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望青山读后感100字

　　《北望青山》是一本由王京州著作，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的平装图书，本书定价：56.00元，页数：280，特精心从网络上整理的一些读者的读后感，希望对大家能有帮助。

　　《北望青山》读后感(一)：北望青山名家点评

回首二十世纪中国学术，人们往往艳称江浙学者之贡献。王京州教授此书，列陈燕赵学者群像，堂堂之阵，堪称北方之强。叙述生动，描摹传神，评骘精当。不仅发乡贤潜德之幽光，亦足见时代风云之激荡。——北京大学教授廖可斌

欲知人论世、尚友古人，最有效的方法就是读年谱。京州生长北地，却长期求学于南方，今又南下执教于羊城。他阅读的年谱，集中于与二十世纪相始终的那一辈学者，又多为河北乡贤；此举既有致敬前贤、梳理学脉之意，更有北望青山、眷恋桑梓之情。此书可谓南北融合，情理兼备。——南京大学教授程章灿

学人年谱乃为治学的重要工具书之一种，经过作者的考订梳理，使得谱主的生平细节得以准确明晰，然各类年谱面世甚夥，王京州先生对近现代学人年谱系统爬梳，而后写出一篇篇谨严又不乏趣味之提要文，结集成此书，我有幸先睹为快，由此让我了解到多位北方学者的治学大略。——著名藏书家韦力

　　《北望青山》读后感(二)：一代学者，一代精英，一部中国近现代学者生存状况绿皮书

　　二十世纪活跃在中国学术圈的的那一代人大多已经故去，他们的故去，不但带走了他们未能完成的学术著作，也带走了专属于他们时代的记忆，这些记忆是时代宝贵的财富，如果任由它们消失在历史的长河中，将是人类的损失。 学者王京洲扛起了保护这一代人宝贵记忆的重任，组织编辑了《河北近现代学者年谱辑要》，虽然他只编辑了他家乡河北这片土地的学者，但他们也代表了中国近现代学者的生存状态，他们的品格，他们的学术态度，他们的生活环境，等等，都是中国整个大环境下学术人的缩影。“登高临四野，北望青山阿”，王京洲是从阮籍的这句诗中提炼出这本年谱辑要的书名《北望青山》，他在序中说因为在南方写河北的学者，有地理位置的因素，但我想也许前一句更能反应我们对这代学者的感情，“登高临四野”，在我们读了他们的年谱，体会到他们的成就，再想想着他们的生活条件，他们真的是一代伟人，在艰难困苦中成就了自己的伟人，他们是是需要我们登高仰视的。

　　《北望青山》中的这一代学者都出生在中国最为困苦艰难的时代，生命中大多都有着残酷的经历，出生的早的会有抗日战争这种差点灭国的经历，逃亡成了生活的首要认为；而出生晚的还会在文革这个对学者最为不公平的年代度过，现实的磨炼对他们是最为残酷的。随便举几个就可以看到这一代学者的不容易，顾随在日本占领北京后困守北京，艰难生存；孙楷第文革损失了所有藏书；更有甚者，死于被迫害的学者都有好几位，王重民，雷海宗，阎简弼等等，这一串名单已经不忍让人去读。中国近现代学者的生存不易，也是中国在阵痛中发展而付出的代价。

　　虽然这些学者生存不易，但他们也是最能吃苦，最努力的，看看每一位学者都是著作等身，那就是他们努力的回报。金钱，功名，甚至优渥的生活都不能让一个专注于学术的学者放弃自己的专业工作，他们可以说是最纯粹的人，是精神世界最为丰富的人。让我们看看胡厚宣是怎么为了甲骨文做出的若干牺牲的。甲骨文的研究是没有任何功利性的学术，但胡厚宣却一心扑到了这上面，为了一部能看到并研究的甲骨文藏品，他放弃了报酬待遇更好的中研院而投身到了拥有这部藏品的齐鲁大学，但事与愿违，为了这部藏品，他一等就是二十年，人生又有几个二十年，胡厚宣就这么一直坚持着，最终他达成所愿，成就《甲骨文合集》，虽然他的功劳成就了甲骨四堂中的两堂，但他在甲骨文界的名气还是没有四堂大，他真的是甲骨文学术界的幕后英雄，是醉心于学术的学术人。当然，胡厚宣也不是个例，史树青的“卞和到老是忠心”的典故也是他在鉴赏古玩近痴的表现，这种例子在《北望青山》中不胜枚举，学术本身才是这些学术人的生命。

