花随人圣庵摭忆经典读后感有感

　　《花随人圣庵摭忆》是一本由黄濬 / 李吉奎 整理著作，中华书局出版的平装图书，本书定价：99.00元，页数：1084，特精心从网络上整理的一些读者的读后感，希望对大家能有帮助。

　　《花随人圣庵摭忆》精选点评：

　　●修行12nd，秋岳，秋岳！卿本佳人，奈何做贼！

　　●作者肚中到底知道藏有多少掌故？文笔也可以，这居然还是个不折不扣的大汉奸写的，诡吊。适合随手翻阅。

　　●史料随笔，很有趣！只是古语水平太差，读起来费劲。

　　●今日读来仍觉备具时代精神，悲乎？

　　●狱卒说六君子临刑歌笑哭詈， 左宗棠举外债收复新疆； 帝都潭柘寺， 杭州西溪， 南北风物，洵是妙章。中华书局推送看过此君合影，颇合今P大钱理群所言，精致的利己主义者，世乱佳人偏作贼，惜乎。

　　●不愧是近代第一笔记，文笔雅洁、见识卓越、材料丰实，当告诸后人，治晚清民初士大夫文学，必应读此书

　　●这个标点本不如上海书店的旧本。比如《张绳庵旧宅》一篇，新版改题“南京张佩纶故居沿革”，极无理。黄濬论清人，大体上称字号，极少直呼其名者。况此篇全文无一处出现“张佩纶”字样，改题张佩纶故居沿革，真是扯淡

　　●今人谈及此书，多引用陈寅恪先生对此书的赞语，“不可因人废言”，但同时少有人提及黄濬和陈家的关系，黄濬和陈寅恪先生的父亲陈三立是认识多年的忘年交，二人多有诗歌酬唱，黄濬在书中多次谈及；此外黄濬也读过不少陈三立先生的手稿，在书中对陈三立先生与其父陈宝箴多有褒赞之词。令人唏嘘的是，1937年日军侵华，黄濬里通外国，败露后与其子黄晟俱伏诛于南京；同年9月，日军攻入北平，陈三立誓死不同日军合作，绝食自尽。十年后陈寅恪先生在清华园读到这本笔记时，大概也想起了自己那倔强不屈的父亲吧。

　　●未可以人废言也

　　●文言文学得不好，不太看得进，难度比较高。

　　《花随人圣庵摭忆》读后感(一)：黄濬之字号

　　《整理说明》云：“黄濬，字秋岳，又称哲维。”实乃大谬！

　　高拜石《古春风楼琐记 第十九集》：“地佑星赛仁贵郭盛——黄濬（字哲维，号秋岳，原籍台湾，甲午后随家移福州，遂占籍侯官，曾官财政部参事）。”

　　吴宓《吴宓诗话》：“聆风簃诗 侯官黄浚字哲维，号秋岳(1891～1937)作。八卷，附词一卷。”

　　郑逸梅《逸梅杂札》“黄秋岳藏渔洋手批诗集”条：“秋岳名浚，字哲维，闽之侯官人“

　　池秀云《历代名人室名别号辞典 增订本》：”黄浚，字哲维，号秋岳，福建人。“

　　诸书均以”哲维“为其字，”秋岳“为其号。其名字盖用《诗经》”濬哲维商，长发其详“。

　　《花随人圣庵摭忆》读后感(二)：（转帖） 黃濬書扇小注 董桥

　　一月二十九日收到余英時先生給我的一柄扇子，一面是黃秋岳小楷抄詩，一面是黃秋岳姪子黃懋忱臨仇十洲《仙山樓閣》設色界畫。是一九二九己巳年黃秋岳賀沈崑三四十歲生日的壽禮。余先生信上說，余太太淑平大姐的姨母是沈崑三的獨女沈燕，留學英國，曾經陪伴父親隨胡適到美國開太平洋學會，船上胡先生有詩贈沈燕，頗傳誦於親友間。沈燕的曾祖父是沈葆楨，道光二十七年進士，出任過兩江總督兼南洋通商大臣，與李鴻章主持籌建海軍，他的岳丈是林則徐，兒子是沈瑜慶，那是沈燕的祖父了，光緒舉人，總辦江南水師學堂，清末出任貴州巡撫。

　　余先生說崑三先生與黃秋岳是同鄉，交往甚熟。一九八○年代沈燕女士常遊美國，曾在余先生家裏小住，知道余先生喜歡讀黃秋岳的《花隨人聖盦摭憶》，回上海後找出這把扇子和幾件跟黃秋岳相關的藏品托人帶到美國送給余先生：「此已是十餘年前之事，今沈燕女士亦逝世多年矣。弟與淑平不約而同，皆以為此扇贈兄最得其所」。余先生說他還有黃秋岳所書集詞對聯一幅懸之書房，「並非僅此一扇而舉以與兄」。這番話顯然是讓我安心賞玩這柄扇子，盛意惓惓，我不敢弗逆，肅然拜領叩謝。

