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智天皇的日本》经典读后感有感

　　《天智天皇的日本》是一本由[日]中村修也著作，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出版的精装图书，本书定价：56.00，页数：280，特精心从网络上整理的一些读者的读后感，希望对大家能有帮助。

　　《天智天皇的日本》精选点评：

　　●一言难尽，满脑都是劣质脑洞，至于文风嘛，有点地摊文学既视感

　　●大化改新让日本从奴隶社会过渡到了封建社会，而作为幕后推手的中大兄皇子十年的天皇岁月除了给母亲善后就是在为战争善后。颁发的新律令也是下落不明，似有似无。失败的表象下掩藏的是成功的改革。毕竟新生事物都有如婴儿般其貌不扬。良性举措也并不能一蹴而就。是非功过的确只能由跳出大部分局限性的后人评说。

　　●作者认为白村江之战以后日本也被占领，被唐帝国羁縻过，从而推动了日本进一步的律令制改革，然鹅新罗反水，交通的隔断没有进一步，再加上亲唐派天智天皇的去世，这段历史被天武天皇抹去（也可以当一种历史推演吧）

　　●大体内容是认为白村江战败之后，日本被纳入了唐朝的羁縻体制，日本在沿海设立堡垒等行为不是为了自卫，而是为了配合唐朝对日本的管涉。而随着新罗反唐，唐朝势力退出朝鲜半岛，自然对日本也是鞭长莫及。而此时天智天皇也去世，日本的豪族推翻了天智的既定政策。像作者和译者所说，书中的观点很有想象力和挑战性，但是很多都是猜想而没有实际证据。作为合理的想象和聊备一说当然可以存在，但是历史研究接受起这种观点来恐怕还是不太行的。

　　●个人觉得要说明天智朝在白村江战后短时期被包拢进唐之羁縻体制是一码事，而把整件事夸大成唐朝外派使团直接在飞鸟坐镇指挥就是另一码事了，著者似乎不太能权衡这两种假说间的深浅。

　　●唐帝国联合新罗消灭了高句丽和百济，并在朝鲜半岛成立安东都护府实行羁縻政策。《日本书纪》记载唐日白江村之战后，天智天皇开展了迁都、建设山城等种种加固防御的行动，可能是挽回颜面的说辞。当时的实际情况是唐帝国已经将触角延伸至日本，并派遣官员赴日监督建设都督府，落实羁縻政策控制日本，所谓迁都等要求都是唐政府提出的，但是由于新罗反唐，安东都护府内迁，日本之事便夭折。 近代，日本二战战败，美国建立驻日司令部，性质如出一辙。

　　●很有想法

　　●并没有评分显示的这么差。尽管作者的投降主义观点读起来像个极力向中国人谄媚的“日奸”，但这不失为一种用整个东亚的地域视角来解读特定历史时期历史事件的全新诠释方式，本来『日本书纪』作为一级史料就疑点重重，漏洞百出，作者提出自己的假说并无问题。但本书的问题在于，作者只能通过驳斥别的学者的观点来支撑自己的观点，自身掌握的硬素材几乎没有，这就不免被嘲讽为历史推理作家了。其实最大的悲哀还是一个国家不修正史。

　　●不得不说，某些日本学者的脑洞真大，有很强的自虐意识。不如改名叫“天智演义”为宜

　　●近期连续看了四五本日本学者写得书，这本虽然偏学术，但可读性也很不错。本以为中日首次冲突最多是元军攻日，没想到早在唐高宗年间就发生了白村江之战。另外，日本君主在天武天皇前都叫大王，天武时期才开始称天皇。联想到唐高宗与武则天的天皇天后称呼，实在是令人怀疑是随着大化改新而学过去的称号。

　　《天智天皇的日本》读后感(一)：东亚地区的战乱

　　在中国的大唐时代，大唐从数次远征高句丽的失败中，开始发现中转地点的必要性和补给线路的重要性，正好新罗献策，于是听从了建议，为防止大军在百济过境时遭受百济的攻击，便先顺手把百济给打了下来，把百济王俘送到了长安，大唐对百济其实不感兴趣，所以也没有去完全攻占百济所有的城池，导致百济复国军的产生。而日本原本亲大唐的孝德天皇过世后，齐明女王掌管日本，于是答应了百济复国军的请求，然而齐明女王在战斗还未开始之前就崩逝，继任的中大兄并未中止派遣军队，于是大战开始。

　　作为百济复国军领袖的鬼室福信去日本迎回了当质子的百济王子余丰璋，并将余丰璋拥立为百济王，百济复国军有了王之后，自然士气高涨。然而，很多事情就怕然而，然而，鬼室福信杀了同为百济复国军领军人物的僧人道琛，全权掌握了百济复国军，可以有力地指挥复国军，百济复国军一时间强势起来，顶住了大唐和新罗的联军，呈现了压倒对方的势态。然而，时为百济王的余丰璋却“袭杀”了鬼室福信，导致军心开始动摇，此时，日本方面为支援百济派出了四万二千多人的援军。

　　唐罗联军在白村江大败百济复国军与日本的联军，仅经过两天的战斗，日本军便全军覆没。“海水尽赤，贼众大溃”，这是《旧唐书·刘仁轨传》中的记录。

　　日本方面遭此大败，国家军力实质上也遭受到了巨大的损失，只得向大唐屈服。大唐在百济设熊津都督府，除统治百济以外，也派出军队开始在日本实施羁縻政策。《近江令》或许就是在这个背景下被编纂的。

　　天智八年，编制日本全国户籍的原因，或许是大唐的郭务悰在日本建造高安城，要收取田税作为筑城的资本吧。若属实，所谓的体现当时日本政府具有治理全国能力庚午年籍，本质上就是大唐为了向日本国民征收赋税而开始编造的户籍，建造的高安城，也不是作为畿内统治的据点（作者也实地去探访过，发现位于特别陡峭的山上）而是用来堆放储存粮食和物资的吧。

　　后来日本筑的长门城、大野城、基肄城，也是一样的原因吧，日本的史书里故意以似是而非的笔法，让人误以为是日本建造的为防唐军入侵的山城，给日本的历史贴一点金。

　　留在日本国内担任留守的大和氏族们因未参与战斗，却要在战败后接受大唐的羁縻统治，又不敢反大唐，于是对当时的近江朝廷产生了反意。

　　在天智天皇死后，能压制豪族的人已经不在了，对大唐羁縻统治不满已久大海人王子终于举起反旗——壬申之乱，结果日本形成了中央集权制的政体。

　　看完《古代日本的女帝》再看这本《天智天皇的日本》，内容有交错的地方，看的倒也是十分亲切。

　　《天智天皇的日本》读后感(二)：唐日关系的另一视角

　　中日之间有史以来曾经有过四次大战：唐代的白江口之战（白村江之战），明代的万历朝鲜战争，甲午海战，还有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的抗日战争。抗日战争中国可谓惨胜，战争席卷中国本土，生灵涂炭民不聊生；甲午海战中国惨败，才知日本已非昔日蕞尔小邦；万历朝鲜战争持续七年，中日两次对垒，明朝虽取得胜记却为未来埋下了隐患。只有唐代的白江口之战，可以说得上是大胜。

　　中日之间的战争，总是和朝鲜半岛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初唐时期，朝鲜半岛存有高句丽、百济与新罗三国，分别位于北部、西南、东南。其中高句丽的实力最为雄厚。百济虽然臣服于唐朝，但偷偷与高句丽结为同盟，攻打新罗和伽耶，无奈之下，新罗只好向唐求援。唐朝于660年（显庆五年），诏派左卫大将军苏定方等人率13万兵攻讨百济，百济由此亡国。百济遗民开始了抵抗运动，同时向日本求援。由于不希望唐在朝鲜半岛一家独大，日本倭国的齐名女王和中大兄（后来的天智）支持百济复国军，并以流亡日本的余丰璋为百济国王，并护送其回国。为了扶助百济复国，日本派出约四万二千人。

　　白村江海战发生于863年8月27日，据史料记载日本曾至少七次运输兵员、武器和粮食。大唐的军队相比较之下则少得多，只有刘仁轨率领的大约万余人。作者中村修也则认为大唐军队则有四十万之众，日军寡不敌众，因而战败。实际上，日本的战败不在于兵力对比悬殊，而在于技术和管理的落后。但中村的关注点并不在于白村江战役的胜败原因，更在意的是（可能）由此带来的日本制度变革。

