉边、一起读着苏珊·桑塔格的《在萨拉热窝等待戈多》，回忆二十多年前这座城市被围攻的1425个日夜——那时，这座城市的水源被军方掐断，人们不敢上街，为了活命只能每隔四五天带上所有塑料瓶到这里冒着随时被轰炸的危险排队取水。我右手边的橱柜里，满满塞着八大桶4.5升装纯净水和四大包方便面……

　　跟爸爸视频聊天，通话最后，用力摆手、做鬼脸大笑，就是没办法点下屏幕上红色的挂断键，不知道怎么结束这种看似寻常但无比严肃的相见、告别。打开郭爽的“泅渡”，扑面而来的是带着消毒液味道、三年前ICU里的各种声音，“喝水、起身、走动前的呼喊”和只有自己能听到的心跳。她笔下的，父亲和她之间的沉默，让纸稿另一端的女儿对着她视频对话框中的父亲久久说不出一句话。只是突然想再听听他的声音，看看他，哪怕看到他伸向镜头调整位置的手已经不可控制地微微颤抖。

　　还有鸟。叫不出名字，大部分人一生也不得见的、惊艳的鸟。我们寻却寻不见，只能在文字中臆测他们的美。病毒封闭了人，却禁锢不了鸟，没有我们的他们，好像叫得更响。

　　水手们的文字，一次次把我从恐惧、忧虑的“隔绝”中拉出来，逼着我去阅读、查证，了解自己并不熟悉的历史、重新记住一些陌生的名字。一不留神，深埋于心的一些记忆也被悄悄唤醒，前所未有地感受到此时此地工作的巨大幸福——面对无能为力的残酷世界，阅读、编辑，是我唯一能做的事情，正是这份确据，给了我再一次出走的力量。

　　《走出孤岛》读后感(三)：不干革命的时候，他可是个诗人——柏琳《萨拉热窝无消息》读后感

　　写作永远无法带我们抵达真实，却能通过展现更多的面相，让我们与之无限接近。在这个角度上，虚构与非虚构写作的划分就没那么重要了。我对巴尔干文化始终一知半解，在阅读这篇文章时却不觉得陌生，因为柏琳的写作带给我的思考，仍旧是对那个古老问题的追问——人何以幸福生活？

　　很难定义柏琳的写作是游记还是历史。实际上，在这个大问题的悬置下，写作类型的界定也变得无关紧要。我们甚至可以将文章中的柏琳，当成柏琳塑造的人物形象。文中的柏琳，往往从一个被历史和政治塑造的概念出发，如萨拉热窝人的热情和浪漫，萨拉热窝人对苦难的悲歌等等。她通过走近一个个具象的人，让自己层层跌落到真实的处境，从而引发了形而上的困惑和追问。

　　开篇出现的房东拉扎尔，结尾红色之旅的老头，这两个人像苏格拉底一样，从不为柏琳尖锐的问题所恼火。仿佛，他们虽与她想法相悖，但对她有很深的理解和认同，只不过他们更懂得幸福生活本身有多重要。老苏格拉底从未将人劝服，只是通过一次次的追问，让问题得以澄清。同样，在柏琳文章的结尾，我们仍然不知道萨拉热窝人民如何过得好，却对他们有了更深的理解，从而放下简化粗糙的成见。

　　作者似乎明白，这个在复杂世界纠缠千百年仍未止戈的问题，怎能通过一篇文章定论。正因这样，我们难得的幸运是，能在这里看到一种蕴涵着古典精神的现代写作。作者放下抽象的逻辑推导，通过展示不同面相，让我们澄清被意识形态塑造的概念，走向生活，与之拥抱。

　　所以，我们在柏琳的文章中得不到通常所谓的历史真相。文中的柏琳，房东拉扎尔，红色之旅的老头，都没有答案。

　　萨拉热窝到底是什么样？

　　米洛什和埃米尔的忧郁，一是因为身份独特性的失落，一是因为渴望成为欧洲人。这两种情绪都让萨拉热窝的世界主义变了味。柏琳说她只想要独一无二的萨拉热窝。这种独一无二体现在东西文化交界线上，体现在服务生奥利弗身上，也体现在波斯尼亚炖锅之中。

