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录学发微 古书通例》读后感精选

　　《目录学发微 古书通例》是一本由余嘉锡著作，中华书局出版的平装32/繁体竖排图书，本书定价：22.00，页数：296，特精心从网络上整理的一些读者的读后感，希望对大家能有帮助。

　　《目录学发微 古书通例》精选点评：

　　●余先生不仅学力深厚，并文辞甚美。

　　●又翻完一遍，才发现已经细读过一遍。我的记性，堪忧。纵读书无数，也未必能写目录，能写提要，还得有心有记性有鉴别力才行。

　　●常言道读书一定要读经典，大概是大二学目录学、版本学、文献学的时候，我万万没想到自己会成为历史文献学研究的博士生，也未曾料想这本从目录学第一课起就要求必读的书目，成为了近十年专业课学习中被引用率最多、被提及频率最高的著作，一直都不好意思说自己透彻理解了余嘉锡先生的用意。每读必有新知，这种夹评夹议的笔法，以及知识点密集、纯干货的内容排布，一直是吾辈心向往之的目录学巅峰之作，。这次完整地细读，又让人觉得新意迭出、收获颇丰，这是我上大学以来读的第3000本书！

　　●学问津梁。

　　●这真不是靠检索做学问的人能达到的境界……

　　●很是喜歡這種“講義體”。另外，豆瓣讀過的評論裡，頗有喜感……

　　●大家手筆

　　●数年后再读。目录类例沿革一章发前人所未发，分出学术之目录学于典藏目录。然批评王俭处，可能不当。七志之重要，似当合七录以并观。

　　●读先生此书是为今夏最大之收获。先生于目录一学深知甘苦，洞悉源流，故所论皆能切中肯紊，胜义纷披。其于先贤，上自郑樵、钱大昕、王鸣盛，讫于章太炎、刘师培等，皆能纠谬攻过，拾遗补缺，上下其议论。古书通例一篇尤为精到，中如古书不题撰人、古书多造作故事、古书不皆手著等，发微阐幽，殊让人起涣然冰释、怡然理顺之感。先生之文见解通达，词气平和，深厚尔雅，想见粹然儒者之气象。先生书中时时提点治学之心得，惠我实多，兹录一则以自勖云：“夫考证之学贵在征实，议论之言易于蹈空…故自揣学识未足衡量百家，不如多考证而少议论，于事实疑误者，博引群书，详加订正。至于书中要旨，则提要钩玄，引而不发，以待读者之自得之。若于学术源流确有所见，欲指陈利弊，以端学者趋向，则词气须远鄙倍，心术尤贵和平。”学者不当如是乎？筱堂记于梅家田。

　　●不适合作入门读物。某些论断有失误，还有些个人觉得略悬。以后要重读。

　　《目录学发微 古书通例》读后感(一)：建议阅读09年6月二版

　　07年一版有四处脱误，二版都已补正，却没有任何说明。

　　脱误者：第十二页，“王先谦郡斋读书志叙”至“然皆指有解题者言之”两段脱文；第七十八页，“其经子两部小序”一段误入上段《文史通义》引文中；第八十一页，“黄生字诂”及“左暄三馀偶笔”两段引文脱去；第一百三十三页，脱去引文来源“宋史艺文志”五字。

　　《目录学发微 古书通例》读后感(二)：目録學發微 古書通例

　　繼前幾日讀完《目録學發微》，今日又讀完《古書通例》，雖是薄薄一本，讀起來卻頗費工夫，因其信息量很大。我讀《古書通例》的感受明顯較之《目録學發微》更深，原因在於我於目録學沒有什麼積累，純當查漏補缺，而余嘉錫先生在《古書通例》中所提示的問題，此前多已經遇到，多少了解一些，部分問題自己也曾嘗試立論，但余先生集眾多問題于一書，綜合立論，其舉證之豐富，思想之開明，足見其于古書體例有得。讀別人的書，尤其是學術著作，要想引起共鳴，有時是很難的，除非自己也曾涉足，方能理解其中的關鍵所在，才能理解研究此類問題的甘苦。

