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娜表哥经典读后感有感

　　《安娜表哥》是一本由余静如著作，译林出版社出版的精装图书，本书定价：39.00，页数：2018-9，特精心从网络上整理的一些读者的读后感，希望对大家能有帮助。

　　《安娜表哥》精选点评：

　　●刚读完的时候会觉得每个故事都带着神经质，细想，现实只会更神经

　　●3.5

　　●传统文学中对青春题材描绘最有质感的作品

　　●

　　●里面的每一篇几乎都读过，重读还是觉得好

　　●不喜欢这么丧的文字

　　●感觉是正视不明亮的童年並试图包容的过程 那些歉疚的裂痕被善意重新修补 在这个时空下得到了好的结局 或者说至少有了结局。语言干净又有趣 若有时间 真的很想二刷

　　●清淡温和的文字里却是贫穷、阴暗、愤怒和茫然，那些人的日子被这样平静地写下来，歇斯底里的哭声从那平静深处传出来。

　　●从最早的一篇《荒草地》到现在的《安娜表哥》，一路跟随着作者创作的步伐读过来，能感受到其中隐约变化成长的轨迹。

　　●小镇气息扑面而来，夹杂青草味道和一丝文明元素的风翕动我手臂上的汗毛。值得进一步细读。

　　《安娜表哥》读后感(一)：一个特别值得关注的作家

　　安娜表哥 -

　　余静如是新一代作家中一个值得特别关注的名字，她作品不算很多，但风格鲜明，用心至诚，景象独特。以往作品《荒草地》《不归人》而至这篇《安娜表哥》，都关注由少年至青年这一思虑纷繁、动作凌乱时段的心理与行为，阅读中往往让我惊讶地回想起：我们走过的青春，确实曾经是那样安静而剧烈，其中走过的每一步都蕴含着至今尚不能完全解读的含义。

从她的作品中，能够清晰感到她所师承的小说观：小说世界中的一切其来有自，因果经得起追究，物质经得住辨认，更重要的是，小说家应有能力发掘所述事物与事件的秩序。作家的任务中之所以包含着去发现和整理秩序，因为它们都不是现成的，而是散落的“无序之序”；读者每跟随着作家发现一种秩序，章节、段落与句子的内部就多米诺式地发生爆炸，幻象云散，百感交集，齿轮咔咔倒转，斗转星移，珍宝托出。只有阅读才能领受到这种安静而剧烈的体验。在这个意义上看，小说依然葆有智性的光泽与尊严，而《安娜表哥》是这组漫长序列中的较新的一件。

　　《安娜表哥》读后感(二)：梅林的问题

　　几年前去浙江台州临海一带游玩，不觉间走进一片深寺，每次抬起头，便又是一面牌匾悬在门墙之上，上面写着此地是何阁何院，或以几字箴言告与来客，字迹从温柔优美到雄健古拙，镶嵌在四周飞檐黑瓦层叠的风景之中，真有些“楼高不见章台路”的意思。忘乎所以的时候，脚下已是杂草丛生的地界，再抬头，仿佛当头一棒：牌匾上是狂放的草体，写着“来此做甚”四个大字。 读到梅林提着蛋糕停在安娜外婆家门口，陷入矛盾并开始反复诘问自己的时候，记忆深处那块敲打过我的牌匾又出现了。“我为什么要来？梅林，你来这里要做什么？”对自身行为的追问，就是向生活索要意义和理由。父母、同学、面包店的伙计们都不会这么问。当然，他们首先不可能来到这里，但梅林也并不是到了这扇铁门前才第一次问出这类问题的。事实上，孩提时代，被铅笔刀割伤了手，她问“为什么痛的是我，不是你？”上了小学，她问“为什么要待在学校，为什么上课时要坐着不能说话，纪律是什么，考试是什么意思，做题有什么用……”父母不会这么问，生活和世界是理所当然的。既有，而非既成，“世界上没有那么多为什么”。安娜也不会这么问，尽管多数时候她和梅林很像，但她其实处于相反的位置，她是一个彻底的虚无主义者，她不会这么问因为她早已有了答案。“这一切都没什么意思”，安娜这么说。 但是梅林要问，她的精神始终渴望着建立起自身的主体性，换言之，即回答“要做什么”、“为什么要做”的能力。相比之下，为梅林的高考疯狂购买补品、吸氧机的父母更关心的是“怎么做”，而这是机器的问题，不是精神的问题。她问，就像哈姆雷特在问，“生存，还是毁灭？”从这一点来看，小说的发展过程，就是梅林的主体性的成长过程，这是一部有关成长的小说。梅林的成长富于一种典型意义，从她身上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到未成年人的愿景同社会境况之间张力，这具体表现为加诸孩子的社会规训和规训机制本身的不合理；更重要的是，我们将获得一种启发，思考从这种不合理中一个人如何醒来并试图发明自己的命运，像萨特所说的那样，“你是自由的，所以你选择吧——这就是说，去发明吧。”（《存在主义是一种人道主义》） 梅林的主体性恰恰是在同规训的较量中逐渐成长起来的，而较量的场所和工具首先是日记本。在小说的第二章，安娜当着家人的面捉弄梅林，安娜说“表哥喜欢梅林”、“梅林喜欢表哥”、“长大以后，就让梅林和表哥结婚”，梅林感受到了一种尴尬和羞耻，然而精彩之处在于，当梅林坐在日记本前准备记录这天发生的事，原本占据精神空间的强烈的羞耻感，反而退居边缘了——

她写着写着，尴尬渐渐被忘记了，变成次要的事情，很多当时来不及注意的小细节却一点一滴冒出来：她和安娜表哥游戏时候的事情，安娜表哥的每一个动作、表情，每一次对她笑的样子……原本伤人的话，突然令人觉得高兴了。

　　羞耻感，在这里来源于社会对梅林这个年纪的孩子的训诫：早恋禁忌。在当代之前，早恋从来不是一个问题，只有在人被彻底异化为金钱的社会早恋才成为一种禁忌，因为这一社会的普遍逻辑认为一切不能转换为货币或资本增值的行为都属浪费，孩子的学习是一个家庭长期的投资项目（我们听到过多少次这善意的宣传？），孩子的成绩是学校这座工厂赖以吸引资本进而再生产的产品，早恋的极度不确定性则是投资行为必须规避的风险，而孩子对美、爱的需求和与人交流的经验（两性之间交流经验的缺失，也改变着同性之间交流的经验）则被结构性地剥夺。这一天不是安娜在捉弄梅林，而是由安娜援引的社会逻辑在羞辱梅林。而日记本，作为反思的隐喻，成为了抵挡入侵的工具。 无论是学生时代遭遇父母的告诫、同学的孤立，还是后来小镇的流言蜚语，也不论是在同安娜一家的交往中还是在准备高考、在做一块赔钱的蛋糕时，每当梅林听说“你应该这样而不是那样”的时候，她都会在心中再次摊开自己的日记本。日记本决不仅仅是一种反射式的抵抗，更重要的是，在同异己的搏斗，也即在对尴尬、羞耻和否定的一点一滴的记录中，原本晦暗的主体反而变得明亮了起来，梅林这时才明确把握住了自己的感受，社会的禁忌才得以被淡化为透明物。主体性第一次得到了确认：安娜家里，还要不要去？她回答自己，“要去，当然要去。” 现在，梅林醒来了，但醒来并不是最困难的事。就像鲁迅在他著名的演讲中所说的那样，《玩偶之家》（易卜生）写到娜拉从他人意志的驾驭中逃离后就落幕了，而真正的困难却还在后面，“既然醒了，是很不容易回到梦境的。因此只得走，可是走了以后，有时却也免不掉堕落或者回来。”（《娜拉走后怎样》）现在梅林终于肯正视自己的热望了，但这时她还不真正明白她选择了什么。尽管热望本身、个人的意志，已经得到了确认并促成了主体性，但热望的内容这时对于梅林而言仍是一种未经实践的幻觉，一种幻美。关键是，梅林走后怎样？ 因此小说最重要的转折就是安娜一家发生了变故的时候。安娜的父母原本也和安娜、安娜表哥一起，构成了少女梅林对于美、爱和纯粹之物的想象，但安娜妈妈的“发疯”和安娜告诉梅林的“我爸爸在外面有了女人”、“动不动就打我妈妈”，使梅林的幻想产生了裂痕。接下来，安娜讲述的家族故事使梅林“头晕目眩”，她发现“她的生活中还没有出现过这样的事情，就连听都没有听说过”，而安娜外婆和安娜舅舅的出现直接令梅林濒临崩溃，主体性从未受到过这样深刻的打击，以至几近破碎，梅林“病了好些天”、“就是不见好”。 这次打击的深刻性在于它不再像从前那样来自外部，它根源于主体，甚至就是主体性本身。主体性，按照我们一开始的说法，起源于对意义的追问，它使主体确认自己在世界中的位置，确认自己将要去往何处，并理解自己之所以要走下去的理由。而主体性一旦建立起来，也就意味着社会逻辑所带来的强大惯性得到了扬弃，这时蒙在世界真相上的唯一一层面纱便被揭去了。主体性就是这样同生命的虚无本质紧紧联系在一起，梅林还没有做好接受这真相的准备。 从这一层面上来说，梅林喜欢安娜表哥，和她不断在俗见的异议中确认自己，其实是同一回事。安娜表哥，这一聚集了美、爱、纯粹和精神病、恐怖、意义的缺席于一身的形象，本身就是真相的隐喻。梅林想，“人生的本质便是悲哀的”。梅林在对世界和自己的不断反思之中，必然会走到安娜表哥身边，主体性最大的敌人并不是外在于它的社会规训——用文明史的语言来讲——即上帝，而是它自身的未来：虚无主义。 梅林在虚无中度过了一段时间，她成为了安娜，曾经的伙伴们说，“学校里面不再有安娜，梅林就要变成安娜了”。梅林完全没有被高考“点燃”，落榜之后也没有听从父母复读的苦劝，而是去了一家面包店。小说自有其着眼于主体性成长的证据，而主体性的成熟表现为一种对世界的彻底厌倦：

