带我回家经典读后感有感

　　《带我回家》是一本由【加】乔安娜·古德曼著作，中国友谊出版公司出版的平装图书，本书定价：48元，页数：391，特精心从网络上整理的一些读者的读后感，希望对大家能有帮助。

　　《带我回家》读后感(一)：《带我回家》：时代的一粒沙，落在个人头上，就是一座山

　　

1930—1960年间，莫里斯·杜普莱西斯作为保守派民族联盟党的领袖，两次出任加拿大魁北克省的总理，分别是1936年-1939年和1944年-1959年。莫里斯·杜普莱西斯当政期间被称为“大黑暗时期”，他执政期间的功与过一直以来饱受争议。但有一件事，是杜普莱西斯永远无法抹去的残忍事实。因为杜普莱西斯的政令，魁北克数万名孤儿被移交给了宗教机构，经历了数十年不同程度的虐待，幸存者不到十分之一，这些孤儿被称为“杜普莱西斯孤儿”。

乔安娜▪古德曼就是在此背景下，结合自己母亲提供的真实案例，创作了《带我回家》一书。该书一经出版就广受瞩目，荣登加拿大小说畅销榜冠军，美版的《带我回家》更是上市仅一个月就突破10万册销量。可以说，《带我回家》震撼了整个北美。译者申晨翻译了中文版，让我们有幸接触到这个由爱、欺骗、伤害交织而成的命运故事。

麦琪

麦琪出生在一个跨种族家庭，父亲是英裔，母亲是法裔。当时的魁北克，英裔与法裔相互瞧不起，稍有苗头就会出现剑拔弩张的局面。在麦琪的家庭里，父亲是强势的，他对法裔有很多偏见，但是由于自己的妻子是法裔，他也不好说太多。由于麦琪母亲的坚持，孩子们在家里说的是法语，在外说的是英语，上的英裔学校。

麦琪的父亲开了一家种子商店，他在当地农民中颇有影响力，他对每一样种子、农作物都如数家珍，清楚地知道怎样浇灌，种子才长得最好。在麦琪眼里，父亲是她最崇拜的人了。麦琪也最受父亲宠爱。但从麦琪爱上了法裔男孩加布里埃尔后，父亲便收回了宠爱。麦琪十六岁生下了艾洛蒂，父亲为了保住麦琪的名声，将艾洛蒂送到了孤儿院。不幸的是，艾洛蒂刚好赶上了杜普莱西斯的政令，她成了“杜普莱西斯孤儿”的一员，经历了十余年的虐待。终于长大成人逃里孤儿院的艾洛蒂，辛苦地学着怎么生活、怎么做母亲。另一边，已为人妇的麦琪也从未停止寻找女儿艾洛蒂，故事的结尾，经过23年的追寻，他们终于相认了。孤独了24年的艾洛蒂终于也有了自己的亲人。

艾洛蒂

艾洛蒂是整本书的核心人物。艾洛蒂的成长经历是“杜普莱西斯孤儿”的一个缩影。艾洛蒂记事起，就一直盼着自己的妈妈来接她。在孤儿院的前几年，她是很开心的，可以上课，玩耍，有好心的嬷嬷照顾，有妈妈可以期待。

但是一切都因为一条政令改变了。20世纪50年代，加拿大联邦政府对于精神病院的补贴远远高于孤儿院的补贴。针对这一政治环境，杜普莱西斯政府颁布了一条法令：将魁北克的所有孤儿院改建成精神病院，这样他们就能获得更高的联邦政府补贴。

可是现实是，孤儿人数众多，精神病人数少，即使改建成精神病院，哪里有那么多病人呢？这就是杜普莱西斯政府的恐怖之处，他们默许孤儿院对孤儿采取各种残忍的虐待，连同医生做徦的病例证明，这样就有成千上万的精神病人，他们也不愁没有补贴了。

艾洛蒂就是一个例子，她遭受了各种虐待，她一直在反抗，表示自己没有病。她也尝试着向医生说明自己见到的事情，结果遭到更严酷的对待。她终于熬到了可以离开“精神病院”的年纪，可是她却发现24岁的自己，连煮土豆需要削皮都不知道。她笨拙地学着一样样生活技能，学着养活自己。她将自己的遭遇画了下来，希望能将自己的真实经历，不加修饰地暴露在众人面前，让人们了解到“杜普莱西斯孤儿”的悲惨人生。

时代的沙子

时代的一粒沙，落在个人头上就是一座山。艾洛蒂是不幸的，作为“杜普莱西斯孤儿”，她遭受了非人的虐待，缺失了完整的人生；同时，她又是幸运的，她坚持到离开的日子，并与自己的母亲、亲人相认了。

