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夏济安选集》的读后感大全
《夏济安选集》是一本由夏济安著作，辽宁教育出版社出版的236图书，本书定价：9.50元，页数：2002-5，特精心从网络上整理的一些读者的读后感，希望对大家能有帮助。
《夏济安选集》精选点评：
●传宗接代
●太多的未竟之业，而他所提的问题，关于白话文、新诗，也仍得不到一点像样的解决。
●议论对入门者蛮友好的，许多贴近文本的叙述，思路简明清晰；诗不咋地
●几篇关于语言和小说的评论，让我看了有醍醐灌顶之感。小说一般，那首诗如果不是从前看过夏济安本人的注解，简直看不懂。可为着那几篇评论，还是托人买了这本书来收藏。
●新世纪万有文库本校勘未审，错讹实在太多了
●夏济安先生运用The New Criticism的方法分析彭歌《落月》，以及对古代文学缺乏novel、大多是romance的论断… 令人佩服他的genius…
●倒是最喜欢他的小说。
●2011.11.9《传宗接代》《火》《香港—— 一九五零》
●小说有意思。
●“《文学杂志》多数的文章是朴素的，清醒的，理智的。这种风格当然和编者个人的好尚有关，但是这种风格可能暗合世界的潮流，也未可知。别人也许喜欢梦想，‘憧憬’和陶醉；《文学杂志》宁可失之瘦冷干燥，不愿犯浮艳温情的病。”——《致读者（二）》。真想抄送朋友圈某些自媒体人。
《夏济安选集》读后感(一)：很有想法的一人，英年早逝可惜了
第一篇旧文化与新小说写的尤其好，一种思想如何能点燃艺术创作者的灵感和想象，而艺术创作更如何回过头来赋予思想以活力？如何在经历中西文化激荡后，把旧文化融入到现代背景的小说中？
夏济安的这篇《旧文化与新小说》写于1957年，今年是2018年。51年过去了，他提出的问题，有好答案了吗？金庸先生或许做到了。
还有对于《中国近代史的看法》一篇。他用阿德勒的个体心理学理解中国近代史。
个人在社会里生活可以引起自卑心理。然而阿德勒把个人和社会只看做二元对立，殊不知，社会是有层次的，一家一校是社会，一乡一省也是社会，最大的社会应当是全世界全体人类的总和——没有人类的宇宙其他部分当然不能算在内。每一个人固然有使自己优越的愿望，可是他同样有一个愿望，使他置身的小社会，能够在更大的社会里取得优越地位。
大社会和小社会的对比，正如社会和个人对比一样。如此把阿德勒的学说应用范围推广。个人之有记忆正如社会之有历史。一个小社会在大社会里落伍，小社会里的大多数人，都会生出自卑心理。
在看电视剧《走向共和》时，就觉得那时的人，自大又自卑。嘴边挂着天朝上国，心里畏惧洋枪大炮。
《夏济安选集》读后感(二)：夏济安《鲁迅的阴暗面》
夏济安最广为人知的作品除了《夏济安日记》外，就是那篇《鲁迅作品中的阴暗面》。将鲁迅矛盾、纠结、留在“旧世界”里的“阴暗面”写得极为复杂。
但是，与其说《鲁迅的阴暗面》中这种复杂性并不是来自夏氏的洞察力，夏济安看到了鲁迅的“阴暗面”，但并没有真正“看穿”这种“阴暗面”。他没能跳出来看。所以，他的洞察力是有限的。而他自己反倒是他所呈现出的那种形象：黑暗、阴鸷、内心充满冲突与不能决断的悲哀——与其说这是鲁迅，不如说是夏氏自己。一个30岁的读书人，能把睿智和愚昧、聪颖和迟钝、豁达和狭隘、机灵和笨拙、老成和幼稚——都那么“完美”地融于一身，也是一种奇迹。鲁迅是一个头脑复杂、但心底单纯的人。这一点上或许与夏济安有某种类似之处。但鲁迅与夏济安的最大不同在于，鲁迅比夏济安要深刻成熟得多。夏济安能看到鲁迅的矛盾，却不能看到这矛盾背后更多的东西。夏氏身上那种自相矛盾，不能自圆其说、不能圆融，非常明显。尽管这圆融正是他所追求的，他提到胡适，说胡是最能代表五四新文化精神的人，但论证过程却非常干瘪，貌似他最向往的东西却不是他最熟悉的。向往陌生的国度，对于熟悉又黑暗的自己，他是充满自我怜惜、又充满自我厌弃的。从这一点来讲，他倒是很有“鲁迅”气——他自己论证出的那种“黑暗”。
