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代文学批评方法研究读后感精选
《中国古代文学批评方法研究》是一本由张伯伟著作，中华书局出版的精装图书，本书定价：42.00元，页数：635，特精心从网络上整理的一些读者的读后感，希望对大家能有帮助。
《中国古代文学批评方法研究》精选点评：
●清楚明白。
●试图构建中国本土的文学批评理论框架。内篇从儒道释、艺术和学术传统中寻找文学批评思想产生的根源和环境；外篇则梳理了几种文学批评的民族形式，虽然以时间贯穿，但在指出每种形式的发展和变化之外，依然关注发展变化的文化土壤。 大略翻了翻，主要看了内篇。自己根底太浅，对于儒学还能勉强看进去，每次讲到禅宗就云里雾里了。希望过几年能看懂吧……
●行文逻辑特别清晰。
●体大虑周，思深意远
●口头报告时巩老师问到了。
●作者的得意之处就在于把古代文学批评方法纳入到一个系统、自足的体系中。
●仅就理论体系而言，甚牵强。
●經典
●文学批评这方面，觉得自己学得真是……不灵……
●南昌青苑书屋买的，那是大学到过有感觉的书屋之一。
《中国古代文学批评方法研究》读后感(一)：做文史要讲方法
作者花二十多年时间写成此书，意在“建立”中国古代文学批评的体系，对中国古代文学批评的研究，或许很容易如陈寅恪所说“其言论愈有条理统系，则去古人学说之真相愈远”，此书少有此病，相较其它同类书的关键词写作高下立判。但也一些可以商榷的地方。第一章论以意逆志法在魏晋时的发展，为了和前后连贯起来，引入得意忘言说，但是这似乎更偏向意象批评法，与以意逆志法关系并不密切，因此在分析材料上或许有论点先行之疑，如在引用杜预、范宁序时，认为二者用当时的表述就是“得意忘言”的解释方法，杜预《春秋序》“情见乎辞，言高则旨远、辞约则义微”，是论情辞关系，与得意忘言无关；《谷梁传序》重点在论“据理以通经”，是针对至当无二、三传殊说而言，为择善而从故“据理以通经”，若结合语境，并非得意忘言的解释方法。外篇诗话论最佳，新见也最多。作者认为江西诗派理论主张之一的点铁成金说，来自禅家，江西诗派的另一理论夺胎换骨恐亦出自禅宗（此非新见）。整体而言，外篇不如内篇，作者初衷之一是古代文学批评的民族特色何在，内篇与西方诠释学、比较文学法美学派等的比较颇能彰显中国文论特色，外篇对此则着墨不多，将这些精力放在了汉文化圈对外在形式接受的研究上，用异域之眼以观中国，却多是扩充注脚，无补于已有论述，不过也自有其学术关怀所在吧。
《中国古代文学批评方法研究》读后感(二)：以意逆志与清人笺诗
第一章《以意逆志论》乃其硕士论文修订版，回顾可见颜昆阳书未安之处。 清儒笺义山诗确受毛郑影响，然自汉至清中间亦有演变环节，一是晚唐五代诗格多讨论“物象类型”，至宋人乃用以逆志，如用之注杜诗，则以为物物皆有托喻;二是在笺释实践中把知人论世作为以意逆志的环节、在以史证诗上有所新创也在宋代，纪事与年谱大兴，笺诗亦多取借史料将预设之意客观化的途径。清以前既无人系统地笺注义山诗，则清儒笺注欲成规模很难不承宋以来形成的笺注方式，故对清人笺义山诗的考察还应将宋注作为近源，颜氏将这套笺释系统追溯到汉儒固然没错，却有疏阔之嫌。如其一笔带过的部分认为因杜诗多赋法，以史证诗尚不至太过暌违，就略过了宋人注杜中常见的“务使与记传相符”的现象。颜书略有强调笺李之殊而相对忽略义山、子美相通处之嫌，而李诗在清代进入阐释视域可能恰与二者相通有关。进一步说，思考的范围或许不能限于义山诗而必须连贯地看待笺杜和笺李的问题，其中钱谦益或许是一关键人物，他对整个清代笺杜再至于笺二李都有影响，其实颜书已经涉及牧斋对门生朱鹤龄的影响，但讨论还仅限于李商隐，所说尚有深入的空间。 再者张书梳理了清代人对这种笺释系统的反思，多见于各类诗话和诗序，可见其时思想的面貌也是丰富参差的。有意思的是，反思的人理论上或许自觉了，自己一旦注起诗来偏偏多随意比附之说，竟成南辕北辙之态，或许从一开始就是矛盾的吧，孟子说以意逆志，真正和诸侯讨论的时候也还是赋诗言志。
