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格拉底的困惑》读后感1000字

　　《苏格拉底的困惑》是一本由(美)罗伯特·诺齐克著作，新星出版社出版的平装图书，本书定价：38.00，页数：408，特精心从网络上整理的一些读者的读后感，希望对大家能有帮助。

　　《苏格拉底的困惑》精选点评：

　　●为什么我不太喜欢这本书 觉得很没劲？

　　●杂

　　●待重读

　　●博而无当

　　●不容易读懂

　　●哲学的境界啊！！！书中涉及了很多哲学小问题、小例子，非得静下心来好好参悟才能看得懂啊！~

　　●Have to get an original copy...

　　●奇怪，这本怎么弄伤怀特海了

　　●数学，数学啊

　　●难理解，但并不是我应该拒绝的原因。等自己的逻辑和数学更精进之后再来读过。

　　《苏格拉底的困惑》读后感(一)：不可能的实验：有一个疑问。

　　在不拿第一个箱子的情况下，为什么精灵一定要第二个箱子里放百万美元？

　　前提是：精灵是有好的，一定不会让人空手而归。

　　如果换一个测试：两个箱子，只有其中一个放了钱，人只能选择其中一个。精灵可以预测人的选择，但他的目标是不让人拿到钱。

　　这个实验的基础是一个假设。

　　那么人会拿到钱吗？

　　答案是不会。

　　既然如此，在原来那个试验中人们只能选择只拿第二个箱子。

　　什么叫“选择”什么叫“未选择”？显然人心里的决定或斗争是不足为据的，是不会欺骗精灵的。精灵根本不会考虑人的内心。他只会根据人的行动来放钱。

　　什么叫预测？精灵其实并没有预测，他并没有事先考虑。人是不可预测的。精灵的速度必须是超光速的，精灵的位移不需要时间。

　　什么是自由意志？三心二意，出尔反尔，自相矛盾是不是自由意志？自由意志这个概念出自基督教，所谓“灵与肉的交战”，基督徒的自我分裂，形成了自由意志这个学术问题。

　　所以，中国古典学术中没有自由意志这个概念。因为中国学术不是二元论。

　　《苏格拉底的困惑》读后感(二)：【读品•浅尝】梁捷：苏格拉底的困惑

　　这是已故哈佛哲学家诺齐克一生所写的6部著作之一。虽然是他倒数第2部著作，出版于1997年，但其中多篇文章和思想早在60年代就已成形，函泳多年，他对“强迫”等问题的思考对我们理解《无政府、国家与乌托邦》大有裨益。

　　有些学者将诺齐克看作20世纪最重要的两位政治哲学家之一，罗尔斯的《正义论》和诺齐克对他的批评，一左一右，构成我们理解当代政治哲学的硬核。可是诺齐克并没有把自己视作一个纯粹的政治哲学家，甚至懒得为早年工作继续辩护和拓展。他还对认识论、决策论、伦理学、科学方法乃至自由意志问题抱有强烈兴趣，他以为这些东西比“正义论”什么的更重要。他在哈佛教书时，常喜欢和不同学科学者合作开讨论课，讨论过许多奇异问题，次次不同。晚年还想再开一门讨论陀斯妥耶夫斯基的讨论课，终因身体状况而未遂。

　　他的每部著作都转向全新的问题，提出全新的视角。这部著作收录了22篇论文或评论或小说，时间跨度三十多年，对著名的“纽康柏悖论”、“经济学方法论”、“安•兰德的政治方法”等热门问题发表了自己意见。虽然学界对诺齐克肆无忌惮闯入各个领域留下脚印的看法莫衷一是，但也不得不承认他的思考为我们带来丰富的启迪。

　　[美]罗伯特•诺齐克著：《苏格拉底的困惑》，郭建玲等译，新星出版社，2006年11月，38元。

　　《苏格拉底的困惑》读后感(三)：人文向左、其他向右

　　罗伯特•诺齐克的书很不通俗，这本《苏格拉底的困惑》（Socratic Puzzles，1997）已经是风格最为轻松的一本了，饶是如此，我还是看得头大、大如麦斗。如果仅仅是“充分条件”、“必要条件”、“三段论”什么的，还好对付，可是满纸印的是矩阵、∑、概率、周期曲线，叫我怎能不困惑。显而易见，人家那个政治哲学是“算”出来的，不是咖啡馆里“聊”出来的，大师左手掐着逻辑，右手还拎着计算器——左右开弓的双节棍呢，我等只扛着一根哨棒的，倒也。