梅林病好之后，不再联系安娜……她早已彻底厌倦那些孩子，她身体里生长着一个灵魂，这灵魂的生长速度比其他人迅速太多，已经远离开轨道，再也回不来。

　　小说在第十章以低谷的方式抵达了高峰，往往让人误以为故事就要结束了。然而读者还要读下去，并发现梅林还没有放弃。在“堕落”和“回来”之间（鲁迅的说法），对应于墨莱蒂（Franco Moretti）有关成长教育小说与近代欧洲文化的理论体系，即巴尔扎克和歌德之间，梅林找到那条“世界之路”（墨莱蒂，The Way of the World）了吗？ 假如将《安娜表哥》放在成长教育小说的传统中看，参照墨莱蒂的方法，它无疑已包含了此前的两种典型：小说的前半段主线是司汤达式的（成长是理想同现实的分裂，最终导致个人的毁灭），而其背景又无疑是巴尔扎克式的（成长已经不复存在，只有“幻灭”）。关于后者还需作些解释，余静如的《安娜表哥》同她其它几篇作品都处于同一个舞台，拥有同一片背景，那就是小说在一个又一个敏锐的细节之中发现的当代，尽管这种发现或许并非作者最关心的主题：这几乎就是一个因被放大而无人能一览全貌的巴黎，资本与其说是洪水猛兽，不如说是无人察觉的病毒在这片土地上疯狂地席卷，人们深陷其中而不自知，即便是落后的小镇也难以逃离它的消化一切的力量；个人，最多在资本的逻辑中获得“成功”，而不再获得智性、灵魂的“成长”。除前文已详谈过的早恋禁忌以外，梅林的父母，在面临命运的危机时刻意味深长地选择了消费：“新的茶具、沙发、电饭锅，现在都以为了高考的名义买了回来”，消费本身成为了一种继续投资，用以挽救此前十八年投入的总和。在面包店的老板和伙计那里，审美、游戏、自我实现的热望，都同工作脱尽了干系，没有人愿意为衣衫老旧的夫妻制作一块他们曾许诺在商品册子上的蛋糕。工作，在这里就是对时间（人的生命）转换为货币的效率的算计。在另一篇小说《游戏》（《西湖》，2014年第9期）中，家境贫寒的孩子阿道只有在每天的零点到三点来到养尊处优的同学陆奇家中才感到自己是“一个真正的人”，当陆奇和他的父母都在沉睡，他将拥有这里的米老鼠石英钟、盆栽、书包、书架和整整一箱的玩具。资本成为了构成人格的重要因素，它的匮乏直接否定了人自身的存在。而同理，在《荒草地》（《钟山》，2015年第6期）里，肥胖、没文化、毫无魅力可言的男人孙富有，则因为拥有财产而终于可以获得“一个漂亮的女人了”，在自己和汪薇的生命安全受到威胁的时候，危急时刻他“掏出一只黑色的牛皮钱包，疲惫地向后一抛”。金钱同生命的同构，已经如此深刻地锈蚀进这个时代的骨髓。这个意义上，我们从余静如的小说中发现，巴黎，不仅是19世纪的首都（本雅明），也仍是21世纪的首都。 梅林找到那条路了吗？显然，严格来说，她并没有找到，因为小说终结于梅林刚刚成年的时间段，谁都不知道命运还将向她派来些什么，而梅林又将如何应对，这些尚有赖作者对人世理解的进展。但重要的是，小说用它后半部分的篇幅，已向我们展示出了一些转机。梅林在虚无中无望地生活了一阵子，直到命运为她盈余了一块蛋糕，并将她引向安娜外婆家门口：

她想，如果走到了就走到了，走不到便不去了。

　　事实上这一切又都并非命运：蛋糕是梅林亲手做的，在离安娜外婆家不远不近的面包店工作是梅林自己选的，而尽管只去过那里一次，路线在梅林的记忆中仍然得到了清晰的保存。梅林在虚无中挣扎起来，既然这里全是危险、痛苦、了无意义，那么“我为什么要来？梅林，你来这里要做什么？”

梅林？是安娜表哥叫住了她。

　　这一段非常精彩，安娜表哥不可能理解梅林此刻的所思所想，然而他的贸然出现却构成了梅林问题的答案，同时这又是这么合理，以致获得了一种只有真实才能带来的洞见性的力量。在安娜外婆这里，梅林发现不谙世事的安娜表哥已把抛弃他的安娜一家“都快忘记”了，却依然记得她，他对她仍然有着近乎天然的亲近。安娜表哥就像“那世界里的一个使者，他来到梅林身边，向梅林伸出手，要把梅林接去了”。梅林放肆地哭起来，这时她又一次感受到那个曾审视她的社会了，而社会的不在场，则令她在那一刻重温了主体性的光辉：

她在这里是自由的。

　　值得注意的是，这时梅林“突然感觉到自己跃过了某一个界限。她模糊地知道自己从此以后便不是从前那个梅林，但她将会变成怎样的一个人，她却也不清楚。”梅林的危机或许可以这样表达：在主体性的成长过程中，真相将从前引导着主体性发展的热望揭示为一种幻美，并代之以虚无。如此，主体性因为真相的显现而成为了虚无。而再次到安娜外婆家里的梅林突然意识到虚无或许并非真相的全部，在象征着悲哀、恐怖、无意义的安娜表哥身上，依然存在着那最初吸引着梅林的东西，尽管她说不出来那是什么，但是已经历过深渊的梅林从中辨认出了真实的纯净和美。在抽象的幻美和具体的虚无的辩证中，这种新诞生的纯美性质已然不同了。 梅林自然不用再考虑从小镇四面八方投来的目光了。她还无法把握这种纯美，并且她知道前路有多少问题在等待着她，安娜外公、安娜舅妈、安娜爸爸，他们都展示着她可能的命运。但她决定试一试。安娜一家“像一个黑洞一般吸引着梅林”，正如生命的真相吸引着每一代人中最有胆量的那几个，他们和梅林一样都是“这个家庭的一员”，他们要去试试看，生命本身除了虚无是否还存在着些别的什么。在小说的前一版本中，结尾处出现了宿命论和英雄主义的字眼，但在新版本中它们被作者删去了。不论如何，但愿在绝望的时刻，这些人能够想起梅林的问题：

我为什么要来？梅林，你来这里要做什么？

　　《安娜表哥》读后感(三)：书评｜青春记忆里的疯女人与荒草地

　　本文作者：求鲤 本文首发于微信公众号：复调工作室（微信ID:ifudiao）欢迎关注！ 余静如新近出版的小说集《安娜表哥》中收录了其近年来创作的六篇短篇小说：《安娜表哥》《游戏》《不归人》《丽花的悲伤》《荒草地》《今夜平安无事》，可以说较为充分地体现出了作者在这一阶段的创作特色：青春回忆里的“偏僻小镇”是小说故事发生的主要场域，小镇里的青年男女在用暴力与情欲宣泄着自己过剩的荷尔蒙；回忆里，总有一个“疯子”在小镇里游荡，成为镇上人嫌弃、调笑、捉弄的对象，却又和小说主人公有着格外的亲切，甚至幻化成小说主人公的某种精神向往；而整个小镇的回忆基调、小说的叙事氛围、人物的命运遭际，普遍给人一种蓬勃而顽强的生命力交织着命运无奈的荒芜和压抑之感，其小说中常见的“荒草地”便是这种荒芜感与压抑感的典型意象投射。 小镇里的青年男女 “栖安镇是个什么地方？地图里找不到，新闻里看不见，不是交通要道，不是能源重地，不是旅游景区，不是革命基地，它什么都不是，若干年前，或许有人为逃避动荡的日子而来这里隐世，却不曾想他们的后代也就永远隐在了这里。到了太平繁荣的年代，栖安镇便也是一个这样无足轻重的地方，亦如栖安镇中的某一些人，无足轻重到即使消失，也不会被人发现。”