艾洛蒂是一个斗士，她坚强地与恶势力抗衡。她清楚地知道，自己不是精神病人，只是无知。没有受过教育的艾洛蒂只能凭借基础的感官来判断是非对错。但她是聪明的，她学习着一切，接受者一切，抗击着一切。在她成为母亲之后，她坚持自己抚养孩子，不让自身的经历在孩子身上重演。

她顽强地背着落在肩上的山，尽管它只是时代的一粒沙。正如麦琪唱给艾洛蒂的那首歌一样，“所有在野外的孩子心里都知道，绿的、红的、白的苹果，无论白天与黑夜，那个苹果都连着荆棘，玫瑰的孩子——”，所有野生生长的孩子，正是因为吃过荆棘的苦，才更珍惜苹果的甜。

　　《带我回家》读后感(二)：从小说《带我回家》中得到的思考：人在高压下该如何生存？

　　

前几天，日本演员三浦春马的自杀新闻引得沸沸扬扬，谁能想到在《恋空》中那个温柔的弘树在现实中以在衣柜中上吊而终结自己年轻的生命。他的职业决定了需要在持续的高压下工作，可能是网络暴力，可能是不堪重负的心理问题，抑或是其他原因。

“高压”在现汉词典中的一个解释是：属性词。残酷迫害的；极度压制的。

想象一下，假如你置身于一个正在运转的高压锅中，会有什么样的感觉？是水蒸气的潮湿让你难以忍受？是空气的缺乏让你喘不过气来？是狭小逼仄的空间让你憋闷压抑？还是对未知的恐惧、对命运的悲观和绝望？……你可能会有各种各样的想法，但都不会逃离负面的情绪与心理。直到它停止运转。

现在，把高压锅这个容器拿走，不变的是，你依然置于这样的高压环境中，身体上和心理上都遭受着严重的创伤，并且你似乎需要无穷无尽的忍耐，因为不知道什么时候才有尽头。

这些就是在不断的高压下，出现在人身上的情况。所以，人在极度的压力之下，就像身处于一个高压锅中，搅得浑身难受，心绪不宁。当达到极限时，锅会爆炸，人会崩溃。

以上虽然是假设，但历史上确实真实存在过很多更加残酷的、更加极端的、人在高压下生存的事件。

最惨绝人寰、最臭名昭著的要数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在纳粹集中营中所发生的。在集中营中，人际关系可以简单分为两种：受害者和迫害者。其中的施害者也包括很多被迫或者无知的人。

无知的人是自己并不知道所做的事情是在助纣为虐，不知道自己的行为会对他人造成无可挽回的伤害，比如在电影《朗读者》中，凯特·温斯莱特所扮演的女主角汉娜。汉娜由于没有受过教育而不识字，也缺乏判断能力，在种种原因之下，她成为了集中营中的一名女看守。她觉得她仅仅是在做一份工作，一份看守犯人的工作，似乎和看守普通监狱没有什么区别。汉娜无疑属于无知的那一类人，在这里姑且不予讨论。

除了那些无知的“刽子手”，对于剩下的所有刽子手来说，无论他们是被迫，还是自愿，他们只要是施害者，就都承受着巨大的压力。在著名波语译者杨德友的一篇名叫《高压下的人性》的文章中，可以窥见一二：“杀人者们实际上是承受着高压的”。“强大的压力扭曲了他们的人性、道德观和价值观”，他们的“人性遭到摧残，乃至毁灭”，所以他们只能“木然而面无表情”地活着。因为他们也只能这样活着，尽量麻痹自己，催眠自己，在高压之下，摒弃一切良善和好恶，除此之外，他们似乎别无选择。

极端的高压，对于施害者是牢笼，对于受害者来说，是阿鼻地狱，是最痛苦的地狱。

无论怎样，保持乐观、向上的健康情绪都是尤为重要的，即使这真的很难很难，但还是有人做到了。

还记得，几年前的一条新闻，一位叙利亚父亲骗女儿说屋外的爆炸声是烟花的呼啸声，教她用笑容应对战争中的无情炸弹。

在《美丽人生》中，父亲编织了一个美好的梦让儿子以为在纳粹集中营中是一个随时能结束的游戏。

在《房间》中，被强奸、囚禁的母亲竭尽所能为儿子创造了一个安全而开心的成长空间。

在加拿大作家乔安娜·古德曼用真实背景下创作的小说《带我回家》中，也是一对母女，面对命运给予她们的诸多痛苦，依然坚强而带有希望地活着。其中的主人公之一——从一生下来就被抛弃到孤儿院的艾洛蒂，在孤儿院孤独地长大到六岁，后又因为魁北克政府的政令和黑心的教会置于精神病院中，经历了身体上的繁重劳作和心里的极度恐惧，时而受到恐怖的体罚，时而亲眼见证了身边其他女孩所遭遇的种种不幸：被迫服用过量的氯普马嗪、给正常小孩做脑白质切除术，甚至莫名其妙的消失……但她在如此高压的环境中最终坚持下来了，这不仅因为她个人的毅力，还因为她心中所含的希望：找到妈妈，回到家，与兄弟姐妹重逢。

