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贞观政要集校》读后感摘抄

　　《贞观政要集校》是一本由[唐] 吴兢 撰 / 谢保成 集校著作，中华书局出版的精装图书，本书定价：58.00元，页数：630，特精心从网络上整理的一些读者的读后感，希望对大家能有帮助。

　　《贞观政要集校》精选点评：

　　●一部反映人物形象被构建的绝好材料

　　●从不踩空的皇帝

　　●竭诚则胡越为一体，傲物则骨肉为行路

　　●没错我是NC粉……

　　●如果太宗不是事儿妈 那便是吴这史官太敬业 也算是著书显业歌颂贞观 高明的帝王术前无来者 而后总有集大成的 时至今日莫非登峰造极 但凡物极必反器满则溢

　　●开宗明义，广开言路。前事不忘，后事之师。 君为元首，臣为肱股，君鱼民水。这些足以为集权典范，何况唐太宗仅是国家象征，执行与决策权力散布于群臣。

　　●制造唐太宗

　　●这本书是我在大学期间通读的第一本古籍。书局的这个版本点校还是可以的。李世民虽然不是万世圣君，但也算是明君，本书中虽然对太宗不乏过誉之词，但李世民的贤明还是可以从中窥见一斑。

　　●完美得近乎诈伪

　　《贞观政要集校》读后感(一)：看，这锦绣山河，给我已经太多

　　很长一段时间，那首《理想国》都是我的死穴，甚至成为精神支柱，因为他，更因为这大好山河。

　　《贞观政要》里的太宗简直是一个重度完美主义者兼强迫症患者，总之，他给人看到的形象是——当皇帝并不轻松，简直一点也不随心所欲。比如：

　　贞观二年，长孙皇后为他张罗聘郑仁基家“容色绝姝”的女儿作充华，魏征听说郑氏已许嫁陆氏，进谏说郑氏已经许人啦你这不是为人父母之道啊有损您的圣德千万不要学你爹哦！

　　他说，哦，是我的错，授充华这事就算了吧。

　　贞观四年，他想修洛阳乾元殿，张玄素说，不行啦前代就是这么役使民力以致灭亡的啊何况现在战后民生凋敝你这样跟隋炀帝有什么两样啊修好殿以后恐怕天下就大乱了！

　　他说，好好好，不修了，赐玄素绢二百匹。

　　贞观七年，他要去九成宫，姚思廉说离宫游幸这种事都是秦皇汉武干的啊尧舜禹汤这种圣君是不会做滴！

　　他说，我只是气疾会加重想去避个暑而已啊亲！不过你不错呦，赐帛五十段。

　　贞观十四年，他去同州沙苑每天早出晚归打猎玩得很开心的时候，魏征又跳出来说，陛下以万乘之尊出去打猎万一出了点事怎么办啊？还望您舍弃私心享乐，上为宗庙社稷下慰黎民百姓 ！

　　他说，我偶尔昏头了我错了，一定吸取教训555～

　　……

　　在这本所谓探寻政治之道的书里，他的形象，也并非全如以上死板而无趣，还有很多可爱的细节。

　　他的原则——

　　贞观五年，有司上书言：“皇太子将行冠礼，宜用二月为吉，请追兵以备仪注。”太宗曰：“今东作方兴，恐妨农事。”令改用十月。太子少保萧瑀奏言：“准阴阳家，用二月为胜。”太宗曰：“阴阳拘忌，朕所不行。若动静必依阴阳，不顾理义，欲求福祐，其可得乎？若所行皆遵正道，自然常与吉会。且吉凶在人，岂假阴阳拘忌？农时甚要，不可暂失。”

　　我命由我不由天的霸气，这才是真正的王者。

　　他的贴心——

　　贞观七年，太常卿萧瑀奏言：“今《破陈乐舞》，天下之所共传，然美盛德之形容，尚有所未尽。前后之所破刘武周、薛举、窦建德、王世充等，臣愿图其形状，以写战胜攻取之容。”太宗曰：“朕当四方未定，因为天下救焚拯溺，故不获已，乃行战伐之事，所以人间遂有此舞，国家因兹亦制其曲。然雅乐之容，止得陈其梗概，若委曲写之，则其状易识。朕以见在将相，多有曾经受彼驱使者，既经为一日君臣，今若重见其被擒获之势，必当有所不忍，我为此等，所以不为也。”萧瑀谢曰：“此事非臣思虑所及。”