　　黃秋岳的《花隨人聖盦摭憶》我少年時代讀的是四十年代的舊版本，聽說不全，後來上海古籍書店出了足本，厚五六百頁，還有條目索引，舊版瞿兌之的序言也在，說黃秋岳瑰才照世，中道隕蹶，非所及料，區區隨筆雖不足引重，卻也可以略窺其懷抱寄托，與夫交游踪迹、盛衰離合、議論酬答、性情好尚、政教風俗。黃秋岳是黃濬，號哲維，別號壺舟，室名花隨人聖盦、聆風簃，福建閩侯人，生於一八九一年。他在京師譯學館讀書，畢了業任七品小京官，有詩名，入民國梁啟超任財政總長聘他為秘書，一九二四年當國務院參議。汪精衞也看中他的才情，召往南京行政院任秘書，不久搭上日本女間諜，出賣情報給日本。據劉衍文《〈石語〉題外》說，黃秋岳與日本間諜交換的情報都密藏於禮帽裏面，赴宴會各自脫下禮帽放在衣架上，宴會散席各取對方帽子揚長而去。還有一種說法說蔣介石原想封鎖江陰長江入海口，再用飛機大炮摧毀日本艦隊，不料黃秋岳洩賣這項機密行動，一夜之間日艦全數遁逃，蔣先生大怒，一九三七年八月二十六日處決十八人，黃秋岳砍頭示眾，其餘槍斃。

　　陳寅恪有七律一首痛惜「亂世佳人還作賊」，詩尾附案語說：「秋岳做漢奸罪死，世人皆為可殺。然今日取其書觀之，則援引廣博，論斷精確，近來讀清代掌故諸著作中，實稱上品，未可以人廢言」。《花隨人聖盦摭憶》不說，光看這柄扇子上抄錄的幾首詩，黃秋岳才情確實了不起，連蠅頭工楷都雋逸得不得了，彷彿一身附滿古人鬼魂，甚至步上鬼火熒熒的歧路，興許也是前世跟魔鬼簽下的一宗交易。老前輩園翁喜讀黃秋岳的書，那天我帶着扇子去看他，他先讀了詩尾寫的幾行字，頻頻稱讚黃濬寫甚麼像甚麼：「崑三吾兄四十初度，舊京寂處無以為寄，因寫近年所作小詩，並令吾姪懋忱臨仇十洲仙山樓閣奉貽，置君懷袖間，或如覿面相從游乎。」黃懋忱是黃均，先後師事徐燕蓀、陳少梅、劉凌滄、溥心畬，我有幾件他的工筆仕女，麗而不佻。沈崑三一九○八年入劍橋大學讀機械工程學，結交英人婁斯，一九二二年畢業翌年，兩人在北平重逢，婁斯當了英美烟草公司董事，力邀沈崑三進烟草公司任高職，主管公司與中國政府之間的來往事務。沈崑三出生顯宦家庭，熟悉官場，交游又廣，公司漏貼稅花等棘手雜事可大可小，沈崑三運籌得體，暗通關節，化險為夷，甚得上級器重，很快從一名買辦升入公司駐華董事會，兼任宏安地產公司總經理，外幣支薪，直到四十年代末調往香港，在港病逝。

　　沈崑三四十歲生日胡適其實也寫了賀詞祝壽，胡適日記裏說他沒有留稿子，赴美船上沈燕為他背誦，抄入日記：「最羨無憂公子，生平豪氣難除。馮來蔣去一窩豬，天下何思何慮！　行遍江南塞北，新來遊興何如？何時再去逛匡廬？莫待便便大肚！」胡先生這首賀詞果然是應酬之作，寫得平實而已。余英時先生替我影印的幾頁胡適日記裏有一首〈記七月十六日望富士山的景狀〉反而深湛。胡先生說那是「沈燕女士要我作此題」，「頗寓對日本的一點希望」：「霧鬢雲裾絕代姿，也能妖艷也能奇。忽然全被雲遮了，待得雲開是幾時？」那年是一九三六抗戰爆發前一年。胡先生在船上給沈燕題紀念冊的小詞也是白話詩：「大海上飛翔，不是平常雛燕。看你飛飛飛去，繞星球一轉。　何時重看燕歸來，養得好翅膀，看遍新鮮世界，更高飛遠上！」胡適名氣大，一筆東坡體法書又娟秀，詩文從來條理清暢而不耐尋味，鄭秉珊先生說「大概是留學美洲，現代人的氣息太重了」。寫詩也許真的不適宜羼進太多現代人氣息，二○○一年余英時、陳淑平〈輓沈燕姨母四首〉之第一首追念胡適六十五年前贈詩，短短二十個字輕易點亮了胡先生的四十五個字：「海上飛翔日，悠悠六五年。績溪題句在，重讀一淒然」。第二首寫蔣碩傑在倫敦追求沈燕的舊事，說蔣先生在康乃爾家中曾拿他昔日為沈燕拍攝的照片給余先生和余太太看：「聞道少年侶，英倫難別離。驚鴻當日影，垂老尚依依」。第三第四首寫沈燕生平尤其字字故事，婉約可誦：「灑落超流輩，清才並世推。誰知天地閉，隱沒不須悲」；「亂世能全志，斯人智最高。無慚名父女，來去總逍遙」。沈家父女俱往矣，黃秋岳扇子落我懷袖，此余先生伉儷念舊之賜，八十年翰墨縱然微有蟲蛀，幸未損及字蹟，反而更見歲月深情。