在《带我回家》中，像艾洛蒂的孩子们是受害者，而精神病院中大多数的修女嬷嬷们就是施害者，以喜欢招惹、折磨和虐待女孩们为乐。如果有修女嬷嬷是善良的，那么她面临的结果可能就是被精神病院开除，换其他严厉且没有良知的修女顶替！书中，一个善良的嬷嬷的一句话深深地打动了我：“看着孩子们在没有爱的环境中成长，这是不正常的。我很讨厌当那些幼小的孩子哭泣的时候不能拥抱他们或者把他们抱起来。”

如果说，在纳粹集中营、电影《房间》和小说《带我回家》中，人们都是在极端的情况（战争、暴力）下，那么普通人在一般的高压生活下，该如何面对呢？

一般人所面对的环境和情况比不了上述所提的种种，但是，近些年来，全世界的自杀率却在逐年升高。

犹记得在一部讲临终关怀的电视剧《巧克力》中，有一句令人印象深刻地台词：“请珍惜人生的每分每秒，因为你度过的今天，可能是某些人渴望的明天。”

人活着从来就不是容易的。只希望你在认清了生活的真相后，依然热爱生活，珍惜生命的来之不易。

　　《带我回家》读后感(三)：在“淑种”大旗下的“非同类拒斥”

　　

在阅读开始前，我猜测这本小说写的很可能是一个探讨“原生家庭缺陷”的故事——专制的父亲，用极为残忍的方式，在情感上惩罚不听话的、未婚先孕的女儿。但读着读着，我感到，作者选定的题材，或许比我开始设想的，要沉重很多。

全书分为四卷，每一卷前都有一段来自于园艺书籍的话，作为卷首语，提醒读者该卷的主旨。而第一卷，“杂草防治”四个字，赫然在目。

“多年生杂草，尤其是肉质肥厚的，可以任其生长，在它马上要开花时，将其拔除，然后将其堆放到农作物的根部……”——《老姐妹的园艺秘诀》

首卷的卷首语，提供给读者的，正是这样一种对立——好坏相混，纯杂相较，同类与非同类并存。而“园艺”给出的对策是：将坏的、杂的、非同类消灭，然后将它作为养料，为那些好的、纯的、同类的，提供生命补给。

这远非是个“未婚先孕的女儿受到父亲惩罚”的故事那样简单。它的背后，交织着各种各样的偏见和隔膜，或者说，是构成社会群体的大多数“同类”，对与自己非同类者的怀疑、恐惧和拒斥。

女主人公麦琪的父亲威灵顿·休斯，是英裔魁北克人，而麦琪选择的男人，是魁北克人中的法裔。在威灵顿眼里，法国由于是丧失北美洲殖民地的一方，输给了英国，那自然是劣等的。女儿找了法裔男友加布里埃尔，在威灵顿眼中，就不再是个单纯的家庭婚恋问题，而是劣等血缘，要侵占优等族群生存环境的问题。那么强迫女儿同男友分开，将他们的孩子送到孤儿院，就成了题中应有之意——只有拔除掉“花园中的杂草”，威灵顿和麦琪，才能继续维持表面温情和平的父女关系。

但这本小说所描述的，绝不仅仅是族群问题。它设置了一系列的“非同类拒斥”，为读者们铺陈了一连串“偏见歧视大全”。

有奉行婚姻道德者，对离婚者的拒斥。麦琪男友加布里埃尔的姐姐克莱曼婷，不但是法裔，还是个离过婚的女人，故而成为了整个村镇人的笑柄。她哪怕连出门买罐农药，都要忍受威灵顿店里客人的指指戳戳。而讽刺的是，一向自诩正派的威灵顿，却在和克莱曼婷偷情（看到最后居然还是真爱）。但他们的关系，因为族裔和道德的原因，绝不可为他人所知。

有富有者，对贫穷者的拒斥。麦琪的同学奥黛丽，曾和加布里埃尔短暂恋爱。奥黛丽家境优渥，从小就有一种高人一等的自觉——和加布里埃尔那种穷小子，说到底只是玩玩，不可能结婚。以及麦琪的母亲，地位远低于威灵顿·休斯。威灵顿在麦琪面前提起妻子，总要强调，是他给了她稳定的生活。麦琪母亲的婚姻，不是建立在经济平等基础上的，丈夫给她的，永远是居高临下的俯视。

有男人，对女人的拒斥。麦琪曾想成为一名自力更生的成功推销员，希望凭借傲人的销售额，获得商场的提拔。但她的丈夫罗兰德，为了从她这里获得稳定的家庭和子嗣，假装欣赏麦琪的事业心，却在婚后对她的工作大加PUA，还对她进行那种“有个孩子就好了”的洗脑。说到底，罗兰德作为男性，他根本不相信女人作为人，有独立生活、不用他人帮助做决定的能力。这种两性关系，类似于麦琪的父母，自然不可能有什么亲密。