　　小说《不归人》中这段对于“栖安镇”的介绍可以看作是余静如笔下所有故事发生场域的叠加：一个“无足轻重的地方”——“地图里找不到，新闻里看不见，不是交通要道，不是能源重地，不是旅游景区，不是革命基地，它什么都不是”，和一群“无足轻重的人”——“无足轻重到即使消失，也不会被人发现”。作者笔下故事展开的空间是“小镇”，它不是城市，没有被那么快速地现代化，与外部世界有些沟通和了解但同时又有很多隔膜，发展的步伐也相对迟缓，最终自成一个独立的世界；它也不同于乡村，每家每户、祖祖辈辈都知根知底，人们终日忙碌着把身体抛到田地里的庄稼活儿上去。小镇上的人工作种类更为多样：修自行车的酒瓶底、摆烤肉摊的周同、杀猪的老徐、开小杂货店的月娥、学校工会里的陆老师、在镇上医院当护士长的安娜妈妈，还有班上同学家开的鞋店、“小流氓儿”汇聚的才子文具店，或者街对面的职业中学……从事着不同工作但又同处于社会底层的人们为着各自的生活而苦恼、而奔波，他们的生存轨迹相互交织，最终构成了余静如小说中独特的“小镇世界”。

　　当然，栖安镇只是一个象征性的指代，曹犁县、霁月村、龙坝市、桤县等不过是另外一个栖安镇罢了。甚至于汪薇和蒋小娥居住的常乐路建设新区，陆丽萍深夜遭遇暴力的那条小巷，也无不是小镇空间的某种延伸，而其间的人与事也都不同程度地沾染上了小镇气息。

　　如同鲁迅用多篇小说共同搭建起了一个既真实又虚构的“鲁镇”世界：孔乙己常来奢酒的咸亨酒店里，人们传着要割辫子的消息，消息随着七斤而传布到临河的土场上，引起九斤老太“一代不如一代”的口头禅，而在咸亨酒店隔壁，《明天》里单四嫂子正带着她三岁的儿子在纺纱；革命者夏瑜被斩首的丁字街口，围观的人群中，有《示众》里的穿蓝布大衫上罩白背心的男人和赤膊的红鼻子胖大汉，有华老栓站在其中揣着钱等待人血馒头回家“治病救人”，可能还有阿Q进城看杀头的身影……同样，我们把余静如的几篇小说并置起来看时，也会同样发现作者有意无意地构建起了一个独特的小镇世界：《游戏》里喜欢在草地里放火的阿道和《不归人》里的方知道共享着同样的名字“阿道”，而同样的名字背后是同样的人生遭遇——同样缺乏父母的关爱、同样怀有青少年时期的无聊、痛苦与迷茫。当然两个“阿道”的具体经历上还是有所差别：《游戏》里的阿道是猪场老徐“在医院后边捡来的”，亲生父母不明；方知道则很可能是修车的酒瓶底老婆和什么人剩下的野种，并被父亲打到“右眼皮上被穿了一颗钉子”，成为一个“吊眼”。更有意思的巧合是《游戏》里老徐拣回阿道时曾感慨过：“这样一个好的孩子会不要，他的父母亲大概会是职高里乱来的中学生吧。”而《不归人》里方知道恰好是终日和周同等一群栖安镇职业中学的小青年在一起厮混，或者就是当年哪个方知道认识的职业中学男女生不小心生下了孩子，并将其遗弃在医院后边，后来又被老徐拣回去收养，成为“阿道”……小镇青年的命运和不幸就以这样一种“可能存在”的机缘巧合的方式周而复始地传递了下去，《游戏》里的阿道，那个“漂亮孩子、灵巧孩子，他有希望、有前途、有盼头”最终也很可能会变成下一个方知道，他唯一仅剩的浪漫和才华，就是从教科书上给依雯抄一首郑愁予的《错误》，并落款“亦愁予”。与此同时，方知道与周同又有什么区别？他们一个是长相吓人的“吊眼”，一个则有着柔柔弱弱的手，“长的一点都不像个流氓”，但在夜来香老板娘的眼中，他们不过都是卖烧烤的“阿雯老公”罢了。

　　类似的，每天跟着周同混的那群穿着阔腿裤的职高青年，或者与他们划分地盘的小流氓之中，是否就有《今夜平安无事》中黄毛和陈子建的身影，是不是就是这些以暴虐排遣青春无聊的年轻人在深夜小巷中对陆丽萍施以暴力和侮辱。其实或许正如陆丽萍那个天真又有趣的想法一样：“如果把这些犯罪少年的的模样叠加重合起来，是不是可以得到一张标准少年犯的脸。”而余静如小镇世界里每一个青年，其实都是这张标准少年犯的脸的一个影像、一个侧写。王宏图教授在评论《游戏》与《不归人》两篇小说时曾说：“初读《不归人》、《游戏》，不禁让人联想起苏童精心构筑的‘香椿树街’世界。正如作者自己所言，它们确实袭取了《城北地带》、《舒家兄弟》几分灵气，再配衬上作者自身的才情，肆意尽兴而不无惶恐地喷发、挥洒，所到之处不时垒成灿烂的文字奇观，有时则不免落败，沦为令人扼腕的废墟。”“余静如展现给读者的是一幅阴惨、充溢着弱肉强食蛮野之气的青春写生。”可谓句句中的！ 青春记忆里的“疯子” 在余静如的小说世界中，最引人注目的一类人物形象当属“疯子”形象。《丽花的悲伤》中丽花的母亲是个典型的“女疯子”，她会当中在马路中间撒尿：“丽花这时候刚刚上学，她和比自己小几岁的同学一起走在回家的路上，看见女人两腿叉开蹲在马路中间，黄色的尿液像条蛇一样从她身下蜿蜿蜒蜒爬出来，顺着凹凸不平的地面打几个漩涡，又分开几个岔道。”甚至于“丽花发现女人只要是蹲着，就一定会撒尿，女人无论是在家里洗碗，还是在河边洗衣服洗菜，洗着洗着，裤子就全湿透，站起来便是一股难闻的骚气。”而在小说最后，冯老师来家访时，丽花的母亲也没能坚持到最后，“女人那天的表现非常好，如果不是最后冯老师起身要走的时候，看见女人湿嗒嗒的裤子，闻到那裤子上浓郁的尿骚气，她几乎就以为女人是个正常的、不爱说话的乡下女人。”

　　相比于丽花母亲疯的如此明显、外露，《荒草地》与《今夜平安无事》中的“女疯子”则更为内敛，甚至只是带有一些抑郁症或神经质的特点：《荒草地》中的汪薇被带到市医院做检查，“主治医生很确定地告诉她，汪薇患有严重的抑郁症，转变为躁郁症，并出现轻微的幻想，不适宜与人群接触。”而在生活中，汪薇也确实经常会表现出一些“歇斯底里”、“大喊大叫”、“故意破坏”的行为。而《今夜平安无事》中的陆丽萍，则“患上抑郁症了，但她不相信有抑郁症这种病”，在实际生活中，陆丽萍除了对儿子有些过分的担忧之外也没有过多的病态表征流露。如果说汪薇的抑郁和躁郁是源自于母女关系的紧张，以及对母亲再婚的排斥；那么陆丽萍的抑郁则是由于母子之间的某种日常性冲突，以及其与张汉、璐琳一家相处过程中所产生的现实关系与内心体验方面的难以融入。到了小说《游戏》中，“疯子”则变成了“傻小子”陆奇，而陆奇随着年龄的不断增长，也由一个尚有几分憨直可爱的“傻小子”而渐渐成长为一个“男疯子”了。

　　余静如对于“疯子”形象最突出的塑造当属小说《安娜表哥》，在这篇小说中，“疯子”以群像的方式出现，安娜外婆、安娜妈妈、安娜舅舅、安娜表哥以及安娜共同构成了一个“疯子家族”，或许丽花的母亲就是安娜的母亲或者外婆，或许“傻小子”陆奇就是眼神澄澈的安娜表哥。余静如其他所有小说中疯子形象似乎都能在安娜一家中找到与之相对应的人物原型，而《安娜表哥》也可以视为作者对于“疯子”这一人物系列形象的一次集中式展演。

