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面对现代性挑战》读后感锦集
《面对现代性挑战》是一本由雷颐著作，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出版的平装图书，本书定价：29.00元，页数：261，特精心从网络上整理的一些读者的读后感，希望对大家能有帮助。
《面对现代性挑战》精选点评：
●读完更深刻体会到当今改革之不易。
●冷饭
●晚清的慈禧把教育科举改了，立宪不知真假，她死了，权力真空化，底层无变化。第二次鸦片战争时的东南自保，地方势力抬头，被国军和共军又军事化了
●2012Nov阅，京东网购，好书，看了个开头就吸引你一直看下去，启发你的思考，从现代性的角度看晚清的七十年，而且知道了西方现代性的发展脉络，从人性的复苏到工具理性到宪政制度，以后再找相关的书来看。 附路的讨论也好，有从土地的，有从经济的，从各个具体角度看辛亥革命，每一个都有大文章
●后面的各家评论比前面的文章有意思。
●本书梳理了清末时期，在面对现代性思潮入境中国时，清政府的种种应对以及背后的考虑。从中不难发现，革命的最大缔造者不是别人，正是清政府自身，正是它对权力的眷恋以及改革步伐的滞后一点点将原本占主导地位的立宪派推向革命。书中很多地方，可以看出有意在同当下的中国对照，不难看出作者的一片苦心。
●第三部分选的两篇文章，为了凑字数，只能用P来形容这本出版于2011年的书。读完黑了李时岳和李泽厚，形容以上不赘。
●最大的亮点是集录了辛亥百年时一些知名人物的言论，让你对这场革命有了更多的解读视角，更全面的把握和更理性认识。
●雷颐观点：晚清就是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转型的过程。清王朝的覆亡，从根本上说是它应对现代性挑战的失败。 雷颐借用了大量马克斯韦伯与哈贝马斯的观点，浓缩概括晚清的历史脉络，倒也清晰而有条理。 但问题是，这样的解读是否过于绝对？ 历史真的就这么简单吗？
●与李泽厚的《近代思想史论》相比，本书是以近代化史观为基础，撇开阶级分析法，并剔除了“反侵略”这一传统叙述线索。代表自由派学者的晚清史观点。
《面对现代性挑战》读后感(一)：面对现代性挑战
大清朝勾勒华夷秩序的美梦被洋鬼子的船坚炮利打回现实，无奈改官制、废科举、佯立宪，可是帝国的小脚终究慢了半拍，原本温和的改良派也被生生逼成革命派，当统治的合法性和官僚系统的基础被抽走，帝国的坍塌也就指日可待了。师夷长技，反落得断送我大清朝，历史跟老佛爷的玩笑开大了。
《面对现代性挑战》读后感(二)：任志强的观点
任志强：明早现场讨论. //@中国金融博物馆书院:@王巍w 读雷颐的新书，博源文库之一。博源基金会近年来声名鹊起，重在现代性研究，将器物现代化向心性现代化探寻。试图发动启蒙运动，推进文化深层改革。秦晓为主帅，今年亚布力论坛几次发言颇为注目，其深度在当下商界出类拔萃。
《面对现代性挑战》读后感(三)：未竟的现代性
读完雷颐先生的《面对现代性挑战：清王朝的应对》一书，感慨良多。于是趁这个周末的上午得闲，在电脑前随意记录下一些感受。
这种状况在晚清时期却被残酷地打破。当马噶尔尼在乾隆面前不愿下跪之时，清王朝的统治者还可以以“夷蛮小国，不识中华礼数”来自欺欺人，但当整个南京城被长江上英军舰船炮火所震醒之时，中国的精英阶层才不得不意识到，这个来自万里之外的异族国家，并不是我们熟悉的朝贡体系的一部分，而是一个无论从政治军事实力，还是文明程度上都不亚于中华帝国的国家。然而知易行难，要从观念上完全摆脱朝贡体系的观念，接受西方基于国际法的平等国家关系思想，显然并非易事。第二次鸦片战争时期，清王朝对割地赔款等诸多条款一概应允，却坚决不同意各国派驻公使驻京。这种重礼节、轻实利的观念在我们后世看来似乎是非常地不可理解，但在当时的儒家礼仪观念上，却是涉及名实大防的严重行为。