　　关于波斯尼亚炖锅的文字真是美不胜收，令人拍案叫饿，不，叫绝，值得全文背诵。其中提到，波斯尼亚炖锅是各种食材混合，且食材不固定，更绝的是，打开锅盖，所有食料都模糊了本来的面貌。从这里可以看到，波斯尼亚炖锅和生活一样，是流动而非凝滞的。赫拉克利特说，万物流变。实际上，不是万物具有流变的属性，而是流变在某一时刻被称作某物。萨拉热窝看的很明白，因而不为自己设限，他们“可以借用偶然遇到的任何一个民族风俗，来打造自己的生活方式。”

　　柏琳提到，萨拉热窝人对当下的热爱超乎想象。比起谈论历史，他们更在乎过好当下每一天。柏琳比喻，萨拉热窝人的生活是和死亡玩一场俄罗斯轮盘。他们根本不知道自己是否能走完一条马路。命运在偶然性笼罩下，显得荒谬无比。如同加缪笔下的希绪弗斯一样。希绪弗斯正因为谋杀死神而遭受酷刑。实际上，他所抗争的，正式这种偶然性的荒谬。人是必然死亡的，却不知道何时死去。既然这样，我们置身局外，无法论说萨拉热窝人应该怎样生活。而萨拉热窝人正在局中，也无法去为短暂又脆弱的人生做抉择。

　　所以，“大部分时候，萨拉热窝人民想做英雄的渴望并不强烈，他们想过正常人的生活，只是历史不放过他们。”

　　索亚具有多个工作，司机，宣传大使，外贸运输，给报纸写时事评论，俄罗斯文化爱好者。他向往俄罗斯，有着浪漫的回忆，在俄罗斯，与法国女友分手，而他留在那里喝伏特加。对索亚而言，一份工作无法维持生计。而对另一面来说，学俄语又是危险的，这意味着，不是倾向东正教就是社会主义。所有生活，不是因政治混乱而难以为继，就是被贴了政治标签。

　　如何像正常人一样生活，是萨拉热窝最想不通的事。在这里看到历史的更多面相，这也是柏琳独特的人文关怀——从抽象的历史概念出发，最终落到具体的人。所以，她说，“普林西普不干革命的时候，他可是一个诗人。”

　　柏琳的写作是极具文学性的。文中堪称一流的修辞也俯拾皆。

　　“他们整日整夜排着长队,不言不语，井井有条,沉默地等待救援，沉默地成为山丘上的狙击手们移到射击的威胁动的靶子。”

　　“没有枪口瞄准的日子，萨拉热窝人生活里的慌乱沉淀下来,变成生活之水底部的杂质，一眼望去，只要不晃动，水质还是清的。”

　　“后来我记得，教堂顶端报时的钟声响了,戴头巾的女孩和披散金色波浪长发的女孩，同时仰起了头，望着一群白鸽扑棱棱滑过教堂顶端对称的古铜色十字架。”

　　波斯尼亚炖锅的段落本身就是一流的散文作品，只举例如下：

　　“打开锅盖的那一刻，当你看见所有的食料都模糊了本来面目，当你喝上那一口滚烫的大杂烩汤，萨拉热窝的世界主义会在你的味蕾中释放灵魂。”

　　最后说一下《单读24：走出孤岛》中这一系列主题叫“水手计划”。真正的水手，不是观光客的帆船扁舟，而驶向深海的航船，能够直面大漩涡，不畏波塞冬的挑战。在真正的水手笔下，我们看不到景点之间的流连感叹，而是一次次随之驶向深渊。

　　以上。

　　《走出孤岛》读后感(四)：到世界尽头寻找一种新的世界主义

　　第24本“单读”是《走出孤岛》，这在这个2020年的夏天别有意义。由于新冠肺炎的肆虐，今年全球各大都市的人都陆陆续续地困在自己的“孤岛”里，彼此割裂不仅是一种隐喻也成为一种现实。这时候我们更需要重新发现世界。