　　《古書通例》在很多問題上論述都十分精當，如論分真偽的“三法”與“三難”，論古書的書名，論古書多造作故事，論古書不皆手著等，都有很大的啟發意義，應該說是研究先秦書所必須具備的知識。二書在編排的體例上，都注意將作者的論述與其所據的資料相結合，常常于作者所論之後，隨即附上。這些資料有的是原始史料，有的是前人所論而與之相關者。這項工作極大地便利了此書的讀者，免去了翻檢的煩勞。

　　美中不足的是，其中發現不少編校的錯誤。此書又有中華書局2009年版，但手頭無此書，不知道是否已經更正。現僅就07版《古書通例》部分發現的問題條列如下：

　　184 其得也或出於無心（如《敦煌佚書》、《流沙墜簡》）之類 “之類”二字當為小注

　　190 乃王應麟作《考證》 “乃”似應作“及”

　　201 《民勞》（召、穆公）。《板》凡伯。《蕩》（召、穆公） “凡伯”二字當為小注。

　　202 又案《常棣》《詩邁》《思文》 “詩邁”當作“時邁”

　　211 大戴記小辯篇 原文將 “記”與“大戴”分隔，而與“小辯”為一體，誤。

　　227 《三國志·先主傳》注，始稱間暇曆觀諸子及《六韜》《商君書》 “間”當作“閒”

　　242 若“宋玉、唐勒、枚乘、司馬相如，下至楊子雲，競為侈麗閎衍之辭，沒其諷喻之義”，《漢志·詩賦略》小序語。則雖楊雄所作，不入儒家矣。 “《漢志·詩賦略》小序語”數字似當為小注。

　　278 《史記·申不害傳》云“著書二篇，號曰申字” “申字”當做“申子”

