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使日十年》的读后感大全
《使日十年》是一本由[美]约瑟夫·C.格鲁(Joseph C. Grew)著作,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出版的精装图书,本书定价:99,页数:680,特精心从网络上整理的一些读者的读后感,希望对大家能有帮助。
《使日十年》读后感(一):写在开始
在波诡云谲的2020年8月份,重新看看珍珠港事件前的美日关系,也算是一种以史为鉴吧!
之前通过公众号的文章,才惊醒过来原来历史的相似性是如此之高。
或许是深陷具体问题过多,往往跳不出具体情景了,所以看看历史,对当下也是种反思。
美日是如何一步步走向珍珠港的?从日本战略看,其根本无意挑战美国,那又是什么因素使得日本不惜多面作战,违背自身战略的根本走向,也要与美一战?
由此,当前情景下,按照各国战略公开推导出来的结论是否绝对那么可信?有什么是我们忽略了的?
《使日十年》读后感(二):第一视角的美日外交史——贵在真诚
总评
《使日十年》是美国驻日大使格鲁第一视角的美日关系史,细微但不琐碎,体现出美国在外国研究中对政治层面、经济层面、军事层面、文化层面、社会层面等方面事无巨细的严谨态度。全书印刷装帧保持甲骨文丛书一贯的风格和高水平,字体排版阅读舒适,铜版纸印刷的图集中书籍中央,书签丝带方便大部头的阅读。全书翻译平实顺畅,没有翻译腔。最后稍微吐槽一下设计的变化,外封套和书籍的封面完全一样,这样省了设计的步骤,但是也少了很多乐趣,不过好像最近甲骨文丛书的封面都这么处理,希望能回到原来外封套和书籍封面有差异的设计。第二个设计方面的变化是新出版甲骨文的书籍比原来出版的甲骨文书籍高大约6mm,这样会让强迫症很难受。
内容与结构
《使日十年》的十年是指格鲁出任美国大使的十年,从1932年5月14日到1942年5月31日,这十年的时间被分成了六段,分别是第一章(1932.5.14~1933.2.15),第二章(1933.2.20~1936.2.11),第三章(1936.2.26~1937.4.18),第四章(1937.7.8~1939.10.10),第五章(1939.10.10~1941.12.8);第六章(1941.12.8~1942.5.31)。外部的大背景是1931年9月18日的“九一八事变”,日本军国主义势力逐渐掌握国家的权利,在1932年实施了一系列的政治刺杀,格鲁在欢迎与抵触的氛围中就任;而在格鲁结束大使的任期后之前,已经爆发了日本偷袭珍珠港的事件,日美开始全面战争,美国大使馆的工作人员被圈禁在大使馆中,形同犯人。日本的主战派与和平派在不断角力,一步步将日本推向全民战争。
贵在真诚
格鲁到任的第一年就开始在不断深入了解认识日本人,他和他代表美国政府对日本的认识和判断也在不断变化和更新,而这本书最可贵的就是
《使日十年》读后感(三):了解敌人,为的就是最终战胜敌人
约瑟夫•C.格鲁,1932年至1942年期间出任美国驻日本大使。从时间点来看,这确实是一个非常关键而且也非常微妙的时期。毕竟,1941年12月7日清晨,日本海军航空母舰上的舰载飞机和微型潜艇突然袭击了美国海军太平洋舰队在夏威夷基地珍珠港,太平洋战争由此爆发。12月8日,美国总统罗斯福发表了著名的“国耻”演讲,并签署了对日本帝国的正式宣战声明。格鲁出使日本的十年,正是亚太地区国际形势瞬息万变的十年,也是日本走向太平洋战争全过程的关键十年。对“日本可能会采取行动,并且可能会是那种危险的、戏剧性的、突如其来的行动”,或许格鲁大使要比当时美国对日谍报人员感知得更深切,毕竟,他当时能够接触到他所能接触到的日本军政方方面面的人员,从蛛丝马迹中他不难得出自己的见解——虽然这样一些见解,只是当时他的所见所闻的一些内容以及感受,可能还需要与时俱进,但毕竟是第一手资料,仍然有着很高的价值。