　　一代精英，一代学人，一本《北望青山》，至少还有王京洲记得他们，为他们整理这些年谱，至少还有我们来读这本书，来了解他们。伟大的人终将逝去，但他们留给我们的财富会长存下去，无论他们的著作还是他们的精神，都值得我们永远铭记。

　　《北望青山》读后感(三)：感慨怀辛酸

　　登高临四野，北望青山阿。 松柏翳冈岑，飞鸟鸣相过。 感慨怀辛酸，怨毒常苦多。 李公悲东门，苏子狭三河。 求仁自得仁，岂复叹咨嗟。

从清朝被推翻，已经过去近110年了，经历过民国的老一代学人大多已归道山。后人整理这些学人的著作和人生轨迹之时，年谱是极佳和有效的坐标系。《北望青山》中所录的学人，多籍贯为河北或是长期在河北生活，和河北有着或多或少的渊源。

　　河北在1949之后，因为行政划分及政治经济的考量，变得毫无存在感。但这块土地上，自古多出“慷慨悲歌之士”，又多年处于天子脚下，“直隶”首都北京数百年，当是近水楼台先得月。全书共计二十八篇短文，其中既包括孙楷第、冯至、周一良、顾随、张岱年、雷海宗、侯仁之这类名气“破圈”的学术大佬们，也有在专业领域内享有盛名的史树青、王学奇、袁同礼等先生。

　　这些老先生们又可以分为两部分，一小部分是出生年份较早，1949之前即去世，未赶上各种运动，可谓“死得其时”也；另一批则算是后辈，一生经历更加坎坷，理想很丰满，现实很残酷，学术生涯被白白浪费了十几二十年，不幸者在运动中即已去世，幸者终于等到又有机会做学问，却已风烛残年，垂垂老矣，精力早不复当年。即便如顾随，因去世早且并未被大的运动波及，去世后的手稿遗失散落，不能不说是一大损失。

　　这些学人的出身，往往非富即贵，或是书香世家，只有极个别的人出身贫寒，全靠自身的艰苦努力，完全没有人脉关系，如罗根泽。而叙及张岱年这样家学渊源，却又无法略过乃兄张申府。探寻周一良的成名之路，其家世也必须一提。每位学人的启蒙、走上学术之路后的交际、老师的影响，都构成了他们身上不可分割的一环。

　　作者对大部分学人都秉持着尊敬的态度，即使如公兰谷这样的狂人也未多褒贬，唯独对周一良有些微词，言语间掩盖不住，情绪跃然纸上。《周一良的成名之路》副标题为“《天地一书生》读后记”，大约是对周一良的回忆反思颇有些不满。周一良的这本书初版时名《毕竟是书生》，多年后再版加入《钻石婚杂忆》，改名《天地一书生》。作者不是唯一一个对周一良不满的人，有不少人认为其回忆录不够诚恳，推卸责任。周一良的成名，最主要的依然是个人的才能，家世虽然能够加持，但并非主要原因。何况周家能够获得大量的资源，是几代人不懈努力得来的。

　　作者写文章，史料多根据年谱和这些学人相关的文章或书籍，看的出有些并未深入挖掘。如阎简弼一篇中，写到其1968年受难，只根据收录在《河北近现代学者年谱辑要》中的马千里《阎简弼先生学术年谱稿》，“4月22日因受迫害、遭毒打不治，在沈阳逝世”，其后又听赵俪生《篱槿堂自序》中说“在劳动中撂下铁锨钻进了一辆正在开驶中的大卡车的轮底。”最后说：真相谁又能说得清呢？这篇文章写于2017年1月，如果作者在互联网上搜索即可发现马千里2010年6月在《燕大校友通讯》上发表的《阎简弼先生遗事》，其中详细记录了阎简弼先生去世前后的事。