　　诺齐克死于2002年1月23日。巧合的是，布尔迪厄也在此日仙逝。这一“右”一“左”两大宗师是不是约好了到天堂里继续相争？布尔迪厄不仅给以诺齐克为代表的“新自由主义”命了名，而且对“文化资本主义”的批判也是入木三分，比正义的罗尔斯还要向“左”。他的《国家精英》研究了“权力场域”的大问题，指出以学校为中心的权力再生产模式最为隐蔽也最值得警惕，在某种意义上，学校才是国家最忠实的管家。

　　在这样的背景下，看诺齐克的小文章《知识分子为何反对资本主义》难免有所会心。诺齐克不是笼统地谈论知识分子，实际上他把知识分子分成了“文字工作者”、“数字工作者”和“视觉工作者”，而他分析的是“文字工作者”或称“人文知识分子”为什么反对资本主义？换句话说，教授的政治立场是不同的，人文学院的教授向左，理学院商学院和经济学院的教授向右，至于美术学院电影学院的，中间晃悠着也好。

　　诺齐克援引了米塞斯《反资本主义心态》中的观点：知识分子之所以反对资本主义，是缘于不成功者的怨恨。他又更进一步指出：是学校教育培养了人文知识分子的“宠儿”心态，使他们接受了一种按照智力能力分配奖赏的机制。但是，市场社会的标准与学校标准是如此不同，资本主义制度分配个人回报的唯一依据是：你在多大程度上满足了市场上其他人的需要，它只问你经济上的贡献，而不管你的“个人价值”。所以，学校里少年得志的佼佼者如果步入社会，通常都要经历一番心理失衡；如果留在高校里攀爬学术阶梯，也会在与市场精英的横向比较中，发觉自己“收益受损”。（呵呵，“远看像捡破烂的，近看像卖羊肉串的，仔细一看社科院的”。社科院的研究员看经济学院商学院的教授屁颠颠发资本主义的洋财，还有死笨死笨的小学同学成了亿万富翁，甚至中天、丹那样的“二流学者”靠市场化赚了名望与大钱，怎能不怒发冲冠。）诺齐克指出，正是这种心理落差，使人文知识分子对资本主义产生了冲天的愤怒，反反反，造反何须有理，造反就是一种心态使然！

　　我估计诺齐克是把自己当成“数字工作者”了，他冷眼看着“文字工作者”布尔迪厄，一脸坏笑。

　　《苏格拉底的困惑》读后感(四)：古希腊“最高尚、最伟大”的人苏格拉底

　　苏格拉底（Socrates，前469——前399年）被后人认为是西方哲学的奠基者。苏格拉底常说：“我只知道自己一无所知”，“我像一只猎犬一样追寻真理的足迹”，“我的母亲是个助产婆，我要追随她的脚步，我是个精神上的助产士，帮助别人产生他们自己的思想。”他曾自问：什么是哲学？他自答： “认识你自己！（know yourself）” 苏格拉底在2000年前提出了“知识即美德”的神圣思想，他的思想中心是探讨人生的目的和善德。他强调人们在现实生活中获得的各种有益的或有害的目的和道德规范都是相对的，只有探求普遍的、绝对的善的概念，把握概念的真知识，才是人们最高的生活目的和至善的美德。他提倡人们认识做人的道理，过有道德的生活。苏格拉底认为，一个人要有道德就必须有道德的知识，一切不道德的行为都是无知的结果。人们只有摆脱物欲的诱惑和后天经验的局限，获得概念的知识，才会有智慧、勇敢、节制和正义等美德。他认为道德只能凭心灵和神的安排，道德教育就是使人认识心灵和神，听从神灵的训示。苏格拉底提出肉体易逝，灵魂不朽，认为天上和地上各种事物的生存、发展和毁灭都是神安排的，神是世界的主宰。

　　苏格拉底在白天闹市中就常会进入到深深的禅定中，在他身上常有神迹现象出现。在古希腊，有一回，有位叫凯勒丰的来到以准确的预言而闻名的德尔斐神庙，向神提出问题，求神谕告诉他谁比苏格拉底更有智慧。女祭司传下神谕说，没有人更智慧了。苏格拉底并不认为自己是最有智慧的人，他造访了一个又一个享有智慧声誉的人，发现这些自认为聪明的人，最不聪明之处就是以自己所不知者为知。于是他终于明白，神谕通过苏格拉底告诫人类，最聪明的人是意识到自己的智慧微不足道的人。