　　余静如小说里的“疯子”的外表不是人们遗忘刻板印象中的“脏”、“乱”、“邋遢”，相反她笔下的疯子在小说主人公眼中可谓个个干净整洁，甚至有着一般人所不及的美丽。阿道眼中的“傻小子”陆奇，“但这还是他第一次这么近距离地观察他，他觉得陆奇一点儿也不像个傻瓜，他穿着红白条纹的运动服套装，周身很洁净、很明亮，散发着一种洗衣服的淡淡的清香。”《荒草地》里，“扎着马尾的汪薇看起来很灵秀、很精神”。而在梅林眼中，“安娜一家长的非常漂亮。人一旦长的漂亮了，就容易得到原谅。梅林不知道安娜外婆年轻时长什么样子，但是安娜的妈妈看起来就像杂志上的电影明星。安娜也是同样的美丽，长得就像一个小洋娃娃。”即使是离家出走一个多月又被父亲捉回来的丽花的母亲，“最外面那件藏蓝色的棉衣，在她出走那时还是完好的，一个多月的时间，竟已破的不成样子，里面的棉花翻出来，黑黄黑黄，刺鼻的恶臭”，但“丽花看她一眼，惊讶地发现她里面穿着那件红色羊毛衫还是干干净净”。

　　小说主人公眼中疯子的整洁、干净、美丽一定程度上影响并体现出了他们对于身边疯子的态度：《丽花的悲伤》中丽花是家中唯一能够和“疯女人”和平相处的人；《游戏》中阿道也是“傻小子”陆奇唯一的朋友。当然这些小说主人公也并非是什么至善的圣人，丽花就曾经为了获得同学集体的认可而“想尽办法躲着女人”，想通过时间来让女人“忘记她们俩之间的那一点关系”，甚至于通过用刀自残来逼女人离开自己的家庭，或者干脆把女人送到市里火车站，将其抛弃在那里然后独自离开。阿道也曾经两次把点火烧草的责任嫁祸给陆奇，只是一次是现实中成功的嫁祸，一次是发生于想象层面的未遂，而在日常的相处中，阿道经常想的也不过是借着陆奇来满足自己一己私欲：占据陆奇舒服的房间、温柔的母亲、排列的整整齐齐的书籍、各式各样的玩具，甚至还有干净的衣服和运动鞋。但无论如何，小说中的主人公相比于其他镇上居民似乎更能够亲近这些“疯子”，并获得这些“疯子”的好感与信赖，而这种态度上的差异反过来又体现出了“疯子”们与小说主人公内在精神方面的特殊性。一方面小说里的疯子或傻子是镇上人嫌弃、调笑、捉弄的对象，另一方面他们却又和小说主人公有着格外的亲切，甚至幻化成小说主人公的某种精神向往。《游戏》中阿道就和“傻小子”陆奇发生过这样一番对话：

“小六，”阿道说，“我真羡慕你。” “羡慕我，呵呵。”陆奇说。 “我以前瞧不起你，觉得你傻，但后来就羡慕你，你什么都不知道，所以整天那么高兴。”

　　而在小说《安娜表哥》中，梅林对于安娜一家的憧憬，对于安娜表哥的爱恋更是一种充满了难以言说的精神性的期待。“镇上有不少人都知道，安娜的外婆有精神病，安娜的妈妈也有精神病。自然，安娜也是个小精神病了。”安娜表哥当然也是这精神病家族中的一员，并且可能遗传了安娜舅舅这一支更为可怕的精神病症状。但在梅林眼中安娜表哥则是美的化身，“梅林想，要是真有造物主，他一定是伟大的艺术家，不然便造不出安娜表哥这样的人物。梅林又想，世界上不公平的地方就在此。同样是人，却有人生得如此漂亮，又有人生得那般难看。”“安娜表哥的眼神清澈，清澈得接近透明。似乎所有的风景和人，只是他眼睛里的一个倒影。”

　　谈到少年与“疯子”，很容易让人联想到侯孝贤早年的电影《冬冬的假期》，电影里因母亲病重而被迫到乡下外公家度过夏天的冬冬和妹妹与村里一个“女疯子”之间的关系，与余静如小说中类似的人物关系构建有着某种巧妙的呼应。同时，余静如笔下的小说主人公往往都有着某种原生家庭的残缺（被捡回家、私生“野种”、父母一方或双方亡故、父母离异或者子女与父母关系紧张），在家庭的关爱与温暖方面存在严重缺失。小说主人公与“疯子”的这种亲近感一方面源于他们都处于社会边缘地位，对社会主流的疏离（“疯子”）与家庭关爱的缺位（主人公）导致了这群边缘人物彼此间的相互接近；另一方面，小说主人公往往能够发现“疯子”与众不同的品质特点和精神向度，比如“疯子”衣着不是邋遢，而是整洁；“疯子”的眼神中不是空洞，而是澄澈。而对于“疯子”精神世界的某种理解与发现，也正是小说主人公某种精神超越性与浪漫想象之所在。 “好像这里从来就没有什么荒草地” 在余静如的小说中，青春的回忆基调、小说的叙事氛围、人物的命运遭际，普遍给人一种蓬勃而顽强的生命力交织着命运无奈的荒芜和压抑之感，其小说中常见的“荒草地”便是这种荒芜感与压抑感的意象投射。而在这个意义上，小说《荒草地》可以说是余静如这一阶段所有小说创作的“元小说”：

　　“荒草地，那片广阔的绿生机昂扬，阳光在一个个绿色的镜面上闪耀，旋转，形成一个巨大的漩涡，像是某种神秘力量的中心。”

　　这片荒草地象征着某种命运的荒芜感与生活的压抑感，而与这荒芜、压抑相交织的则是一种生命的顽强和躁动不安：

　　“汪薇一个人在草地里走，目光此四处搜寻着，她很快发现草丛里不仅有她的自行车踏板，还藏着许多别的东西，干瘪的香烟头、生锈的钥匙扣、被雨水冲刷得发白的香烟盒、被老鼠啃破的皮包、破玩具、饮料罐、零食袋……汪薇的心情有些微妙的变化，这地方并不像她想的那么静僻，反倒有些不为人知的热闹。”

　　当这种荒芜与压抑积累到一定阶段，小说主人公就会以某种方式对其进行肆意的宣泄和极度的爆发：陆丽萍的大吼大叫、阿道的纵火焚尸、汪薇的雇凶伤人、丽花将疯了的母亲遗弃在市里的火车站、周同等人在群架中致人死亡……但令人更感悲凉、无奈或绝望的是，这种宣泄和爆发并不能改变什么，在宣泄和爆发之后，一切回归如常，就好像什么都没有发生过一样，从而充满了深切的无力感。

　　《今夜平安无事》中陆丽萍当着张汉、璐琳和儿子陈子建的面痛快地分别骂了三个人，但与他人大吵大叫之后的她却依旧陷入了生活固有的一潭死水，“更加荒诞的是，在她说完那样一些话之后。他们三个人之间的关系也并没有改变。张汉并没有因此就跟她决裂，但也没有向她解释自己有无再婚打算。璐琳对她还是一样，轻蔑、冷漠、不尊重。陈子建也依然对她大喊大叫，索要钱，索要东西。他们三个人的处理方式如此相似，再次让陆丽萍感到孤立无援。她拼尽全力呐喊出来的反抗，就像石子落进棉花地。”

　　《游戏》中，阿道在失手掐晕小女孩并误以为自己杀人后，企图纵火烧山毁尸灭迹，想象着可以像自己小时候嫁祸陆奇一样故技重施，来为自己洗脱罪名。但“学校的后山竟然在那一晚烧空了，空气中弥漫着焦炭的热气。索性傻瓜陆奇和校长的女儿苏瑶都没有事。逃生是本能，即便是傻瓜也不例外。”原来月光下阿道看见小女孩“嘴角流出了黑色的、粘稠的散发着热气的液体”，不是血，而是融化了的巧克力。想象中纵火烧尸，人却根本没死，嫁祸也完全失去了对象和意义。这一乌龙事件使得原本在阿道脑海中喷涌出的杀人、纵火、嫁祸、内疚等等想象和情愫全都成了空中泡沫。