　　《花随人圣庵摭忆》读后感(三)：李吉奎：《花随人圣庵摭忆》整理说明 （转帖）

　　《花随人圣庵摭忆》为民国时期出版的一部笔记资料，原稿最初连载于《中央时事周报》，续刊于《学海》，起迄于1934年至1937年间。积时既久，汇成巨帙。该书出于福建侯官（今福州）黄濬之手，素被学界所重视。

　　黄濬，字秋岳，又称哲维，室名花随人圣庵，生于清光绪十六年庚寅（1890或1891）。据高拜石《古春风楼琐记》，黄濬本籍台湾，其父黄彦鸿，字芸淑，光绪十四年戊子科举人，十六年庚寅科进士，签分户部主事，供职北京。光绪二十一年乙未台湾沦日后，遂久居都下，把籍贯改为福建。黄濬十七岁毕业于京师大学堂译学馆，授举人，七品京官。尝留学日本早稻田大学。入民国，任北京政府陆军部承政厅秘书科科员，交通部法规编纂员，交通部秘书，财政部佥事、秘书、参事。受汪精卫等人赏识，1932年8月，任南京国民政府行政院秘书，荐至地位仅次于秘书长之简任级机要秘书，得与闻密勿。1937年8月，以通日寇，父子俱伏法白门。

　　黄濬与梁鸿志（众异）均为石遗室陈衍得意弟子。史载，黄濬其人“才气横溢，诗工尤深”，知名当世。且肆力于骈体文，“能集清代之大成”。其诗为孙雄选入《四朝诗史》。据称汪国垣（辟疆）将之列名《光宣诗坛点将录》，谓其作之佳者“有杜、韩之骨干，兼苏、黄之诙诡”。但《汪辟疆文集》（上海古籍出版社，1988年版）所收之“点将录”（合校本）则未见载。钱仲联在《梦苕庵论集》所刊《近百年诗坛点将录》中，收百零单八将，与上揭汪说颇有异同，所列“军中走报机密步军头领四员”，均系“寄斧钺于诗史之中者”，为郑□□（孝胥）、汪□□（精卫）、梁□□（鸿志）及“地贼星白日鼠白胜黄□”，盖即黄濬。汪国垣《近人诗评》复引《青鹤》杂志（撰者不详）所载三十二家，内有黄濬一家，谓“黄秋岳如凝妆中妇，仪态万方。”此种点评虽属游戏兴到之作，但亦可见黄濬实负诗名，《石遗室诗话》连篇累牍为之揄扬，良非无据。黄濬曾立白门诗社，有《聆风簃诗》等刊世，而以所著《花随人圣庵摭忆》（以下略称《摭忆》）影响最大。其斋何由立名，不详。李慈铭之斋名有“桃花圣解庵”者，《摭忆》对李之生平及日记记述颇多，或系依傍其义。

　　有关《摭忆》成书经过，黄氏友人瞿兑之在该书序中曾说明原委，略谓，黄氏生前，将编定之“二巨帙”邮瞿；瞿“乃稍纠其笔误数处，并志所疑于眉端”。此稿随为天津孔某借阅。黄伏法后，孔某关河转徙，但仍守信将原稿退瞿，还付黄家。黄家乃于北平付印，并乞瞿氏作序。序写于昭阳协洽之年（即癸未，1943年）。序中未明言该书付印包含多少条目，亦未言印刷情形。初版仅印百部，未广流传，且非全编。上世纪六十年代，香港龙门书店高伯雨据1943年初版影印。该二书版本相同，仅收至1936年12月为止，全目347条。黄氏友人林熙称，在黄被诛后，“很怀念这部笔记，深恐年深日久渐被消灭，而不知北平已有单行本也，因耗重资请人入某大学图书馆检出《中央时事周报》，以一年之力钞为八大册。未经印入单行本那部分文字，曾于1966年刊于《大华半月刊》，今又印单行本，名曰《补篇》云”。此即1970年1月16日由香港大华出版社印行之《花随人圣庵摭忆补篇》，全书凡84则。1978年，台北九思出版社出版影印本全书《摭忆》（包括增印《摭忆》补篇）。1983年，上海书店出版社重印《摭忆》（包括补篇），对原本若干讹误予以订正，并请专家为全书新编条目，标明页码，以便检索。此乃中国大陆出版该书之第一种全本。1998年，该出版社又据原版缩印，将之收入《民国史料笔记丛刊》。1999年，山西古籍出版社、山西教育出版社推出《民国笔记小说大观》第四辑，《摭忆》作为其中之一种予以收入。此为内地出版之全本第二种。山西版《导言》中记述：“这次整理，我们参考上海古籍书店1983年的影印本，尽可能改正了原书中的一些讹错。主要的工作是把原书的标点改作现行的标点，增加了原书未曾使用的书名号、顿号、分号等，使眉目更为清晰。另给每则记事加了序号和标题，便于读者检索、抽阅。”至目前为止，《摭忆》一书出版情况，大致如此。