　　*按（）中的內容表示小注。

　　《目录学发微 古书通例》读后感(三)：闲来好瞎扯

　　治学有方，读书有法，古今学人，莫不讲求。方法者，入道之术，成学之规。读书究学，若方法不备，则如登高行远，不知所向，虽欲臻于达道，殊难步入正途。奕代绩学之士，虽洞谙治学妙术，或师徒授受，父子递传，皆缄秘其旨，未尝轻示旁人；或尚其精奥，矜其幽眇，但默会于心，不曾有所论述。遂令初学之士，往往茫然。虽有书帙盈壁，而莫识其领要；徒见学者所成，亦不明其端由。故知启牖来学，津逮后进，实为要务。大氐论治学之作与述理论之书，迨至清季，始可谓统系渐具。迩来宗师辈出，其述叙方法之著作，亶可任今时学子之良导师也。常德余季豫先生，精揅目录之学，启辟治学蹊径，可谓至矣。 今世末学后进，苟志于学术一途，必当以读书为要。读书之蕲向，在乎开卷而能有所裨益。览观古今中外，图籍浩繁，琐杂丛脞，良莠溷殽，因使初学者茫然。既不知询诸趣尚，宜读何书；亦不明庋阁所藏，孰者为善。古有目录之作，指示门径；今有电子检索，率通斯旨。目录之为学，由来久矣。自有汉刘氏向、歆父子校书中秘，撰成《别录》《七略》，起例发凡；洎乎清人纂修《四库》，总其规橅。今世文献之目录，图籍之分类，比于前代，最号广博。耽研吾国固有之学术者，必先通达传统目录之学，尚须明瞭今世学术之演变，其于读书治学之门径，庶或能明。 盖古人著书属文，或自立其标目，或未存其题名。其自立之标目，流为他人论议之资；其题名之未存者，后世必当补其阙遗。篇有篇名，书有书目，或依据事类旨要而署其名，或择取一词数字以标其目。诸篇孴为一书，众书汇成群籍。书籍愈繁，名目益滋。获书篇之名目，方知其所确指，而其文意旨趣之若何，始可得而评说。凡目录之作，皆裒集众书之名目以纲纪之，条别群籍之类属以部次之。读者观其著录便知书目、篇名、作者、卷数，见其部次而明书籍类别、分部之由，因使求书者省于搜罗，取便寻检，此目录书最基本之功用也。 然书有优劣，旨趣各异；学分派别，路径相殊。徒知书籍之名目，不足谓读书研学也。夫分别部居，必以义例。“类例既分，学术自明。”若于部类之首，冠以小序，于书名之下，再叙以解题，则目录书之体制，斯称赅备。小序之体，所以辨一学一派之源流；解题之作，所以明一书一家之得失。学有所祖，继此支裔渐分，派别斯繁。究学者皆欲穷源竟委，详一学之源流，察一派之分合。书为人言，其作自有家数，宗旨互差。读书者悉应知人论世，审一书之得失，覈一家之臧否。故目录之作，“将以辨章学术，考镜源流”，而读书之士，必当周知古今，赅通流略。欲读某家之某书，当检诸目录之作，知其学派之归属，明其学术之源流，详考著者生平之行述，及其治学之得失，醒豁全书之宏旨，绳纠论述之讹谬。倘俾此数端，犂然而辨，洞然而析，则阅其书而有法可循，议其旨而有实可征，脑海之中，书籍之体系稍备，学问之脉络渐生，自不枉研读之劳心，无愧覃思之殚虑也。 书虽一实，本则有千百。传之愈久，版本寖多。古籍旧椠，罔不若然。刘向校书，已广征众本，互勘异同，以为雠正一书之资。逮赵宋之尤袤，作《遂初堂书目》，摭采众本以共录之，洵为后世目录兼载版本之权舆。勼合众本，今虽校雠之事，而目录之作，有迹可寻。读书研学之士，当以博洽古籍之版本为能事。令版本相校，择善而从；文字互勘，依旨而定。纵不能尽善尽美，亦可使要旨靡失，舛讹不衍也。 以目录学为读书之门径，治学之津筏，此诚不欺我也。今日求学之士，第据其志业之别异，寻检所需，殆知有何书可读。若谙习目录之作，则诸书之佳恶，咸稔悉于胸次；各家之得失，皆豁然于寸眸。即类可以求书，因书而能究学。索一书便知百书，研诸家乃通一学。慎择深究，详察精审，遂不至读书猥滥而无度，治学惝怳而无从也。 读书必先立志，有志者贵有恒心。若志不明，心无恒，则学不能成。志分殿最，吾辈身虽如燕雀，志当匹于鸿鹄。有伟志则心有所向往，断不甘为末流；有恒心则力未敢懈怠，决不辍于中途。心志俱备，乃可慕圣追贤。读书务博赡而能研精，治学则专门而后兼通。今日涉学之士，胥宜穷搜书帙，广求坟籍，博观约取，厚植其基。夫学问之根柢，既存于博，亦在乎精。所谓博通，固非穷究一切学问，读尽天下书籍。须知性有所偏，则学问有所不能适；生有所限，则天理有所不能穷。学术自有畛域，若志业既立，便知宜钻何学，用力安在。然只能言其概略，不可强定规模。如今世研治吾国之历史者，须先熟习通史以筑其基，而后乃事专门。治一朝之史，欲其溯前代之源，治一代之史，欲其追后世之迹，不可困囿于一朝一姓之治乱，固执于一时一势之兴衰也。治政治之史，欲其明食货之为本，治经济之史，欲其察民生之多艰，不可株守于一礼一制之移易，拘挛于一税一赋之迭更也。岂不知社会本一整体，人事不可孤立耶？老守一隅，将为之所蔽矣。史学之外，亦有须旁及而博通者。如严于逻辑，则考史有助；通于社会学，则论史有辅；工于属文，则撰史有资。愈博通，工具愈周备，识解愈精邃，学问愈能耀其光辉。然博而不精，固必病于浮浅；专而不深，终将滞于下流。治学如攻城，必先破一城以据其地，守一邑而绥其民，方可徐图百城以拥天下。一城不能破，则一事不能成；一城不能守，则一业不能精。为学者切忌好高骛远，见异思迁，若朝慕于此，夕慕于彼，卒无成焉。“充实之谓美，充实而有光辉之谓大。”精深者，充实之谓；精博者，充实而有光辉之谓。专欲事事博通，则事事不能会通；只求一业专精，则尔业实难精深。以博驭专，由专求博，是为大道。