《夏济安选集》读后感(三)：夏济安先生是千古文章未尽才
夏先生这本论文集中力作不少，特别是《评彭歌的<落月>兼论现代小说》是最早以“文本细读”方法解剖中国现代文学的论文，也是最成功的作品之一，堪称经典型范文。《落月》是国民党《中央日报》主笔彭歌，在1950年代撰写的一部表现战时一位女伶生活的长篇小说，夏济安先生以一万多字的篇幅，援用西方文学批评方法，对彭歌的这部小说做出极其细致深刻的评论，其重点或许并不在评《落月》，反而是以此为例，以“论现代小说”为名，为年轻的写作者指引了符合“现代”美感的基本创 作要领和琢磨求精的写作方向。据说，该文一出，彭歌亲自致函夏济安，表示：“自今而后数年间，《落月》或将月落无痕，然以弟意度之，大作则为必传之文”。文中，夏先生把自己当作创作者，同感地走入作者的境界以内，分析指摘创作之得失。《落月》一书由照相册作为主要故事开端，倒叙主角余心梅的种种遭遇；夹人物内心活动亦夹故事情节拼贴地开展其故事，让读者在余心梅的人生里时空交错。针对彭歌这样写女主人公余心梅的回忆、思想、情感等心理活动——“（故事的开始）平静地拭去了脸上的泪痕，她大开了照相册的第一页……（故事的结束）她翻到了照片本子的最后一页”，夏济安一方面肯定了作者使用意识流、拼贴等现代主义技巧，并以“落月”意象来概括余心梅的一生的处理手法，另一方面又站在读者的立场上指出作者在此处犯下的毛病，即：“他（指作者彭歌）常常忘记他是在描写一个女人的心理活动，他常常自己从照相册子力钻了出来，向读说着说那。有时候，他根本把照相册子丢开，打开话匣子来替我们说故事了”。这样的批评真正深入到作者的创作世界，切切地替作者建言。又如余心梅打开相册后，彭歌是这样写的：“人生总是从童年时代开头的……”，针对这种叙述法，夏先生批评道：“这（个写法）叫我很失望，这种话何必说呢？（按：意为这是一句正确的废话）”，接着替作者彭歌这样构思：“假如她一翻开来是她父亲的相片，从相片上的面容回想她模模糊糊能记得的父亲生前的容貌和表情，再想到这张相片在父亲死后灵台上供过，在北平老宅卧室的墙上挂过，她到重庆去还带在身边，到了台北之类的的地方贴在照相册的第一页。这样，我认为较合适。这样写法，比现在的叙述法当然困难一点，但父亲的性格、家庭困苦的情形，仍旧穿插得进。这张照片在不同的地方挂过贴过，每个地方的情形等等，小说家都可以让我们清清楚楚地看见，这样的描写便可以更为生动。”再如彭歌写余心梅进戏园时“手里还捏着一包糖炒栗子，一串冰糖葫芦”，夏先生评论到：“我替彭歌先生喝彩，这种细末小节，正是小说家应该注意的。这非但点明了‘地’ （大约只有在北平才称冰糖葫芦）和‘ 时’（糖炒栗子不是四季都有），而且‘ 捏’字也用的好，确像小孩子看戏的情形”。接着他批评彭歌下一段的写法，说“这不是余心梅这个小女孩子在看戏，而是作者在‘评述 ’余心梅在看戏。……小说家碰到这种强烈感觉经验的场合，最好避免抽象的字眼，避免概括的字眼。”这种深入创作内部、替作者建言的文学批评，是那些“隔鞋瘙痒”式评论难于企及的吧。不仅如此，夏先生还以《落月》的创作为标本，非常细腻地向读者传授了很多文学理论。如“我所谓‘诗的技巧’，并不是说小说里应多穿插几段‘ 微微的风偷吻着树梢，蔚蓝的天空挂一钩新月’、‘ 陷入悲哀的泥沼，贴近痛苦的深渊’之类‘诗意 ’的描写。哪类‘诗意 ’的描写，我们的小说家已经出产得很多了，这不是好诗，也不是好散文。……诗的技巧，应该和讲故事的技巧大不相同，故事应该讲得明白，诗不妨含蓄。”“（小说家）尽量避免抽象的字眼，夺奖具体的东西。抽象的字眼，如‘爱’‘恨’‘空虚 ’ ‘人生’等，本来也许都是代表明确的概念的，但是这些字都给用滥了，读者碰到这种字，内心起不了‘共鸣’，常常只觉得是一对模模糊糊的字眼，象征主义诗人要力矫此弊，就多用具体事物的名字”。这类评论在该文中比比皆是，有兴趣的读者自己参看，此处不再赘举。