　　中华书局现将《摭忆》列为《近代史料笔记丛刊》之一种，重行整理。此次整理，在1998年上海版与1999年山西版基础上进行，充分汲纳上列二版之整理成果。版式、标点，大体采用山西版，而略予调整。虽说学术乃公器，撷取众家，承前启后，继往开来，乃事理之常态；然因利乘便，掠人之美，未敢自掩，允宜言谢。

　　此次整理主要有五个方面。一，对上列二版标题，除援用外，分别予以调整或重拟。二，对内文校勘，作订正或增补。三，对段落偏长或完全不分段各篇，适当分段。四，原书各篇所提及人物，概未使用原名，而分别使用字、号、斋名、里籍或谥号，为一般读者所不易晓；本版为此稍作注释。所有各项注释，均附于页下。五，个别字予以径改，以适通行。本版整理虽欲求尽善，实有未能，不足之处，尚祈读者批评。

　　黄濬少年入京，自谓居北京三十年，熟习北方风土人情。既入世，同权宦显要、前辈名公相接席，周旋唱和，殆无虚日。耳食既多，目见亦广，对清代民国之史事掌故与人物轶事，详为记述，或加考订，或予议评。推而及之，远及上古，旁涉海外，于军国大政、宫廷秘史、财政金融、人际交往、旅游山水、生产环保乃至社会万象，林林总总，匪特内容丰富、议有见地，且文字生动，委婉传神，足称洋洋大观。说者谓，其“所据资料，除杂采时人文集、笔记、日记、书札、公牍、密电以及有关的一些外国人著述外，亦多本人亲自经历和目睹耳闻者”，故有裨史事，良可征引；“瞿兑之推重该书谓‘与夫交游踪迹，盛衰离合，议论酬答，性情好尚，而一时政教风俗之轮廓，亦显然如绘画之毕呈’，伦比洪迈之《容斋随笔》，确非谀词”。《摭忆》一书作为笔记史料之价值，已可概见。

　　然而，正是此一黄濬，在《摭忆》中撰文《说汉奸》，高喊反奸防谍，义正辞严，不旋踵而成为抗战开始后遭镇压之第一号汉奸。世事之不可逆料与荒谬，竟有如此者！黄濬与日寇勾结始于何时，未见相关资料。丁亥（1947）十月，汪国垣《题梁鸿志<爰居阁诗续>卷首》称：“又程穆庵语余云：乙丙之间，众异游杭州，秋岳亦来。一日，集湖滨楼外楼，谈笑甚洽。众异忽熟视秋岳曰：‘君定不免。’黄虽惊，然以为戏言。众异更申言者再。座客忽诘之曰：‘君既精相法，盍自言其休咎乎？’梁对镜久之，叹曰：‘我亦不免。’此抗战前一二年事，穆庵所亲见亲闻者。不谓逾年黄果以通敌死国法，又十一年梁亦被极刑。姑布子卿之术果足征乎？亦异事也。”（案程康号穆庵，程千帆之父，湖南宁乡人）究竟是精于相术抑彼此情晓，人亡无证，要之，征兆已露，信非虚言。

　　时经事纬，人其为梭；点染丹青，绘事后素。黄濬曾以“仪态万方”之诗作，活跃于文坛艺苑，复以连篇“摭忆”，引起学界之重视，名声地位，厕居上流。然而，终因通敌叛国，父子陈尸，岂止令名不终，为世人所不齿，且其汉奸恶谥，亦将历万劫而不洗。中国文学史上之黄濬，非关本篇，姑置勿论。自《摭忆》一书行世以来，除非常岁月，学界之评价，实无大异。率皆持人书分论主张，即不以人废言。刊印初版之黄澄怀、瞿兑之，以及居港之林熙，或为黄氏同怀，或为生前旧雨，尚有某种亲情故谊在（即此辈亦是《摭忆》成书之功臣），而与黄濬毫无关系者，若郑逸梅、邓云乡诸先生，亦高度评价该书之文史价值，促成重新刊印。上世纪六十年代，旅美房兆楹教授（美国恒慕义所编《清代名人传略》之主要撰稿人），对香港龙门书店老板周康燮“竭力推荐”此书，谓“它的史料价值很高，而且在近五十年来用文言写的笔记中，堪称首屈一指，实在值得予以翻印，供给学术工作者参考”，因而周氏决定影印发行，此即《摭忆》第二版（龙门版）之所由来。

　　中国大陆学者，陈寅恪先生当是最早肯定《摭忆》史料价值之一人。陈著《寒柳堂未定稿》记述：日本投降，“重返清华园，始得读秋岳之书，深赏其旸台山看杏花诗‘绝艳似怜前度意，繁枝留待后来人’之句，感赋一律”。“秋岳坐汉奸罪死，世人皆曰可杀。然今日取其书观之，则援引广博，论断精确，近来谈清代掌故诸著作中，实为上品，未可以人废言也。”在《寒柳堂未定稿·补》中，陈先生弟子刘适（石泉）引黄萱函称：“陈师对于黄秋岳的摭忆备极赞赏，他说：‘秋岳虽坐汉奸罪死，不当以人废言’”。迨陈于晚岁拟《寒柳堂未定稿》一书时，收入此诗，题目定为《丁亥春日阅花随人圣庵深赏其游旸台山看杏花诗因题一律（一九四七年春）》。约二十年间，他无改故常，坚持人书分论之初衷。此次作为笔记资料整理、出版，意亦不外乎此。