王树枏，(1851-1936) 　　高步瀛（1873-1940） 　　袁同礼（1895-1949） 　　顾随（1897-1960） 　　罗根泽（1900-1960） 　　雷海宗（1902-1962） 　　阎简弼（1911-1968） 　　王重民（1903-1975） 　　孙楷第（1898-1986） 　　张恒寿（1902-1991） 　　缪钺（1904-1995） 　　冯至（1905-1993） 　　傅振伦（1906－1999） 　　商鸿逵（1907-1983） 　　张岱年(1909-2004) 　　公木（1910－1998） 　　杨向奎（1910-2000） 　　胡厚宣（1911-1995） 　　王树民（1911-2004） 　　侯仁之(1911-2013) 　　周一良（1913-2001） 　　詹锳（1916-1998） 　　公兰谷（1919-1980） 　　王学奇（1920-2020） 　　杨公骥 (1921-1989) 　　史树青（1922－2007） 　　漆侠（1923-2001） 　　夏传才 (1924-2017) 　　胡如雷（1926-1998）

　　《北望青山》读后感(四)：洞见与深情——读《北望青山：年谱中的那一代学人》

本文原刊于《中华读书报》2020年9月23日第16版，发表时略有删改。

当笔者拿到王京州教授近作《北望青山：年谱中的那一代学人》（下称“《北望青山》”，广西师范大学书版社2020年6月版）伊始，就感受到了自己被充分激发起的阅读期待。“北望青山”，若单纯就字面意义而言，自是指如今身居岭南的作者北望故乡燕赵大地的巍巍太行，但如果我们意识到这四字系摘自阮籍《咏怀诗》，则不免继续追问：世人皆称阮步兵使气命诗，“厥旨渊放，归趣难求”，那作者引此“阮旨遥深”之句总括全书，又有着怎样的感慨与寄托呢？带着这个疑问，笔者开始了一场精神之旅。

博赡是《北望青山》给笔者的第一印象。以该书首章探求王树枏号“陶庐”之由为例，作者本可径引《陶庐老人随年录》以证其说，但他却将此事置于古人以“陶”为号的文化传统下考察，通过王树枏与文学家张岱、思想家郑观应、金石学家端方的对比，让读者更深刻的理解王氏号“陶庐”的独特性，即此号“无关乎陶渊明，无关乎心情，更与金石器物无涉”，而是王树枏向“知己上司”陶模“致敬自己的心香”。同样的，论及陶模对王树枏影响之巨时，作者将与王氏有交集的上司黄彭年、吴汝纶、刘秉章、张之洞、赵尔巽、崧蕃、升允等一一列出，以凸显王树枏对陶模服膺之深。类似的例子在书中俯拾皆是，如：细绎冯至在二十世纪二十、三十、四十年代与诗圣杜甫读书壮游、困守长安、漂泊西南时期人生际遇之异同；讨论“一生不曾离开过柯尼斯堡方圆四十公里的范围”的康德对张岱年生活方式的潜在影响；解读革命家甄华与历史学家张恒寿革命情感、社会意识培养之关联；以及在王重民与余嘉锡的对比中彰显前者的学术贡献等等。凡此种种，无不体现出作者贯穿古今、会通中西的学术视野。