　　《目录学发微 古书通例》读后感(四)：一点疑问和几处问题

　　一、 一点疑问

　　读《目录学源流考》上、中两节的时候，不时有一些疑问。汉魏六朝目录大多亡佚，余先生读书细入毫芒，从常见书里发现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让人叹服，不过也有些地方感觉略悬，或者说求之过深。只举一个例子。

　　如论校雠与叙录的撰写不同，认为校书是“任宏等三人以专门名家分任”，“至于撰次叙录，则向总其成而歆佐之，不复专责之任宏等。观《志》言‘向辄条其篇目，撮其旨意，录而奏之‘，《传》言歆’讲六艺、传记、诸子、诗赋、数术、方技等，无所不究‘，是知群书之录，皆出之向歆父子矣。”（95页）

　　余先生此处的论断乍看很有道理，但仔细想，还是不敢苟同。第一个原因，余先生附注里就说了：“（《刘歆传》）所言独不及兵书，或兵家之学非歆所长。”然则《兵书略》的叙录却出于谁人之手？其次，揆之梁文德殿书目，在四部之外，使祖暅另撰术数书的名录，以此考之，兵书、数术、方技等叙录不当尽出向、歆父子之手。而且以常理推之，任宏等专任校书，必然足以知其学，而校书之功更细于读书，校书之后，撰成叙录，岂不是顺手推舟，又何必向歆另撰？所以，不免觉得余先生的推断求之过深了。话说回来，如果是任宏等写成的叙录，也必然经过向歆父子的审定，可以无疑。且观《汉志》所存诸略大小序，以六艺、诸子两略为最精，兵书、数术、方技诸略则略逊之，一者刘氏父子不长于此，二者不如视为任宏等分纂而刘氏父子加以润色之文。

　　再如推论汉魏之间“五经四部”之“四部”为乐经、论语、孝经、小学（152页），诚为有见。然而乐经不存，小学又不止一书，似又觉尚有未安，反不如钱大昕之阙疑。其他类似的地方还有一些，余先生也多用“疑当”为辞，或许确实是因为是编制讲义，体例与著述不同。