　　检校既竟，行将付梓，爰缀数行于卷端，以作说明。开卷有疑，读是书者，参比分际，条酌异编，当有所取舍焉。

　　二零零八年元旦于中山大学

　　《花随人圣庵摭忆》读后感(四)：九十年前，一位福州京官的旧京回忆

据李吉奎老师书前《整理说明》转引自高拜古《古春风楼琐记》，黄濬，福建侯官人，字秋岳，室名“花随人圣庵”，生于清光绪十六年庚寅（1890年或1891年），其父名黄彦鸿，字芸淑，光绪十四年戊子科举人，十六年庚寅科进士，签分户部主事，供职于北京。光绪二十一年（1895）台湾沦陷于日本后，黄濬开始久居北京，将籍贯改为福建。（按书中二九五条《<闽产录异>说荔枝》：“予六岁寄居外家，读书玉尺山房……”，台湾沦陷后黄濬还曾在福建外婆家停留过一段时间，似乎与这里有出入） 十七岁时黄濬毕业于京师大学堂译学馆，授举人，七品京官。（按书中二五六条《记罗瘿庵》：“予识瘿在宣统末年，同官邮部。”黄濬当时在邮部当官）黄濬曾留学日本早稻田大学政治科，入民国后，任北洋政府陆军部承政厅秘书科科员、交通部法规编纂员、交通部秘书、财政部佥事、秘书、参事。受林森等人赏识，1932年任南京国民政府行政院秘书，荐至地位仅次于秘书长之简任级机要秘书，得与闻密勿。1937年，因通日寇，与其子黄晟俱伏法于南京白门。

黄濬的《花随人圣庵摭忆》一直被视为晚清政治史的重要史料，咸丰至光绪间清廷发生的几次主要政治变革，如1861年热河政变、1884年甲申易枢、清流派的兴起与败亡、1890年代清帝国与日本帝国在朝鲜半岛的政治博弈、1898年戊戌政变，以及与其相关的关键政治人物，黄濬在书中都有专门篇章述及。黄最活跃的年代是宣统末年到南京国民政府成立之间，这期间不少晚清高层政治的参与者还在人世，很多史料，如张之洞、翁同龢、张佩纶、郭嵩焘等人的日记、书信往来、王闓运、彭玉麟等人的笔记已经开始在北京遗老之间流传，黄本人认识不少遗老，不仅可以听到这些前朝权贵对往事的讨论和追忆，还可以通过这一渠道接触到晚清政治的一手史料。这和他的家世与出身有一定关系，黄濬出身福建侯官，晚清闽籍高官多出于闽县、侯官两县，如林则徐、沈葆桢、陈宝琛、郑孝胥等人，都在晚清政坛上留下过浓墨重彩的印记，这应该和同乡之间的相互提拔与保举是有关系的。（民国二年，闽县和侯官合并为闽侯县，后曾因国民党元老林森更名为林森县，解放后林森县名又改回闽侯县）在这种环境中，黄濬作为一名才华横溢的同乡后辈，得到这些前辈的赏识并不奇怪。

黄濬自己也擅长交际，热衷于结交名流权贵，从来到北京之后，他时常参与当时遗老名士的酬唱集会，和陈衍、陈宝琛、陈三立等人慢慢熟识起来多半是在这些场合中。（二三五条《钵集诗钟》：“诗钟始于吾乡，号为折枝之戏，……予虽晚出，得陪钵集钟会亦近三十年。”）黄濬结识梁启超等人则是通过同在邮部任职的好友罗瘿庵（二五六条）。黄博闻强识，才华横溢，特别是诗名远扬，也是诸多名流愿同他结交的重要原因，他是石遗室陈衍的得意门生，《石遗室诗话》中有“连篇累牍为之揄扬”（《整理说明》）；此外，黄在书中提到，梁启超去世前曾嘱托自己的孩子希望让黄整理和继续编写自己的遗作：“后十年，戊辰，先生殁，仲策告予，先生不自意其病遂不起也，榻间告儿辈：吾垂老多病，而未了著述夥颐，计唯有使予笔述之。……凉夕追思，落笔犹凄然如复见秋堂坐对时也。”（一五一条《与梁任公论学谈政》）梁启超是清末民初公认的优秀学者，他遗言命黄濬整理自己的遗作足以从侧面证实黄濬的国学功底。黄濬这本笔记中虽然大多数涉及晚清政治掌故，但是也有不少历史国故方面的考证或议论文章（如八五条《国人摧残林木无度》），观其文旁征博引，纲目分明，梁任公之评语殆非虚言。