　　日本的学界历来普遍认为，倭国在白村江战败后，大和朝廷在对马、壹崎和筑紫等地配置防人、设立烽火台，是为了阻挡唐朝来袭。但中村的观点与之相反，认为这些设施是为了唐朝使节抵日之际，日方方便接受消息准备接待而造。中村更是大胆假设，筑立朝鲜式山城也不是防御工事，而是为了建立大唐的“筑紫都督府”——实现大唐对日本的羁縻政策。聂于大唐的威慑，天智大王不得不将都城从平原地区的飞鸟迁至易攻难守的近江。

　　此时朝鲜半岛上的局势发生了变化，曾经向大唐求援的新罗利用唐军消灭了百济，在大唐羁縻统治百济期间，笼络百济文武，趁机发展自己的势力。作为盟军的新罗在大唐征服高句丽期间保存自己的实力，继而对大唐反戈一击，将唐朝势力彻底赶出了朝鲜半岛。新罗对朝鲜半岛完成了统一。

　　如果根据中村的假设，日本的国运还不错。大唐和新罗之间大战，也就没有能力对日本实施羁縻政策。但是大唐对战败的日本影响并未消除，大唐官员和律令专家早已到达日本，在战争中体会到唐王朝强大的天智大王借机发起改革，削弱豪族的权力，建立更加有效的管理体制。中村数次将大唐的胜利和日本二战战败后美国对日本的政策相比较，由此证明自己推论的合理性。

　　对于阅读此书的中国人，或许能从“大唐曾将日本纳至麾下”感到民族自豪，但从史学的角度却存疑。中村对于这段历史可谓“大胆假设”，但并未“小心求证”，虽多方推理，但史料仍不足以支撑其论点。恰如译后记所说，本书的最大价值在于为白村江之站后的日本史及唐日关系使的演进提供了新的视角。

　　《天智天皇的日本》读后感(三)：天智王朝663 ——从战争与国际秩序视角兼评《天智天皇的日本》

　　豆瓣小白，初次写书评，文章中应该是有很多错误的，求大家轻喷，先谢为敬！

　　（长文预警），此篇文章是我上《日本史（上）》课程提交的读书报告，阅读的还算比较认真，所以想谈谈自己的看法，以求教于方家。本书评将从七个角度进行论述，分别是：

　　一、作者简介与文本概述

　　二、章节设置及内容介绍

　　三、论证结构和概念释读

　　四、材料运用的长与短处

　　五、理论方法的分析评论

　　六：精妙绝伦与白璧微瑕

　　七：想象中的东亚与日本

　　战争是人类文明史上一个不可回避的话题，它既可能是先进文化的使者；也可能是破坏原有秩序的恶魔，其自身存在的两面性极其容易导致人们对同一场战场所带来的影响产生不同看法。公元七世纪的白村江之战是中日两国在军事上的首次交锋，虽然在这场战役中只有中、日双方出现，背后却隐藏着唐、高句丽、百济、新罗、日本这五个东北亚地区大国的身影。战争以日本战败告终，最终结果是高句丽灭亡，日本退出朝鲜半岛，新罗在大唐王朝的扶持下重新统一朝鲜，奠定新的东北亚国际秩序。

　　面对战争失败的结果，天智天皇痛心疾首，决心继续在国内推动律令制改革，然而关于天智朝极力推行律令制的原因，近年来产生了不同的看法。传统观点认为日本实行律令制改革是有感于国内政治的现状，目的是加强中央集权、削弱贵族势力，建立制度化、领域化的国家体制。但有学者通过对《日本书纪》等史料的仔细爬梳，采用战争法则重新解释白村江战败后日本的一系列举动，得出了全新的结论：即天智朝热衷于推动律令制改革是因为战败接受唐王朝的支配而被迫引入的。此种看法以中村修也为代表，他在自己的著作《天智天皇的日本：白村江之战后的律令国家与东亚》（注：下简称“《天智天皇的日本》”）中详尽的论述了这一观点，此观点确有石破天惊之处，与学术界业已形成的白村江之战给日本带来影响的观念截然相反。不可置否的是，作者的观点给予了我们了解过去的另外一种途径，很多推断的确非常精彩也极有可能是最接近事实的真相，但结论却显然受到了二战后美国对日本实行民主化改革的影响，是一种以现实解释过去的做法。本文试图通过对《天智天皇的日本：白村江之战后的律令国家与东亚》评论，得出与其说是战败导致律令制被迫引进至日本，更不如说战败的结果促成了以天智天皇为首的改革派加速实行律令制改革的步伐这一结论。

　　一、

　　中村修也教授出生于日本和歌山县，本科就读于筑波大学第一学群人文学类，曾在京都市历史资料馆工作，1994年任文教大学教育系副教授，[1]2001年获得筑波大学文学博士学位。中村修也教授著作等身，曾出版过《平安京の暮らしと行政》、《女帝推古と聖徳太子》、《偽りの大化改新》、《白村江の真実新羅王·金春秋の策略》、《天智朝と東アジア―唐の支配から律令国家へ》、《千利休·切腹と晩年の真実》等书，由此可以看出中村教授对日本古代史尤其是飞鸟时代的历史非常有研究。[2]他的学术兴趣主要集中在日本古代史和茶道史方面，早年曾在日本著名的学术刊物上发表过多篇与茶道相关的文章。中村修也教授在古代史领域深耕多年，是日本当代著名的历史学者之一，在国内学界有着较高的影响力，他的作品大多观点鲜明、结论新颖；同时文笔优美，叙述娓娓道来，读来引人入胜，不乏理论深度与独到见解，具有较高的可读性。

　　《天智天皇的日本：白村江之战后的律令国家与东亚》原版由NHK出版社于2015年出版，此书甫一出版，即在学术界引起广泛反响，生动形象的表达方式和平易近人的叙述风格在大众之间也产生了普遍影响。由于其在学术史上的突出地位，吴明浩先生将其译为中文并在2019年11月由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出版。此书必将推动我国学术界关于日本律令制国家的研究，在其影响下很可能会产生一批相当优秀的相关领域研究，推进学界关于白村江之战和律令制国家的认识。此书选题精妙，选取了东北亚史研究上一个极佳的切入点，为白村江之战后的日本史及唐日关系演进提供了新的视角，对于想要了解相关领域的求学者而言是一本非读不可的专著。

　　二、

　　对章节内容进行阐述能够帮助我们清楚的了解作者所想讨论的中心议题，把握书籍的主要脉络，梳理并归纳出核心观点。接下来将对本书每一章的核心内容进行概括介绍。在第一章中，作者从风云变幻的东亚国际局势开始论述，描述了东亚完全处在一个无法预估事态发展的混乱状态。然后叙述了白江村之战的导火线，即百济被灭，齐明女王在百济复国军的请求下，决定护送余丰璋归国并派军参与战争，但途中齐明女王突然驾崩，中大兄王子（即后世的天智天皇）临危受命执掌政权，他沿袭母亲的决策继续参战。从661年到663年8月，日本共三次派遣军队帮助百济作战，总兵力达四万两千人。余丰璋在归国后因为猜忌处决了复国军将领鬼室福信，对此日本非但没有撤军反而第三次派遣军队到朝鲜半岛，8月27日唐军以逸待劳与日军作战，大获全胜，并于28日最终击溃日军。[1]

　　在第二章中，作者先论述了日本接纳从百济战败归国的士兵与难民，插叙了天智三年制定的冠位二十六阶制，但认为它不是天智为了收买豪族忠心、构建王权秩序、与大唐继续进行抗争而做出的举措。紧接着叙述了郭务悰奉刘仁愿之命出使日本，并且否认了传统认为日本因考虑到郭非大唐王朝派出的正使而委婉拒绝其入京的要求，提出当时天智天皇并不在大和地区，而是在九州的那津宫，郭没有必要到达京城，还认为郭务悰此行到日本并不是为了打探日本意图、进行和亲，而是为了进行战争问责。本章末尾，作者分析了刘德高访日，印证了关于郭务悰访日的相关推断。[2]第三章作者分三个角度论述大唐逐步在日本境内实行羁縻统治，对日本进行战后安排。首先是修建朝鲜式山城，否认山城是日本为防备唐朝和新罗进攻而修建的防御设施，提出山城是唐将羁縻政策推及日本而设置的据点，是为了保护预备屯驻于筑紫的唐军修建的要塞这一观点，认为山城的修建是出于唐军的需要，并且是作为像烽火台一样的“通信设施”而存在。其次，作者叙述了泰山封禅大典，猜测刘德高访日很可能就已经提出过这个要求，日本派出由大友王子领衔，守君大石、境部连石积等人参与的高级别使团参与了于665年举行的泰山封禅大典。第三是参与天智四年举办的就利山会盟，传统认识认为就利山会盟是新罗王室和百济王室为了和好而举办的仪式，但作者认为这实际上是大唐为了自身利益而促成的会盟，它完善了对百济故土实施的羁縻体制，日本与耽罗并非单纯列席，也被迫要求在加入大唐羁縻体系的协约上签字。同时代的百济、高句丽也受到了唐王朝羁縻统治，唐朝在高句丽境内引入律令制作为地方统治模式，在日本境内实行羁縻州县制，并被设置筑紫都督府。[3]