1932年的日本已经处于战争准备期间了。是时,在前一年日本帝国主义刚刚策划了“九·一八”事变,随后策划成立了“伪满洲国”;在1932年,为了转移国际视线并迫使南京国民政府屈服,日本又于1月28日晚发动了进攻上海中国守军的事件,是为“一·二八事变”。而对于美国来说,他们当时所想到的,就是既要坚守美国在远东的权益,同时又要努力避免战——美国当时对中国的利益显然持漠视态度,甚至在某种程度上有助纣为虐的举动,却没想到最终还是祸及自身,这是后话。
格鲁大使有一个好的习惯,那就是“每天都会把当时的情报、观感和想法记录下来”。他的日记中的很多内容,涉及到1932年到1942年的这一段,整理出来,就是这本厚厚的《使日十年》。
值得注意的是,在前往日本就任的途中,格鲁就曾经“声明”,“我会尽量保持不偏不倚的观点。作为一名大使,若一开始就以驻在国抱有偏见,那就等于已经卷起铺盖回国了”。出任美国驻日本大使的十年时间里,格鲁一直在“观察”日本、分析日本、感受日本。他虽然不是一名军人,却恪守着自己的职责,并且认定,“日本军人主义者原来以为占领中国所有主要港口,就可以控制全中国,但事实证明他们打错了算盘”。而且在1941年1月27日的日记里,他写道:“谣言四起,谓日本人正在计划,一旦与美国决裂,便出动全部力量,大举突袭珍珠港。”格鲁记下了这个“谣言”,并且报告给了美国政府;而记日记的这一天距离真正的“偷袭珍珠港”,只有了十来个月的时间。格鲁忠实地履行着自己作为一名驻日大使的职责使命,他显然比美国国内的那些政治势力更早更近地感受到了日本军国主义的嚣张气焰,也及时加以报告——但至于究竟是否引起了美国国内的重视,那就不得而知。事实证明,美国不是不了解日本的野心,但陷于“孤立主义”重重包围的美国显然低估了日本的野心。
以事后的眼光来看格鲁的《使日十年》,诚如他所言,他的这些“严格按照当时实情记录下来的东西”,尽管“部分判断因情况改变而随之修正”,但却“自有其价值”。历史也确实就是这样来演绎的。而忠实地记录下当时的所见所闻,本身还是非常难得的;对与不对,那是需要历史和时间来检验的,是另一回事——但就大部分情形而言,格鲁大使做了自己能够做到的工作,而且认为,“经过长达十年的近距离观察,我了解这个敌人。因此我担心,我们可能要走上一段漫长而艰苦的路后,才能最终获得胜利’。事实已经证明了,他的这个担心和判断都是非常正确的,他是一名合格的美国驻日大使。
《使日十年》读后感(四):1932~1942年美国驻日大使约瑟夫•格鲁:“经过长达十年的近距离观察,我了解这个敌人。”
德国初期的胜利就像烈酒一样,灌进了日本军国主义头头们的脑袋,局势马上就露出了凶兆。当时我就向美国政府提出警示,日本可能会采取行动,并且可能会是那种危险的、戏剧性的、突如其来的行动。
本文节选自《使日十年》,是为1944年本书英文首版时序言。有必要先说明本书的写作手法与写作目的。
首先是写作手法。我确信,若要准确地记载历史,必须依靠当时的直率评述。有鉴于此,我在为美国外交界服务的三十九年里,都保持了一个习惯,即每天都会把当时的情报、观感和想法记录下来。如此形成的记录,也决定了其性质及优劣。我辈的决断与行为所依赖的信念及假设,唯有在诚实坦率的日记中才能寻得踪迹,任何人在任何时候都无法奢求绝对正确,但是每个人都可以随时把他的真实见解记录下来。这些见解当然会有变化,有时是因为情况变了,有时则是因为我们不断获得新资料,遂使我们修正了过往的看法。
我在日本十年间所写的日记,当然带有这类记录所共有的缺点。尽管我的部分判断因情况改变而随之修正,但当时的实际情况仍被逐日认真记录下来。此外,我还认为这类严格按照当时实情记录下来的东西,自有其价值。这与记录中的主观判断明智与否并没有什么关系。因此,某些我日后因注意到新事实而会修改的见解还是留在了这本书里。不少观点和语言后来也被证明是错的,但同样照旧直录不讳收入书中,亦如那些经过时间证明是正确的部分一样。我保存日记时,绝没有想到有朝一日会公开发表。在珍珠港事件之前的艰难岁月中,尤其是任职于东京,我们不可能像身处华盛顿那样总览全局,我们对世界的看法也不可能与在华盛顿所产生的观点完全一致。任何观点都来自一个人的知识,更多的知识又会扩展和加深一个人的认知,使其理解力变得更敏锐。