　　柏拉图自二十岁起师事苏氏，前后八年，苏格拉底亡故时，柏氏才二十八岁，老师的死，使他受刺激很大，因此他看清了雅典的民主本质，明白了群众的无知，柏氏受苏格拉底的精神感召，变成一个酷爱智慧的青年，自柏拉图开始，人类开始有大学制度了。柏拉图非常敬爱他的老师，他常说：“我感谢上帝赐我生命，······；但是我尤其要感谢上帝赐我生在苏格拉底的时代”。　苏格拉底还被称为是西方的孔子，因为他们都开创了一个新的时代，这个时代不是靠政治的力量来成就，而是透过理性，对人的生命作透彻的了解，从而引导出一种新的生活态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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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苏格拉底的困惑》读后感(五)：ZT 被误解的诺齐克--评《苏格拉底的困惑 》

　　ZT 转帖：

　　作为苏格拉底的精神传人，诺齐克无疑是我们这个时代最杰出的哲学家之一，苏格拉底的精神传人。他总是用他的原创性、力量和开阔的学术视野，以及令人叹为观止的分析能力和生动活泼的学术风格，向我们展示着：研究哲学和阅读哲学可以是如此快乐的一件事。

　　这本文集收入了诺齐克数十年写成的22篇论文，不仅全面展示了诺齐克的哲学发展，也为我们提供了一幅生动的个人肖像。它不仅没有统一的题材——包括哲学论文、书评，甚至包括几篇哲学小说，也没有统一的主题，不同程度地展示了诺齐克的“苏格拉底式”的精神。

　　现在搞西学的人还有谁不知道诺齐克呢？人们在谈论罗尔斯的时候几乎总会把他拉过来“陪绑”。然而，尽管其《无政府、国家与乌托邦》一书(以下简称《无政府》)经常被人挂在嘴边，诺齐克却常常被误解为一位把“原子式”个人置于首要位置的方法论个人主义(methodological individualism)者和主张自由优先的自由至上主义(Libertarianism)者，真是差之毫厘，谬以千里。

　　先看看诺齐克是否主张自由优先，这其实不难澄清。那种主张自由优先、从自由推导出权利的主张恰恰是《无政府》坚决反对的无政府主义观点。“诺齐克并不认为，自由观念优先于自我所有权并且前者推出了后者”，而是断言：“我们享有的自由的性质及其范围，应该依我们的自我所有权而定。”(《当代政治哲学》，[加]威尔·金里卡著，刘莘译，上海三联书店2004年1月版，第255页)“诺齐克所倡导的自由是基于权利的自由，是一种形式上的程序自由……自由就是有权利去做的选择自由，权利不是自由去做的选择权利。换句话说，我们从诺齐克政治哲学中看到，只能从权利语境中去理解自由，而不能从自由语境中去理解权利。”(《逻辑在先的个人权利：诺齐克的政治哲学》，文长春著，中央编译出版社2006年12月版，第93～94页)那种把他归入“自由至上主义”阵营的观点实在欠斟酌。

　　那么，诺齐克是不是方法论个人主义者呢？所谓“方法论个人主义”，是指将个人视为分析和解释社会现象的终极因素，不承认比个人更具终极地位的“超个人构成物”(superindividual constructs)的存在。《无政府》确实容易给人留下诺齐克是方法论个人主义者的印象，因为这本书似乎“把社会化约成抽象的个人，个人具有充分而自足的理性”，并且“认为只有个人才是真实的，在逻辑上只有个人才是第一位的，而社会则是第二位的，个人与社会相比，是逻辑在先的”(同上，第88页)。诺齐克本人从未正面回应过各方面关于该书的评论，不过这本《苏格拉底的困惑》已经足以说明上述印象乃是出于误读。《论奥地利学派的方法论》一文指出：“如果我们知道一个社会科学理论不可能被化约为人类行动的理论，那么它应该受到谴责(假设我们认为方法论的个人主义是正确的话)。但在社会科学领域，这是值得怀疑的，因为我们目前还缺乏证明某个理论可以被化约的证据……我们似乎不必根据方法论的个人主义来决定对那些尚未化约的社会科学宏观理论应该有一个怎样的态度。和大家一样，方法论的个人主义者也必须通过检验正反论据来评价这些理论的正确性。”(《苏格拉底的困惑》，第130页)《看不见的手的解释》一文更直截了当地提到：“经济学用理性代理人的行动对(看不见的手)模式做了典型的解释。但代理人本身的分解理论似乎也可视为一个看不见的手的解释，其中似乎表示某个核心的、统一的定向代理人的模式是被当作更小的、非代理人因素的相互作用的结果来解释的，这也被看作是一个看不见的手的解释……我的问题是，在某个个体内部，是怎样的去中心化的竞争过程产生了一个(相对一致)的决策者。”(同上，第221～222页)正所谓“瞧螟之巢蚊睫，蜼螟之睫又有巢者。视虱如轮，轮中之虱复傅缘焉”——你还能说他是方法论个人主义者吗？