　　同样的，在小说《丽花的悲伤》中，丽花将疯了的母亲遗弃在市里的火车站并独自离开，“丽花曾经听父亲和祖父祖母说过，龙坝市是这整个省里最乱的地方，龙坝车站又是龙坝市里最乱，那里连通南北，什么人到什么地方都要在这里停一停，转一转，人贩子、毒贩子、偷抢骗的东西，在龙坝市这里最多。丽花想象女人的命运，或许女人留在龙坝车站，不久就会被什么人带回那个叫他贡、或者达贡的地方，在那里女人会遇见生养她的父母，她的父母或许是正常人。”正当丽花回到家中，沉浸于摆脱疯女人的轻松和抛弃母亲的愧疚双重折磨的时候，父亲“却在车站拥挤的人流中看见女人，他看见女人腰上系着破棉袄，却梳着整齐的盘发，穿着艳红的羊毛衫，紧紧握着一只黑色小皮包，跑着步，急急地向过往的火车里看，一个窗一个窗地看。”“丽花不明白，女人一直在原地没有走，她没有离开龙坝车站，她怎样在这个龙蛇混杂的地方坚持了二十一天，并且最让人吃惊的是，在父亲找到女人时，女人依然保持着好好的盘发，穿着干净的羊毛衫，拿着暂新的皮包。”而就在丽花想不明白这一切的时候，母亲就这样被父亲接了回来，继续和自己如常地生活在一起，而疯傻的母亲终究也没能说出丽花遗弃她的事情，于是丽花此前邪念的爆发和“抛亲”的事实也都全数落空。

　　而在《不归人》中，随着全镇青年荷尔蒙在一次群架中集体宣泄，有人被乱刀砍死——“这个耷拉着脑袋的人不知被谁砍断了脖子，又被拖了一路”，周同逃得下落不明并因而被同伴冠之以杀人的罪名，阿雯怀着周同的孩子一个人艰难度日……就在这一极端惨烈的事件发生之后，小说马上回归到了一种惊人的平淡之中：阿雯抱着孩子与方知道一起搭伙过日子，而在烟熏火燎中忙着烤肉的方知道在外人眼里仍旧被叫做“阿雯老公”，好像什么都没有发生过一样。

　　最后，在小说《荒草地》中，汪薇雇凶在荒草地中袭击了自己母亲的男朋友孙富友，而当汪薇病愈后重新回到那片荒草地时，却惊讶地发现“荒草地”已经消失了或者它好像它根本不曾存在过：

“汪薇抬起眼看着她母亲，她原本大而清澈的眼睛此刻是浮肿的，挤在雪白的肉缝里，放出光亮。她放下筷子，站起身缓缓向屋外走去，她走出院子，走上那条她无数次骑车经过的小径，走上国道。她看着面前的景象，呆住了。她的眼前是一片开阔的绿地，绿地上铺着卵石小径，建着凉亭，设着健身器材，许许多多的男女老幼在上面走着，他们散步，说笑，游戏、追逐打闹。 蒋小嫦追了出来，在汪薇身后握住了她的手。 ‘荒草地呢？’汪薇问她的母亲。 蒋小嫦不置可否地笑了笑，好像这里从来就没有什么荒草地。”

　　如果我们把这些小说主人公的“爆发”瞬间视为其对生命荒芜与生活压抑的一种激烈反抗，那么作者在这种反抗过后总会以某种“回归平常”的结尾来消解这种反抗，甚至让反抗变得可疑，让反抗悉数落空，让反抗失去意义。让一切回归如常其实是取消了人物发生不平常举动与命运的可能性，也凸显了其必将终生平凡的宿命感和无力感。我们或许可以说这是作者的决绝和残忍，残忍到连这一点通过反抗来张扬人物主体价值的机会都不留下来。但我们也可以说这是作者的一种悲悯，正如其在创作谈中所说：“我给予他的故事或许有些残酷，但事实上，我更希望那个我曾见过的小男孩，现在正骑行在某所校园的林荫道，书包里背着电脑，后座上坐着长发飞扬的女友。”让小说人物回归生活平淡的泥沼之中或许并不是想让其在生活的闷压中渐渐窒息而亡，而是为其留有一丝未来收获平凡幸福的可能。

　　（本文首发于《名作欣赏》杂志，2018年第30期，总第626期，作者：战玉冰。考虑到微信排版，删除了原文摘要、关键词、注释等论文格式。如需转载请联系授权。）

　　《安娜表哥》读后感(四)：活动回顾 |《安娜表哥》新书分享会：与“奇怪朋友”谈“奇怪朋友”

　　本文作者：余静如、徐畅、曹僧、求鲤、王大乐、王子瓜 本文首发于微信公众号：复调工作室（微信ID:ifudiao）欢迎关注！ 2018年12月2日，诗人曹僧、复旦中文系博士求鲤、青年作家余静如、徐畅以及诗人王大乐、王子瓜，在青空咖啡馆举办的《安娜表哥》分享会上展开了针对余静如中短篇小说集的讨论。分享会中读者也提出了许多有趣的问题。

　　徐畅：我问过余静如为什么要选择这样一些奇怪的、神经质的人作为叙述的对象，她严肃地纠正我说，不是的，这些人都是一些普通人。这时，我才明白她想写的是普通人神经质的、疯狂的一面。我想知道为什么你会对普通人物疯狂的一面感到好奇呢？ 余静如：这本书其实很多取自于我的童年、青少年时期的回忆，因为我那个时期，看到周围总是有一些人特别叛逆、不合群。做一些和那个年纪不相符的事情。大部分人会想要避开，也会有人很欣赏。女生们也经历过一个阶段，从小时候喜欢班里的优等生，到开始喜欢叛逆的，敢于染头发的男孩子。 其实每个人都会有奇怪的时候，比如我小时候很怕鬼，进屋子先要跟三个木头花纹打招呼，第一扇门上一个，第二扇门上一个，天花板上一个。我小学时候有段时间老在大街上看见一个傻笑着来回走的男孩，好几年之后才知道那正是我一个好朋友的表哥。这个就是安娜表哥的原型。 徐畅：那么，这些人的疯狂是生来如此还是家庭或者什么社会原因导致的，有什么影射和意义吗？ 余静如：我并没有影射和考虑太多社会意义，我确实觉得人性中本身就存在许多神经质的东西，一个人越长大，越会隐藏自己的特性，让自己去达到一个与大多数平衡的社会标准。但其实那些特质直到一个人成年，成为社会人之后还是一直存在的。 王子瓜：余静如小说中写了很多“奇怪”的人物，其实我们可以数一数看：安娜一家子、《游戏》里面的陆奇、《不归人》里面的小流氓、汪薇、陆丽萍……虽然我们从小到大都遇见过一些奇怪的人，但余静如好像遇见的特别多，而且她非常在意这些人。有什么契机导致你去关注这些人吗？ 余静如：我觉得契机可能就是《安娜表哥》的开头，那是真实的场景，发生在我身上，那是我第一次觉得身边亲近的人很奇怪，这让我觉得有点危险。 王子瓜：我记得求鲤写过一篇余静如小说的评论，讨论她小说中的疯子形象和中国新文学史上的疯子形象之间的关系，你可不可以和大家分享一下？ 求鲤：在我看来，“疯子”是我理解余静如小说的一个关键词。余静如小说里的“疯子”是一个泛化的概念，里面有真疯的，也有比较轻的，比如抑郁症，躁狂症，也有不疯的，只不过是正常人偶尔歇斯底里，各种各样，形形色色。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有很多著名的关于疯子的小说：鲁迅的《狂人日记》、阿来《尘埃落定》、贾平凹《秦腔》、莫言《丰乳肥臀》等等。在这些小说里，“疯子”往往承担了某种对现代化的反抗，是一种国家民族的隐喻，但余静如小说很不一样，一方面她小说里的疯子完全没有上述那种隐喻，另一方面她也没有像那些小说一样用疯子做第一人称叙事主体，她小说里的“疯子”都是“我”的朋友，而“我”是个正常人，作为一个正常人的“我”往往对这些“疯子”往往产生一种欣赏，甚至羡慕之情。我想问问你这样处理是怎么想的？ 余静如：因为我觉得大多数人都很平凡，但每个人内心深处都不想做一个平凡的人。而其实里面的喜欢、羡慕，并不是羡慕对方的不正常，相反的，比如《游戏》中阿道羡慕陆奇，其实是羡慕陆奇的生存环境，他认为自己健全聪明却没有好家庭，陆奇是个傻子反而有很好的母亲和家庭环境，他觉得不公平。但最后他发现陆奇但命运并没有比他好，因为陆奇因为“疯”被自己但母亲放弃了。而梅林对于安娜和安娜表哥，就是一个平凡人对美的向往。 王子瓜：的确啊，余静如小说里面的“疯子”总是会跟美关联在一起，我在阅读的时候也很关注这一点。余静如的小说里，“疯”并不是社会赋予的，这涉及到一个“生命本相”的问题。之所以把“美”和“疯”结合在一起，我认为是因为这代表了作者对生命的真相的理解。在上世纪八、九十年代余华、残雪等一批先锋派小说家那里，“疯”的着眼点逐渐从社会现象转移到了心理学和哲学层面，他们通过塑造形形色色的疯子揭示了人类生命中那混乱、残酷、邪恶、不可理喻的一面，而现在余静如创造了“美丽的疯子”，她看到的不止是生命那疯狂的一面，也看到了生命美的一面，她发现并接受了这个真相。 曹僧：在《狂人日记》里面我们看到的是疯子想着自己会被吃掉，是被森严的壁垒包围的生存状态。就好比我们现在说谁谁是奇怪的，这就意味着区分。说别人是奇怪的，这意味把自己归类成了理所当然的属于正常的多数。这种区分其实制造了两个世界，两个不可理解的世界。但这两个世界是绝对的吗？完全不是，可能我理解的不正常和你理解的不正常肯定不那么一样，很大程度上这都是相对的。在其他的一些小说我们也看到“疯子”和“我”往往是对立的，但在余静如的小说里，我们看到的是亲密关系的普遍缺席和对它的渴求。小说中的很多人物，比如《安娜表哥》里的安娜，是想要去接触或者拥抱这类“边缘人物”或者是说有点“疯”的个体的。他们似乎都想获取这种亲密关系，伴随着这种渴求，我们往往还看到某些毁灭或自毁的冲动。我觉得我看到一种很残酷的东西，我感兴趣的是，作为一个年轻人为什么要写得这么残酷？ 王大乐：读这本书，我会记起自己曾有许多奇怪的想法，比如突然想不顾危险冲过一条马路。我恰好觉得静如写作时含有一种怜悯的温情，比如，读《游戏》的时候，一起大火，本以为全都毁灭，结果什么都没发生。另外，《安娜表哥》，《今日平安无事》最后也并没有走向毁灭的结局，不过是在惊险之后，重新回到命运的轨道。 王子瓜：大乐说的温情，其实就是曹僧说的残酷啊。