在此还要提请注意的一点是,本书收录的只是日记原稿的一小部分。过去十年的日记原稿是用打字机打的,足有十三大本之多。此外,我的书信、讲稿、会谈记录、相关剪报还有若干册。日记原稿中有不少内容并没有什么值得永久保存的历史价值,重复之处也不少。有许多内容则不适宜现在发表。况且日记毕竟是私人的、不供发表的记录,所以我还得为许多在世的同僚及其他人的身份保密。若透露了他们的姓名,有可能会让他们为难或是给他们带来不测的后果。不过,以上这些并不损害主旨。为避免搅乱正文,我没有使用星号和脚注,只是把日记原稿的一些条目和同时段的其他材料摘编在了一起,使之能成为流畅的编年体叙述。要把所有与书中故事有关的官方文件纳入日记显然是不可能的。不过,这些文件中有相当一部分已经公开了。美国政府印刷局于1943年出版了一部上下两卷的文件集——《美国对外关系文件:日本部分(1931~1941)》(Foreign Relations of the United States, Japan,1931-1941),因此大家也都能读到。
接着想谈一下这部记录的写作目的。此书的写作目的是希望向美国人民及联合国的其他各国人民,提供一个比当下大部分见解更准确的、关于日本问题的看法,只有对日本及其国民有正确认知,才能明智地去处理一些难题。我们在军事上夺取全面胜利后,这些难题总得解决。此前,我写《东京报告》(Report from Tokyo)一书时,主要是想要让美国人民意识到日本的军事机器不容小觑,并希望纠正一些错误的想法。这些错误的想法一度泛滥全国,它们低估了日本这个敌人的生命力、战斗力与耐久力。经过长达十年的近距离观察,我了解这个敌人。因此我担心,我们可能要走上一段漫长而艰苦的路后,才能最终获得胜利。想当然的臆想与自满情绪都是危险的。要获得胜利,要迫使敌人无条件投降,必须不断增强、加快我们举国一致的备战工作,容不得片刻懈怠。
这些年来,我们已经见识了大量有关日本军阀和军事机器极端阴险、狡诈、残忍的行为,以及自私自利的背信弃义之行径。我的故事为之提供了新的证据,足证日本军队的心理和气质仍处在中世纪。军事家都说要“了解你的敌人”。我的前一本书收录了我在全国各地发表的演说和广播,试图讲述日本军队骇人的战力、疯狂的决心以及极端的残酷与野蛮。
此外,本书若不能使读者认识到另一个事实,那么其目的也就未能达成。即使在当下的日本,仍有不少人并不想要战争。他们认识到攻击美国、英国及联合国的其他国家是愚蠢的。由于战时激愤的情绪与偏见,不少人或许会否认在日本国民中还有好人。提出这些主张的人,绝大部分对日本人没有亲身的、直接的认知。他们也不知道,有些日本人曾坚决反对与美国进行战争。这些日本人也曾试图逆转潮流,希望抵抗军方的自大狂妄与扩张野心。尽管最终徒劳无功,但他们英勇地奉献了一切,甘冒被监禁甚至被刺杀的严重危险(事实上也确实有数位被刺杀)。
在战争中,日本人必须而且必定会忠实拥护他们的领袖,必须参加战斗的人也必定会战斗到底。但是,在处理战后的困难问题时,我们必须了解和权衡一切因素。我希望这些私人日记能为将来提供一幅更广阔、更有助益的图景,让人们将这些日本人作为一个民族整体来理解。
当然,首先还是要全部摧毁日本进行战争的力量。为了使我们的下一代不必再打这样的仗,就必须彻底地、一劳永逸地解决问题。决不能让日本和德国再来威胁世界和平。必须永远根除侵略成性的军国主义。
约瑟夫·C.格鲁 华盛顿
1944年1月
《使日十年》读后感(五):两个世界,一场战争 ——《使日十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