　　二、论断偶失

　　余先生此书撰作甚早，其中难免偶有失误，基本自老师课上讲授听来，随手标记，略加整理，供参考。

　　31页 韩非子书录是伪作。

　　70页 （直斋）书录解题······八类有序：应是九类。缺小学类。

　　126 开元四库书目当即群书四部录，非别有一书。【此点存疑】

　　197 宋史艺文志补非倪灿所撰，即黄虞稷所作。

　　三、标点错字

　　看到友邻说一版有漏印数处，建议读二版。不巧手头正是一版，除了漏印，还看到一些标点和错字，也都一并附上。读得比较粗，有些地方也不懂，想来当不止此。读书可以留意。

　　12页 籕膏述林——籀䯧述林【四个错俩】

　　16页 谓隋人歷一家──曆

　　45页 《孝经序》正义“谷梁名俶，字元始”；本《经典序录》《论语序》正义“周生烈字文逸，本姓唐，魏博士侍中”；本《经典序录》《史记》正义·······

　　——《孝经序》正义“谷梁名俶，字元始”，本《经典·序录》；《论语序》正义“周生烈字文逸，本姓唐，魏博士侍中”，本《经典序录》；《史记》正义······

　　55页 《论语》家近琅琊王卿不审名——专名号不是“琅琊王”，应是“王卿”。

　　71页 《让大常博士书》——《让太常博士书》

　　109页 所著《七录》削繁等——所著《七录》、《削繁》等。【《削繁》即《正史削繁》】

　　112页又陈《秘阁图书法书目录》一卷。案此为《书画目录》。——“书画目录”指性质，不当加书名号。

　　169页 寅《邓氏书目》——寅《郑氏书目》

　　223页 烈仙传——列仙传

　　271页 “以杀青，书可缮写”——“以杀青书，可缮写”。【杀青指竹简，此指先书于竹简，可以上素。】

　　278页 号曰申字——号曰申子

　　四、印象比较深的几句话

　　王鸣盛说目录学重要的话，经常被引，然而后面还有一句：“然此事非苦学精究，质之明师，未易明也”。近来于此才略有所感。而余先生又怎么评说这句话的王鸣盛呢？他说：“王氏尝谓‘目录之学，学中第一要紧事‘。故其所著《蛾术编》第一门即说录，皆言目录之事。然实于此学所得不深。如此条所言，都无是处。”（156页）读书至此，不免惊惧。

　　又“欲治中国学术，当多读唐以前书，固不易之说也”（184页），“学者之读古书，当先考之《汉书·艺文志》，而后旁通互证，参验以求其是，毋徒取其一字一言，执意必之见，过信过疑，则庶几可与稽古。”（278页）

　　《古书通例》也正是在教人读先秦古书的方法。

　　五、杂感

　　《目录学发微》和《古书通例》两书，严格意义上说，都没有写完。《目录学发微》中，只写完官撰书目，没有私家书目，缺了一块。《古书通例》也没有写完，《辨附益》只有一节，根据书中提示，应该还有《辨真伪篇》（200页）、《法家篇》（疑当作《家法篇》，这一部分内容，周祖谟先生据《四库提要辨证》有所补充）等。

　　两书都很不好读，绝不适合作入门书。

　　余先生号狷庵，读的时候感觉余先生应该是个心气极高的人。虽然秉持着“爱而知其恶，憎而知其善”的古训，但看来看去总觉得余先生集腹黑攻和傲娇受于一体。【你说啥。。。。。。。】

　　比如说章学诚：“其书虽号宗刘，其实只能论班”。（14页）【黑到家了。】说赵翼：”赵氏号称史学名家，而此节所叙四部源流，则殊多谬误。荀勖之后忘却李充，南朝四部书目，亦不止谢灵运等数人，至谓经史子集之名始于唐武德初，遍考诸书，并无明文，不知其何所本？赵氏作《廿二史札记》序，自言以历代史书为日课，而于《颜之推传》熟视无睹，可见考证之难。“（159页）【真狠。】

　　又比如说完《鬼谷子》的问题：”此为拙著《四库提要辨证》之说，后见顾实《汉书艺文志讲疏》，亦持此论，惟不及余说之详“（226页）。【我就知道你说也说不过我。】其他还有不少近人编书目长编【应该指的邵瑞彭】，或者前人讲某问题，都搞不清楚啥啥啥，所以在这里仔细说下啊。【就我搞明白了。】

　　读的时候都跑偏了。。。。。。恩。不贤识小。

　　由此更想到以前读到的一些关于余先生的八卦。比如余先生是纯儒，用书之后一定放归原处，插架井然；给来新夏讲目录学时，先检出《三国志·董遇传》里的那句话：”读书百遍，而义自见“；至于抗战期间写《杨家将故事考信录》，以寄寓情怀，气节凛然，更不待言。

　　而启功先生回忆，中研院院士选举前夕，余先生之子余逊与陈垣深夜常谈，上课用”小儿“余逊所编的讲义，当亦属事实。而用晚辈或者学生的讲义，是为什么呢？表明自己地位高。

　　至于周祖谟先生写《余嘉锡先生传略》，记余先生晚景凄凉，中风多年，除夕之夜为馒头噎死，惨不可言。陆灏读邓之诚先生的日记，发现与周先生所述不同，其中隐情，外人自难考知。