　　曹僧：我看了《游戏》，我觉得它的结尾很好。假如是个烂俗的编剧，那把火烧了可能就都结束了。但恰恰在余静如的笔下，它没结束，也没有任何问题得到解决。这就是现实的无解，这才是才是最惨的。 王子瓜：是的。大乐发现《安娜表哥》中你常常会以为某件事会导致一个重要事件的发生，而结果却什么都没发生，我记得有一处细节可能能够帮助我们来理解此类情节。《今日平安无事》里面，陆丽萍带着儿子和她恋爱对象及其女儿一起吃饭，陆丽萍突然歇斯底里发作了，控诉一番之后，连她本人都以为接下来四个人的关系就要土崩瓦解了，结果其余三人什么话都没讲，只是继续吃饭，接下来该怎么相处还是怎么相处，继续有说有笑。这个情节很典型啊，我觉得非常荒诞，又那么自然而然。它是你构想的还是源于真实经验？ 余静如：这个是构想出来的，但我认为真实生活中人与人之间就是这样的。不和谐音符会出现，但大多数人都愿意维持表面的和平和一个稳定的关系。他们可以很轻松地采取一个“忽视”的办法。这个在成年人社会很普遍。我在甜品店吃东西，隔壁桌坐下来一个妇女，给怀里的洋娃娃点了一份甜品，不停地抚摸它的头发、脸，跟它说话。没有人赶走她，我也不敢突然起身离开，也不敢多看一眼。公交车上我看见对面一个年轻人，眼睛转来转去，突然伸出手举着，看着头顶说：下雨了！他旁边一个起身离开的人都没有。大家所做的就是无视。而即使这样一些人，不正常的人，他们也有自己的办法生活下去。 徐畅：这样一类“奇怪”的人身上似乎总有很多东西可以写。如果你不写这一类形象，再写一些别的、普通的生活，会觉得没有力量吗？ 余静如：我觉得不会，因为我认为我们大家本身就生活在一个残酷的现实里面。我们在生活中，事实上一直在调整自己的世界观去接受、理解一些现实，来保证我们能够平稳的生活。这就是正常人的能力。而被认为“疯子”的人就缺乏这种能力，他认定自己想的那一套。正常人在现实中的挣扎和妥协是最真实也最残酷的。 王大乐：《安娜表哥》提供了一个宽容社会的范本，这本书提醒我注意到，我们自身与他人之间，共性是远远大于差异性的。 王子瓜：我觉得需要这么去考虑。人是很悲哀的，因为大部分人意识到了悲哀，却又不得不选择忽视这样的悲哀。比如你看到了残疾人，比如我们读完了《安娜表哥》，我们都感受到了那种涉及到生命的内核的悲哀，意识到这样的悲哀其实跟随着我们的一生，遍布在每时每刻中，一个严肃地对待生活的人应该始终处于崩溃的边缘，因为悲哀的问题始终无法解决，而它又是无比巨大和深刻的；而不是坐在这里像一个没事人一样和大家谈来谈去。但是我们必须选择忽视它，因为你还想继续生活，有一些也许没那么深刻但仍使你想要活下去的理由。 求鲤：曹僧刚刚说余静如小说很残酷，王大乐说她的小说很温情，我觉得这其实体现出一种对生活的无力感。《今夜平安无事》里的陆丽萍对着男朋友和双方儿女大吵一架，但吵完后就好像什么都没有发生；《游戏》里的阿道以为自己掐死了人又放了火，其实人并没有死，火也什么都没烧毁；最无力的是《不归人》，周同被枪毙了，这回小说里真的有人死了，但对于对面老板娘来说，到底是周同还是方知道其实是无所谓的，他们都是“阿雯老公”，一切激烈的爆发之后好像什么都没有改变，非常无力。 曹僧：之前我看到子瓜评价余静如的小说，有一条是说，可信的视角。我觉得这个说得很准，为什么这些描写是值得信任的？比如她写的苦难，它都不是抽象的，所有的悲伤都是很具体的。比如蒋小嫦对女儿说“你折磨我，你和你父亲一样折磨我。”我前面虽然说像梅林对安娜表哥那样勇敢去拥抱是很温情的，用小说文本自己的话说是英雄主义式。为什么？因为具体到那些真实生活的个体身上，那种体验可能就是《荒草地》中蒋小嫦对汪薇说的那样：“你折磨我，你和你父亲一样折磨我”。 王子瓜：余静如具有很强的觉察能力，她总能从生活中发现一些极具意味的细节。我想我们都在生活，但是只有具备觉察能力的人才能从生活中获得教育，才会成长。很多时候生活不是主动教育我们的，不是说你和别人一样在生活，就能自然而然地获得很多经验和智慧。你必须付出艰苦的努力，必须时刻保持心灵的敏感，你要主动向生活索要教育。曹僧刚刚提到一个“边缘人物”的概念，但是余静如的小说恰恰让我反思，是否其实像我这样从小学到大学，大部分情况下都是老师眼中的好学生、父母眼中的乖孩子，才是真的边缘，是否像上海这样的大城市中大量的朝九晚五或者朝六晚九的白领们，才是真的边缘，而余静如小说里的“边缘”人，《不归人》中那些时刻感到生命的无聊的小混混、《游戏》中时刻感到生命不合理的阿道、《安娜表哥》中总是有自己想法的梅林、安娜，乃至像陆奇、安娜表哥、丽花妈妈这样货真价实的“疯子”，他们这样极端的情形反而总是流露出一些真东西，是否他们其实反而是活在生活的中心。 曹僧：嗯，我觉得我说的“边缘人物”也可以理解为一种隐喻，可以用在任何两个人身上，每个人都是他人的边缘人物。比如丽花的朋友，看起来那么好的朋友，对丽花去开那种玩笑，可能她自己完全不觉得有什么。是啊，我们经常听到这种话：我就对你开个玩笑怎么了？但事实上因为这样的玩笑话，丽花内心遭受着的巨大的痛苦。在这一点上，丽花和她的朋友可能会互相都觉得对方奇怪吧，内心里肯定会说，“你怎么这样啊？” 余静如：我小学时候班级里面有帮派，一些领导的小孩，和成绩好的小孩，和一些小混混一样的小孩，这些在老师眼里很不同的好学生坏学生其实会待在一起，像一个帮派一样，里面有各种奇怪的行为，比如孤立、监视、考验，这些都很奇怪。 徐畅：这些都很适合写成小说啊。 王大乐：微观政治生态研究。