有宗教人士，对“罪者”的拒斥。麦琪的女儿艾洛蒂，出生即是私生身份，便一直被修女们强调，她是因罪孽出生，所以才会如此命苦。有健全者，对病患的拒斥。艾洛蒂被送入精神病院，那座活地狱里的病人，被当成猪狗苦力般对待，毫无人的尊严。更有官方媒体，对异见者的拒斥。艾洛蒂为了发泄愤怒，惩罚加害者，向报纸披露了精神病院的罪恶，采访内容却被记者改成了歌颂修女功德的“大团圆结局”。

表面上，被拒斥的那方是弱者。但更深层则是，拒斥的那方，内心也涌动着恐惧。他们只能通过对自身恐惧对象的迫害，来证明自己是社会群体中的、道德中的、性别群体中的正常人，从而躲开那些“对异端的审判和惩罚”。

作者是有园艺学、植物学知识背景的。她在小说开篇，就借由女主的父亲之口，提到了奥地利生物学家乔治·孟德尔。这个人是遗传学的奠基人，被誉为“现代遗传学之父”。他做过一个著名的“豌豆实验”。这个实验揭示了遗传学规律中的分离规律和自由组合规律。这两个规律不严谨地说简单一些就是：

分离规律 母 Aa → A a 父 Bb → B b

自由组合规律 父母 AaBb → AB Ab aB ab

孟德尔基本没有涉及对于基因本身的价值判定，如哪种有价值值得遗传，哪种没价值故而不应该遗传。到了1883年，英国人弗朗西斯·高尔顿在孟德尔研究成果的基础上，提出了“优生学” 。优生学理论基础简要而言，假设前述ABab中，A有问题（比如疾病残疾什么的），那么A的携带者就最好不要生育了。

优生学被我国社会学大师、优生学奠基人潘光旦先生引入国内，最初以“淑种学”的中文译名介绍给大众，并且做出了优生学范畴的“积极干预”和“消极干预”两种解释。“消极干预”目前在我国的法律中仍有体现。一些遗传类疾病，会严重影响到后代生活的，除非男女双方在医生指导下，采取长效避孕措施或者施行结扎手术后不生育，婚姻法才允许他们结婚。而“积极干预”，则比较极端了，也为潘光旦先生所反对，即采用国家行政的手段，对不应该生育的群体强制其不育。

“优生学”在今天式微，其名声其实就是被“积极干预”搞臭的。这套理论虽然理论基础是有的，但它确实也涉及很大的生物学伦理问题。极端一些的，比如我们所熟知的纳粹搞的种族灭绝即是一例。而在优生学的大本营美国，则是由多州制定法律，强行为“劣生者”绝育。1927年，臭名昭著的“巴克诉贝尔案”被打到了最高法院。案件当事人卡丽·巴克一家三代都智能低下，当地官员按照当地法律，必须对卡丽进行绝育。案件裁决的结果，最高法院的9人，八比一，裁定对卡丽·巴克实施绝育。判决理由是：为了让世界变得更美好，应当预防明显不合格者繁衍后代。由于有合宪性撑腰，那之后绝育法律在美国各州四处开花，到20世纪30年代末期，被迫接受绝育手术的所谓“劣生”美国人达到3.5万。

其中的“伦理学问题”呼之欲出——究竟谁有资格判定他人是否适合繁衍后代？

再延伸、扩展一些：谁配生存，谁不配生存；谁配生育，谁不配生育；谁配得上更好的教育资源，谁不配；谁可以拥有更多的工作机会，谁工作了也没用；谁可以晋升，谁永远都只能顶着玻璃天花板……它们的判定标准是什么？它们的判定者是谁？

或者我这样说，当一部分自诩正常、高端、健康、富有、道德的人，以“不正常、不高端、不健康、不富有、不道德”为标签，去打击和排斥与他们完全不同的人，还美其名曰“对社会的净化”，他们究竟是真的有资格去这样干呢？还是伪装出一系列的资格，从而为自己牟取私利。

小说中不正是如此？麦琪的父亲，用“为你好”来牺牲妻女的幸福，为的不过就是自己的“体面”。麦琪的丈夫，对妻子进行PUA，给麦琪洗脑说家庭和孩子对她很重要，想要实现的不过就是他自己“有个美满家庭”的人生目标。而那些在精神病院虐待孩子的修女们，以及背后的教会，为的也不过是金钱——因为付给精神病患的补贴，要比给孤儿的多，他们就把所有孤儿变成精神病患者；然后告诉孤儿们，因为他们有罪，所以要受惩罚。