　　不过邓之诚先生还有几段话，陆灏都抄出来了：“一九五四年四月一日，他去看望余后在日记中说：‘七十老翁，兼以病废，尚不忘名利与嘲谑。；具体没说。两个多月后的六月十一日，邓再次去探望余，说余‘愈龙钟，自云手足无力，涕唾横溢，言语蹇涩，记忆力尚强，当不遽死’；又记其媳（余逊之妻？）说：‘因科学院以其所编书为文言，无标点，且行草难识，又不与印行之说，彼闻之着急，病遂加重。其书仍可付印，今已痊可多矣。’任谁读到这话都会心酸，但邓之诚却在日记中说：‘老死不免贪名嗜利，为之一叹！’（《札记》808页）实在太不厚道了。”

　　陆公子纯然善良，以为邓先生所言过苛，不过我却觉得，这里一是《春秋》责备贤者之义，二者也实中其痼。“嗜利”一语确实过重，但余先生“好名”想来不假，而名，说到底，还是利。

　　我相信前面几位先生所得印象是真，也觉得邓先生不会有意欺人。知人不易。知人不易。

　　《目录学发微 古书通例》读后感(五)：《目錄學發微》札記五則

　　注：该版本不及岳麓书社本。

一 南朝宋的官撰書目

　　余嘉錫以為南朝宋有官撰書目三，“其在文帝元嘉八年，則有謝靈運之書；營陽王景平中，則有殷淳之書；蒼梧王元徽元年，則有王儉之作。”蓋分別指謝靈運撰《宋元嘉八年秘閣四部目錄》（見《古今書最》而未注作者，隋志、兩唐志不載），殷淳撰《四部書目序錄》三十九卷（見新唐志，《七錄序》[1]言“宋秘書監殷淳撰大四部目”，不載于隋志、舊唐志），王儉撰《宋元徽元年秘閣四部書目錄》（見《古今書最》而無卷數與作者，隋志、新唐志作四卷王儉撰，舊唐志記作《元徽元年書目》四卷）。則王儉撰元徽元年書目無甚疑義，唯謝靈運、殷淳二人所撰為何，或可討論。

　　《七錄序》但言二人並撰有目錄，未提謝、殷所撰分別為何，《書最》又不注《永嘉八年秘閣四部目錄》作者，《隋志序》所據當即《七錄》，而《新唐志》所載淳書它書皆不載。故由上表可確信之結論，唯有謝、殷二人撰有目錄，及宋有元嘉八年目錄一本。

　　靈運與殷淳之作，可疑問者二：①兩者是否為同一本書目？②《古今書最》所載《元嘉八年秘閣四部目錄》，是何人之作？

　　姚名達《中國目錄學史》以景平、元嘉相近，靈運、殷淳校書幾為同時，疑二者所著為同一書，且力主殷淳實為操筆者，《隋志序》所言“名數殆皆有誤”，“謝靈運或亦為殷淳之誤也”。然《七錄序》先提謝靈運“並有新進，更撰目錄”，又特言及殷淳“撰大四部目”。若二人所著為同一書，阮氏何必多此一舉？

　　費解者，若二人分撰二書，則何為《古今書最》所載宋之書目但有元嘉八年目錄？《七錄序》中提及之官撰書目，《書最》均有記載，若因內容多寡而省，如殷鈞撰《秘閣四部書》，雖不記其書，仍有小註提及，何為獨略靈運、殷淳中一人所撰之書目？（《七志》蓋因其為四撰書目，故《書最》不載。）

　　又，該書目是靈運抑或殷淳所撰？余嘉錫并諸多學者以為該書目乃靈運所做，原因蓋有二。一或因《七錄序》言謝靈運、王儉並作，而《書最》錄有王儉元徽元年書目，故以元嘉八年目錄未靈運所作，而不見《七錄序》又言“殷淳撰大四部目”。二或據《隋志序》言靈運造四部目錄，所載卷數與《書最》合，則《元嘉八年書目》為靈運所作無疑。然《隋志》簿錄篇不載謝、殷之書，則《隋志序》所據，唯有《七錄》，其言或不可信，或誤讀《古今書最》，亦未可知。且若為靈運所作，《宋史·謝靈運傳》：“太祖登祚，誅徐羨之等，徵爲祕書監……使整理祕閣書，補足遺闕。”時為永嘉三年。永嘉五年託疾東歸，三年后，“太祖……不欲使東歸，以爲臨川內史，加秩中二千石，在郡遊放，不異永嘉，爲有司所糾。”則元嘉八年靈運已不復在秘書，不得有目錄之編，此永嘉八年秘閣書目，豈為靈運掛名之作乎？或《書最》“八年”二字有誤，《隋志序》轉引亦誤矣。