　　“幸赖君子，以依以恃”，太宗在《威凤赋》里这么说，的确，无论是秦王府、玄武门还是之后的太极宫，贞观的耀眼光芒，从一开始，就是来自这样的一种“相和”。

　　他的感伤——

　　贞观十七年十二月癸丑，太宗谓侍臣曰：“今日是朕生日。俗间以生日可为喜乐，在朕情，翻成感思。君临天下，富有四海，而追求侍养，永不可得。仲由怀负米之恨，良有以也。况《诗》云：‘哀哀父母，生我劬劳。’奈何以劬劳之辰，遂为宴乐之事！甚是乖于礼度。因而泣下久之。”

　　他的黯然神伤，更多的是为母亲吧！窦氏走得早，不幸没能看到李渊君临天下，却也幸运地没看到她的儿子们自相残杀。

　　他的小心思——

　　贞观十六年，太宗谓谏议大夫褚遂良曰：“卿知起居，比来记我行事善恶？”遂良曰：“史官之设，君举必书。善既必书，过亦无隐。”太宗曰：“朕今勤行三事，亦望史官不书吾恶。一则鉴前代成败事，以为元龟；二则进用善人，共成政道；三则斥弃群小，不听谗言。吾能守之，终不转也。”

　　一个“望”字简直暴露无遗的小心思：）

　　他的“牺牲”——

　　贞观二年，京师旱，蝗虫大起。太宗入苑视禾，见蝗虫，掇数枚而咒曰：“人以谷为命，而汝食之，是害于百姓。百姓有过，在予一人，尔其有灵，但当蚀我心，无害百姓。”将吞之，左右遽谏曰：“恐成疾，不可。”太宗曰：“所冀移灾朕躬，何疾之避？”遂吞之。自是蝗不复为灾。

　　#论男神的毁灭#

　　等等等等……当皇帝心好累……

　　魏征整天嚷嚷着我要当良臣不要当忠臣，“后宫”们整天忙着进谏，他看起来与其说是享受不如说是承受和承担，我们普通人看了都觉得简直是“灭人欲”的要求，身为帝王，是要有多么强大的内心才能坚守？

　　有人说他是在进行自我的道德救赎，越是踩着兄弟鲜血得来的天下，越要还它个清明盛世，来解除内心的道德困境。

　　也许吧，但我更愿意相信，他是因为太贪心——

　　贞观十六年，太宗问特进魏征曰：“朕克己为政，仰企前烈。至于积德、累仁、丰功、厚利，四者常以为称首，朕皆庶几自勉。人苦不能自见，不知朕之所行，何等优劣？”征对曰：“德、仁、功、利，陛下兼而行之。然则内平祸乱，外除戎狄，是陛下之功。安诸黎元，各有生业，是陛下之利。由此言之，功利居多，惟德与仁，愿陛下自强不息，必可致也。”（《君臣鉴戒第六》）

　　他太贪心了：德、仁、功、利，或者说，他贪的，是“不朽”。

　　不知道他有没有想到，一千多年以后，人们依旧记得他，他们正视玄武门下的阴霾，也颂扬贞观的清明，他们还揣度着史书字里行间的用意，试图揭示出历史另一面的可能。

　　可谁又知道到底哪些是真实存在的呢？

　　真实的是——九嵕山依旧屹立，这大好山河，有着我最珍视的海清河晏。

　　我从来都不能好好看初唐的历史，因为总是不知不觉变得情绪化，看着大人物在时代的沙场上纵横捭阖，草民只是一个个数字的流血牺牲。

　　但那是天赐的舞台，只有强者才能走到最后。

　　看，这锦绣山河

　　给我已经太多

　　让我全心全意

　　把这土地建成理想国

　　于是有了贞观，那是他一手建造的理想国。

　　草创和守成，他和他们所经历的艰难，为的，不过社稷永安。

　　《贞观政要集校》读后感(二)：【转】魏希德：贞观政要与欧亚帝王学【北大文研院邀访学者论坛22】

　　原文地址： http://www.ihss.pku.edu.cn/templates/learning/index.aspx？nodeid=123&page=ContentPage&contentid=1060