从宗教异端家中搜刮的财物，从政治异见者那里没收的家产，从犹太人口中拔掉的金牙……这样的事情，人类历史有史以来还上演的少吗？

作者的主题细思之下非常沉重，但她也给出了一个稍微温暖一些的、带有某种启示意义的结尾：女主麦琪的父亲，至死都对女儿抱持愧疚，并想方设法帮助麦琪找到了失散已久的女儿——此时，他不再是自诩高贵的英裔，不再是高人一等的“体面人”，他只个希望获得女儿原谅和爱的普通人父。

一如女主麦琪的心路：她是一个妻子，一个种子和语言的爱好者，一个有着英国血统的法国女人，一个有着法国血统的英国女人；她并不完全属于一种角色，但是她始终想要扮演好每一个角色；她既傲慢又谦逊、既勇敢又胆怯地活着；她仍然在成长，并且会一直成长下去。

— END —

　　《带我回家》读后感(四)：震撼北美的飙泪大作，解密2万孤儿被虐杀的黑历史

　　

对不起，今天这个真实的故事有些沉重。

它是一个关于满口慈善仁义的教会人士，为了比以往翻倍的收入，残忍虐杀近2万孤儿的真实故事。

加拿大作家乔安娜•古德曼根据母亲真实经历撰写的小说《带我回家》，就讲述了加拿大魁北克省这段让人不忍回看的黑历史。这本书在美国上市一个月就卖出了10万册，书中亲情与历史交织的情节，更是让这本书被评为“震撼整个北美的飙泪大作”。

01.孤儿的家

艾洛蒂（Elodie），是一种水仙花的名字，它非常坚强，不惧严寒。这是母亲留给孤儿院里瘦小女孩的唯一的东西。

加拿大，魁北克省。

16岁的商人之女麦琪，爱上了同村的穷小子。

为了避免女儿未来跟着穷小子一起吃苦，麦琪的父亲及时地把女儿送去了经营农场的麦琪姨父家。

一个月后，麦琪怀孕了。

上世纪40年代，村里离婚的女人都要遭遇别人的冷眼和排挤，如果麦琪未婚生子的事被传出去，这个女孩的一辈子也就毁了。

为了麦琪的名声，父母打算趁着麦琪在姨父家的这段时间，生下孩子再把孩子送人。

1950年， 16岁的麦琪乖乖配合父母生下女儿，接着任由父母把女儿送走。

几年过去，麦琪的女儿艾洛蒂在孤儿院长大；掩盖了未婚先孕历史的麦琪，也遇到了父母安排的门当户对的“好姻缘”。

可物质生活的美好无法掩盖麦琪对女儿的思念，婚后数年，麦琪多次流产，她把这归咎于上帝对自己抛弃孩子的惩罚。于是，她打算找回当年抛弃的女儿。

可就在麦琪的女儿艾洛蒂被送去孤儿院后的几年，魁北克颁布了一道法令，将孤儿院改成精神病院，孤儿院的孤儿们也大量转院或不知所踪。

由孤儿院改建的精神病院，教会并不想让世界知道自己惨无人道的勾当，于是面对来寻女的麦琪反复阻挠。因为精神病院的刁难，直到艾洛蒂24岁时，才通过报纸联系上找了自己十几年的母亲麦琪。

故事的最后，当年粗暴虐待艾洛蒂的人并没有得到惩罚，但所幸艾洛蒂终于有了家。文学创作中，不完美的结局是常态，但我还是宁愿看到恶人恶报的俗套收尾，毕竟这一切都是真实存在于历史中的。

02.屠杀

《带我回家》里温情的寻亲故事固然催人泪下，但这个寻亲故事背后，加拿大魁北克数万孤儿惨死的黑历史，触目惊心到让人不忍回看。

1950年代初，加拿大联邦政府联邦政府对精神病院的补贴比对孤儿院的补贴更高。用于照顾孤儿的补助只有1.25加元，而用于照顾精神病人支付的补助高达2.75加元，足足是照顾孤儿的2倍多。

为了获得联邦政府的高额补贴，1954年，加拿大魁北克的杜普莱西斯政府（请记住这个名字，这个名字值得被钉在历史的耻辱柱上）颁布了一条法令：将省内所有孤儿院改建成精神病院，以此来提高负责看管孤儿的宗教团体的政府补助。

1950年的孤儿院，大多由教会管理，面对翻番的收益，教会自然是喜闻乐见地接受了这条法令，他们立刻决定将孤儿院改建成精神病院。

一夜之间，取消孤儿们的学习课程，用铁条封起孤儿院的窗子。至于那些大大小小的孤儿们，全部以智力低下的精神病患者身份收入改建后的精神病院。

教会当然知道，孤儿们智力正常，也绝非精神病患者。因此，孤儿刚好可以成为他们不用付工资的精神病护工。

这样一来，教会不但因为开设精神病院获得了大笔政府拨款，还靠着奴役孤儿省下了不菲的人力支出。一边开源，一边节流，教会靠改建孤儿院为精神病院赚得盆满钵满，而等待孤儿的除了干不完的活之外，还有各种非人的折磨。