《中国古代文学批评方法研究》读后感(三)：一点点感悟
本来想给10分的，但是最后一章《评点论》仿佛不是张教授写的一样，散漫无调理，感觉不应单列《评点论》一章，所以给个9.5？
好久没看理论研究的著作了，踏踏实实地写了15页笔记。还是感觉做理论研究比做作品研究有意思一些。这本书给我最大的体会就是，原来写一部理论研究著作也要积二十年之功。之前总以为编“全”字头的文献才用积数十年之功，可能确实是浮躁的社会也把我的思维带浮躁了？
这本书是以诗学批评为主，辐射整个古代文学批评，所以自会有一些辐射不到的细节，比如《评点论》实在不适合以诗学为典型对象做论述，因为和选本、诗格等根本撕不开，而小说戏曲的评点又不是本书的论述核心。还是瑕不掩瑜，收获了很多，上编体大精深，也确实感受到了应该从文史哲合一的方法出发，并且也看到了庄禅对中国古代文学理论的影响。
另一点收获就是对研究生的必读书目有了新的认识，书目里有《诗品》，有老庄，也有《坛经》。我觉得系里并不是想让我们死抠这些书，而是就是“提个醒”，告诉我们应该注意庄禅对诗文的影响，应该注意到《诗品》的地位。
还有一点就是关于“域外汉籍”，这个领域的提出，可算是本世纪古代文学研究的一个较大的话题。在学习了比较文学的理论之后，我当时的反应就是“域外汉籍”的本质就是比较文学，后来看了此书，发现张伯伟教授的初衷就是如此，证明我的判断不错。虽然域外汉籍研究并没有完全达到“四跨”（尤其汉语圈的写作），但是“域外视域”（金程宇教授语）的到来确实是迟早的事。这其实标志着对于古代文学研究者的新的要求。
词学如何融摄西方文论，重新完成自我建构，也是一个需要考虑的问题。
《中国古代文学批评方法研究》读后感(四)：随便写两句
看没有人写评论，我就写两句。
据张老师上课的时候说，写这本书是他大学时候的一个梦想，因为当时西方文学理论风行，而中国古代文学批评则因为其零散、片段而不被重视，于是他立志要从中国古代文论中抽绎出我们自己的批评方法。
这本书写了二十年。参照后记里面的说明，其中的一些章节分别是学年论文（推源溯流论）、毕业论文（意象批评论）、硕士论文（以意逆志论），最后形成博士论文。张老师著书的特点是每一篇单篇论文实则都是围绕一个中心展开的，所以这些单独出版的文章最后能够汇成一体，构架出一个新的体系，比如说研究钟嵘《诗品》，研究唐五代诗格，研究禅学与诗学的关系，研究域外汉籍，最终都归结到文学批评方法的研究上，让人佩服。不过不同的人路数不同，有人终其一生都是琐碎饾饤，或者单篇论文，不曾有过全须全尾的著作，也同样有其长处。这是需要说明的。
具体到这本书来说，分内、外两篇。
内篇的基本结构是释名，探究思想基础，描述发展过程、特征，给予评价，说明对于当下的意义。最鲜明的特点是对于以意逆志、推源溯流、意象批评等三种方法的哲学背景和宗教背景的追溯。比如说将以意逆志归结到孟子的人性论上，将推源溯流归结到汉书艺文志，将意象批评归结到庄、易、禅。不能说没有道理，但是总以为如此肯定的说是某某的必然产物过于独断。张老师课上说，这是一种阐释的需要，即便它不对。也许可以当做一家之言看吧。另一特点是在每篇之末都会与西方文论有所比较，比如以意逆志与西方诠释学的比较、推源溯流与比较文学中国学派建立的关系、意象批评的直观性对于现代西方文论弊病的补救等。也可以说是用心良苦。