　　第四章中，天智已经从那津宫返回到飞鸟宫，并且主持了母亲的葬礼，将其妹间人王女与一同下葬，之后于天智七年正式即位，结束了长达六年的称制时期。在返回大和后，天智突然下令迁都近江，历来的研究者认为迁都是因为大和离前线太近、政府容易发生不测，但经过作者实地考察后，认为与身处平原的大和相比，近江被山湖环绕，地理位置上不适合进行军事防御，也不适合建造宫殿。况且在豪族和人民的反对下，天智天皇仍要迁都只能是因为被大唐所胁迫，日本并非主动迁都于近江，而是让出飞鸟京，方便大唐实行羁縻政策。大唐的政策激怒了日本，无独有偶，新罗也决定对唐朝发动攻势，将其赶出朝鲜境内，新罗派使节来日，两国一拍即合。高句丽灭亡后，新罗加速了与大唐王朝决裂的步伐，积极构筑能够与大唐对抗的势力。[4]第五章作者接续第四章末尾，叙述了新罗的反唐举动，新罗与大唐的战斗意外的给日本带来了和平，唐朝撤回留日官员，使得日本有机会吸收唐人带去的知识，并在其基础上结合日本实际情况修订《近江令》，《近江令》不仅借鉴了唐朝的制度，还借鉴了新罗的制度，因为在社会结构上，日本与新罗更为接近。天智八年，郭务悰率领两千人再次访问日本，作者认为此次郭访日的目的是为了督促山城的修建，为此日本对全国范围内的户籍进行了新一轮考察，史称“庚午年籍”以征收田税修建高安城，甚至于天智十年的官僚人事任命也是为郭务悰等人所筹划的羁縻统治安排，但随着年底天智天皇的驾崩，配合唐朝实行羁縻政策的群体倒台，郭务悰等人不得不从日本撤离。掌握政权的天武天皇在没有唐朝势力干涉的基础上进一步推行律令制改革，逐渐确立以天皇为中心的中央政权。[5]

　　三、

　　1、论证结构阐述

　　整体而言，作者的结论是天智朝的律令制改革是因为白村江之战战败而被迫引入，但由于唐王朝在朝鲜半岛和日本本土实行羁縻体制，导致两国不满，新罗发动了反叛战争，大唐迫不得已撤回在日本的唐官，但在他们主导下的律令制改革却在日本生根发芽，使得原本天智朝在唐朝逼迫下实行的律令制改革发展为天武朝以后为加强天皇权威和中央集权的自发的律令制改革。作者这一结论的得出是层层递进式的，通过对天智统治十年间所发生的每一个重要细节重新分析，抽丝剥茧逐渐得出。作者采用了提出问题、分析问题、解决问题、得出结论的写作方法，每一个小结论的得出都是先进行史料分析，勾画出事实原本样貌，再分析关于此事件已有结论的不合理之处，进而得出自己关于此事的结论，这些小结论以小聚多，互为因果、相互印证共同得出全书最终结论。在分析的过程中，作者极为重视该问题在历史阶段上的发展脉络，尽可能呈现给读者一个完整的面貌；作者也试图从多个维度，以不同视角看待问题，从而得出一个全面且客观的结论。总而言之，全书结构清晰易懂，叙述方式环环相扣，读来如沐春风，并无晦涩之感。

　　2、重要概念释读

　　（1）羁縻州县

　　实行羁縻政策的思想根源是大一统思想，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的概念在每一个炎黄子孙心中萦绕，秦汉王朝实现了大一统目标，导致后世各朝各代都以其对标。另一个源于夷夏观念，汉族主要居住在中原地区，其他少数民族分散在四周，面对这些风俗各异、分布不均的少数民族，羁縻政策应用而生。[7]西戎荒俗，非礼仪之邦。羁縻之道，服而赦之，示以中国之威，道以王化之法，勿极武穷兵，过深残掠。[8]由此可以看出实行羁縻政策的再一个原因是示之以威、道以王化。

　　羁縻政策的核心可概括为因俗而治，即在少数民族承认中央王朝统治的基础下，中央王朝按照其原有社会政治经济制度和语言风俗习惯，允许其有限度的实行自治，主要有如下特点：首先，以部落活动范围作为羁縻府州行政区划的基础。其次以藩首、酋长为都护、刺史等职，可世代承袭，但需得到中央政府承认。[9]此外，羁縻府州享有高度自治权，居民不直接向国家缴纳赋税，但地方首领需向朝廷进献象征臣服的房物土产，并向都护府进呈贡纳。[10]最后，羁縻府州允许保留士卒，但需受督抚节制，并听从朝廷调遣，承担一定义务。[11]

　　唐代羁縻府州是内地府州的2.4倍，分布范围远远超过内地，羁縻政策是唐代政治中最为重要的政策之一。[12]自太宗平突厥，西北诸蕃及蛮夷稍稍内属，即其部落列置州县。其大者为都督府，以其首领为都督、刺史，皆得世袭。[13]但早在高祖时期，就已经在西南少数民族地区设置羁縻府州了，武德四年设置南宁州都督府，任命当地首领为都督，联络控制诸部，在南宁地区形成了较长时间的稳定局面。[14]羁縻府州既是唐王朝处理边疆民族问题的一项重大决策，又是其在边疆地区施行的一种行政制度，促进了民族融合，加强了各民族的交流。[15]

　　百济灭亡后，唐朝在当地设置了熊津、马韩、东明、金连、德安五个都督府，麟德二年则将其合并为统一的熊津都督府划归安东都护府管辖，唐、罗之间的战争导致安东都护府治所从平壤北迁辽东故城，开元二年，安东都护府又黯然迁移到了平州境内。节度使体制建立后，安东都护府先隶属于幽州节度使，后又改隶平卢节度使。[16]安东都护府设立之初主要承担三个职能，其一管理羁縻府州，统治高句丽移民；其二介入周边事物，发挥外交职能；其三在东北亚政治、经济、军事中发挥桥梁作用，虽然最后它所起的作用越来越小，但起初的确达到了这三个目的。[17]

　　实行羁縻体制对域外国家进行控制是唐政权的一贯做法，并非只是在东北亚地区实行的特殊体制，唐朝在军事上灭亡周边民族政权之后，设置都护府或都督府以开展羁縻统治，用这种方式扩大服属范围，在朝鲜半岛推行完羁縻州县后，将其扩展到日本是大势所趋。

　　（2）国际秩序（7世纪）

　　公元7世纪前后，东北亚地区存在着唐、高句丽、百济、新罗、日本五个主要国家，这一时期各国力量相互交织，有着自己的盘算，均想在东北亚地区的政治格局中占据主导地位，建立对自己有利的国际秩序。

　　高句丽起初积极与唐交好，但随着东突厥的灭亡，高句丽对唐的态度发生转变，在近十年未与唐进行朝贡后，640年高句丽王子出使唐朝，既是为了恢复与唐的邦交，也是为了观察唐对高句丽的态度。翌年唐太宗派遣陈大德送高句丽王子归国，陈大德是一位军事地理专家，唐派遣其出使已经暗含有攻打高句丽的意图。公元642年，高句丽发生政变，盖苏文一改前任亲唐 举措，打算进攻新罗，并对唐朝的调解置之不理，645年，唐朝开始了漫长的征伐高句丽进程。[18]