《夏济安选集》读后感(四)：过度诠释，白先勇有关
槛外话：
之前一段时间荒废了很久，笔到了蓝田日暖就写不下去了，挪不过去一个字。陷进了对一个问题的思考中，所有的时间都软绵绵地耷拉在枝头，我的存在价值面临崩溃，我所做的思量究竟为不为过，当对一个具体的文本的诠释阈限达到无限的时候，一个悖论就产生了，因为阐释是有边际的，“作品意图”而不仅仅是“作者意图”的存在规限了诠释的边界。一旦过了这个范围，虽然可以强作冠冕堂皇地说阐释丰富了作品的意蕴，但仍旧只是对于过度诠释的无力的辩解，没有丝毫的价值。我的危机即在于此，我深究它，之后陷进去。无法判断辨别自己的实践是否属于一文不值的过度诠释，而过度诠释的些微显现可能使我的人生意义、生存价值荡然无存，毕竟我存于世的与人不同之处就是嗜书到七宗罪的地步。我需要上帝一样的存在来仲裁来甄别，告诉我，我还有没有生存价值。
～～～～～～～～～～～～～～～～～～～～～～～～～～～～
白先勇《台北人》集子里的《游园惊梦》写于1966年12月，他的老师夏济安于1965年去世后，为在台北《现代文学》上出一期“纪念专辑”，他翻译了夏济安的一篇小说《传宗接代》（1955年），同样是诞生于美利坚土地上的文字，一则脱胎于明汤显祖的《牡丹亭》，一则译介了其师夏济安的英文原著，都逃不脱诠释二字，一如“重述神话”。
钱鹏志就像D·H·劳伦斯笔下的查泰莱一样，有一个不算年轻貌美但也不至于人老珠黄的老五蓝田玉[1]，却不曾拥有杨居士常叨念的继祖。无后之人。他自己也知道，“难为你了，老五”，钱鹏志常常抚着她的腮对她这样说道。
对蓝田玉而言，隐隐的是《贵妃醉酒》，却和待唱的“惊梦”一样，永远地不曾出场。即使有的荣华富贵，亦付断壁残垣中了。蒋碧月是唱了醉酒，但她不是贵妃，蓝田玉才是，杨玉环从李寿那里被公公李隆基抢去，蓝田玉何尝不是嫁给了爸爸辈爷爷辈的钱鹏志，杨玉环始终是个玩物，蓝田玉何尝不是，钱鹏志娶她的时候就分明和她说清楚了，他是为着听了她的“游园惊梦”才想把她接回去伴他的晚年的！蓝田玉分明醉酒了，她才是贵妃的命。
我所设定的时间轴即是：1955年夏济安写作《传宗接代》，1965年夏济安去世，夏济安去世至1966年12月前白先勇为在《现代文学》上出一期“纪念专辑”而翻译传宗接代，1966年12月白先勇写作《游园惊梦》，1967年刘守宜借用《现代文学》纪念专辑的文章出版《永久的怀念》其中包含白先勇翻译的《传宗接代》。当然我先要说明的是《传宗接代》与《游园惊梦》之间的关系并不是白先勇有意而为之的，很有可能是由于在时间轴上先验的翻译体验使得思绪受到些微触动而在写作《游园惊梦》滑现笔端。
杨居士在妻子分娩的时刻，从避秽书斋列满整整一墙的书架上抽下的，竟是一本熟书，他在十岁前早已背诵得烂熟的《论语》。接着是一段如伍尔芙《墙上的斑点》一般的意识流淌，喜诞麟儿前一刻的男人在医院走廊里焦急地踱来踱去人影憧憧，地上该满是烟蒂，中间掐灭的，烧得连滤嘴都没了的，还有压根没抽布满齿痕的。居士在夜的寂静被低沉微弱的呻吟打破的时刻开始浮想连翩直到下一阵呻吟将他的思绪打断，然后接着又继续等待中的准父亲应该做的事：胡思乱想。毕竟名字早就取好了，好像一件戏台衣橱里闲挂着的戏衣，穿这件行头上台的戏子却在别个镇绊住了脚，导演、经理以及管道具行头的早已等得不耐烦了。那个男人的心就在那儿游啊荡啊的，我不知道该称那样的乱想叫什么，但在《游园惊梦》中，也依稀有着它们的身影，有人称之为中国式的或者东方式的意识流。当然在“传”“接”的遐想中，这个名叫继祖的孩儿落地了，“宗”得以延续，一“代”又传了一“代”。