　　王子瓜：我记得《丽花的悲伤》里面有一次慈善捐款，学校老师得知丽花家里的情况之后，在全校推行了一次所谓的“感恩教育”、“情感教育”，学生们也像表演一样在配合。唯独丽花的个人感受被忽视了，而这样的活动正是以关心丽花的名义展开的。社会上很多这样的事情，比方说至少有一部分的支教活动就是如此。余静如把很多人身上的那种机械的因素、官僚主义的东西刻画出来了。 余静如：比如学校组织去敬老院探望孤寡老人，学生一批又一批去看，一天看三次，没有真的什么作用，学生只是拍照，加学分，写报告。 王子瓜：现在我们好像已经转入到《安娜表哥》另一个维度的讨论了啊，就是说余静如的小说中呈现了我们的当代世界，一个充满了问题的世界。而且她发现了许多在别人那里很少被关注的现象，而这些现象又总是深入到人性之中的，在我们自己的生活中都可以找到印证。《安娜表哥》给我们每个人带来许多反思。 徐畅：余静如对二十岁左右的年轻人观察得很细致，写的时候非常放的开，你写出了人某种情况下极端的心理。我想问你为什么会关注到这些，和你自己的经历有关系吗？比如《不归人》里俩男孩为一女孩打架，结果打着打着打累了，就互相说没意思，相约去吃饭了。这样的事其实的确是会发生在小孩子身上。比如还是《不归人》里，那个平时很腼腆的方知道，却在父亲重病的时候拿热水瓶用热水去浇他。 余静如：我以前在学校是真的见过这样一些人，学生们之间流传一些耸人听闻的故事，一些可怕的故事也的确发生过。不归人里面一群流氓把人的脖子砍断，是确有其事，那事情发生在我回家必经的一条街道上。雨水几天也没有冲刷干净地上的血迹。学校里面的小混混和外面的大流氓，距离其实不是很远，一不小心……有些人没有机会走出青春期，到一个成熟的阶段去审视自己。 徐畅：你以后还会写这样的人吗？ 余静如：这本书是我写作第一阶段的结束，我暂时不会再写，这里面很多人物原型都取自我的童年回忆。陆奇是我一个朋友住的小区里面的人物，医生真的说他脑子里有狗毛。周同是以前徘徊在我们中学门口的一个小流氓，他自己是一个大流氓的儿子，大流氓已经被枪毙了。安娜表哥就是我小时候朋友的表哥。丽花妈妈是我在大街上见过的一个裸体女人，全身被污垢覆盖，几乎是黑色的了，但是身材曲线却很好。路上的男性很多都移不开目光。其实可以推想一下她身上发生过什么，将来又会发生什么。 王大乐：我突然想到一个问题，当你笔下的一些人物走向不可挽回的悲剧时，你觉得这是出于他们自身的选择还是命运或外力的安排？ 余静如：对于他们来说应该是命运，因为他们年纪还小，生活环境也很局限，他们还没有成长到能选择的阶段。但是很多悲剧已经发生了。很多人到不了选择的阶段。 曹僧：我觉得《不归人》宿命论的感觉就很强，一开始看父亲被枪决，最后是自己被枪决。 求鲤：我觉得《不归人》和这本小说集里的其他小说很不一样，完全可以看作是两个系列，一方面《不归人》的主角不是女性，另一方面小说里没有疯子。所以我开玩笑的说，余静如小说可以分成一个“女疯子系列”，和一个“小混混系列”。另外几篇属于前者，《不归人》属于后者……刚刚我们尝试将那些和“疯子”有关的小说放在文学史的“疯子”序列中去考察。其实我觉得《不归人》可以放在另外一个序列中去考察：苏童的小说《城北地带》、杨德昌的电影《牯岭街少年杀人事件》、贾樟柯的电影《任逍遥》和《江湖儿女》等等，他们都刻画了一群年轻的、荷尔蒙飞扬却无处释放的小混混形象。这里面有的小混混会慢慢长大，长大后有的可能成为大流氓，真正的犯罪分子，有的可能回归于平常生活，成为一个普通的中年人，还有的人比如周同，失去了生命，失去了长大的可能。我很好奇方知道、阿雯这群人长大了会怎样，他们会有儿女吗？她们会怎样组建家庭并且发展亲子关系？苏童后来写过一个小说，是写《城北地带》的街头少年长大后的故事，我很期待你三十年后再来写写这些《不归人》里的少年们长大之后会怎样。 余静如：我起初对《安娜表哥》的构思就一直到他们长大，让安娜和梅林的生活做一个对比，但是后来放弃了，因为觉得后面会变成平庸的故事，我还是想有一种开放的世界观，更多可能性，我不觉得我可以完全掌控把握我的人物。 王子瓜：现在我们又聊到一个新的话题了，关于余静如小说的写法问题，涉及到创作的层面。同样作为一个青年小说家，徐畅你能不能从创作的层面和我们聊一聊你对这部小说集的看法？ 徐畅：我一开始读有时会以为余静如要写一个短篇，结果都是中篇。这是为了交待清楚，还是为了更加全面的世界观？ 余静如：比如游戏，写了三天，当时只是想写一个故事，没有想传达什么。但是写的过程中开始有了想表达的，比如他们在荒山上坐着发呆。陆奇眼睛看着前方傻笑，阿道觉得他是因为看见了新世界大门。比如陆奇被判定为精神病的时候，变成无用的人，就连父母也放弃了他。而阿道则从中发现了成年人世界的残酷。 王子瓜：我们在座的还有两位诗人，曹僧和大乐，那么从语言上你们对余静如的小说有什么看法吗？ 王大乐：是的，静如小说中的一些片段或结构经常让我感到像是诗歌中的精巧设计的文本，比如《游戏》中两位主角的互换身份，从白天到黑夜。但是如果把语境放到一部小说作品的整体当中，就会发现作者关注的重点还是更完整，更广阔的东西。可以说是一个文本的两种风味吧。 王子瓜：余静如的小说里有一点非常难得，她对细节，尤其是对物体的细节有一个体察。我觉得对物体有观察和理解，这是属于真正的好作家的特点，比如福楼拜等等，而这一点在当代中国小说里看到的真的很少。什么是对物的体察呢？你看福楼拜的小说，《包法利夫人》里边到处都是物体，第一章刚写了几句就开始写一大段的夏尔的帽子，帽子外面看起来像什么，里边是怎样的，镶着什么花纹，缀着什么小玩意儿……最后来一句，帽檐闪着光。写艾玛弹钢琴，声音是什么样子，传到了哪儿去，村头的书记员听到了都会驻足聆听，非常动人。写两个人相处，但关注点马上转到了周围，门下有一阵风，风是什么样的，里边还夹带点儿灰尘，院子里有鸡在下单，咯咯叫。这样的细节在余静如的小说中也出现了很多，写安娜三人一起玩耍的时候，头顶电风扇在怎样转，杯子里冰块在怎样融化；写一面墙是什么样子，上面的弹孔从哪里来，光线怎么穿过弹孔打在小女孩身上；写小公鸡的尾巴颜色有多鲜艳，方知道看到了感觉那就是自己的一段好日子。余静如小说里的人总是能关注到物体，并从周围的事物中感受到了自己精神的存在。 这一点对于当代中国小说来讲特别有意义。如今是一个寻求刺激的时代，我看到当下的很多小说，它们有精密的结构，有曲折的情节，有戏剧性的冲突，但是缺乏对物的关注。文学本身具有一个认识世界的维度，人是如何认识世界的呢？具体来说有两方面，一个是事，一个是物，而我们这个世界现在太注重于“事”了，谈到对文学而言重要的那些东西，我们总是会说精彩的故事、人生经验、阅历，我们总是讲要“世事洞明”，但没有人看重对物的关注。物其实才是最文学的东西，你看优秀的诗歌，不论是中国古诗，还是欧美的一些大诗人，庞德、里尔克，他们的文学中存在一个个坚实的物体。这也是从诗的层面上对余静如小说的一个观察吧。 再举两个例子，《不归人》开头，讲暴雨和洪水的那一段，饭桌、砧板、煤气罐、电视机、洗衣机、毛笔和带鱼、木锯和台灯、煤球和香水……“原本一切严整有序的摆设都轻轻跳动起来”，“老死不相往来的事物如今都碰了面，好奇地互相撞击着，享受着自由的乐趣。”你看这里这些我们平时习以为常的事物都被赋予了灵魂。《荒草地》里也有一段，说汪薇发现荒草地里有干瘪的香烟头、生锈的钥匙扣、被雨水冲刷得发白的香烟盒、被老鼠啃破的皮包、破玩具、饮料罐、零食袋……“这地方并不像她想的那么僻静，反倒有些不为人知的热闹”。其实荒草地就是被遗忘的地方，也就是我们的生活，我们的生活中到处都是被我们遗弃的东西，你的记忆，你经历的事情，你周围的一切，都被你扔到生活这片荒草地中了。余静如的小说十分关注那些被我们遗忘和忽视的东西，那些物体和事情的细节，它们是什么样的，它们的来由，它们对你而言有什么意义。有了这样的关注，生活才不是一次旅行，不会一再地路过那些重要的瞬间，你才会觉得自己真的活过，才会感到坚实。 曹僧：《不归人》前面那段看枪决里，关于草地的描写对全文有很重要的作用（往越来越深的草地里走），它跟情节没有直接关联，起到的是黏合剂的作用。它就像是一种魔力，把周同和他父亲的的两张脸都模糊掉了，周同去看父亲被枪毙，和结尾自己被枪毙，好像变成了一种历史的循环。这给人带来的宿命感太强烈了。 求鲤：我很同意，一个小说中看似与主干无关的细节丰沛与否，是区分纯文学与通俗文学的一个重要标志。通俗文学主要看情节是否曲折、精彩，而有的纯文学情节总结起来可以很简单，甚至一句话就说完，但是其中枝枝蔓蔓的细节非常多。我很喜欢一个描述，它说这些都是“湿淋淋的细节”，这些细节不是无用的、多余的，而是一个作品艺术魅力与生命里的体现。 王子瓜：其实写景和写物体还不一样。我们从小的教育对于写景是有所强调的，但是对所谓的“状物”其实不怎么关心。而且，写景也就是从所谓的什么“烘托”、“借景抒情”之类的角度去讲，距离文学还差得远。物体其实是和心智有关的，而我们的教育其实是毫无心智可言的教育。