　　唐朝起初与新罗、百济两国均交好，但在政策上还是有所亲废，扶持更加弱小的百济，打压百济的诉求。唐朝错误估计了百济与新罗之间的矛盾，一直试图调和两者的关系，共同牵制高丽。当百济提出希望唐朝支持自己收复被新罗侵占的领土后，唐朝却对其继续打压。加之隋朝曾多次远征高句丽，结果却不尽人意，对于在隋朝基础上建立的唐朝能否战胜高句丽，百济是心存怀疑的，遂转向与高句丽结盟，共同应对新罗。

　　日本与百济素来交好，7世纪后两国进一步加强友好往来，624年百济观勒僧赴日讲传佛法，639年舒明天皇于畿内百济川侧建九重塔，昭示两国善邻关系。[19]日本与高句丽关系起初并不亲密，按《日本书纪》记载，从应神天皇七年至天智天皇八年，近四百年见，日本仅迁使出访高句丽四次，高句丽遣使赴日也仅有二十余次，可看出两国关系不算亲密。[20]因此日本与高句丽的交好，完全体现了日本对朝鲜半岛的野心，利用其复杂的局势和混乱的局面扩大自己的影响力。对于中国，在早期，日本不但向中国朝贡，还接受册封；但到“倭五王”时期，虽然依旧接受册封，但却采取自封称号，而后请求中国赐予的做法，体现出日本野心的膨胀；隋代以后，日本甚至谋求以平等身份处理两国关系。[21]大业三年，在递交的国书中甚至使用了“日出处天子至书日没处天子无恙”的说法[22]，隋炀帝阅后非常生气。据统计，从630年至宽平六年废止遣唐使，日本共派出了18次遣唐使，其中实际成形的有15次，[23]日本对中国是非常崇敬的，但这却促使唐王朝产生误判，以对待新罗、百济的心态看待日本，甚至要求日本出兵帮助新罗，表现出唐对日本缺乏必要认识。[24]

　　日本从很早就开始布局朝鲜半岛，打算建立以自己为主导的东北亚秩序，试图提高在当地的影响力，好太王碑中就有高句丽抗倭的记载。《隋书》中有 “新罗、百济皆以倭为大国，多珍物，并敬仰之，恒通使往来”[25]的描述。日本之所以极力想要建立在朝鲜半岛的支配地位是因为自己在当地有巨大的地缘经济利益，历史上冶铁、水稻耕作技术等都是经由朝鲜半岛再传入日本，日本依赖朝鲜半岛以获取中原地区先进的文化和技术，加之日本国内拥有众多朝鲜移民，他们成为日本境内一支不可小觑的政治力量，对于故土有着难解难分的情感，扩张领土的需要也促使日本渴望在当地建立以自己为主导的区域秩序。[26]

　　如果说中国是古代东北亚的中心，那么朝鲜半岛就是东北亚地区的枢纽，东北亚局势的稳定，很大程度上依赖朝鲜局势的稳定。642年百济攻打新罗，新罗派遣金春秋前往高句丽求援，反而遭到囚禁，迫使其将目光转移到唐朝。在国内推行律令制改革后，新罗与唐建立了军事同盟，[27]高句丽、日本、百济也结成了或隐或现的同盟关系，东北亚地区完成了力量重组，国家间自发的纷争逐步升级为集团间的对抗，区域战争一触即发。660年，唐、罗联军攻陷百济，战争的导火线被点燃了。

　　（3）天智天皇与白村江之战

　　天智天皇是日本第38代天皇，父亲是舒明大王，母亲是皇极大王。父亲去世后，由于天智年龄未满20岁不能继任天皇，遂由其母继任天皇，此时国内的苏我氏横征暴敛，导致全国民不聊生，在统治阶级内部也结下了无数怨仇。中大兄皇子遂与中臣镰足等人商量决定发动政变，铲除苏我氏。645年6月，中大兄等人在早朝仪式上斩杀苏我入鹿，苏我虾夷被迫自焚而亡。政变爆发后，皇极女王退位，由孝德天皇继位，孝德天皇自幼熟读中国典籍，与中大兄王子政见一致，遂开始进行大化改新。[28]大化改新的内容主要有如下几点，第一：废除世袭氏姓贵族制度，确立中央集权的官僚政治体制；第二：废除贵族土地私有制度和部民制，编撰户籍，统计人口数量，实行班田收授法；第三：统一租税、实行租调制。[29]孝德天皇在位十年后驾崩，皇极女王再次继位称齐明女王，660年，百济灭亡后，同时向日本和高句丽求援，齐明女王决定出兵入朝，但在途中驾崩，军队的指挥权交到中大兄手中，中大兄延续了其母亲的做法，继续派遣军队支持百济复国运动。661年唐左武卫大将军苏定方率领十万大军攻克百济后，旋即班师回朝，仅留下刘仁愿部镇守百济府城，《三国史记》记载留任的部队约有一万人。[30]后来留守部队被百济复国军围困，于是刘仁轨率援军救援刘仁愿，之后刘仁愿再次向唐请求援兵，获得了七千人的援助，有学者推测说，两次援军加上之前留守的军队，唐军总人数约有两万人左右，但实际参与白村江战役的只有刘仁轨所率水军，约一万人，[31]而日军数量，据作者猜测约有四万两千人左右。[32]对于白村江之战，各国史书记载比较简略且内容大致相仿，663年8月17日，刘仁愿等所率的唐、罗联军已经包围周留成，水军也抵达周留城外的白江口，27日，日军刚达到白江口，便遭到唐军毁灭性的打击，28日，日本重整力量再次向唐水军发动进攻，结果遭到更彻底的失败。[33]对于这场战争的失败，作者将其归结为双方人数的巨大悬殊，认为唐、罗联军有四十万，而日本只有四万两千人参战，失败是不可避免的。[34]但经过前述分析，得知参与白村江之战的唐朝军队只有一万人左右，甚至都不如日本参战人数多。作者认为日军失败的第二个原因是因为在没有作战计划的情况下遭受袭击，27日的战争的确是唐军以逸待劳，但28日的战争却是日本主动发起，如果认为没有作战计划而导致失败，那么当时日军为何还要主动发起进攻？如果没有明确的作战计划，日军难道不应该在齐明天皇逝世后就打道回府吗？为什么还要如此执着，想要与唐、罗联军一绝胜负。因此，我更认同白村江之战日本失败的原因是因为兵制落后、军事装备落伍、战术失败等传统解释。[35]

　　白村江战败后，天智天皇仍然留在九州的那津宫处理战败事宜，直到天智六年左右才返回到大和地区，并于天智七年正式继位。天智十年十二月三日驾崩于近江的大津宫。从齐明朝决定救援百济复国军开始，到白村江战败，再到与大唐进行有关羁縻政策的交涉，天智的十年政治生涯始于给母亲善后，终于给战争善后。[36]

　　四、

　　中村修也在写作的过程中旁征博引，引用材料非常之多，既有日本本国文献，又有中国、朝鲜的材料；既有原始的史书典籍文献，又有史学名家的著作论文，可以说关于白村江之战能够看到的主要文献和相关代表性著作，作者都对其进行了重新解读和分析，在材料使用方面是非常广博和全面的。比如，既有《日本书纪》、《万叶集》、《善邻国宝记》等史料，又有《三国史记》、《旧唐书》、《资治通鉴》、《册府元龟》等史料，体现出作者的国际视野，这些丰富的史料提升了作品的厚度与内涵，加深了文章的说服力与可信度，体现出作者作为一个历史学者严谨的态度与深厚的学术积淀。

　　同时，作者对于使用的材料并不是简单列举，而是进行批判性思考，尤其是认识到了《日本书纪》作为原始文献的特殊性，作者多次提到《日本书纪》是按照篡夺近江朝大权的天武天皇意志编纂，因此在很多方面特别是关于天智朝的叙述可能进行了篡改，或者是使用了春秋笔法。[1]作者对于这些材料并没有选择全盘接受，而是在分析的过程中，提出其可能存在的问题，表达自己的怀疑，认为重视作为基本史料的《日本书纪》是对的，倘若完全相信其叙述，对于历史研究则是非常危险的。作者自身的历史学基础和素养也非常扎实，比如，在引用其他学者的论述时，指出其存在的史实错误，[2]再如，当有学者在引用《日本书纪》中关于派遣守军大石出使大唐时，错误的将是岁理解为前一个时间点之后的时间，然而作者返回到原文时，注意到“是岁”这个词刚好处于旧一年的末尾和新一年的开始，无法判断“是岁”具体是指几月。[3]这些例子均表现出作者踏实的学风和一丝不苟的态度，对待前人的研究结果不盲目接受，有自己的判断。