　　2017年6月20日下午，北京大学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院在静园二院111会议室举行了以“贞观政要与欧亚帝王学”为主题的内部讨论会。本次讨论会是文研院本学期最后一次内部讨论会，由文研院院长邓小南教授主持，荷兰莱顿大学魏希德（Hilde de Weerdt）教授作主讲人。院长助理韩笑，访问教授高曼士、凯末尔、孙秀林、张寿安，访问学者李霖、罗曼玲、仇鹿鸣、童岭、徐晓宏、袁一丹、张瀚墨参与讨论。

荷兰莱顿大学魏希德（Hilde de Weerdt）教授

　　魏希德教授首先介绍了这个题目的源起。长期以来，魏教授的学术关注点主要都在中国的知识与政治史方面，而深入研读《贞观政要》，是因为她近期参与到了剑桥政治思想史原著系列东亚部分的翻译工作中——这部书的英译工作正是由她负责。在研读的过程中，她对于此书有了一些新的看法。这些看法主要与贞观政要的文本在政治思想史与东亚帝王学中的地位问题相关。

　　魏希德教授的主要研究思路，是通过文本之间的横向对比，来考察《贞观政要》一书中所反映的帝王学著作编纂中的问题。首先，她对《贞观政要》的成书过程与基本内容等情况作了介绍，并从内容形式与篇章结构方面将此书同太宗本人所作的帝王学作品《帝范》加以比较。她认为，这种比较更多地体现出了两书作者本身的知识结构与价值取向方面的异同。进一步地，魏教授也将《贞观政要》同《孟子》、《左传》等经典著作进行了比较。这一比较偏重文本层面的分析，因此，魏教授在比较中利用了Ctext、Markus等数字人文工具，揭示出《贞观政要》与《孟子》、《左传》二书在写作上的异同——即经子之书与帝王学著作的区别。前代的子书，如《孟子》、《韩非子》等，一般理论性更强，更加关注一般性的人性，而且常常利用虚构的故事来阐明自身所论述的道理；而帝王学则往往利用档案性材料、利用史实作为例证来进行说明，而且实用性较强。

明成化元年内府刊本，哈佛大学图书馆藏本，框高 26.8 x 18.2厘米，十行二十字，四周单边，黑口双鱼尾。钤印：廣運之寶

　　在读《贞观政要》的时候，你当然可以把它完全放在中国的历史语境中去理解，比如探讨唐太宗、魏征是如何借鉴中国早期的哲学思想或是王通的见解的，或是将这部书与之后的政治思想相联系，这是目前研究这部书的常见方法。但如果仔细阅读这部书，并将其置于更大的背景中的话，就会发现《贞观政要》其实是欧亚大陆上一种文体的一个代表。实际上，在阿拉伯地区、中亚地区以及稍晚的欧洲都有大量的这种类型的文献存在。同时我们还知道唐太宗与中亚地区的很多君主有着相似的背景，他们都是欧亚军事精英。因此就可以追问这些相同类型的文本之间有什么联系，它们承担着哪些政治价值，这些政治价值在多大程度上有所重合，又在多大程度上有所区别。这样，就不必把中国历史的发展局限在当今中国的疆域之内，而是将其置于那个时代去讨论。这种比较的思维方式可运用于探讨不同地区历史中的相似问题。我注意到最近在中国人民大学已经渐渐有了这种趋势。我希望这种比较的视角可以被坚持下去，这不仅对中国史非常重要，对欧洲史同样很有意义，否则大家就只能各说各话。其实在中世纪时期，并没有“民族国家”的概念，我们不能依据20世纪的概念去书写过去的历史。

　　魏教授指出，这种方法在操作中存在明显的问题，但也提供给我们一些有益的提示，不失为对我们研究《贞观政要》与东亚帝王学著作的一个参考。由此，魏教授谈及她对东亚帝王学的一些初步看法。东亚的帝王学著作与欧洲、西亚的同类作品中，有很多类似的地方：它们大都用故事、对话来揭示道理，而且都涉及到一些类似的主题。她指出，可以从功能、主题、文体等方面，把东亚、西亚、欧洲等地方的帝王学著作放在一起进行比较研究。