白先勇的游园就不能像抱了新生儿的杨居士那样虽然过程惊心但终究气定神闲了，百乐门里那间厕所只怕比夜巴黎的舞池还宽敞些呢，台湾的花雕也不如大陆的醇厚。这样的话儿是不是有些发酸的镇江味儿呢。仿佛一夜间断了后路，断了根。
总觉得老夫少妻就暗指了一个“无后”。本显高位的文化龟缩进一个小小的台湾岛，想中兴光武，却发现根须断、正萎败。无怪乎钱夫人时时处处触景生情，抚今追昔，以忆念中梦魂萦绕的夫子庙、梅园新村、栖霞山，以冥想中六朝金粉地的流光溢彩，来点染凄惶暗淡的心境。
前有西方文化的侵蚀进入，身后却又断了后路，意识形态的因素再一加上，那些“台北人”就成了眼见山河残败的克里奥耳[2]文化的牺牲品，“变得我都快不认识了——起了好多新的高楼大厦”。[3]真当是惊梦了，心底里已经一千个一万个烦了，谁还愿意满大街喊“我惊梦了，我惊梦了”，掩了耳，乐得清静。
人生好似风前絮，欢也飘零，悲也飘零，都作连江点点萍。浮萍呵，文化的生殖力仿佛就此被阉割了的克劳诺斯，却没从泡沫中出来个阿芙罗蒂忒。只是一段梦魇。
参加窦公馆的盛宴，似乎是一样的灯红酒绿，一样的纸醉金迷，但在蓝田玉的心里回响的却是她唱熟的段子：“原来姹紫嫣红开遍，似这般都付与断井颓垣，良辰美景奈何天，便赏心乐事谁家院。”这一段唱真是把这些被历史放逐了的游子们的悲情活活地托出了，回忆，叹息，重温旧梦，又是万般无奈。这种对往日的悲悼之愤，恰恰是失根的游子的自悼而已。
“《台北人》对我比较重要一点。我觉得再不快写，那些人物、那些故事，那些已经慢慢消逝的中国人的生活方式，马上就要成为过去，一去不复返”白先勇说过的。或许是因为去国提供了观察与思考的适当距离，使他能够比较清晰地辨识中国文化的庐山真面目，而直接面对西方工业文明又使他深切感受到中西文化的巨大落差，因而他敏锐地觉察到并且紧紧抓住了那些“马上就要成为过去”的中国文化特质，那些“已经慢慢消逝”的人物、故事、生活方式。
但乌衣巷的今不胜昔该如果弥补呢？整部《台北人》都没有给出答案。
蓝田玉再眷恋过去心系故土，也是徒劳的，钱鹏志只是要她的青春。没有孩子，怎么传尽薪火。去国离乡的游子隔离了中华文明的气息，先是成了“纽约客”，而后生根在异乡，要么孤独终老，要么结婚生子，生下一个“黄皮白心”的孩子，挥舞着小手叫嚷道：“不对，不对，爸爸，我是美国人！”
幸好，夏济安指出了一条明路。十岁前就已背熟的书，在生子的时候再来翻阅，是不是有些杜维明的意味呢。人家的，终究是人家的再好也不能无耻之尤地拿来就是。还不如捡起五四时被矫枉过正的儒家之道，滤筛一遍，以适应今后的生活。
他抬起头来，外面开始溶雪，屋檐水声滴沥，有些地方却悬挂了一条条冰柱，在朝阳里闪耀得如同水晶一般。他听到婴儿又啼哭了，那是一声声从一个结实的胸膛发出宏量盛满的婴啼。
白先勇译[4]
想必白先勇在翻译这最后一段的时候也体味到了先师夏济安的一番心情，一个很有预兆意味的结尾。
水晶般的冰柱仿佛乌陵和土明[5]。
--------------------------------------------------------------------------------
[1] 缺失的是否才是要加点的？沧海月明珠有泪，蓝田日暖玉生烟，由不得不想起李义山的那份留得残荷听雨声。
[2] Créole，混血儿的意思。
[3] 或许赖声川《暗恋桃花源》中江太太那句“那时候台北不是这个样子，没有那么多的车，也没有这么多的人”里就蕴含了些微向白先勇致敬的意味。
[4] 《夏济安选集》，P163 《夏济安选集》辽宁教育出版社2001年2月第1版第1次印刷
[5] 出自《圣经》（出埃及记 28.30），一黑一白两块宝石，黑的意味着“是”，白的意味着“否”。当无法辨别预兆时，这两块宝石可以有所帮助。人，要学会尊重预兆，并服从它的指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