　　但作者在史料运用方面也存在一些弊端，对于日文文献作者分析的比较清楚、仔细，但对于来自中国、朝鲜半岛的史料则很多只是简单的引述，未进行充分分析，似乎这些材料只是为了证明自己的结论是有史料支撑，忽视了从史料到结论的分析过程。即使对部分史料有解释，也只是简单的描述，并未涉及到史料的深层内涵，这可能与作者自身不熟悉汉语、朝鲜语的现实密切相关，同时考虑到此书是用日文写作而成，面对的受众主要是和自己一样不认识汉字的日本人，因此将主要的工作放在对文字的翻译而非解释上，但当此书翻译成汉语后，这个缺点就非常明显的浮现出来。

　　其次，作者对于史料的解释稍显霸道，有点“只许州官放火，不许百姓点灯”的意思。比如，作者认为从考古学角度而言，在没有出土遗迹、文物的情况下，不能妄加揣测，由此否定其他学者的结论，[4]但作者自己的结论很多就是在没有任何地下甚至地上实物材料作为印证基础上得到的，这恰巧与他批评其他学者的做法相反。作者认为有些学者的结论是通过对文献解读，甚至是文学化解读而得出的，这不符合历史学的要求，应当从现实角度出发，批评其他人的结论没有确切史料依据支撑，然而作者的很多结论也需要大开脑洞，进行想象才可以得出。从这个角度看，作者对如何使用材料似乎有双重标准的嫌疑。[5]

　　五、

　　作者并未直接说明自己采用何种理论进行研究，但在阅读中，容易使人回忆起一本与之写作风格非常类似的史学名著《万历十五年》，在《天智天皇的日本》，作者同样采取了以一个事件为中心，逐渐展开论述的写作方法。虽然是微观研究，但却蕴含着大历史的观念，与《奶酪和蛆虫：一个16世纪磨坊主的精神世界》一样，作者从另一个视角切入研究，获得了与典范认识截然不同的结论，极大的增进了对于过去的认识。作者重视强调战败国的身份，认为所有互动都不应忽视这个前提，对白村江战争进行重新研究，获得了关于东北亚局势和律令制改革的新认识，使得原来很多看似难以解释的问题迎刃而解并获得合理解释，同时还得出全新的结论。尽管作者的很多结论看起来离经叛道，但作者思考问题、解决问题的方式却值得鼓励，它给予了学术界一种新的活力，提供了一个全新的可供思考的方向，激励着研究者们不断寻找新的方法、获得新的解释、取得新的突破。历史从来都不是一家之言，也正是因为存在多种解释的可能才如此具有魅力，历史学家的作用就是不断探求事实真相，给出历史解释，最大限度的还原历史原貌。

　　作者在结语出提到自己的另一个研究方式，即从史料解释提出问题。尤其是在史料特别稀少、历史解释比较一致的情况下，更需要我们从通过史料提出问题转变到通过史料解释提出问题。传统对于天智天皇相关举措的解释都是从积极防御、应对可能到来的战争角度进行解释，这种解释忽略了战争法则，即战胜国对战败国总是有所求的，[6]它淡化了日本作为战败国的身份，试图掩饰失败的真相，从这个角度而言之前得出的结论是“皇帝的新装”，经不起时间的推敲和历史的检验。

　　六、

　　1、精妙绝伦处

　　（1）新结论中的想象

　　站在巨人的肩膀上，我们能看的更高更远，借鉴前人正确的结论，我们才能在研究的道路上走的更远，一步步接近事实的真相。比如，关于修建山城，经典的解释是：用作军事防御的措施，可成为紧急时期避难的城堡。但作者通过对战争进行假设，认为日本军队如果真的以这些山城作为防御的军事设施，反而会将自己陷于绝境，逃入山城使外部援救变得更加困难，一旦弹尽粮绝，不用敌军从外部攻克，己方军队内部就会先行瓦解。作者借鉴赤司善彦等人关于烽火台所具有的传递信息作用，得出山城是出于唐军需要做为“通信设施”而存在的设施。[7]

　　（2）双线叙述，结论归一

　　（3）有图有表，趣味横生

　　经统计，《天智天皇的日本》共有插图14幅，系谱3幅，时间线3条。[8]插图中既包含有国家地图，也包含人物肖像，还有地形分布图等多种形式；3幅系谱分别是唐朝皇帝系谱、日本皇室系谱（天智前后部分）、新罗王室系谱（文武王前后不分）。此外，在本书最后，附有详细的年表，记叙内容起于654年，止于681年。这些图片与表格，丰富了文章的表现形式，使得读者阅读起来不至于枯燥；又更加直观形象，方便读者对某一问题进行了解；还可以简化叙述，使文章不至于啰唆臃肿。作者的语言风格也非常平易近人，特别能激发读者的阅读兴趣。

　　2、白璧微瑕处

　　（1）想象中的新结论

　　成也萧何，败也萧何。全书中最引人注目、振聋发聩的就是作者根据史实和想象推敲出的许多新结论，但并不是书中所有想象的新结论都是特别精彩，有些结论还是存在强词夺理，为了想象而想象的情况。书中类似的例子较多，暂举最令人难以置信的一个结论为例：在新罗派出使节访问日本后，《日本书纪》中记载了沙门道行盗草雉剑，逃向新罗，途中因遇风雨而迷路折返的故事，作者认为史书中没有记录对偷盗宝剑人的处罚很令人费解，大胆提出了草雉剑是被献给新罗的结论。很难想象这是熟知草雉剑地位有多么重要的日本学者提出的结论，作者在前一章描述新罗与日本的关系时，显得特别卑躬屈膝，似乎低人一等，然而这却不符合历史现实，日本很早就表现出自己高于新罗等国的姿态，甚至入侵朝鲜半岛，试图构建“日式区域秩序”，所以当百济被唐、罗联军击败后，百济才会向日本求救，如果日本实力不如新罗，百济又怎会向它求援？其次，新罗此时是有求于日本的，希望达成与日本的结盟，共同反对唐的羁縻体制，摆脱唐的控制，即使在白村江之战中遭受了巨大打击，日本也不可能向新罗俯首称臣。最后，史书中没有详细记载草雉剑被盗一事可能是认为此事过于耻辱，不适合记载于典籍之中，以免引发更多人效仿，这并不是一件值得流芳百世的事情，尽可能淡化关于它的叙述才是正确的做法。就像《日本书纪》没有明确表示天智朝很多做法是因为战败而被迫进行的一样，草雉剑被盗没有进行详细叙述同样是因为采取了春秋笔法。

　　（2）以现在比附过去

　　虽然在正文中作者没有明确将白村江之战与第二次世界大战对比，但在分析和叙述中，处处存在着用现在解释过去的影子，作者过分强调战败国的身份，认为很多举措是在唐王朝的逼迫下进行的，是一种被迫害妄想症，即经常觉得自己受到迫害，需要处处防备，这种想法导致投鼠忌器，对很小的事情也会产生非常敏感的看法，并将其放大很多倍。大唐不是美国，公元七世纪也不是二十世纪，当时的人不会像现代人一样去看待事情，就像战争结束后双方签订条约一样，这种做法不是一开始就有的，而是随着社会的发展，人们逐步规定的，公元七世纪的人并不一定会认为战争结束后，战胜国一定要让战败国付出代价，尤其是日本远离大唐王朝统治的中心，即使派人进行管理也得不偿失。过分强调日本在白村江之战中战败的角色反而是太把自己当一回事儿，毕竟对于当时的唐王朝来说，战争的目标不是日本，而是高句丽，战胜日本是毋庸置疑的，因此在史书中，中国的典籍未对此次战争进行详细描述。

　　（3）先破后立还是以立对破

　　作者的结论大多是通过对经典范式结论的否定得出的，基本采用了先破后立的立论方式，此种模式能够清晰的展现作者思路，让读者认同作者的观点，但就像辩论一样，最有利的武器是立论，以立对破，将自己的立论尽可能做到不败之地，这样即使有多少反对意见只要不触及核心要素都是没有关系的。然而先破后立的方式却是存在危险的，首先是因为不可能针对全部的观点进行否定，还能提出新的结论；其次是因为反对的观点可能只是冰山一角不涉及其核心，即使自己的批判是完全正确的，取得的效果也会大打折扣，因此更好的做法是以立论来迎接可能出现的破题，并针对其他人对立论的批评，不断修正结论。