外篇分别探讨了选本、摘句、诗格、伦诗诗、诗话、评点等六种形式。对于具体形式也加以追溯，譬如将选本推到孔子删诗，将摘句推到赋诗言志，将伦诗诗推到大雅蒸民、嵩高里的句子等，给人的印象与上文所说相似。此外的一个特点是擅长通过目录的归类更改考察观念的演变，对选本、诗话而言尤其明显。目录学史正是学术源流的体现。自己比较喜欢的是第五章讲宋人诗话的章节，写宋人文艺生活很生动，对于诗话与党争、禅学、刻书关系的揭示也别具只眼，很值得一看。不过最后加入日、韩诗话似乎有些偏题了。
就算对于本书的观点无法接受，也可以进一步探讨，而且征引文献丰富，提示了不少有意思的会心之处，读后总是不虚此行的。
有一次上课张老师说，我给博士生开的课，来的人都很少，是我讲的没有用么？又说，书大家都有，但是买回来也就放那里了。我似乎从中听到了一丝落寞。这大概也是自古以来写书的人所难逃的命运吧。
《中国古代文学批评方法研究》读后感(五)：蒋寅：推源溯流 以求其理
《读书》 2003年第11期
伯伟的《中国古代文学批评方法研究》（下文简称《研究》），大部分内容在以论文发表时我就读过，有一些篇章我还是发表前的读者。这部著作是张伯伟的博士论文，初稿完成于一九八九年，其中有关“推源溯流”和意象批评的论述早在八十年代初就写成，从大学论文到博士论文到专著定稿，前后经历了二十年时间。以古人治学传统而言，二十年写一部书也可以说是“寻常茶饭”，但在当今这“十年磨十剑”的时代，却是凤毛麟角了。
伯伟在“导言”中强调，他的研究立足于文献学的基础，力求“从第一手材料出发，秉承顾炎武所说的‘采铜于山’的精神，以逻辑为导引，以历史为验证，而最终必以文献为依据”（第６页）。我认为《研究》确实是立足于文献学基础上的综合研究，扎实的文献功夫是《研究》给我印象最深的一个特点。它广泛搜集各类文献，包括域外书籍和目录，对问题的梳理和辨析非常清晰。如论诗格，先从考究“格”字的义训开始，参之前代目录的著录，辨析“诗格”名义与诗话的区别，以见前人对二者关系的理解。在探溯诗格起源时，又就《日本国见在书目》的著录，辨析了《五格四声论》、《文笔式》二书的性质，从而将讨论确立在可靠的前提上。迄今为止，有关中国古代文学批评方法，已有若干部专著问世，论文也不断出现。这些成果在文献的搜集和考论上或多或少都有粗枝大叶的毛病，许多属于史的问题不能落到实处。比如关于评点的起源和形态，现有的论述简略而浮泛，张伯伟的“评点论”从章句、论文、科举和评唱四方面综合考察它们和评点的内在关联，细致地剖析了这极具民族特色的批评方法所包含的丰富内涵。可以说，在《研究》中，每个问题的源起和发展都梳理得十分清楚，绝无大而化之、语焉不详的地方。这也正是此稿延宕十三年之久才出版的原因。
文献功夫的扎实，使《研究》不只在阐述的深入和穿透力上超出同类著作，它提出的问题也独具特识，显示出对古代文学批评的深入理解。比如诗格一类著作，在古代属于蒙学读物，夙为人轻视，近代以来除罗根泽先生的批评史外，一般批评史或诗学通论著作鲜有论及。而《研究》却相当重视这部分文献，并付之以翔实的研究。作者写道：
诗格一类的书，古人以之为“俗书”、“陋书”，尤其是清人，往往目之为“三家村”俗陋之言而弃之不顾。由于诗格的内容多为指陈作诗的格、法，不免琐屑呆板。再加上此类书的时代、真伪、书名、人名等方面，又存在着种种疑问，所以向来问津者寡。然而站在文学史和文学批评史研究的立场上看，诗格中包含着大量值得人们重视的内容，不宜简单地忽视或抹杀。（第３５０页）