如果你看过以上世纪欧美精神病院为背景的电影，或许对精神病院“管理”病人的手段有所了解。精神病人不听话，医生和护工会有100种方法让他变成乖巧听话的小绵羊。

比如服用大剂量精神麻痹药物，比如关禁闭断食，比如强暴殴打，再比如，赫赫有名的脑白质切除术，切完即使是爱因斯坦，也会变成一具没有思想和情绪的行尸走肉。

可孤儿不是精神病人，他们只是孩子。孩子的本性不懂得无条件服从，所以，当孩子对自己遭遇精神病人的待遇感到不解时，就会遭到院方教会人士的残忍虐待。

在《带我回家》一书中，艾洛蒂和一群小伙伴被转院到另一所精神病院时，一个小女孩因为多嘴问了一句，“我们不该待在这里”，就被残忍地切除了脑白质，变成了一个不会说话的真正的傻子。

在魁北克的精神病院里，孤儿也好，真正的精神病人也罢，人命是不值钱的。

一个5岁的小女孩，因为睡觉前喜欢唱歌，并且被精神病院的管理人员屡次毒打也改不了唱歌的毛病之后，就被残忍地杀害，抛尸在院子里；和艾洛蒂同批转院被切除脑白质变成傻子的女孩，也还是没能逃脱被虐杀的命运。

在这场持续十年的孤儿浩劫中，艾洛蒂算是幸运的。

尽管她在漫长的精神病院生活中，被迫服用大量精神镇静剂，错失了受教育的机会，被精神病院的管事嬷嬷打成瘸子，还屡次遭到各种勤杂工的性侵。

在遭遇了那么多的不幸后，她还是顽强地活了下来。

活下来的人，才有机会修正历史，才有机会听到罪人的道歉。

03.等一个道歉

可有时候，受害者想要得到诚恳的道歉就是那么难。

艾洛蒂成年后，终于在好心修女的帮助下离开精神病院。之后，她接受记者采访，想要向全世界揭开魁北克这段触目惊心的孤儿屠杀。

可是，不知是出于什么原因，记者将她在孤儿院的经历美化了。管事修女、勤杂工这些施虐者，被描绘成孤儿的朋友与导师，孤儿似乎还靠着修女嬷嬷的教导学到了一技之长。

艾洛蒂异常气愤，却没办法让更多的人知道实情。

时间到了1999年，几个工人在废弃的孤儿院挖掘的时候，无意发现6个大盒子，里面有2000具儿童尸体。这只是魁北克那场暗无天日的孤儿屠杀的冰山一角。

发现6个盛满超过2000具尸体的箱子

幸存孤儿的发言人罗德·维埃瑙（Rod Vienneau）表示：“大约20,000名孤儿，在魁北克总理杜普莱西斯的示意下被移交给了各种宗教机构。我们想证明这些孤儿是进行肺部切除术等医学实验的受害者。”

20000余名孤儿，经历10余年的虐待，只有2、3000人活到了赔偿的那天。大量孤儿被虐身亡，有的在手术台上死掉，也有的熬不下去自杀。

62岁的阿尔伯特·西尔维奥（Albert Sylvio）是一位杜普莱西斯孤儿，他于1950年代住在圣让德迪厄（St. Jean de Dieu）。他说，“从来没有任何仪式。其中一些人在手术台上死亡。有些人病了，有些自杀了。据称医学实验是在活着的孤儿身上进行的”。

杜普莱西斯这个名字或许将永远被历史铭记，因为他的一条政令，千千万万孤儿被虐待致死，历史送给这些受害者一个统一的名字。“杜普莱西斯孤儿”。

可是对这场孤儿浩劫中的幸存者来说，想要获得一个安稳的晚年却任重而道远。

杜普莱西斯孤儿的幸存者

大半辈子里，因为没念过书，因为精神虐待的损伤，他们没办法像正常人一样工作，所以他们即使穿越黑暗时代活下来，也一辈子活在贫穷的阴影中。

2006年，这些当年的孤儿已是白发苍苍的老人，魁北克政府向当年的幸存者支付了赔偿金。尽管加拿大政府已为当年杜普莱西斯的错误政令买单， 但教会一方，作为政令的执行者，虐杀孤儿的刽子手，他们甚至没有公开承认虐待行为，因此也拒绝承担一切赔偿责任。

2007年11月22日，天主教会魁北克省最高主教马克·卡迪纳尔·欧埃莱特为神职人员犯下的历史错误发表了全面道歉，以期吸引魁北克人重返天主教，但发言全程没有提及杜普莱西斯孤儿。

随着时间的推移，这些当年的杜普莱西斯孤儿也老了，他们当中即使出生于1950年的人，今天也已经70岁了，即使已经得到了经济赔偿，他们依然在为了得到教会的道歉而奔走……