　　（4）白璧微瑕

　　由于本书属第一次印刷，不可避免的存在一些错别字等印刷错误，比如“天武天皇的皇后即位则是在称制四月正月”，[9]此处错误的将四年印刷为四月，天武天皇的皇后本名鸬野赞良，是日本第41代天皇，公元686年天武天皇去世，鸬野赞良皇女称制，执掌政事。690年（持统天皇4年），太子草壁皇子去世，鸬野赞良皇女正式即位，由此可见，此处四月实为误刊。再如，将直捣高句丽错误刊印为“直到高句丽”。[10]当然，这些并非作者疏忽所导致，不可过分苛求。

　　七：想象中的东亚与日本

　　历史总是在重演，但不是机械的重复，我们怎么看待现在，会影响我们怎么看待过去，但这并不意味着过去就是如此，历史学家有必要基于现实情况去考察战争，但更有必要基于当时的现实情况去考察当时的战争。白村江之战的失败促使日本对于自身有一个更加清晰的认识和更加准确的定位，它巩固了东北亚地区以中国为中心的区域秩序，维持了当地的社会稳定，影响了东北亚的国际格局。在天智朝律令制改革的研究中注意到白村江之战失败结果的影响是有必要的，但不应该过度放大这种影响。一个巴掌拍不响，日本不完全是在唐王朝主导下被强制推行律令制改革的，内部也存在着希望进行律令制改革的呼声和要求，同时律令制代表着当时时代发展的方向，有着其积极的一面，应当认为，是这些因素共同促进了日本律令制的改革。

　　这本书是任课老师推荐给我的（吹爆Q老师，人美心善、和蔼可亲！备课超级认真，上课也超棒，的确学到了很多新知识，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超喜欢Q老师，希望以后能再选到老师的课。）

　　阅读这本书就花了一周多（比起大佬来说是读的有些慢了），读完之后，书已经被我花的面目全非了（不知道大家是不是也和我一样，阅读的时候喜欢在书上写写画画），写作这篇文章，又花了两天多，唉，一说起写，就想起了这学期我悲惨的期末，天天熬夜写论文。。。上学太累了！不过干啥能不累？

　　未来可期，加油ヾ(◍°∇°◍)ﾉﾞ

　　注释从简：

　　书籍：

　　1、中村修也：《天智天皇的日本：白村江之战后的律令国家与东亚》，吴明浩译，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9年。

　　2、韦昭：《国语》卷第一。

　　3、史炤：《资治通鉴释文》卷第四。

　　4、司马迁：《史记》一百三十卷。

　　5、房玄龄：《晋书》卷一百十四载记第十四。

　　6、欧阳修：《新唐书》卷四十三下·志第三十三下。

　　7、魏徵：《隋书》卷八十一列传第四十六东夷。

　　8、王金林：《简明日本古代史》，天津：天津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19年。

　　9、平泉澄：《日本史物语》，梁晓弈译，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7年。

　　论文：

　　1、王瑞来.“日本”国号形成蠡测[J].社会科学战线,2018(06):116-125+281-282.

　　2、王义康.唐代的化外与化内[J].历史研究,2014(05):43-60+190.

　　3、彭建英.中国传统羁縻政策略论[J].西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4(01):104-108.

　　4、杨永俊.我国古代民族羁縻统治政策的变迁及其原因探究[J].西北史地,1999(02):43-50.

　　5、马驰,马文军.唐代羁縻府州与中央关系初探[J].陕西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7(01):138-142+177.

　　6、林超民.羁縻府州与唐代民族关系[J].思想战线,1985(05):49-58.

　　7、钟银梅.唐代羁縻府州制度述评[J].宁夏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6(01):43-46.

　　8、辛时代.唐代安东都护府研究[D].东北师范大学,2013.

　　9、张暾.七世纪前期的东北亚政治关系与白江之战[D].延边大学,2007.

　　10、朱旻暾.高句丽与日本的交往[J].社会科学战线,1995(05):251-256.

　　11、董灏智.五至九世纪日本构建区域秩序的尝试[J].世界历史,2017(01):84-93+159.

　　12、韩昇.东亚关系的变动与遣唐使始末[J].郑州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8(05):98-99.

　　13、祝立业.略论唐丽战争与唐代东亚秩序构建[J].社会科学战线,2014(05):116-121.

　　14、熊义民.公元四至七世纪东北亚政治关系史研究[D].暨南大学,2003.

　　15、石晓军.唐日白江之战的兵力及几个地名考[J].陕西师大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83(03):105-110.

　　《天智天皇的日本》读后感(四)：作者简历等

　　

中村 修也（なかむら しゅうや、1959年2月9日 - ）は、日本史学者、文教大学教授。

和歌山県生まれ。筑波大学第一学群人文学類卒業。1989年同大学院歴史・人類学研究科博士課程単位取得修了。京都市歴史資料館勤務を経て、1994年文教大学教育学部助教授、教授。2001年「日本古代商業史の研究」で筑波大学文学博士[1]。日本古代史、茶道史を専門とし、「歴史王カード」を作成するなど、歴史教育の普及も行う[2]。

目次

1 著書1.1 共編著1.2 監修2 論文3 注

著書

『秦氏とカモ氏 平安京以前の京都』臨川書店 臨川選書 1994『平安京の暮らしと行政』山川出版社 日本史リブレット 2001『今昔物語集の人々 平安京篇』思文閣出版 2004『女帝推古と聖徳太子』光文社新書 2004『日本古代商業史の研究』思文閣史学叢書 2005『偽りの大化改新』講談社現代新書 2006『謎解き古代飛鳥の真相』学研M文庫 2008『白村江の真実新羅王・金春秋の策略』吉川弘文館 歴史文化ライブラリー 2010『日本神話を語ろう イザナキ・イザナミの物語』吉川弘文館 歴史文化ライブラリー 2011『戦国茶の湯倶楽部 利休からたどる茶の湯の人々』大修館書店 2013『天智朝と東アジア―唐の支配から律令国家へ』NHK出版 2015『利休切腹』洋泉社 2015共編著『日本書紀の世界』編著 思文閣出版 1996『続日本紀の世界 奈良時代への招待』編著 思文閣出版 1999『秀吉の智略「北野大茶湯」大検証』竹内順一,矢野環,田中秀隆共著 淡交社 2009監修『私たちの茶の湯』熊倉功夫共監修 生活と芸術研究会編 淡交社 (製作) 2003『よくわかる伝統文化の歴史』全5巻 監修 淡交社、2006-07『図説地図とあらすじでわかる!続日本紀と日本後紀』監修 青春新書 インテリジェンス　2010

白村江の戦い本文重定向自 白村江

検索に移動出典は列挙するだけでなく、脚注などを用いてどの記述の情報源であるかを明記してください。記事の信頼性向上にご協力をお願いいたします。（2012年3月）白村江の戦い 戦争：白村江の戦い年月日： （旧暦）天智天皇2年8月27日 - 同年8月28日 （ユリウス暦）663年10月4日 - 10月5日場所：朝鮮半島、白村江（現在の錦江近郊）結果：唐・新羅連合軍の勝利交戦勢力唐 新羅倭 百済遺民勢力指導者・指揮官劉仁軌 文武王上毛野君稚子 阿倍比羅夫 扶余豊璋戦力不明 唐軍：130,000[1] 唐船舶：170余以上 新羅軍：50,000？[1]日本軍：42,000 日本船舶：800余 百済軍：5,000損害不明船舶：400 兵：10,000 馬：1,000表示（中国）白江口の戦い各種表記繁体字：白江口之戰簡体字：白江口之战拼音：Báijiāngkǒu zhī zhàn注音符号：ㄅㄞˊ ㄐㄧㄤ ㄎㄡˇ ㄓ ㄓㄢˋ英文：Battle of Baijiangkouテンプレートを表示（朝鮮）白江の戦い各種表記ハングル：백강 전투漢字：白江戰鬪発音：ペッカンチョントゥ日本語読み：はっこうせんとう2000年式： MR式： 英語表記：Baekgang jeontu Paekkang chŏnt'u Battle of Baekgangテンプレートを表示

白村江の戦い（はくそんこうのたたかい[2][3]、はくすきのえのたたかい）は、天智2年8月（663年10月）に朝鮮半島の白村江（現在の錦江河口付近）で行われた、日本・百済遺民の連合軍と、唐・新羅連合軍との戦争のことである。