这本书的内容大概可以分为四个方面，晚清政治掌故、历史国故考证、回忆友人轶事、名胜游踪，因为作者大多数时候是和朋友同游，所以不少文章里回忆和游记是混杂在一起的。书中晚清政治掌故占的比例最大，但是我不想过多讨论这一部分内容，因为我对晚清政治史不怎么熟悉，并不能辨别书中所述真假几何，深怕自己写下来错误的内容加深错误的记忆，更害怕误导可能读到拙文的朋友。但是我应该说的是，这本书给我留下的晚清政治印象远大于任何一本既往的近代史著作给我留下的，和许多近代史著作专注于宏大历史叙事不同，黄对于历史事件的关注点在于，清廷高层官员面对变局如何做出决策，高层官员之间的利益冲突、政治斗争如何影响了决策过程、政治斗争如何影响了不同人物的仕途命运，换句话说，作者记录的是晚清中国政治精英面对时代变局的所思、所感、所为（人际关系本就纷繁复杂，更何况是封疆大吏之间的关系，这导致这个部分的笔记是四个部分里最多的，作者似乎也很喜欢讨论这些人际关系掌故）。这些在过去被宏大的历史叙事荫蔽的细节，反而让我感觉更真实地触摸到了那个时代。陈寅恪先生曾经肯定过该书的史料价值，他在《寒柳堂记梦未定稿·清季士大夫清流浊流之分野及其兴替》一文中提到，“清代同光朝士大夫有清流浊流之分，黄秋岳《花随人圣庵摭忆》论之详矣。”（收录于三联版《寒柳堂集》，李老师的《整理说明》中《寒柳堂记梦未定稿》作《寒柳堂未定稿》）这几天我刚好还在读马忠文老师的《晚清人物与史事》，马老师的著作主要讨论的是戊戌变法前后康有为和高层官员的人际关系，以及这种人际关系对戊戌变法、戊戌政变的影响，这样的研究其实和《花随人圣庵摭忆》的写法是异曲同工的。马忠文老师的工作对于黄濬关于康有为和张荫桓、翁同龢关系的记载基本上持肯定态度，也印证了黄的记述多半是可信的。

书中还有些作者随手记下的历史中小人物的经历也令人唏嘘，谨摘录我印象很深的两条：

二九条《<金銮琐记>咏庚子诗并注》里提到，1900年北京义和团事变中，拳民久攻西什库教堂不下，时任礼部尚书的满族大臣启秀写信给五台山僧人普净，邀请他来京助力攻打西什库教堂，普净自称关二爷附身，“携青龙刀一柄，《春秋》一部，骑赤兔马往攻，入阵便中炮亡，惟马逃归”，“惟马逃归”这个细节读起来又有点好笑又有点心酸。西什库教堂至今犹存，因为外形酷肖巴黎圣母院，北京不少新人结婚或者拍婚纱照会选择这里，但是很少有人知道这座教堂还有这么一段隐秘的往事。

一六零条《琉球使臣流寓京师》中引文廷式《闻尘偶语》，提到甲午战争中，有大臣奏请缉拿汉奸，称其住在南城外的羊肉胡同，廷寄命给事中唐椿森缉拿，唐至其所，检查来往信件方得知其人实是琉球派往清廷求援的使臣，当时已经寓居京师十二年了。琉球从1870年代已经被日本逐步控制，每年他都上表乞请清廷援助琉球，但是总督从不把他的上表上达朝廷，他居住在北京的费用全部由琉球移民承担，“流离琐尾，备极可怜”。今天的我们知道，清政府最终输掉了甲午战争，彻底丢掉了琉球群岛，琉球这个名字也自此从历史中消失了。文廷式没有记载这位琉球的使臣最终下落如何，是回到了他的家乡琉球，还是最终客死京城。

除此之外，我对这本书最感兴趣的地方是作者写的游记，每读古人所写的游记或山水诗，我最感到遗憾的地方是时间对景观产生的影响沧海桑田，古人所见所记之景，今人不可复得而观之。稍微常见一些的画面，在人迹罕至的荒原仍可觅得类似的景色。如柳宗元所写的《小石潭记》，在一些林木深秀的高山之间，总可以发现一些类似的寒潭，但是一些独特绮丽的景色却难以寻见相似的场景，如祁彪佳《寓山注》中所写的“自泛舟及园，以为水之事尽，迨循廊而西，曲沼澄泓，绕出青林之下。主与客似从琉璃国而来，须眉若浣，衣袖皆湿”，让人读罢不禁遥想，是怎样碧绿的流水与青林，能让人看起来“似从琉璃国而来，须眉若浣”？这样美丽的画面今人大概是无从体会了。

相比之下，黄濬离我们的年代更近，他的游踪集中在北京和附近的几个郊县，这其中不少地方还保持着和一百年前相似的景色，留待今人逗留抚玩，令人惊喜不已，他写到的有些景色我或者亲眼见到过，或者见到过别人的留影，就我的个人体验而言，我以为黄濬所写颇得景色之神采。黄是福建人，少年时代即北赴京师，30年代前往南京国民政府任职，在这之间长达三十余年的时间都在北京度过，他所写的游记集中在北京附近也就不稀奇了，书中也有些福建和江浙地区的游记，但相对较少。黄濬才思敏捷，很擅长抓住特定地点景色的独特之处加以描绘，是以北京周边的景色虽大同而小异，但在黄濬笔下却显得姿色迥异，风情万千，这是我在读书过程中最感到惊奇的地方。就此而论，私以为黄濬在文学史上应当占有一席之地的。