《带我回家》里，艾洛蒂与麦琪母女相见时，麦琪的丈夫评价艾洛蒂说，“她很坚强，她是一名战士，就像她的母亲一样”。

不只是艾洛蒂，那些杜普莱西斯孤儿也是战士，他们熬过了漫无天日的黑暗，即使已经年迈，他们还在为杜普莱西斯孤儿这一群体奔走。勇气是他们黑暗中可以披荆斩棘的长剑，总有一天，历史会还给这些当年任人宰割的孤儿一个诚恳的道歉的。

　　《带我回家》读后感(五)：震撼北美的催泪大作《带我回家》：重新理解原生家庭的伤害与爱

　　

加拿大小说家乔安娜·古德曼的最新作品《带我回家》，讲述了发生在20世纪50年代的加拿大的一个故事：

女主麦琪非常崇拜有“种子大师”之称的父亲，她喜欢听父亲讲那些关于种子的故事，从很小开始就在父亲的种子店帮忙，并且希望将来的某一天能够接管种子店。而麦琪也是父亲最宠爱、最寄予厚望的孩子。

但是当麦琪违背父亲的意愿爱上了隔壁的穷小子加布里埃尔之后，父亲的宠爱便不再了，他把她送到了离家很远的姨父母的农场里，期望以此斩断两个年轻人的情丝。悲剧的是，在姨父母家的麦琪被姨父强暴了，与加布里埃尔也发生过关系的麦琪不确定自己肚中的孩子是谁的。

在那个不开化的年代，一个未婚生子的女性足以毁了一个家庭的声望，因此当麦琪生下女儿艾洛蒂之后，艾洛蒂便被父亲强行送到了孤儿院。

多年之后，麦琪顺着父亲的意愿选了一个合适的对象结婚，却多次流产再也没能生下孩子。麦琪对艾洛蒂的思念愈深，始终未放弃寻找她。

而此时的艾洛蒂却因为当时政府颁布的一项新法令：将提供给精神病院比孤儿院更多的财政拨款，而深陷日复一日的非人折磨。贪婪的教会借机将掌管的孤儿院改造成精神病院。

艾洛蒂的命运因为这项法令多了诸多悲剧色彩，麦琪与艾洛蒂的重逢之路也变得迷雾重重。直到有一天，一则奇特的寻人启事带来了转机，艾洛蒂在与母亲麦琪分离23年之后，终于踏上了回家之路。而这则寻人启事也揭开了一段埋藏了23年的真相，最终带艾洛蒂回家的竟是当初那个狠心把她从麦琪身边送走的父亲的爱。

看完这个故事，总是有一种说不上来的复杂情绪，关于原生家庭给我们的伤害与爱。或许这种复杂的情绪对应的就是父母给予我们的那种复杂难言的爱，这份爱里有不合宜的伤害，却最终也是爱。所以，我想借着这部作品，也许我们可以重新来理解原生家庭带给我们的那些伤害以及爱。

一、选择看见伤害还是爱？我们是可以选择的

麦琪的父亲因为害怕麦琪与隔壁的穷小子走到一起会不幸福，所以把她送去了离家很远的姨父母家的农场。而这件事也变成了后续悲剧的开端，一是麦琪被觊觎她年轻身体的姨夫强暴了，二是两个年轻人因为分离变得更加亲密，发生关系，导致麦琪怀孕了。

而那毕竟是一个不开化的年代，村里的一个女人只是因为离婚就受尽了他人的冷眼和排挤，更别提一个未婚的年轻女孩未婚先孕生下孩子，该是多么大的一件丑闻。这不仅会给家庭带来羞辱，也会毁了女孩以后的人生。这是麦琪父亲的想法，因此他强行把麦琪的女儿送走。

麦琪生下女儿后，在陷入昏迷前努力地说了一句：“她叫艾洛蒂，请你们告诉爸爸”。

麦琪的父亲狠心地送走了她的女儿，让她和艾洛蒂骨肉分离23年之久，更是在23年的时间里饱受内疚和思念的折磨。

而艾洛蒂也因此在孤儿院改造而成的精神病院里饱受折磨，被迫服用大量精神麻痹药物、被关禁闭断食、被强暴殴打，直到成年后在好心的修女帮助下离开了那里，却与这个社会格格不入，很多对普通人来说再正常不过的事情，艾洛蒂都需要重新学习，勉强生存下来。

麦琪的父亲爱麦琪吗？我想是爱的，他所做的一切的确是大多数父母都会做的选择，因为他无法容忍自己的女儿因为年少的一次错误，断送整个人生，他迫切地想要让麦琪的人生重回正轨，因此在姨父母家生下孩子，把孩子送走，麦琪的这段经历就可以掩盖了。