博赡而外，《北望青山》的措辞、行文均十分严谨。作者为河北近现代学人年谱作提要文时，并未将现有成果视作不证自明的定谳，而是亲加考索，且于旧说多所补益。如关于史学家张恒寿、王树民在河北师范学院（宣化时期）的工作经历，前人有“很少来宣化”“只作过一次报告”“搞过一个讲座”等说法，但作者据公开发表的材料补充道，“刚搬迁到宣化时，张恒寿、王树民等也长期随校播迁”，直至“1978年以后几位老先生年事更高，加上国内的政治环境已大大改善”，才“主要居留于北京寓所，很少上宣化来了”。再如，作者读《袁同礼年谱简编（1895-1949）》，一方面高度肯定该年谱的学术价值，称“年谱作者无愧袁同礼之功臣”，但另一方面又适时指出，“以我的知见，既称为简谱，则旨在勾勒谱主一生主要行迹，在关涉出处大节或隐曲心迹时，虽然不妨牵引文献原文，但一般情况下撮要概述即可，不宜在正文中详列档案、函件等资料，最好加以概括说明。追寻起来，该年谱实际上更像是长编，至少也是‘编年事辑’的作法，不应因资料不充或仅录前期生平而称作简编。”就此而言，作者又何尝不是撰谱人的诤臣。类似例子在书中还有很多，如：梳理杨公骥《夜读〈山海经•夸父条〉有感》之版本流变，揭橥其价值；订正前贤学文社标榜“北学派”“不过戏言”说；考辨周一良《毕竟是书生》引白居易诗之讹；乃至对王树民究竟是“大胡子”还是“山羊胡子”，作者都专门附脚注加以辨析。凡此种种，无不体现出作者求真务实的文献学意识。

《北望青山》兼具会通的眼光与严谨的考索，自然洞见迭出。如作者读毕《陶庐老人随年录》后提出一系列疑问：是什么样的背景促使王树枏在四十六岁时撰写《彼得兴俄记》和《欧洲族类源流略》，数年后又执笔《欧洲战事本末》《希腊学案》和《希腊春秋》？王树枏在壬子年（1912）撰写的《武汉战记》对武昌起义又是怎样的观察视角？王树枏治学博通诸经，何以其在为诸生讲治经之法时却谆谆告诫后学要“专治一经”？王树枏早年加入《畿辅通志》局的经历究竟在多大程度上影响了他后来的畿辅学研究？诗文两擅场的王树枏在“治经之法”之外是否还有关于诗文写作的法门？考虑到王氏开畿辅学先声的历史地位，作者的这些思考实际上为今后的王树枏乃至畿辅学研究指出了向上一路。书中对顾随、冯至诗词创作旨趣的把握与此有异曲同工之妙。学林旧传顾随、冯至谐游青岛时曾有“把旧体和新体分划领域，各守一体”的君子约定，即冯至不再写旧体，顾随不再写新体。作者详细爬梳史料后指出，“冯至后来何尝没写过律诗和绝句，顾随何尝没写过白话诗，只是数量不多而已”，冯、顾二人选择在各自领域深耕，是自觉权衡和考量的结果，而非源于“壁垒分明的约定”。作者强调，冯、顾二人在结识八年后，一个成为新诗巨子，一个成为词曲健将，“是殊途同归，顾随的词曲与冯至的新诗是胎息相通的，无不是时代新精神浸润之下的产物”，而“这一点被很多研究者忽略了”。这样的洞见在书中不胜枚举，如：强调年谱既是生命史，也是心灵史；肯定袁同礼引领民国图书馆界风气的历史地位；驳议冯至人生“三次辉煌”说，拈出冯氏生命中的三个“年华磨灭地”，发前人之覆；探究顾随抗战时坚守北平的心曲，以及揭橥晚年夏传才的时间观念与生命意识等等。上述观点都为近现代学术史研究提供了新视角、新思路。

不过，在《北望青山》种种优长中，最令笔者动容的，还是书内字里行间流露出的深情。大凡情之动人，必以真诚，而这正是该书的底色。例如作者述及商鸿逵夫人时由衷地感慨道：“在每一个男性学者成功的背后，可能都有这样一位默默付出的贤内助。她们往往被淹没在历史的风尘中，她们的丈夫——那些学者们的高大恰恰反衬了她们的‘弱小’，她们的名字被埋没，化成了学术著作的后记里一带而过的‘内子。’”再如，书中谈及周一良晚年盛名时说道：“文史学界向以老为贵，没有引以自豪的长寿，他不可能有从容的时间撰写回忆录，不可能有如此纷繁的出国机会，不可能达到这万众瞩目的地位和高度。对周一良来说，‘有年’与盛名是须臾不可分的。反过来说，‘人固不可以无年’，可谓道尽了早逝学者寂寞身后事的深层动因。”钱锺书尝言：“夫知之往往非难，行之亦或不大艰，而如实言之最不易。”前揭二事可谓士林共知之理，但如该书这般拈出、道破者，似不多见。有感于这样的真诚，笔者阅读《北望青山》时数次废书而叹。就管见所及，书中的三类感情尤为动人：