在我们这样一个“天朝上国”思想和儒家文明占据统治地位达两千多年历史的国度里，任何一种涉及现代性的变革，都会被看作对既有文明体系和统治秩序的严重挑战。于是我们在书中看到：修建同文馆，招收翻译学生遭到朝野严重反对；修铁路、修电报这些利国利民之举，却被视为违反礼法纲常，反复争论一二十年后才能勉强实施……在一个视科技、商业和外国文明为洪水猛兽、奇技淫巧的国度里，每一点滴的改变都要付出一代人的牺牲和心血。郭嵩焘、薛福成，甚至包括曾国藩、李鸿章都是这样的牺牲者。
晚清的每一次进步，都要以亡国灭种的惨痛教训作为代价。第二次鸦片战争的彻底失败，才使得学习西方科技、商业文明的洋务运动成为现实；中日甲午战争的一败涂地，才使得在科技、商业之外，学习西方政治和教育制度的维新变法成为风潮；八国联军的屠戮中华，才使得清王朝的废科举、兴立宪的举措成为现实。然而只要稍有喘息机会，统治阶层最在意的还是过往的秩序，和牢牢抓在手里的权力。皇族内阁的出台几乎让所有人都丢失了对清政府的幻想，这也就是武昌起义起于仓促，却能一举革命功成的真正原因。
时间过去了整整一百年，在这一百年的上半叶，激进的革命和战争成为了主题，然而革命带来的，并不仅仅是彻底的变革，还有通过暴力和强制手段形成的神化的意识形态。于是到了下半叶，我们似乎又走在了一个循环：要发展，要进步，就要打破这种僵化的、顽固的意识形态。打破的机会仍然可谓是以亡国灭种作为代价。没有文革末年的政治、经济全面趋于崩溃，就不可能有后来的改革开放。远见者如邓公，就敏锐地知道“解放思想、实事求是”，比单纯的改革和开放来得更加重要。
如今，改革已历三十多年之久，然而我们还有着太多未能打破的意识形态禁区，还有着太多未完成的现代性。这些仍然需要一代，甚至两三代精英阶层的自我奉献和牺牲，方可实现。无论是政府，还是民间，都要有利国利民。福播后世的卓识远见，继续推动变革，继续推动现代化的进程。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仅仅有经济上的复兴肯定是不够的，还包括政治和文化的全面复兴，全面融入世界体系之中。对于这一任务，我辈中人都是责无旁贷。
写这篇小文之时，身旁的碟机里一直在放着沼泽乐队的《1911》，四乐章的后摇乐曲讲述的真是中国在这百年岁月里的轮回，真心希望下一个百年后，我们不会再陷入同样循环往复的历史哀叹之中，而是迎来一个崭新的明天！
《面对现代性挑战》读后感(四)：直面现代性的挑战：奋斗还是应对？
左页
先前阅读徐中约先生的《中国近代史：１６００－２０００，中国的奋斗》，其中有句话概述中国近代史的艰难历程，今天读起来特别的“提气”：“近代中国历史的特征并非是一种对西方的被动反应，而是一场中国人应付内外挑战的主动奋斗。”奋斗，一个多么振奋人心的词汇，它会让你不自觉地想起，在中国近代史上，无数的仁人志士、英雄豪杰，前赴后继，为挽民族危亡，抛头颅洒热血，置生死于度外的情景。
不过，历史是复杂多样的，奋斗只是历史的一个面向，大多数时候我们所见到近代史都是由无数的懦弱、屈辱和无能组成。其中，最令人沮丧的，莫过于清政府在近代中国从传统到现代的转型中，所扮演的那副消极被动的可恨模样。与徐中约先生的印象相反，雷颐在《面对现代性挑战：清王朝的应对》一书中，他这样概述清廷的表现：“纵观晚清历史，每当还有一线希望、还能控制一定局面的时候，清廷总是拒不变化；只到时机已逝、丧失了操控能力的时候，它才匆匆忙忙地被动‘变革’。”
与“奋斗”二字相比，雷颐的“应对”二字似乎更能准确地概括近代中国，那种自傲又无能的近代形象是我们所熟悉的。面对新鲜事物，清政府一贯的态度就是阻拦和无视，以至于现代性在中国被一再延误。比如，１８４２年成书的《海国图志》，从鸦片战争到洋务运动，清廷整整二十年无动于衷，最后漂洋过海到日本，反而促进日本人的明治维新。再比如，电报、铁路，前者从１８６５年李鸿章提出，经过了１５年的讨论才被批准开办电报局；而后者则从１８７２年俄国侵占伊犁，从李鸿章提出改“土车为铁路”的主张始，历经１７年的争论清廷才同意修建铁路。