目次

1 名称2 背景2.1 朝鮮半島と中国大陸の情勢2.2 唐による新羅冊封2.3 百済の情勢2.4 倭国の情勢3 百済の役3.1 百済滅亡3.2 百済復興運動3.3 倭国による百済救援4 軍事力4.1 唐・新羅連合軍4.2 倭国軍5 戦いの経過5.1 海上戦5.2 陸上戦6 戦後の朝鮮半島と倭国6.1 朝鮮半島6.1.1 高句麗の滅亡6.1.2 渤海の建国6.1.3 新羅による半島統一6.2 倭国6.2.1 総説6.2.2 戦後交渉および唐との友好関係の樹立6.2.3 捕虜の帰還6.2.4 防衛体制の整備6.2.5 中央集権体制への移行と国号の変更6.2.6 百済遺民の四散7 その他、逸話8 脚注9 参考文献10 外部リンク

名称

日本では白村江（はくそんこう）は、慣行的に「はくすきのえ」とも読まれる。「白村江」という川があったわけではなく、白江（現錦江）が黄海に流れ込む海辺を白村江と呼んだ[4]。「江（え）」は「入り江」の「え」と同じ倭語で海辺のこと、また「はくすき」の「き」は倭語「城（き）」で城や柵を指す[4]。白江の河口には白村という名の「城・柵（き）」があった[4]。ただし、大槻文彦の『大言海』では「村主：スクリ（帰化人の郷長）」の「村」を百済語として「スキ」としている。

漢語では白江之口と書く（旧唐書）[4]。

背景

朝鮮半島と中国大陸の情勢

6世紀から7世紀の朝鮮半島では高句麗・百済・新羅の三国が鼎立していたが、新羅は二国に圧迫される存在であった。

倭国は半島南部に領有する任那を通じて影響力を持っていたことが『日本書紀』の記録から知られている。大陸側でも、広開土王碑400年条の「任那」の記述が初出である。『宋書』では「弁辰」が消えて438年条に「任那」が見られ、451年条には「任那、加羅」と2国が併記され、その後も踏襲されて『南斉書』も併記を踏襲していることから、倭国が任那、加羅と関係が深いことを示している。任那、加羅は、倭国から百済への割譲や新羅の侵略によって蚕食され、562年以前に新羅に滅ぼされた。

475年には百済は高句麗の攻撃を受けて、首都が陥落した。その後、熊津への遷都によって復興し、538年には泗沘へ遷都した。当時の百済は倭国と関係が深く（倭国朝廷から派遣された重臣が駐在していた）、また高句麗との戦いに於いて度々倭国から援軍を送られている[5]。

一方、581年に建国された隋は、中国大陸を統一し文帝・煬帝の治世に4度の大規模な高句麗遠征（隋の高句麗遠征）を行ったもののいずれも失敗した。その後隋は国内の反乱で618年には煬帝が殺害されて滅んだ。そして新たに建国された唐は、628年に国内を統一した。唐は二代太宗・高宗の時に高句麗へ3度（644年,661年,667年）に渡って侵攻を重ね（唐の高句麗出兵）征服することになる。

唐による新羅冊封

新羅は、627年に百済から攻められた際に唐に援助を求めたが、この時は唐が内戦の最中で成り立たなかった。しかし、高句麗と百済が唐と敵対したことで、唐は新羅を冊封国として支援する情勢となった。また、善徳女王（632年〜647年）のもとで実力者となった金春秋（後の太宗武烈王）は、積極的に唐化政策を採用するようになり、654年に武烈王（〜661年）として即位すると、たびたび朝見して唐への忠誠心を示した。648年頃から唐による百済侵攻が画策されていた[6]。649年、新羅は金春秋に代わって金多遂を倭国へ派遣している。

百済の情勢

百済は642年から新羅侵攻を繰り返した。654年に大干ばつによる飢饉が半島を襲った際、百済義慈王は飢饉対策をとらず、655年2月に皇太子の扶余隆のために宮殿を修理するなど退廃していた[7]。656年3月には義慈王が酒色に耽るのを諌めた佐平の成忠（浄忠）が投獄され獄死した。日本書紀でもこのような百済の退廃について「この禍を招けり」と記している[8]。657年4月にも干ばつが発生し、草木はほぼなくなったと伝わる[9]。このような百済の情勢について唐はすでに643年9月には「海の険を負い、兵械を修さず。男女分離し相い宴聚（えんしゅう）するを好む」（『冊府元亀』）として、防衛の不備、人心の不統一や乱れの情報を入手していた[9]。

659年4月、唐は秘密裏に出撃準備を整え、また同年「国家来年必ず海東の政あらん。汝ら倭客東に帰ることを得ず」として倭国が送った遣唐使を洛陽にとどめ、百済への出兵計画が伝わらないように工作した[9]。

倭国の情勢

この朝鮮半島の動きは倭国にも伝わり、大化の改新最中の倭国内部でも警戒感が高まった。大化改新期の外交政策については諸説あるが、唐が倭国からは離れた高句麗ではなく伝統的な友好国である百済を海路から攻撃する可能性が出てきたことにより、倭国の外交政策はともに伝統的な友好関係にあった中国王朝（唐）と百済との間で二者択一を迫られることになる。この時期の外交政策については、「一貫した親百済路線説」「孝徳天皇＝親百済派、中大兄皇子＝親唐・新羅派」「孝徳天皇＝親唐・新羅派、中大兄皇子＝親百済派」など、歴史学者でも意見が分かれている。

新羅征討進言

白雉2年（651年）に左大臣巨勢徳陀子が、倭国の実力者になっていた中大兄皇子（後の天智天皇）に新羅征討を進言したが、採用されなかった。

遣唐使

白雉4年（653年）・5年（654年）と2年連続で遣唐使が派遣されたのも、この情勢に対応しようとしたものと考えられている。

蝦夷・粛慎討伐

斉明天皇の時代になると北方征伐が計画され、越国守阿倍比羅夫は658年（斉明天皇4年）4月、659年3月に蝦夷を、660年3月には粛慎の討伐を行った。

百済の役

660年、百済が唐軍（新羅も従軍）に敗れ、滅亡する。その後、鬼室福信らによって百済復興運動が展開し、救援を求められた倭国が663年に参戦し、白村江の戦いで敗戦する。この間の戦役を百済の役（くだらのえき）という[10]。

百済滅亡

660年3月、新羅からの救援要請を受けて唐は軍を起こし、蘇定方を神丘道行軍大総管に任命し、劉伯英将軍に水陸13万の軍を率いさせ、新羅にも従軍を命じた[11][12]。唐軍は水上から、新羅は陸上から攻撃する水陸二方面作戦によって進軍した[12]。唐13万・新羅5万の合計18万の大軍であった[1]。

百済王を諌めて獄死した佐平の成忠は唐軍の侵攻を予見し、陸では炭峴（現大田広域市西の峠）、海では白江の防衛を進言していたが、王はこれを顧みなかった[12]。また古馬弥知（こまみち）県に流されていた佐平の興首（こうしゅ）も同様の作戦を進言していたが、王や官僚はこれを流罪にされた恨みで誤った作戦を進言したとして、唐軍が炭峴と白江を通過したのちに迎撃すべきと進言した[12]。百済の作戦が定まらぬうちに、唐軍はすでに炭峴と白江を超えて侵入していた[12]。

黄山の戦い

百済の大本営は機能していなかったが、百済の将軍たちは奮闘し、階伯将軍の決死隊5000兵が3つの陣を構えて待ちぶせた。新羅側は太子法敏（のちの文武王）、欽純（きんじゅん）将軍、品日（ひんじつ）将軍らが兵5万を3つにわけて黄山を突破しようとしたが、百済軍にはばまれた。7月9日の激戦黄山の戦いで階伯ら百済軍は新羅軍をはばみ四戦を勝ったが、敵の圧倒的な兵力を前に戦死した[12]。この黄山の戦いで新羅軍にも多大な損害を受け、唐との合流の約束期日であった7月10日に遅れたところ、唐の蘇定方はこれを咎め新羅の金文穎を斬ろうとしたが、金は黄山の戦いを見ずに咎を受けるのであれば唐と戦うと言い放ち斬られそうになったが、蘇定方の部下が取り成し罪を許された[13][14]。

唐軍は白江を越え、ぬかるみがひどく手間取ったが、柳の筵を敷いて上陸し、熊津口の防衛線を破り王都に迫った[15]。義慈王は佐平の成忠らの進言を聞かなかったことを後悔した[15]。