邓小南院长给魏希德教授颁发聘书

　　魏教授还谈到《贞观政要》在东亚世界的影响。从存世文献中可以看到，宋代人，特别是南宋道学家，对于贞观政要的评价并不很高。而通过版本学的流传，我们发现此书在韩国、日本等地的统治群体中却得到了广泛的流传，甚至在辽金元、西夏等政权中也有刻本流传。由此，《贞观政要》在东亚世界的接受史也是值得我们注意的问题。

　　在魏希德教授的报告结束后，与会的各位学者就帝王学、帝王术的概念与内涵展开了热烈的讨论。不少学者非常关注《贞观政要》与中国传统的经典文本、政治思想之间的关系，也有学者论及唐太宗形象在东亚世界受到崇拜与此书在同一地域中的流行这两种文化现象之间的内在关联问题。与会学者也就理论文本与写作方式、政治思想与政治实践之间的关系等问题发表了各自的看法。最后，邓小南教授作总结发言。她充分肯定了魏希德教授的研究，并认为其框架对不同学科学者而言具有积极的启发意义。至此，本次会议在与会老师与同学们的掌声中圆满结束。

　　《贞观政要集校》读后感(三)：读《贞观政要》：唐太宗的成功与帝制的忧惧

　　唐太宗何以成就贞观之治

　　唐太宗在位总计23年，这是中国古代社会为数不多的几个可以称得上是太平盛世的时代之一。从《贞观政要》来看，能取得这个成就的原因主要有以下几个：

　　首先，唐太宗能够保持较为清醒的头脑。

　　唐太宗少年时代即投身于推翻隋朝的革命活动，亲眼看到隋朝灭亡的过程，对于隋亡的历史教训有着深刻的印象。像其他的开国君主一样，如何避免重蹈前朝覆辙、如何保持社稷永固成了他思考的重点。

　　从《贞观政要》记载来看，唐太宗是非常喜欢读史、议史的，他经常与群臣议古今治乱兴亡，分析、研究历史上的一些王朝政权得失的原因作为自己的鉴戒。如贞观六年，他对侍臣说:“联闻周、秦初得天下，其事不异。然周则惟善是务，积功累德，所以能保八百之基。秦乃恣其奢淫，好行刑罚，不过二世而灭。岂非为善者福柞延长，为恶者降年不永？”(《卷三·君臣鉴戒》)贞观八年，他又对侍臣说:“秦始皇平六国，隋扬帝富有四海，既骄且逸，一朝而败，吾亦何得自骄也？言念于此，不觉惕焉震俱”(《卷十·灾祥》)

　　唐太宗还与侍臣谈论“草创”与“守成”的问题，也就是夺取政权和巩固政权的问题。贞观十年，太宗问侍臣，草创与守成哪个更困难？房玄龄认为“草创为难”，魏徵认为“守成则难”。太宗说:“玄龄者从我定天下，备尝艰苦，出万死而遇一生，所以见草创之难也。魏征与我安天下，虑生骄逸之端，必践危亡之地，所以见守成之难也。今草创之难，既已往矣，守成之难者，当思与公等慎之。”(《卷一·君道》)认识到守成之难不亚于草创，唐太宗“贞观以来，手不释卷，知风化之本，见理政之源”(《卷十·慎终》)，“每夜恒思百姓间事，或至夜半不寐。惟恐都督、刺史堪养百以否”(《卷三·择官》)。

　　唐太宗能够清醒地认识到江山决非永固，能够分析、研究历代王朝治乱兴亡原因，从中吸取经验训，检讨自己，励精图治，这是贞观之治的关键所在。

　　其次，唐太宗善于纳谏。

　　唐太宗善于纳谏，在历代帝王无人能出其右。纳谏一事被他提高到关涉兴亡的高度。他从史书中看到，夏桀杀了敢于进谏的贤大夫关龙逢，汉景帝错杀了大臣晁错，“未尝不废书息”，并引以为戒。他对群臣说:“公等但能正词直谏，裨益政教，终不以犯颜忤旨，妄有诛责。朕比来临朝断决，亦有乖于律令者。公等以为小事，遂不执言。凡大事皆起于小事，小事不论，大事又将不可救，社稷倾危，莫不由此。”(《卷一·政体》)