　　“水手计划”是单向街公益基金会发起的活动，用来资助青年创作者的海外旅行和创作。这一本《走出孤岛》就集中收录了五篇，分别涉及帕米尔高原、萨拉热窝、印尼、摩鹿加群岛和日本长崎与九州外海，尤以《帕米尔公路和瓦罕山谷》与《萨拉热窝无消息》两篇最吸引我，独自跋涉的写作者，行走于异国的风光和日常，也行走于历史的脉动。这几个地方都不属于全球主要经济中心，毋宁说都可称作偏远封闭地带，就像村上春树在《世界尽头与冷酷仙境》中写到的“世界尽头”。村上的“冷酷仙境”指的是繁华而陌生的东京都市，主人公从冷酷仙境中出发逃往内心世界中的“世界尽头”这个封闭寒冷的乡村。巧合的是，对于现在的我们，都市确实正是冷酷的仙境（各国相互指责，人群彼此割裂，网络空前繁荣），我们要走出孤岛，其实是走出现代的都市前往那历史毫发毕现的遥远族群。“水手计划”的名字来自惠特曼的一句诗：“做一个世界的水手，奔赴所有的港口。”这期“单读”里我们或许是，奔赴所有的世界尽头。

　　“水手计划”的第一篇是作者刘子超前往帕米尔高原，深入瓦罕山谷腹地，穿越无人区到最深处的定居点。地理知识捉襟见肘的我打开手机地图，寻找作者所在的哈吉克斯坦，才知道这个地方贴着中国的西方，与阿富汗隔江相望。它的东边是中国，南边是印度，北边是俄罗斯，作者就从哈吉克斯坦的首都杜尚别东行，靠搭车和徒步来到帕米尔高原的一个个村庄，最后回到中国。玄奘取经时曾从这里穿过，乾隆在这里留下过征服叛乱的石碑，印度佛教在这里留下过佛塔，苏俄在这里留下过世界上海拔最高的列宁像，而英国人以印度为殖民地也插进一脚——现在则几乎是伊斯兰教的天下。所以，哈吉克斯坦处于几个帝国或文明的势力边缘，是一个穷苦的交汇处。最终，平大小和卓的伟业被记入十全武功，湖被命名为维多利亚湖，连羊都被载为马可·波罗羊……名声都属于帝国中心，被忽略的是本土的人们，这里的人们只是在这干裂的土地上生活，喝酒，生儿育女。

　　到了作者去那里的今天，这里依然是几个文明的交汇处，这里的人们依然在干裂的土地上生活，喝酒，生儿育女，只不过石碑已经被收入博物馆，佛塔也已经坍塌。已经不复帝国时代了，现在的这些主要文明给他们带来的是什么呢？除了那些徒步、骑车或搭车的浪漫狂野旅行者，我还留意到作者一路途经的英国归来的领袖修建的医院、中国援建的铁路和带来的廉价日用品、瑞士人开的生态旅游办事处、国际艾滋病NGO设的站点……中国人来这里贸易，当地人又会去俄罗斯打工，全球化经济也把自己的余光投下了一点到这里。与靠扩张和征服打响的帝国名声相比，现代化的进程是更加悄无声息的，它们缓慢浸入当地庸碌的日常。

　　在作者附的照片上，我惊奇地发现原来山谷最深处的村落也不是我以为的那样，灰头土脸地穿着自制的民族服装。年轻姑娘们穿得还挺现代和漂亮。我才知道原来我也陷入了一种刻板的想象。也许现代社会的产物在这里也是另一种入侵，但看看她们的笑脸，只消人家过得开心便不能再为此怀疑。或许才是所谓主流文明能和应带来的福音。