但是无论是刚开始对麦琪恋情的阻挠，还是把孩子送走这个事实，都最终酿成了麦琪和艾洛蒂长达多年的痛苦。这些伤害也是无法回避的。

可最终却也是父亲的爱，让麦琪和艾洛蒂得以团聚。一是父亲听到了麦琪的祈求，把艾洛蒂的名字给了她的女儿再送到孤儿院，后来也以想要领养的名义关心艾洛蒂的成长，甚至真的动过把艾洛蒂领养回来的念头，只不过一念之差放弃之后，就再也没有机会。而后来又开始在报纸上刊登艾洛蒂的寻人启事，最后成了麦琪母女团聚的关键。

父亲爱麦琪也伤害了麦琪和艾洛蒂。在找回艾洛蒂之前，父亲已经因癌症而离开这个世界，曾经那么渴望父亲认同，那么爱父亲的麦琪，因为这些伤害的存在觉得父亲不再爱自己了，而在真相揭开之后，她又重新感受到了父亲的爱。

爱、伤害都是事实，而麦琪最终选择了看见父亲那份深沉的爱，当重新感受到这份爱的时候，她的内心也充满了温暖和力量。

这个世界上，没有一个家庭是完美的，我们在原生家庭中或多或少地都有受过伤害，我们不否认伤害，但是仍然可以选择去看见那份爱，感受爱的流动，而不再一味抓着伤害不放，对爱却视而不见。

选择看见什么、感受什么、接纳什么，主动权在自己手中。

二、理解父母也是人，与父母在人的层面上相遇

看这部小说的时候，真的觉得心情挺沉重的，有那么些瞬间，会去责怪麦琪的父亲怎么如此狠心、一意孤行，酿成了麦琪和艾洛蒂的巨大痛苦。

在孩子年幼时，父母就是孩子眼中的神，因为父母无所不能，能满足自己的需求。而这种对父母的崇拜和神化会一直内化在孩子的心里，那就是孩子会天然地觉得父母是完美的，父母是不会犯错的，也正因此，当父母犯了错之后，孩子会觉得不可置信，不能原谅。

你是我的父母，你怎么能这样？

所以，与原生家庭和解的重要一步就是：在人的层面上与父母相遇。

想象一下，当我们从年幼的孩子成长为一个成人，我们的身高在逐渐变高，我们的视线也逐渐与父母持平，当我们从平等的人的角度去看待父母的行为，就能理解很多。

麦琪的父母的行为也是这样的，从人的层面上去看待他们，就能更多地去理解。因为自身的局限性，麦琪的父亲执意认为麦琪与隔壁的穷小子加布里埃尔在一起会不幸福，就强行拆散他们造成之后的悲剧。

他选择送走麦琪女儿的行为，也许就是在那个当下他作为父母能做出的最好选择。

当我们能意识到父母只是普普通通的人，真正接受他们作为人的存在，就能接受他们犯错误，因为是人都会犯错。那些伤害也并不是父母有意为之，如此就更容易释怀。

如果不能看见这一点，就很容易陷在受害者的角色中出不来，也无法找到自己的力量去改变当下的情境。

三、改变自己，终结传递父母心理上潜意识里的“未完成”

麦琪的父亲因为自己婚姻的不幸福，就极力希望麦琪不要重蹈覆辙，只可惜麦琪也一如父亲，深陷在对法裔男孩的感情里。而后，又因为希望赢得父亲的赞同，在生下孩子后，与加布里埃尔断了联系，多年之后顺从父亲的心意，与门当户对的罗兰德结了婚。

只是这种父亲预期中的完美婚姻并没有给麦琪带来幸福感，在多次流产之后，麦琪遵循自己的意愿与坚持与罗兰德离了婚，和重逢的加布里埃尔在一起。

麦琪的父亲从小就失去父亲，母亲是一个控制欲很强的女人，她对他成为园丁这件事总是冷嘲热讽，麦琪的父亲对此深恶痛绝。他娶麦琪的母亲从一定程度上来说是对母亲的反抗。

但是当结婚生子之后，麦琪的父亲却又做了与当年自己的母亲如出一辙的事：就是把自己的伴侣和孩子打造成自己理想中的样子。

这种家庭的代际传承使得自己的子女遭遇了和自己一样的命运。

而自己的婚姻关系也对麦琪产生了巨大的影响，无论是刚开始在与加布里埃尔感情中的退缩还是与罗兰德结婚，都是麦琪为了得到父亲的认同与爱做出的选择，这也造成了麦琪的不幸福，一如自己的婚姻。

麦琪父亲的那些“未完成”都由麦琪一力承受了，幸运的是到了麦琪这里，麦琪最终有勇气找回了自己的幸福和爱，完成了心理上的修复。所以最终这个故事，还算是完满的。

大自然是很有耐心的，所有你自己不愿意疗愈的，都会在无意识中传给你的孩子。

我们无法改变我们的父母，也无法改变自己的过去，我们唯一能做的，就是改变自己，将一切悲剧终止在我们这一代，并转化为资源和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