某种程度上，这也是雷颐想通过《面对现代性挑战：清王朝的应对》一书，所总结呈现的历史教训：“被动应对”是清政府面对现代性之挑战时，其失败的根本原因。
在讲述现代性（Ｍｏｄｅｒｎｉｔｙ）时，雷颐刻意地区分了它与“现代化”之间的微妙差别：“‘现代化’更多是指‘物质’层面，而现代化过程中所造成的综合的社会、精神、文化状况被定义为‘现代性’。”现代性成为现代化过程中带来的必然结果，这个刻意的区分潜藏着雷颐的现实批判：假如现代化指的是物质层面的变化，而现代性是随之而来的启蒙、民主、自由、对权力的制衡等精神层面的东西，而且后者是前者的必然结果，那么今天中国物质经济实力的增长，就必然会带来更多的自由、民主和对权力的制衡等精神的增长。与此相对，任何阻止这种现代性、精神性增长的力量，都是类似于清政府那种被动消极的无能力量。
不过，观看今天的中国，局面似乎远比要“奋斗”还是“应对”来得复杂。而且，今天关于中国出路的争论，也早已经不再局限于保守和开放的二元对立了。人们的思想随着现实的复杂而变得混乱：一方面，市场和商业“异军突起”，人们已经开始对其进行正面和反面的辨证思考，它带来了繁荣，也因为其对传统价值的侵蚀带来了无尽的痛苦；另一方面，与经济伴随而来的，似乎并没有带来预期的民主和自由，人们要么因为物欲而封闭，要么因为政治的高压而沉默。所以，与此同时，一方面，人们搬来各种时髦的后现代性、犬儒主义、消费主义等时髦理论，开始学着西方人“反思和批判”现代性；另一方面，由于缺乏必要的权利和自由，人们同时又在担忧现代性在中国根本就没有充分实现，更遑论批判。
厘清这种混乱的局面，还需要正本清源，追溯清楚现代化和现代性的真正含义。西方从１６世纪启蒙运动开始的现代化过程，其实说到底就是马克斯·韦伯所谓政治、经济、文化、社会不断走向理性化的过程。实际上，理性化以及启蒙自起始就一直伴随着反理性或者反启蒙的运动。只是到了上个世纪７０年代，理性甚至有成为“末流”之势。基于此，哈贝马斯坚守理性大旗，坚信我们只是走偏了，只要有“沟通理性”便能纠偏“工具理性”。正是在这个基础上，“现代性：一项未竟的事业”成为哈贝马斯著名的代表性说辞。所谓“未竟的事业”针对是那些对现代性持反对态度，走向反理性或者反启蒙主义的人而言。
但是，今天中国的混乱局面却让“现代性作为一项未竟事业”的含义暧昧不明，人们不知道它是说理性过了头，走向了韦伯所谓的“铁笼”，还是未能充分到达理性之彼岸，依然徘徊于蒙昧世界的大门内。正是因了这种混乱，被一部分人利用，现代性成为了一种“修辞”，它不再代表社会走向民主、自由的未来，就像雷颐先生刻意澄清的“现代化的精神层面”，而是被人利用来遮蔽其怯懦，规避政治批评风险的工具。于是，本来非常明确的“政治权利批评”，变成了没有风险的“现代性批评”。你会发现今天的中国，人们热衷于诊断各种“现代病”，比如“乡愁”、又比如“孤独”，再比如“奢侈”——这都是发达的资本主义世界出现的“贵族病”，这在今天中国的精神生活世界里其实微不足道，但连饭都吃不饱的人，却偏偏要假装自己最大的问题是“生活太油腻”。
某种程度上，也正是这种复杂的心理，使得人们面对现代性的挑战时，从一种“奋斗”状态转变成了虚与委蛇的“应对”。借助萨义德的说法，就是在西方世界“现代末期”出现“疲软思想”的时候，对于第三世界而言，“现代性非但没有过时，而且，对那种至今仍受传统和正统思想控制的文化，现代性乃是一种主要的挑战力量”。
深圳特区报 12.1.1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