　　柏琳，另一个“水手”，去的是萨拉热窝。公元四世纪罗马帝国分裂时，萨拉热窝就处在分界线附近。西罗马很快覆灭，一千年后信奉伊斯兰教的土耳其人攻陷了君士坦丁堡，将信奉东正教的东罗马变成了奥斯曼帝国，萨拉热窝就此繁荣起来。之后萨拉热窝更变成奥匈帝国与奥斯曼帝国的必争之地，直到一个塞尔维亚青年在这里刺杀了奥匈帝国的斐迪南大公，引发了第一次世界大战……所以萨拉热窝一直都是一个多民族多信仰多政权混合和碰撞的地方。与帕米尔高原有点类似了，都处在几大帝国或文明的交接处，但一个地处偏远，因贫瘠而荒凉，一个直面冲突，因战乱而困苦。如果说帕米尔高原只是被忽略，萨拉热窝却是被争夺。

　　这战乱和困苦正是帝国主义时代带来的。本尼迪克特·安德森在《想象的共同体》里提出，民族主义是从美洲的独立运动中起源，其模型被欧洲的帝国们学到，又扩散至其他殖民地的。在萨拉热窝引发了这么多牺牲的民族主义，就是西欧的政客们批发过来的。这是帝国主义给这里带来的东西。这让我断章取义地想到翟永明的一句诗：“在古代，我们并不这样。”在古代多民族和信仰交融在这里，还没有人告诉他们“你的邻居和你不一样，他们会背叛你，你要把邻居赶走，你要建立只有自己人的家园”。

　　如今柏琳走入萨拉热窝，发现塞尔维亚人、克罗地亚人和波斯尼亚穆斯林（他们自称波什尼亚克人）在这里以一种独立的方式共存：各族聚居在不同的城区，互不来往，轮流执政。或许这是历经了无数次战乱之后暂时的共存之道。柏琳在这里发现了“一种新型的世界主义”，那就是不提历史，以机场、互联网、购物中心这些现代科技和经济产品来重建统一。我想这正是代表着——世俗。政客们对民族主义战争的煽动，能否敌得过人们安宁过日子的渴望？把各民族分开才能解决问题的思想，能否敌得过人们事实上早流着多族人的血同时还不停相恋通婚的生活趋势？柏琳在萨拉热窝与不少人交上了朋友，其中一个是萨拉热窝的导游，他告诉柏琳：“这是一种虚假的世界主义，我们只是厌倦了战争。”可我觉得，“厌倦了战争”或许正是真正的世界主义的一个体现（如果存在“真正的世界主义”的话），这是全球底层艰难求生的人们对世俗生活最基本的欲求。

　　毕竟，即使是在被围城的1425个日夜里，萨拉热窝的人们仍旧在狙击手的视线中过自己一家几口的生活。而且那时还有艺术。艺术当然不是武器，但艺术是世俗生活的一部分，柏琳提到当时办了电影节，有人问：“为什么要在战争时举行电影节？”主办方回应：“为什么在电影节期间还要打仗？”是了，大家都厌倦了战争，不如一起坐下来看场电影。

　　正如主编吴琦在序里说的：“我们怀疑一种集体叙事，又被另一种共同情感调动。”集体叙事常常带来的就是政治上的对抗，而共同情感则意味着世俗上的共存。也许我们真的需要一种不同以往的世界主义。而且这答案不能在文明中心找，因为文明中心才是——最后还要再用一次这个比喻——一座孤岛。

　　《走出孤岛》读后感(五)：在溺水中游泳

手机提示我一天有超过 10 个小时都在看它的时候，我就知道事情不对了。问题不是所谓的电子产品依赖症，而是我们的生活走到了这样山穷水尽的一步，就连特殊时期的紧张和激动，除了手机以外也已经没有别的出口。听到危险的消息，想要拉别人一把，都不知道从哪里伸手。

从 2020 年 1 月 20 日开始警惕起来，已经不算早，但还是比一些更该警惕的人早很多。灾难面前的心理保护机制，首先会把自己放在它的外部，认为可以小心地绕着它走。非典时期的记忆对我来说就是这样。2003 年，还没有进京上学，老家小地方像隔了一层玻璃罩，危机在外面发生，很难体会到强烈的程度。