试举数例具体说明：

四条《京西二石经山》：“一为大山，在涿州云居寺侧，一名白带山。……山峦秀抱，若有紫气。云居则水木蓊蔚，清溪白杨，暧然窈远。来时方逢急雨，入寺泉声溅溅，而禅房花木，端妍无比，敷席一晌，尘妄并释。既夕雨霁，月出东山，松杉影地，钟梵乍阒（笔者注：阒，寂静），夜光如银，鸣玉绕阶，歌吟微和，真水晶净域也。”我从未去过涿州石经山云居寺游玩，但是黄所写的雨后花木渲染一新，晴朗的月夜月光穿林投影的景色也是十分生动了，和我平时所见时的感受别无二致，只是我写不出这样的文字。

五一条《北京法源寺》：“二门之内，则皆丁香，玉雪数百株，间以紫色者，庭东犹胜。广庭中为重台，登视则星攒玉粲，花颖毕见。……忆印度诗哲泰戈尔来京，正暮春花时，北京佛化青年会为复举一赏花会，任公、宗孟、志摩皆预焉。”林徽因、徐志摩和泰戈尔那张著名的合影就是这个春天留下的。时至今日，法源寺丁香仍是北京暮春的一大胜景，在丁香的芬芳和佛堂的晨钟暮鼓声中，一个个僧人穿着沾染花香的长袍默默走过大殿前漫长的回廊，此情此景，与黄当年所见别无二致。去年春末，我曾与朋友相约今年暮春时节同游法源寺，但今年因疫情原因，自从春节返家至今未能返回北京，实在可惜。

九四条《京西戒坛寺》：“行时深秋，由翠微山麓，乘笋将而南，过石景山，逾浑河，及马鞍山麓。夕阳在树，柿叶殷红，山容横紫，如置身画中。遥望极乐峰，如一老人负天特立，愈近则愈碧，不可仰视。其巅有庵，即极乐洞，素壁版扉，位于危岚绝顶，若白眼之下窥者。”

又一零二条《京西潭柘寺》：“前忆戒坛，因忆及潭柘。北方游者，率二寺并举，然戒坛位山半，以殿宇胜，以松胜；潭柘则居釜底，以泉胜，以山门胜。予昔从戒坛往，绝罗㬋岭，群山童秃险恶，及岫云庵，则曲邃森沉，众木蔽亏，杂鸟犹飞，秋阴如幂，心神为顿豁。昔人称潭柘以一培塿（笔者注：培塿，小土丘）当群山心，九峰扆（笔者注：扆，屏风）而立焉。志所谓老柘美竹者乌有也矣，而两殿鸱工绝，则金元故物也。寺后故有龙潭，今甃（笔者注：甃，用砖砌成）为池，而其支委尚阔，泉走崖壁间，声甚怒。予诗云：‘端扆九峰朝帝树，鸣阶一水肖龙泓’，言寺僧引泉绕阶，颇似杭之龙井。”2017年初夏，我曾和室友骑车去潭柘寺游玩，可惜我们当时体力不足，并没有像黄所说的那样顺便游玩戒坛寺。今日潭柘寺附近山上基本上都已绿树成荫，不复黄当年所见的“童秃”之相，可惜今日公路直接修到了潭柘寺门口，再也看不见黄所述潭柘寺门前“曲邃森沉，众木蔽亏，杂鸟犹飞，秋阴如幂”的道中景色了。黄引用地方志称两殿的鸱吻是金元时代遗物，我已经没有印象，就连当时储存照片的移动硬盘也在去年冬天坏掉了，只记得潭柘寺的大雄宝殿因为是敕建庙宇，用正黄色瓦，正面十分宽阔，底座用的是一层或者两层的须弥座，很有皇家的威严气派。潭柘寺后石砖砌成的一泓潭水仍在，但是也不复当年“支委尚阔，泉走崖壁间，声甚怒”的样子，不过黄所说的初生于康熙早年的“帝王树”却至今尚存，苍翠欲滴，仍是寺院里很热门的一个景点。本节中引用樊樊山《和涛园潭柘》里的“何当赁取金灯院，红叶林边住一秋”一联我也很喜欢。