　　又疑為殷淳所作，則無可證實，亦難以證其偽。《新唐志》載殷淳《四部書目序錄》三十九卷，它書皆不載，其為“古書近出”，抑或後人偽羼，難以知曉。

　　此元嘉八年目錄《隋志》、兩《唐志》皆不載，則至隋已亡。

　　綜上，則靈運、殷淳所撰為不同之書目，或可想見。而《書最》所載《永嘉八年書目》，“八年”是否有誤，作者為靈運抑或殷淳，不可得而知也。私以為其乃殷淳所撰，而恨不能有徵。

　　又，余嘉錫先述元嘉八年謝靈運書目，後述元徽元年王儉之作，中間夾入景平中殷淳之書。然按年之先後，則景平當在元嘉前，景平二年即元嘉元年，不當先述謝靈運，次及殷淳。其後又先及天監六年殷鈞之書，再言天監四年劉孝標文德殿書目。蓋其先後乃依《七錄序》。

二 梁丘賓卿與任昉是否撰寫書目

　　余嘉錫：“丘賓卿梁書及南史君無傳，不知其為何人，其書隋志亦不著錄。及詳考之，實即隋志之劉孝標《梁文德殿四部目錄》也。”將其理解整理為表格如下：

　　可問者有二：①、劉孝標與丘賓卿之天監四年書目，是否為同一書目？即天監四年有書目幾本？②、任昉是否撰有書目？若有，所撰在何年？

　　若賓卿所撰書目非文德殿書目，何以《七錄序》只字不載其事？考新、舊唐書均載丘賓卿“《梁天監四年書目》四卷”，《七錄序》與《隋志》不載，《古今書最》文德殿書目無著人姓名，見表如下：

　　若文德殿書目與丘所撰書目乃二書，何以在隋志、新舊唐志都未曾同時出現，有不共戴天之勢？蓋如余嘉錫所言，時代卷數皆合，即一書也，賓卿亦與孝標同為校書學士。如唐開元《群書四部錄》舊唐志題元行沖撰，而新唐志題“殷踐猷、王愜、韋述、余欽、毋煚、劉彥直、王灣、王仲丘撰，元行沖上之。”

　　又，任昉是否撰有書目？案《七錄序》、《隋志序》、《梁書本傳》均言及昉“躬加部集”，“手自校讎”，然整理書籍，不必定有目錄，如余嘉錫《目錄學發微》（中華書局2007年版，下引皆同）頁九九：“班固、傅毅等雖典祕籍，然只是校讎典掌，未能如向歆父子之著錄也。”又如頁一二四言及開元七年整理書籍，“及四部書成，上令百官如乾元殿東廊觀之，無不駭其廣。”而《群書四部錄》成于於九年。所有證據，唯《隋志序》言“梁有秘書監任昉、殷鈞四部目錄”，然其簿錄篇《梁天監六年四部書目錄》但題梁鈞撰。且《七錄序》中言任昉而不及殷鈞，《書最》言殷鈞而不提任昉，殊可怪也。故昉是否撰書目、所撰書目與殷鈞是否同一本，均難以確證，故余嘉錫以為兩人同著，姚名達以為兩人所著不同，而王重民不以昉為撰者。

三 余嘉錫對於“今考見存”的理解之矛盾

　　《隋志》：“大唐武德五年，克平偽鄭，盡收其圖書及古迹焉。命司農少卿宋遵貴載之以船，泝河西上，將致京師。行經底柱，多被漂沒，其所存者，十不一二。其目錄亦為所漸濡，時有殘缺。今考見存，分為四部，合條為一萬四千四百六十六部，有八萬九千六百六十六卷。其舊錄所取，文義淺俗、無益教理者，並刪去之。其舊錄所遺，辭義可采，有所弘益者，咸附入之。”