第一反应是还要不要回家，这次偏偏是在最需要回家的时刻。传染病发生在春节，就像炸药包丢在了地雷阵。如果说中国人还剩下什么信仰，春节大概是其中一个，只有在这段时间，人们不需要外力推动，自觉进行机械性的仪式和流动。当然也包含一些日常比较少见、却突然汹涌起来的善意和热络，我轻易不会去撼动它，过去只有一次因为在国外学习而错过这个节日。甚至尊重它在这个无情年代里成为情感最后的图腾，尽管对新一代人来说，它也时常意味着难以承担的负重。

家人不能理解，觉得我提出的劝告言过其实，当时流行的说法是，抽烟喝酒即可杀死病毒，仿佛连疾病都可以给春节助兴。是我爸电话里流露出的不舍，让我知道自己手里还没有足够的证据，证明我应该留在北京，而我也得老实地承认，在物质和情感上都没有任何储备，足以让我在这个家国价值被推到最大的时刻一个人度过。我延后了启程时间，更改了交通工具，还是回到了南方的家中。

一切还没有紧张起来，只是微微颤抖。直到大年三十这天，消息终于在全国范围传开，之前流传的许多说法得到确认，亲戚们才后知后觉地决定相信这个从北京回来的“外来者”。而我心中的担忧，还是漫过了团圆的欢喜，在唯一一次家庭聚会上（往年这样的聚会一直要持续到大年十五），连努力融入的尝试都没怎么做，始终紧张地刷着新闻。这一次，外面的大事件，即将光临小世界。 大年初一前后，情况依然不明，既有的信息都指向了更坏的方向，但没人有把握做出判断。判断现在是一种特权，把握更是一种忌讳。更普遍的情绪仍是侥幸，既然第一块石头没有砸中自己，接下来可能也不会，但寒冷的空气中，不安的分子在加速运动。也是在焦虑和侥幸之间，我决定提前回京，因为节后要出差澳大利亚，还要面对可能的复工，武汉封城让一往无前的交通网络突然可疑起来，赶在人流最少的时候出发，似乎是风险较低的方式。

以前，我从未见过那些平时剑拨弩张的交通枢纽在春节的正日子突然放松下来的样子，也没见过据说会在这几天变得恬静的大都市，原本以为逆峰出行是一件酷且叛逆的事，一路上体会到的却是千金散尽的冷清和寂寞。

而在疫情之外，最有标志性的事件其实是春节联欢晚会，作为符号中的符号，图腾上的图腾，过去几年不断流失观众、遭遇嘲讽的这场盛会，如昙花一现，不再反复播出。它终于无法概括我们此刻的生活。

一周之后，我几乎是坐着澳大利亚政府颁布旅行禁令前的最后一班飞机，降落在了悉尼金斯福德·史密斯机场。许多朋友为我欢呼鼓掌，说这是逆境中的勇士，应该尽情享受“逃离”的自由。离奇的是，我也真像走运一般，享受到酒店提供的特别优惠，被安排在顶层的房间，还附带早餐和酒。心里其实和电梯里偶遇的外国大哥的反应差不多——他看着我寒酸的打扮，惊讶地问候，“你住顶楼啊？”

但距离越远越把我拉回危机之中，在我们这代人获得了完整的教育和现代化体验之后，它是我们迎面撞上的一座冰山，一场大火。我一面心急如焚地继续守着手机，仿佛那才是我的本体，只有它能带我接近此刻最牵动人心的事，一面看着窗外陌生的悉尼，这座沿海港、沿地势起伏流转的城市，错落之间露出了镇定，几周前它刚刚经历山火的威胁，据说市民们也都戴着口罩，躲避在城里四散的烟。但我没有感到庆幸，也丝毫不能放松，一个新的玻璃罩好像漂洋过海出现了，一场瘟疫在我的国家蔓延，而我竟出现在此处，这真令人恍惚。

与此同时，“封锁”、“病夫”、“中国制造”这些词语在国际媒体上重新出现，被赋予明显的歧视性意涵。在世界政治重新保守化、深度世俗化的今天，它并不令人意外，标榜开放的全球化时代，本来就极少兑现它在价值观上的诺言。只是当我确切地知道就在他们发出这些容易的指责的时刻，无数人的生命正在经历煎熬和危险，便再难忍受这样的冷漠。