　　他认为“自古帝王多任情喜怒，喜则滥赏无功，怒则滥杀无罪。是以天下丧乱，莫不由此。”所以他对大臣说:“朕今夙夜未尝不以此为心，恒欲公等尽情极谏。公等亦须受人谏语，岂得以人言不同己意，便即护短不纳？若不能受谏，安能谏人？”(《卷二·求谏》)

　　他看到，王朝的衰败在于“忠正者不言，邪谄者日进。既不见过，所以至于灭亡。”因而他对群臣说:“朕既在九重，不能尽见天下事，故布之卿等，以为朕之耳目。莫以天下无事，四海安宁，便不存意。可爱非君，可畏非民。天子者，有道则人推而为主，无道则弃而不用，诚可畏也。”(《卷一·政体》)做为一个封建帝王，能够看到这一点，应该说是难能可的。

　　在唐太宗看夹，历代封建帝王中有所作为的“惟秦皇、汉武。”然而“始皇暴虐，至子而亡。汉武骄奢，国祚几绝。”他虽然也很有作为，“自谓不减二主”，但鉴于秦皇、汉武的教训，“由是每自惧危亡，必不敢懈怠。惟藉公等直言正谏，以相匡弼。若惟扬美隐恶，共进谀言，则国之危亡，可立而待也。”(《卷八·贡赋》)

　　认识到一己之智的不足，为了江山永固，唐太宗始终身体力行求谏、纳谏的策略。一方面他鼓励臣下进谏。为了让臣下能够放心进谏，他甚至一变自己的威严面容，“每见人奏事，必假借颜色，冀闻谏诤，知政教得失。”(《卷二·求谏》)另一方面，他对于臣下的进谏，无论采纳与否，正确与否，均进行及时奖励。

　　唐太宗的虚心纳谏，与臣下形成了良好的互动，造成生动活泼、较为宽松的政治气氛。这使得他能够集思广益，在内政外交重大决策上，采取适当的政策，形成贞观之治的良好局面。

　　第三，唐太宗比较能够以儒家政治伦理来约束自己的行为。

　　唐太宗总结古代的治国安邦经验，特别是他从秦、隋二朝因不行“德治”、“仁政”而短命夭亡中吸取教训，因此主张“以仁义为治”的治国方针(《卷五·仁义》)。贞观元年，他对侍臣说:“古来帝王以仁义为治者，国祚延长……，今欲专以仁义诚信为治。”(《卷五·仁义》)贞观初，他与侍臣讨论周、秦二朝祚运何以长短悬殊的问题，侍臣萧瑀认为是由于周朝得天下是以有道伐无道，秦氏则专任诈力。唐太宗认为“不然，周既克殷，务弘仁义；秦既得志，专行诈力。非但取之有异，抑亦守之不同”(《卷八·辩兴亡》)，关键在于是否以仁义来守天下。贞观四年，他又讲:“君天下者，惟须正身修德而已。此外虚事.不足在怀”(《卷六·慎所好》)。

　　唐太宗力行“仁义之治”，为臣下作出榜样。贞观初，唐太宗对侍臣讲:“若安天下，必须先正其身，未有身正而影曲，上理而下乱者。”(《卷一·君道》)贞观初，有人上书，要唐太宗“佯怒以试群臣，若能不畏雷霆，直言进谏，则是正人，顺情阿旨，则是佞人”。对于这种“以诈道训俗”的建议，唐太宗没有采纳，并对侍臣说:“流水清浊，在其源也。君者政源，人庶犹水，君自为诈，欲臣下行直，是犹源浊而望水清，理不可得。”(《卷五·诚信》)