首先是对乡邦的深深眷恋。作者“是河北人，却长期求学于南方；在石家庄工作多年，又举家迁来岭南”，这种地理空间上的张力无疑令其对乡关之思有了更深的体悟。职是之故，作者坦言当初发愿为河北近现代学者辑录年谱并撰写提要，“不免是出于桑梓之情，同时夹杂了以‘北强’与‘南强’相抗衡的意味”。尽管“随着生命经历的深刻变化”，作者对“所谓‘南北之分’的理解变得更通脱了”，但《河北近现代学者年谱辑要》及本书均意在表彰乡贤则是不争的事实。

其次是对前贤学行的服膺及对他们坎壈命运的深切同情。作者于书中反复感慨“吾生也晚”“吾来也晚”“老成凋零”“无缘得见”“缘悭一面”，无疑均源自其对前辈学者的由衷景仰。是以在梳理胡如雷学术生涯时，作者赞美道：“作为学术后辈的我……蓦然发现，邢台、宣化这两段时期的学术征程，虽然历尽磨折和困苦，却正是胡先生野生学术力量的蓬勃期。玉汝以成，雷声玉振”。而当其读及夏传才的观松七绝，乃发自肺腑的表示，庐山龙首崖“那棵悬倒的奇松，像极了夏先生的伟岸人生，蓊蓊郁郁，高峻参天”。对于前辈学者的不幸遭遇，作者或沉默不言，“从知春亭放眼波光潋滟的昆明湖，在长廊里默数每一根雕梁画栋，环绕西堤暴走又频频回首，在冬日温煦的阳光下释放自己”；或大声疾呼“一代学人，幼生于贫寒之家，凭藉才华和毅力，在学术上脱颖而出，然而时代的涡流，不仅使其未能尽展其才，还生出病魔心魔，乃至魑魅魍魉，群起而舔舐瘦弱的生命，终于不堪重压，选择了自弃其生。呜呼哀哉”。有时候，面对那些“戛然而止的学术生命”，他甚至愿意暂时放下学术理性，想象“如果上天再给公先生十年的年寿，他的生命是否就会呈现出另一种光芒和色彩”。原来，往哲先贤们的伟岸背影方是作者北望之“青山”啊！

最后是对学术事业的炽爱。作者无疑是马克思·韦伯口中“以学术为志业”的学者，《北望青山》的每一页几乎都洋溢着他对学术的热情。如书中论及“《陶庐老人行年录》详载事功、略写学术”时，作者感慨，这种形式“对历史来说自然颇有深味，而对学术史来说，不免让人感到遗憾”，“如果王树枏能在年谱中更属意于他的学问，岂不更好”。再如，谈到高步瀛不喜宦海沉浮，遂“辞去部务，专任教职”时，作者评论曰“既教书育人，又得享林泉，何乐而不为呢”。又如，对于前人提出的冯至“三次辉煌”说，作者点评道，那“只是世俗意义上的辉煌”，“不代表真正内心的充实光辉”，冯至在“二十年代的北京、三十年代的海德贝格、四十年代的昆明”，虽然可能物质匮乏，但“昂首挺立在学术的云端，内心充盈，挥翰临池，著作等身。我想，这才是冯至一生中真正的‘三次辉煌吧’”。在作者看来，“沉酣于书史之中，并由此孕育出一部又一部的著作，以学术投献于国家社会”，正是一个学者的本分。而也恰是源于兴废继绝、守先待后的学术自觉，作者先是主编《河北近现代学者年谱辑要》，复著《北望青山》以为提要。作者于书中屡云“学术薪火”“传承”，其实，对于想“为北方学界立传”却赍志而没的史树青而言，作者不正是那传薪之人吗？“登高北望，青山不老，年谱有时而阅尽，那一代学人的精神永不止息”，这才是《北望青山》最想传达的寄托与愿景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