　　其实本书序言里有句话可谓泄露天机：“个人选择必须满足什么规范条件与个人应当有权利做出自由选择的范围在本质上是一致的。”(同上，“序言”第6 页)也就是说，权利是自由的前提，而个人选择必须满足的规范条件又是权利的前提。《道德复杂性和道德结构》一文中探讨的“道德观的结构”就为这里所说的“ 规范条件”提供了一个例子。这种规范性的道德结构未必能说明一个人实际上做出某项道德判断所依据的主观理由，却可以恰当地解释其道德推理的方式，虽然这并不意味着所有人的道德观都在“事实上”符合该结构，或是存在一个所有人的道德观“事实上”共有的结构。如果不知道乔姆斯基在语言学领域开创的“句法结构” 理论，恐怕就很难弄明白诺齐克在说什么，“道德结构”正是“句法结构”在伦理学领域的翻版——事实上，这种比“个人”更具有本源地位的结构正是“方法论个人主义”拒绝承认的“超个人构成物”。

　　毋庸讳言，由于诺齐克对 “规范条件”的研究颇为倚重理性选择理论的路径，而后者又往往以个人理性为前提，因此他的不少论述难免予人以主张“个人具有充分而自足的理性”的印象。不过，他对理性选择理论的一大贡献却恰恰在于揭示了其内在悖论，亦即本书提到的“纽康柏悖论”——虽然并不是最早提出这个悖论的人，但最先洞察到其深刻意义的人却是他。简言之，诺齐克指出，纽康柏悖论说明了理性选择理论中两条久经考验的原则是相互冲突的：一是期望效用原则(expected－utilityprinciple)，一是优势原则(dominance principle)。然而，这两条原则之所以发生冲突，其实是因为纽康柏悖论无非是古老的自由意志与全知上帝之争的博弈论版本。(参见《推理的迷宫：悖论、谜题，及知识的脆弱性》，[美]庞德斯通著，李大强译，北京理工大学出版社2005年5月版)——由此大概可以解释，何以诺齐克生前最后一部著作会是《恒在：客观世界的结构》(Invarianees：the Structure of Objective World)？何以此书竟会广泛涉及数学、量子物理学、演化生物学、经济学、认知科学和神经元科学等多个学科领域？

　　对诺齐克的误解其实是对一种哲学方式的误解，那就是苏格拉底的“诘问法”，正是“这个方法揭示了信念之间的矛盾，从而迫使他人改变某个信念”(《苏格拉底的困惑》，第168页)。诺齐克对“诘问法”的推崇与他对知识论的看法有关。哲学界关于知识的传统定义是“证成了的真信念”(justified true belief)，这一定义自上世纪六十年代起因为受到Gettier问题的冲击而出现了多种修正方案。诺齐克的方案是将知识定义为“追踪真相(理)的真信念”，这一定义旨在面对类似这样的情况：“某个国家的独裁者被杀死了，报上都登出这条消息，但紧接着所有的报纸，乃至还有其他的媒体，都错误地否定了这一报道。所有知道这一否定报道的人全都相信了它，唯独有一个人不知道这一报道，因而仍然相信独裁者死了的真相。”此时这个人虽然拥有“证成了的真信念”，但却很难说他具有关于真相的知识，“理由是，假如他听到了第二个否定的报道，他同样也会同所有人一样相信它。”(《知识与确证：当代知识论引论》，陈嘉明著，上海人民出版社2003年4月版，第72～73页)——用诺齐克的话说就是他并未“追踪真相(理)”。其实人们对思想、学说的接受也大率如此，严密的思想体系尤其容易使人沉湎于“证成了的真信念”而遗忘了“真相(理)”本身。因此诺齐克无意建构思想体系，甚至无意执著于某一领域或某个课题，而是始终保持思想的“零敲碎打”状态，以“诘问法”贯穿始终。仅仅把他视为一位“政治哲学家”是短视的，仅仅根据诸如《知识分子为何反对资本主义》这样的小品文章来蠡测其深浅就更荒唐了。

　　出处：博览群书 2007年第6期

　　载：《新政治经济学评论》第三卷 第3期（总第7期） 2007年10月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