我在个人层面上也感到耻辱，不是因为这种来自外部的批评，而是因为每一次它的无效都会有效地勾连起内部的伤痛。传染病本身是现代社会在逻辑上的意外，或者说它携带着强烈的反现代前现代的记忆，使它不仅是一种生理病症，更是一种象征——身体与物体表面的不洁，指向了整体生活的落后。更不幸的是，这种落后如今正被一股虚热所包裹，失去了清晰的自我认识。但我此刻偏偏就在外部走，走在悉尼高高低低的路，夏日的阳光过早地晒在身上，有体温升高的风险，而内心正进行着一场激烈甚至神经质的辩论。那个迎面走来的悉尼人为什么不戴口罩就在大街上咳嗽，他的长柄雨伞是不是用来打人的棍子？

澳大利亚政府的通告看起来严厉，执行却并不严格，还有航班陆续起降，我也没有被限制人身自由。但工作的行程缩短了一半，公开活动和会面全部取消，勇敢的朋友只能冒着风险私下和我见面，更多人通过邮件和电话发来他们的抱歉和担忧，甚至专门下载了微信联络我。酒店前台开始收到他们送来的杂志、书、鲜花和巧克力，明明不是个人能够左右的决定，却都用个人名义向我道歉，这些意外的问候，让我怀疑自己是不是真的病了。

“自我隔离”是很残忍的，因为自律和自由一样，都是一个人可能对自己提出的最高要求，尤其还多少带着惩罚的性质。戴着这个紧箍咒，我一时竟不知道该如何出门，最后如鬼使神差一般，不断走到那些和中国有关的地方，仿佛执意要寻找或证明些什么。悉尼移民很多，亚洲风味早已细密地嵌入整个城市。在达令港、环形码头的海滨一线，布置了许多十二生肖的装饰，蛇形的顶灯、巨大的牛头马面、长得像猪的老鼠……这些传统的中国元素和海外当代艺术一经结合，立刻会产生一种错位而奇异的美学。高楼大厦之间突然出现一座建制完整的传统园林，象征着广州和悉尼的友谊，有餐厅有茶室，却很少人买票进入。中国城倒是热闹依旧，在“四海一家”的牌匾下，戴口罩的人骤然增多，气氛凝重起来，提醒我应该感到尴尬，仿佛一只刚刚逃走的野生动物，不小心又路过了动物园门口。

几天的联络和等待之后，合作伙伴告诉我，墨尔本不能去了，最稳妥的办法是提前结束旅程。我心里也这样想。转头看微博，就看到在武汉的二环路上，突然奔跑着一只野猪。

从悉尼回国的飞机竟然满员。前排一对情侣一副沙滩装扮，操着京片子，显然刚刚度过一趟快乐的旅程，他们一路说笑，没戴口罩，用行动来嘲笑周围的人反应过度，却在漫长的 12 小时过后飞机开始滑行时，突然争吵起来，仿佛这争吵是不戴口罩的后果。落地后北京又是雾霾，路上人烟稀少，都不再令人意外，我们好像已经在迷雾中走了好久。

我终于孤身一人，得以全情投入“战斗”。以前看不上微博，觉得社交媒体充斥着个人主义式的表演，读书人嘛，最需要的是与众不同。可是即刻的、众人的危机，首先打碎的就是对个人力量的执着。我们早该知道的，人类需要彼此，社会需要协作。

被许多学者批评的互联网，并不仅仅是一个赛博虚空，它也是社会的第二现场，潜伏着人与人之间真实的情感联结和可供调动的力量和组织。2008 年汶川地震时，我和同学除了组织捐款，只能去北京的血液中心做志愿者，负责接答突然猛增的献血咨询电话，分担彼此救人心切的焦灼。而现在，素不相识的网友自发形成了各种行动小组，有人整理来自各个医院、家庭和个人的求援、求助，有人致电核实，或者陪伴他们，帮助老人填表，有人把信息统一汇总，传递给相关各方，在本地的人可以参与运输，更有能力的人就捐助、筹款、穿越层层障碍把物资运进湖北……眼前好像真的出现一张大网，专家、媒体、官员和基层干部的意见都能看到，医生、护士、病人、快递员、网红、企业主都在发声，环卫工人、医院护工、非肺炎的病患、家禽瓜果的养殖户这些容易被忽视的声音也都出现了。情况错综复杂，却不能简单用混乱和徒劳来形容，更严肃的看法是，那些看似虚拟的信息流动，可以落实到行动中，在动态的局面下，人们依然可能做出正确的选择。