一二七条《西山避暑雨中得句》：“翌年乙丑六月，大雨，为偿前游，决意驱车往香山。出西直门，见高粱堰水已平堤，沿路树如沐，畦间玉蜀黍（笔者注：玉蜀黍即玉米）尽偃水际。过颐和园，始有积潦，车行绝驰，不为阻也。青龙桥以西，光景顿异，暮色既合，峰峰深碧，近望红山口，已没云里。西眺香山，云脚如翳，直覆山腰，蔚蓝间曳以溟蒙雾縠，意其方雨。车过静明园旧门，越桥而西，直对香山，道始深泞。行不二三里，望前车已没泥际，颠簸起落，皆可二三尺，轮转愈速，若巨舟入海，受浪而舞。后者见之，挢舌大骇，乃下车步行……可数里，道稍夷，乃复上车，抵宫门已深黑矣。园门池水受泉而鸣，柏香馥郁。同行者六人，皆肩舆上十八盘。天虽黝黑，犹可辨树色。望香山北岭，所谓鬼见愁者，云已尽裹其额。……道盘既尽，渐舆渐高，下视壑中树隙，青翠回合，时露星火，颇似潭柘寺龙潭下眺时也。所居雨香馆，涧泉交霤，屋后复出泉如涌。予与同游者坐廊下，二更风起，云气四合，移灯入室，但闻浪浪之声，不辨为风，为雨，为泉。”这段游记中写香山与云的部分我很喜欢，但是我只去过香山一次，从未见过作者所描述的“云脚如翳，直覆山腰”的香山，这个景象在南方应该更多见一些，我在北京的山中很少见到云脚遮住山头。此条最后一段“又有‘漾月池头千竹声，雨声还杂水声清。儿时爱雨闲滋味，百度追摹总不成。’则忆儿时读书玉尺山房，极爱池傍丛竹雨声也。又有‘宣南梦味廿年中，浩荡街泥几度逢。今日小车还犯雨，长街不见白灯笼。’则言旧京宣武城南酤肆，率备白纸灯笼以送客，自清季后渐绝迹。然无马路处，每雨，街泥三尺，犹甚思得此也。”这两句诗也写的很有趣味。

一八七条《房山游踪》：“由梯下瞰，陡落百尺，两崖削碧。导者言，夏雨时，梯半以上皆云，环梯皆悬瀑。”这里说的是房山云梯庵的景色，我在北京呆的四年里从未去过房山爬山，也从来没在北京见过黄这里所叙述的如梦似幻的场面，无独有偶，二八四条《秘魔崖题壁诗》提到了类似的景观：“八大处中秘魔崖在西山之卢师山，为证果寺旧址。《宸垣识略》称，卢师于隋仁寿中居此，驯二童子曰大青、小青。说固荒诞，然崖于翠微八寺中称最胜，巨石一片，㟏岈如鲸呿，对面绝壁，草木秀蔚，春深秋初，苍紫万态，下临绝涧，夏雨初过，奔洪一发，则四山皆响，此在北方不易觏也。”黄自己也承认飞瀑绝涧这样的景色很少在北地见到，“予居旧京久，岁必三四至（秘魔崖），夏听奔泉，秋眺红叶，每过必諦玩再三。”黄濬和陈宝琛等人多次来到秘魔崖的原因不止一个，但是可以“夏听奔泉，秋眺红叶”一定是其中之一。可惜我从未到过这两处地方，希望以后的夏天可以去看看现在的秘魔崖是什么样的。

举出的这几个例子是我在读书过程中很喜欢的片段，据我所知，文言文文法和文风是有因袭和传承关系的，但是我读的文章实在是很少，我并不知道黄的散文是受哪一家哪一派影响所作的，我只能抄录下来我很喜欢的部分，分享下自己的感受。

故事的最后，1937年秋天，黄濬在南京迎来了自己生命的尽头。二九一条中黄回忆自己童年时“避暑乌石山颠，居王壮愍祠，面对屴崱峰，云常幂其首，遥眺四山缺处，江光浮白，景物旷邈。今此景犹浮目中，而三十余年之年光不能倒流，斑鬓拥书，归乡无日，可胜叹息。”乌石山在今福建省福州市，黄没想到的是自己一语成谶，再没能回到故乡福州。事实上黄濬被逮捕和审讯的时间都非常短，书中有若干篇笔记均写于1937年。据《国民党特务活动史》转引自《戴雨农先生年谱》，黄濬被捕最早在9月，南京沦陷之前蒋介石下令处决了黄濬等一干汉奸。黄濬生前曾将自己的手稿编订为“二巨帙”寄给自己的好友瞿兑之，瞿后来几经周折将手稿还给了黄家人，黄家乃于北平付梓出版了这部手稿。这段曲折和后来的出版过程在瞿兑之的序和李吉奎老师的《整理说明》里有详细叙述，在此不赘述。

1947年，陈寅恪先生在清华园读到这部劫后余生的笔记，“深赏其阳台山看杏花诗‘绝艳似怜前度意，繁枝留待后来人’之句”，并且认为“秋岳坐汉奸罪死，世人皆曰可杀。然今日取其书观之，则援引广博，论断精确，近来谈清代掌故诸著作中，实称上品，未可以人废言也。”（出处同前文）陈寅恪先生可能认识黄濬，也可能不认识。但可以确认的是，陈寅恪的父亲陈三立和黄濬相识多年，黄在笔记中多次提及陈三立先生与其父陈宝箴的故事，陈寅恪先生一定曾经反复阅读过这些片段。令人唏嘘的是，和黄濬被捕几乎同时，日军攻入北平，强迫陈三立先生同其合作，陈三立先生誓死不从，绝食自尽。陈寅恪先生读到这些笔记时，大概也想起了自己那个倔强不屈的父亲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