　　《發微》於頁一二一言：“唐初平王世充，載以入都，多沒於河，獨得其目錄。其後修五代史，因就加增損，以為隋書經籍志。或謂隋志本之七錄者，非也。但志言其目錄殘缺之餘，尚有八萬九千餘卷，則與正御本之數不合。”又頁一六八：“唐平王世充，收其圖書，隋志言考其目錄見存，分為四部。然則志之所書皆用隋目編次。”則余嘉錫以為“今考見存，分為四部，合條為一萬四千四百六十六部，有八萬九千六百六十六卷”乃指《大業正御書目錄》倖存部分著錄圖書尚有八萬餘卷。

　　然《發微》頁一二三：“案隋志言平偽鄭收其圖書，行經砥柱，多被漂沒，其所存者十不一二，考見存有八萬九千六百六十六卷。與舊志後序合。蓋就嘉則殿書三十七萬餘卷之中，只有八萬餘卷，尚有重複故言十不一二。”又引《唐六典》：“大唐平王世充，收其圖籍，泝河西上，多有漂沒，存者猶八萬餘卷。”則又以八萬餘卷為倖存書籍之數。則其互相矛盾之處可見。

　　雖然，余嘉錫認為“舊錄”所指為《隋大業正御書目錄》無疑。張固也在《〈隋書經籍志〉所據“舊錄”新探》中論證《隋志序》“今考見存”的八萬卷書為唐初藏書甚詳，可參考。

四 《發微》不述宋以後私家目錄

　　宋以後諸私家目錄，如《郡齋讀書志》、《直齋書錄解題》，余嘉錫《發微》不曾論及：“自唐以前，書既不傳，體制不可復考。宋以後作者甚多，別具專篇論之。”然全書無其他篇章論及。考余嘉錫先生著述，不見相關文章，唯1930年所刊《目錄要籍解題》似有提及，然該文未收入其文史論集，無從考察。

五 余嘉錫之批評《七志》

　　《七錄序》言：“所撰七錄，斟酌王劉。”余嘉錫在《發微》中指出《七錄》實為五錄，其以數術別為一錄，乃“師文德殿目之成例也”。（頁一六六）王重民《中國目錄學史論叢》：“阮孝緒《七錄》序中沒有說明《七錄》是用《文德殿五部目錄》做基礎的……應該說是一個缺點。”然余嘉錫則著重言阮之類例，斟酌古今之間，不徒偏重理論。

　　又言王儉《七志》“不明向歆序次之意，既不從四部，又變七略而不得其當，不免進退失據。”稱其“志在復古，書本九篇，強分七部……削趾適履，勢所不行。”“後人泛以王阮並稱者，非也。”

　　其意在明古今目錄類例“雖似歧出枝分，實則同條共貫”。王重民亦有言之。

　　然王重民舉《七志》之好處，亦不可忽略。如：“類名的變化主要是隨著圖書的變化和學術思想的內容來正名，不能反映他的主導思想；而小類的移易，史部書籍的處理，才充分反映了王儉的世界觀。”舉其何以將孝經提前與合併史部，皆有所啟發。

　　王又曰：“我以為它的主要特點是著錄了極其豐富的現實書籍（即所謂“今書”），並且採用了傳錄體序錄。”其所依據，蓋《隋志》、《新唐志》均著錄該書為《今書七志》，故說其“著錄了豐富的現實書籍”。然而古官撰藏書目錄未嘗不著錄當時所能見之書籍，此條優點蓋只在於傳錄體而已。

　　與王重民相反，余嘉錫謂：“惟其兼載二漢所缺之書，使後人得有所考，其例極善。”（頁一六四）又，“離書與目而二之，自儉始矣。”其所依據，蓋《通志·校讎略》“編次必記亡書論”：“王儉作七志已，又條劉氏七略及二漢藝文志、魏中經簿所缺之書為一志。”然該條其後所言《七錄》亦有亡書錄，今知其無。則《通志》所言，亦不十分可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