此说深得我心，我也认为诗格、诗法类著作虽说是蒙学教材，但老生常谈中常包含着中国诗学中最稳定也是最基本的专门知识，中国诗学体系的建设、构成，尤其是基本范畴的确立，正是由这类书籍完成的。对这部分内容的轻忽，已明显妨碍了中国诗学研究的深入。“诗格论”富有独创性的开拓工作正好补了这一课，我认为它也是全书学术价值最高的一部分内容。尤其是对诗格中“门”、“体势”、“物象”的阐释，通过揭示其与佛学的关系，使唐宋诗格历来不为人所理解的诸多问题得到发明。例如晚唐五代诗格好言“势”，有所谓“狮子反掷势”、“猛虎跳涧势”、“毒龙顾尾势”等名目，莫解其义。伯伟考证此类“势”的话头源于禅宗的“仰山门风”，最早将其引入《风骚旨格》的齐己正是自幼游于沩仰宗的禅僧，他借用了当时流行的禅宗话头来类比诗歌的句法问题，即“由上下两句在内容上或表现手法上的互补、相反或对立所形成的‘张力’”（第３７４页）。这一结论我以为是很有说服力的，为诗格的进一步研究奠定了基础。自上世纪八十年代以来，宗教和文学的关系一直是古典文学研究中的热门课题，有关论著层出不穷，究其所述，大抵用思想史或佛教史著作提供的知识与文学史知识相比附，其所提出的问题、所使用的材料及所得出的结论，多停留在很表面、很肤浅的层次，我自己的论著涉及佛教问题也不能免俗。但伯伟不是这样，他对佛学尤其禅宗是下过功夫的，故而能找到问题的契合点，从材料出发自然地提出问题，并予以深入的阐述。这是多年前读《佛学与晚唐五代诗格》一文就很让我佩服的地方。
《研究》一书的长处是多方面的，而最显著的特色是从思想史和学术史的角度，进行多方位的考察，特别是“对于每一种（批评）形式的渊源和背景花了较多的篇幅来研究”（“导言”）。作者认为，研究古代的文学思想，“需要在动态中，即在历史发展中加以认识。但在起源、发展和趋势三者之间，特别应该重视对形成原因的探讨。一个民族文学思想的特质，往往是在其初始阶段决定的，并因此而确立了其发展演变的不同趋向”（“导言”）。在上编讨论以意逆志、推源溯流和意象批评的部分，伯伟都从思想基础、历史源流、构成模式和类型、批评实践等多方面来分析其发生、形成和被运用的历史过程，使其在整个中国古代文学批评中的位置和意义完整地呈现出来，由此再评价其得失和当代意义。当然，面对不同的具体问题，他的阐述方式是不一样的。对起源很早而成为中国古代文学批评基础理论的“以意逆志”，除着力分析儒家人性论的思想背景外，主要是结合历代思想史、学术史的发展来讨论，通过分析汉儒《诗经》学的解释方法、魏晋至唐代经典解释中的义疏之学、宋代理学的心性义理之学，阐明了这一命题在后代的发展演变；对形成于中古时期而一直实践于历代批评中的“推源溯流”，着重研究它与古代学术“溯流别”的传统和举本统末的思想方法的关系；至于意象批评，则侧重谈了从庄子“目击道存”、王弼“立象尽意”到庄禅相通的思想方法及品评人物风气的影响，而在庄禅的区别中又讨论了禅宗“二道相因，生中道义”的话语特征。看得出，古代文学批评和佛学的关系是伯伟较为关注的问题，除“诗格论”一章外，“论诗诗论”一章也探讨了禅学对宋代论诗诗的影响。事实上，历来的批评史研究在涉及到以禅喻诗的问题时，都会举证宋代发挥“学诗浑似学参禅”之意的论诗诗。但伯伟从考察禅宗言说方式入手，更进一步指出，演绎著名禅林话头的连章偈颂在形式上影响了宋人的连章体《学诗诗》，曹山本寂禅师《对寒山子诗》开创的诗偈问对则诱导了宋人以诗表述写作经验的风气，而禅门“三句”又在思维和表达的逻辑方式上启发了宋代诗论；“诗话论”一章也从禅宗“语录”的兴盛，论述其影响宋代理学家语录体笔记进而波及诗话的过程，并由宋代禅学的门派和禅法之异剖析了其对宋人以禅喻诗的影响。这都是很独到的发见、很有启发性的结论，将诗禅关系的研究大大推进了一步。
伯伟的论著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就是思理缜密，无论解释材料还是推阐理论，都谨慎而周密，很少游谈无根之辞和模糊影响之说。不过，细读《研究》，我觉得有些分析和论断似还可切磋。其一，伯伟论及“讽喻”时，曾对比中西文学的讽喻传统来进行讨论：