这是微博对我的教育，和 2008 年相比，也是真实的进步。一方面个体依然重要，因为涉及到言论的来源、语境和可信度，但更广泛地看，它又不是最重要的，因为事件本身的进展，就是一个信息互相筛选的过程，任何意见都会被反对被推翻被印证，随时可能要调整。与其躲入书斋，背对现实，在过去的立场和遥远的概念中自我满足，不如参与力所能及的实践，在挑战中更新自己的认识。如果今天的世界如临深渊，拯救必须开始于此刻。

就这样好几天没有下楼，像困在碉堡里的狙击手。洗漱的频率大大降低，胡子不用每天刮，衣服也不再来回换，现代社会对仪容的要求全部取消，终于不用再应付别人的眼光了。离群索居原本是我们这类人最爱过的日子，但一场严重的公共危机会让人看清，世上哪有真正的孤独。现代人为了掩饰自己崩溃的个人生活找了太多借口，非要在这人人坠入孤岛的时刻，才能听到彼此的呼救。

我想到约翰·伯格在《幸运者》里写的那个乡村医生，用尽自己的全力，去治疗村里人的疾病，也维持他们的尊严，最终却死于自杀。也想到雷蒙·阿隆这样彻头彻尾的现代主义者，他说政治从来不是道德，“人类的历史始终是在嘈杂和愤怒中行进的”，个人只能对自己负责。都是把自己选择的那条路走到尽头的人。伯格在书里引用了一位陌生的匈牙利诗人 Attila Jozsef，他有一句诗准确地概括了我在 2019 年体会到的那种苦闷——“在溺水中学会游泳”。当方向前所未有地清晰，道路却几近塌陷了，个人的虚浮，行业的萎缩，公共生活的崩解，既是令人窒息的空气，也是复生的全部希望。人不能不往前走。只是没想到 2020 年一开始就比它更惨烈许多。

绕了一圈最终我还是在北京独自过了几天节。把家里剩下的物资全部搜刮出来，我妈带来的鸡蛋，我爸留下的茶叶，贪便宜囤下的杏仁和松子，朋友从福建带回的落花生、米椎子和红薯干，澳大利亚的巧克力，以及闲置了半年的油和大米，这些本来要被忘记被浪费的食物都派上了用场，居然也凑出了一桌像样的年货。连朋友急忙从英国寄来的口罩也到了，就更显得齐全。远方的世界再远，其实也只够打捞眼前的生活。

雾霾和大雪，在北京的上空形成了层层屏障，直到一场寒潮降临，空气才恢复透明和冷冽。这个冬天，这座城市不再能完全体会武汉的痛苦，但 2004 年的记忆还依稀停留在这一年到头少有的空旷中。很多人说大家戴着口罩都显得更好看了，我想了想，大概是善于伪装的五官被遮住，只剩下眼睛，不得不流露出真实。小区里的灯关了又灭，电梯变得更容易等，人与人相隔很远，说话都轻声起来，突如其来的礼貌和克制，简直像另一个社会，一天很平静就过去了。偶尔有老人出来活动腿脚，小孩紧紧牵着父母的手，平日里飞也似的快递员，独自穿过花园，如同散步一般，看上去都是毫无负担的样子。这些瞬间让我平静，生出一种前线战事已有缓和的幻觉。对这个日新月异的国家来说，这些寥落稀少的景象，是另一种怪诞美学。此刻我们怀疑一种集体叙事，又被另一种共同的情感调动。

城市陷入死寂，很多人难以入眠，心却是滚烫的。

（撰文：吴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