　　唐太宗君臣以史为鉴，对于崇俭约、反奢纵特别着意。贞观元年，太宗对侍臣说:“朕今欲造一殿，材木已具，远想秦皇之事，遂不复作也。”并提出“自王公已下，第宅、车服、婚娶、丧葬、准品秩。不合服用者，宜一切禁断”，“由是二十年间，风俗简朴，衣无绵绣，财帛富饶，无饥寒之弊”(《卷六·俭约》)。贞观二年，公卿奏请大宗避宫中卑湿，另营一阁以居之。太宗说:“朕有气病，岂宜下湿？若遂来请，糜费良多。昔汉文将起露台，而惜十家之产。朕德不逮于汉帝，而所费过之，岂谓为人父母之道也？”固请至于再三，竟不许(《卷六·俭约》)。在唐太宗的影响下，贞观年间的大臣都厉行俭约，生活简朴。如“岑文本为中书令，宅卑陋，无帷帐之饰”，“户部尚书戴胄卒，……其居宅弊陋，祭享无所”，“温彦博为尚书右仆射，家贫无正寝，及薨，殡于旁室”，“魏徵宅内，先无正堂”(《卷六·论贪鄙》)。

　　此外，唐太宗一朝，提倡儒学，表彰忠节、孝友、公平、诚信、俭约、谦让、仁恻、慎好、慎言、远佞、戒奢、戒贪等德行。从《贞观政要》书中我们看到，唐太宗不仅是提倡，更能在实践中身体力行，使得整个社会保持良好的风气，这对于贞观之治的形成也具有重要影响。

　　贞观之治的形成，自然也离不开一批有识见、有能力的大臣的辅佐。但在人治的框架下，一个社会的治理，关键还是在于帝王本人。帝王能否保持清醒的头脑，能否虚心接受批评（谏议），能否为社稷利益克制一己的私欲，能否具有容人之雅量，这是最为根本的。

　　唐太宗的忧惧，是帝制的死穴

　　在《贞观政要》一书的最后一篇末尾，有一段发人深思的对答。贞观十六年，太宗问魏徵：“观近古帝王，有传位十代者，有一代两代者，亦有身得身失者。朕所以常怀忧惧，或恐抚养生民不得其所，或恐心生骄逸，喜怒过度，然不能自知。卿可为朕言之，当以为楷则。”徵对曰：“……伏愿陛下常能自制，以保克终之美，则万代永赖。”(《卷十•论慎终》)

　　唐太宗看到了历史上的王朝更替的规律，希望能找到可保江山永固的办法。《贞观政要》一书所记，无非是他和臣下对这个问题的思考以及实践。而魏徵，这个封建时代最优秀的政治家，所能找出的办法只能是“陛下常能自制”。

　　这段话体现了“人治”的政治制度的致命缺陷。

　　唐太宗的忧惧，也是历代帝王的忧惧。但在人治的社会，恐怕没有哪个统治者能跳出这个历史周期律。不否认良好的“人治”是可以期待的一种社会治理结构，柏拉图所说的“哲人王”如果能实现，我们也乐观其成。但良好的人治其实是高难度的政治制度。在赋予统治者无限权力，而对人性的制约唯有依赖“自制”的政治体制下，堪任良好人治大任的人就如空谷幽兰一样稀缺，整部中国历史，算得上政治清明的时代不过那么寥寥几个。

　　唐太宗一朝君臣的努力，代表了“人治”的政治制度所能取得的最高成就。要达到贞观之治的境界，需要有那么多偶然因素的集合才能做得到，而所谓的贞观之治不过是保障了民众的温饱而已。

　　中国传统政治文化留给我们的包袱之一是期待最好的“人治”的心理意识。即使今天，我们看到世界各地实现了民主治理的国家的繁荣的时候，还有许多人陶醉在“贞观之治”“开元盛世”的传说中，固执地在等待“哲人王”的来临。这是我们在读《贞观政要》以及其他许多传统政治文化典籍时应该注意的事。

　　因此，我们也有必要回顾一下另一段关于治乱兴废的对话，即毛泽东和黄炎培之间著名的“窑洞对”。

　　1945年7月，黄炎培在延安对毛泽东说，“我生60多年，耳闻的不说，所亲眼看到的，真所谓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一人，一家，一团体，一地方，乃至一国，都没能跳出这周期律的支配力”。一部历史，“政怠宦成”的也有，“人亡政息”的也有，“求荣取辱”的也有，“中共诸君从过去到现在，我略略了解的了，就是希望找出一条新路，来跳出这周期律的支配”。

　　针对黄的疑问，毛泽东作出了这样的回答：“我们已经找到新路，我们能跳出这周期率。这条新路，就是民主。只有让人民来监督政府，政府才不敢松懈，只有人人起来负责，才不会人亡政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