概言之，西方文学传统中的讽喻概念，是以二元论（ｄｕａｌｉｓｍ）为基础，它所指向的是某种哲学或神学的思想体系。由于讽喻文学起源于初期的诠释学（ｈｅｒｍｅｎｅｕｔｉｃｓ）与基督教神学，所以它的言在此而意在彼的“彼”，乃存在于“形而上”的超乎现实的层面。但是在中国固有的文化传统中，却没有“来世”或“彼岸”的概念，所以中国文学中的讽喻传统，其所指向的总是在历史或现实的层面，是真实存在过或存在着的人和事。从汉人对《诗经》、《楚辞》的说解来看，其“美刺”、“讽谏”的对象都是确有所指的。然而，如前所述，玄学所讨论的是属于“形而上”的问题，它对现实是超越的。因此，在玄学思想占统治的魏晋时期，“美刺”、“讽谏”的概念既不会在“形而下”的现实中生根，因为这不符合玄学的性格，又不会在“形而上”的层面上伸展，因为它不同于西方的传统。所以，尽管应璩的诗“讥切时事”，尽管阮籍的诗“志在刺讥”，但是解说者却不将其所“讥”的“事”与所“刺”的“人”一一指名坐实。总之，思想上玄学时代的开始，就是批评上讽喻传统的中断。它从魏晋开始，贯穿整个南朝，并延续到唐代。（第５１—５２页）
这里对中西讽喻文学传统的澄清当然是就国外汉学家的辨析而发，但我觉得这两个传统似乎不构成可比性。因为起源于早期诠释学与基督教神学的讽喻文学，用汉语概念应称象征诗学，到马拉美的总体象征而至其极。而中国的“讽喻”主要是指一种由下而上的批判现实的精神，借助于比喻的方式婉曲地表达，与它构成可比性的应是西方的讽刺文学，而不是象征文学，也许用“讽喻”一词来指称西方的象征文学本身就不太合适吧？如果这么说能成立，那么讽喻传统与玄学思维方式也不一定截然对立，它们是两面镜子，而非一面镜子的两面，一面现则另一面隐。虽然在六朝时代两者的消长，关系十分密切，但讽喻传统中断的直接原因，我想主要还是政治方面的，是魏晋之际严酷的政治环境造成了此消彼长的结果，正像清初的“实学”和考据学并不构成对立，但后来政治环境的作用却影响到彼此的消长一样。
其二，《研究》视上编三种方法为古代批评的基本原理，贯穿于整个古代文学批评中，因此不仅注意其与思想史的沟通，而且常由思想史出发整理批评资料，偶或不免迁就思想史，而忽略诗学史本身的理路。比如论“以意逆志”在宋代的发展时，就显示出对“理”的固执。第五十七页引刘道醇《圣朝名画评序》“且观之之法，先观其气象，后定其去就，次根其意，终求其理。此乃定画之钤键也”一段话，认为这里“求画中之‘理’实即求画者之‘志’，‘根其意’而‘求其理’，亦即‘以意逆志’的另一种说法”。我觉得前后所引几条材料，“理”都与事与形对举，应该是指画理或物理，求其理可以说是究明画理，与以意逆志恐非一事。谈论以意逆志在宋代的发展，当然不能不涉及与理学的关系，但不一定非扣住“理”字，比如理学对“涵泳”的重视，我以为就是以意逆志的一个发展，可以专门讨论一下。在学术史研究中，原理和规律的概括，原有“举本统末”的效用，但过分执著，有时难免强人就我。《研究》用了相当的篇幅论述孔子的学术传统和王弼举本统末的思想方法，以之为“推源溯流”成立的方法论基础，这应该说是很有见地的。但第一百四十八页断言“后人使用‘推源溯流’法多未能构成系统，这与他们没有受到‘举本统末’的方法论的影响是很有关系的”，似乎缺乏说服力。事实上“推源溯流”法是有一定局限的，即使在文学传统还比较单纯的时代，钟嵘的论断也不免为人诟病，到大传统、小传统错综复杂的后代，将推源溯流法应用到长时段的诗史描述中，像胡应麟论清淡诗派、古雅诗派那样，很容易导致简单化的弊病，所以批评家们很难像钟嵘那样系统地运用推源溯流法。
以上只是我的一点不同看法，不敢自是，供伯伟和读者斟酌。