7月12日、唐軍は王都を包囲。百済王族の投降希望者が多数でたが、唐側はこれを拒否[15]。7月13日、義慈王は熊津城に逃亡、太子隆が降伏し、7月18日に義慈王が降伏し、百済は滅亡した[15]。

660年（斉明天皇6年）8月、百済滅亡後、唐は百済の旧領を羈縻支配の下に置いた。唐は劉仁願将軍に王都泗沘城を守備させ、王文度（おう ぶんたく）を熊津都督として派遣した[16]（熊津都督府）。唐はまた戦勝記念碑である「大唐平百済国碑銘（だいとうへいくだらこくひめい）」を建て、そこでも戦前の百済の退廃について「外には直臣を棄て、内には妖婦を信じ、刑罰の及ぶところただ忠良にあり」と彫られた[9]。大唐平百済国碑銘は、現在も扶餘郡の定林寺の五重石塔に残っている[4]。

百済復興運動

唐の目標は高句麗征伐であり、百済討伐はその障害要因を除去する意味があり、唐軍の主力は高句麗に向かう[17]と、百済遺民鬼室福信・黒歯常之らによる百済復興運動が起きた。8月2日には百済残党が小規模の反撃を開始し、8月26日には新羅軍から任存（にんぞん。現在の忠南礼山郡大興面）を防衛した[18]。9月3日に劉仁願将軍が泗沘城に駐屯するが、百済残党が侵入を繰り返した[18]。百済残党は撃退されるが、泗沘の南の山に4,5個の柵をつくり、駐屯し、侵入を繰り返した。こうした百済遺民に呼応して20余城が百済復興運動に応じた[18]。熊津都督王文度も着任後に急死している[18]。

唐軍本隊は高句麗に向かっていたため救援できずに、新羅軍が百済残党の掃討を行う。10月9日に、ニレ城を攻撃、18日には攻略すると、百済の20余城は降伏した[19]。10月30日には泗沘の南の山の百済駐屯軍を殲滅し、1500人を斬首した[19]。

しかし、百済遺臣の西武恩卒鬼室福信、僧道琛、黒歯常之らの任存城や、達率余自信の周留城などが抵抗拠点であった[19]。

倭国による百済救援

百済滅亡の後、百済の遺臣は鬼室福信・黒歯常之らを中心として百済復興の兵をあげ、倭国に滞在していた百済王の太子豊璋王を擁立しようと、倭国に救援を要請した。

中大兄皇子はこれを承諾し、百済難民を受け入れるとともに、唐・新羅との対立を深めた。

661年、斉明天皇は自ら九州へ出兵するも邦の津にて急死した（暗殺説あり[要追加記述]）。斉明天皇崩御にあたっても皇子は即位せずに称制し、朴市秦造田来津（造船の責任者）を司令官に任命して全面的に支援した。この後、倭国軍は三派に分かれて朝鮮半島南部に上陸した。

だがこの時点で、百済陣営は全く統率が取れていなかった。豊璋は戦乱への自覚が足らず、黒歯常之ら将は当初から豊璋を侮る状態であった。道琛は福信によって殺害され、福信は豊璋によって殺害された。

軍事力

唐・新羅連合軍

総兵力は不明であるが、森公章は総数不明として、660年の百済討伐の時の唐軍13万、新羅5万の兵力と相当するものだったと推定している[1]。また唐軍は百済の役の際よりも増強したともされる[4]。当時の唐は四方で諸民族を征服しており、その勢力圏は広かった。この時参加した唐の水軍も、その主力は靺鞨で構成されていたという。

水軍

水軍7,000名、170余隻の水軍。指揮官は劉仁軌、杜爽、元百済太子の扶余隆。

陸軍

不明。陸軍指揮官は孫仁師、劉仁願、新羅王の金法敏（文武王）。

倭国軍第一派：1万余人。船舶170余隻。指揮官は安曇比羅夫、狭井檳榔、朴市秦造田来津。第二派：2万7千人。軍主力。指揮官は上毛野君稚子、巨勢神前臣譯語、阿倍比羅夫（阿倍引田比羅夫）。第三派：1万余人。指揮官は廬原君臣（いおはらのきみおみ）（廬原国造の子孫。現静岡県静岡市清水区を本拠とした[20]）。

戦いの経過

661年5月、第一派倭国軍が出発。指揮官は安曇比羅夫、狭井檳榔、朴市秦造田来津。豊璋王を護送する先遣隊で、船舶170余隻、兵力1万余人だった。

662年3月、主力部隊である第二派倭国軍が出発。指揮官は上毛野君稚子、巨勢神前臣譯語、阿倍比羅夫（阿倍引田比羅夫）。

663年（天智2年）、豊璋王は福信と対立しこれを斬る事件を起こしたものの、倭国の援軍を得た百済復興軍は、百済南部に侵入した新羅軍を駆逐することに成功した。

百済の再起に対して唐は増援の劉仁軌率いる水軍7,000名を派遣した。唐・新羅軍は、水陸併進して、倭国・百済連合軍を一挙に撃滅することに決めた。陸上部隊は、唐の将、孫仁師、劉仁願及び新羅王の金法敏（文武王）が指揮した。劉仁軌、杜爽及び元百済太子の扶余隆が率いる170余隻の水軍は、熊津江に沿って下り、陸上部隊と会合して倭国軍を挟撃した。

一方の大和朝廷側は強力な権限を持った統一指揮官が不在であり、作戦も杜撰であった。「援軍としての兵力を百済に送り込めばそれでいい」程度の認識であったであろうと推測される。さらに当時の先進国である唐と比較した場合、確実に兵力や装備が劣ったであろうことが容易に推測される。外敵との戦いが多かった唐と比較した場合、対外戦争経験も乏しく、加えて全体兵力も劣っていた。前述されたように、百済側の人員も意思統一が全くされておらず、この時点で内紛を起こしているような状態であった。

海上戦

倭国・百済連合軍は、福信殺害事件の影響により白村江への到着が10日遅れたため、唐・新羅軍のいる白村江河口に対して突撃し、海戦を行った。倭国軍は三軍編成をとり4度攻撃したと伝えられるが、多数の船を持っていたにもかかわらず、火計、干潮の時間差などにより、663年8月28日、唐・新羅水軍に大敗した。

この際、倭国・百済連合軍がとった作戦は「我等先を争はば、敵自づから退くべし」という極めてずさんなものであった（『日本書紀』）。

陸上戦

同時に陸上でも、唐・新羅の軍は倭国・百済の軍を破り、百済復興勢力は崩壊した。

白村江に集結した1,000隻余りの倭船のうち400隻余りが炎上した。九州の豪族である筑紫君薩夜麻や土師富杼、氷老、大伴部博麻が唐軍に捕らえられて、8年間も捕虜として唐に抑留されたのちに帰国を許された、との記録がある。

白村江で大敗した倭国水軍は、各地で転戦中の倭国軍および亡命を望む百済遺民を船に乗せ、唐・新羅水軍に追われる中、やっとのことで帰国した。

援軍が近づくと豊璋は城兵らを見捨てて拠点であった周留城から脱出し、8月13日に大和朝廷軍に合流したが、敗色が濃くなるとここも脱出し、数人の従者と共に高句麗に亡命した。

戦後の朝鮮半島と倭国

唐側の勝利に終わった白村江の戦いは、中国史上屈指の大国として歴史に名を残した統一王朝である唐が出現し、東アジアの勢力図が大きく塗り変わるプロセスの中で起きた戦役であるといえる。以下、朝鮮半島および倭国における戦後の状況について解説する。

朝鮮半島高句麗の滅亡

白村江の戦いと並行し、朝鮮半島北部では唐が666年から高句麗へ侵攻（唐の高句麗出兵）しており、3度の攻勢によって668年に滅ぼし安東都護府を置いた。白村江の戦いで国を失った百済の豊璋王は、高句麗へ亡命していたが、捕らえられ幽閉された。高句麗の滅亡により、東アジアで唐に敵対するのは倭国のみとなった[21]。渤海の建国

698年、靺鞨の粟末部は高句麗遺民などと共に満州南部で渤海国を建国した。建国当初は唐と対立していたものの、後に唐から冊封を受け臣従するに至った。また日本は新羅との関係が悪化する中で、渤海からの朝貢を受ける形で遣渤海使をおこなうなど、渤海と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