　　朱婧熠：我想问两个问题，余静如之前提到这是写作第一阶段的结束，很多人第一阶段都是以自己经验出发为主，抒发自己。但她更多的是回忆和塑造别人。第二是，写这些特殊人物，会不会考虑到读者不能理解。 余静如：首先这可能确实和我在复旦学习是有关系的，其实每个人都会表达自我，比如写日记。但是我把写小说和表达抒发自我是分开的，我想要先获得写小说的能力，才能处理自己最重要的那部分经验。然后真正用小说的方式去处理自己想传达的东西。第二个问题，我写作的时候其实是没有考虑读者的，因为我知道现在没什么人看杂志，看传统文学，所以只是写自己想写的。对于当下流行的现实主义，我觉得更重要的不是写现实生活，而是写现实生活中的人的精神世界。比如同样的苦难，在不同的人身上会起不同的反应。而不是说，把这个苦难写出来就完事了。 王子瓜：我对余静如的小说还有一个观察，我觉得余静如的写作绝不是一种题材式的写作，你看她的这几篇小说貌似都是写所谓的“青春题材”，但她关注的其实是成长的问题，这些问题的意义远大于青春的伤痛记忆之类的东西。一个未成年人的成长其实是这个社会中最应该被关注的问题，它意味着我们能有怎样的未来。西方文学中是有一个成长教育小说的谱系的，而中国暂时还不能说有，尤其是当下，成长教育小说很大程度上被降格为青春小说了，大量的写青春、少年的小说都没有达到一种深刻性。我们当代很多小说中的主人公，他们也有复杂深刻的思考，动人的情感，也会引起我们各种各样的反思，但他们中大部分都是已经完成了的主人公，余静如却要追问他们是怎么来的，当代世界中一个主体如何才能获得真正的成长。 余静如：因为小孩子成长是一个不断提问的过程，他没有经验可循，困惑就是成长的表现。人长大之后会有很多可参照的，价值规范，约定俗成的东西，不用时时费脑子去想，与其说这是成熟，不如说这也是一种退化。 徐畅：中年人给我们提供的人生意见，可能也不一定都是对的…… 余静如：中年人提的意见可以帮助你成为他一样的中年人哈哈哈…… 徐畅：你在这个小说里有没有刻意回避自我…… 余静如：没有，安娜、梅林都有我自己的影子…… 求鲤：很多作家的第一本书都是从“我”出发，“我”在作家最初写作时往往具有相当重要的地位，这就像婴儿出生后认识世界一样，以自我为中心总是最初的状态。但余静如的小说一开始就摆脱了自我，她没有沉溺于个人经验，而是在经验与虚构之间找到了平衡点，我觉得这对于一个作家而言是一个很好的起点。 曹僧：首先，我提一点小看法噢。《荒草地》这篇我非常喜欢，但里面有句话我不太喜欢。荒草地里面汪薇带人打母亲情人孙富友的时候说骂他，“你以为有钱就可以买到一切吗”，我觉得这句话隐约透露出了在其他篇目也能看到的作者对价值失序的一种不满，我觉得这种不满是很难能可贵的。但这句话出现在这里，有点像作者站出来替角色说话来的感觉……此外，我想提一个问题，就是余静如的小说里面提到早读课读史铁生，还有安徒生童话，我觉得对这些文化资源的援引使用处理得非常好，想问你关于文化资源的援引有些什么样的考虑？ 余静如：因为生活中确实有这种时刻，小时候早读课，大家都读的很大声，有人就会在里面嘶喊，因为他的声音被掩盖了，他读的满脸泪水也没人知道。在做广播体操的时候，有人也会突然跳得很卖力，像武术那样。这些有趣的经验就是让我很想写到小说里……小时候其实我们读到史铁生，读安徒生童话，读一些很好的东西，未必会理解，这些东西在一些死板的形式下面甚至显现不出活力。比如早读课的呐喊，很多时候我们其实不知道自己在读什么东西。 ……另外对于汪薇说的话其实是出于对人物的考虑，她觉得母亲没理由喜欢那个男人，只能是因为钱，而她也不可能说，你跟我妈妈睡觉，我要打死你。她只能说他以为有钱就可以买到一切，以正义之名做自己想做的事情。

　　提问环节： 读者一：我很喜欢不归人里的洪水场景，其实很期待这群可怜人的可怜的关系马上崩坏，但后来发现只不过是现实的原因造成一个暂时的失序……提问是写作方面的，我发现你的小说在小场景上特别细致，但大场景，比如小镇和城市是什么样子我很难想象，我想知道你是特意这样做造成荒诞感还是本来就更注意小场景。 余：我其实有写到一点小路，大致的分区，车站之类……我觉得写出人物关系之后读者大致能感觉到是个什么地方，不过我也确实不想让人看着小说会联想到一个具体的地方…… 读者二：我想问游戏里面阿道对陆师母到底是什么感情？一开始好像依赖，后来又有观察，甚至竞争者那种感觉。 余：你这个发现让我很高兴，阿道一开始只是单纯渴望母爱和好的坏境，而慢慢他发现原来陆奇因为疯也会被母亲放弃，慢慢就对成年人的世界有了新的理解…… 读者三：安娜表哥里面女生之间的互相控制，这种事情一直到大学我们好像也有，这背后的心理机制我不是很懂 余：这个其实我也是有自己的体验，在我和男生谈恋爱之前，我小时候和一些女性朋友之间的关系很好，里面也常常发生好朋友之间的争夺、吃醋、占有欲等。我后来谈恋爱才发现这些感情原来我小时候就跟一些好朋友演绎过了。我觉得人性中本来就有这种占有和排他的本能。 读者四：我觉得写作的时候不可避免动用经验，但是很容易就沉入到经验里面去，我想知道怎么样动用经验写一个新故事，而不是沉入到经验里面去？……此外我想问很多人写作都是夜猫子，静如是不是夜猫子。 余：我不是夜猫子。对于经验的问题，我建议的是把经验打散，以你要写的故事为主，当你有经验可用的时候用经验，没有经验的时候就靠虚构想象，甚至查资料等等。 读者五：我很喜欢荒草地，我觉得一般这个年纪的女孩都会叛逆，为什么这个女孩反而想控制她的母亲？你为什么会想到写这样一个故事。 余：首先这个女孩子心理是比较幼态的，比如她穿童装，扎羊角辫，她拒绝成长和离开母亲的照顾。我写很多小说只是有一个很小的起念，比如安娜表哥这篇就是因为发生文章开头那件事情，比如陆奇那篇就是因为脑子里有狗毛这句话。荒草地也有类似的，比如我中学时候学不会扎辫子，我妈强迫我剪了辫子，变成一个男孩的发型。 读者六：我想说小说里面很多东西和我童年经历很相似，我想问这些经验过了很多年，你再看，再写那些事情，是不是有很多新的看法，加入你现在的世界观还是尽量还原以前的世界观呢？ 余：这个问题很好，我想，我写的时候尽量用的是童年视角，但其实整个小说背后隐藏的是我现在的世界观。 读者六：我还想问，有很多童年和青春经验，你觉得现在发生的事情现在写还是放很久再写？ 余：其实我青春期写过特别多日记，但是一两年之内肯定都烧掉了，现在特别可惜的是我怎么也想不起来当时写了什么，想了什么会觉得非烧掉不可。所以我建议如果你有强烈渴望写的话就写下来，因为很多年以后你还可以写，到时候写的也是不一样的东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